唐诗人：“思想实验”与“纯文学”写作的未来可能
近几年来，国内文艺理论界不少学者开始将文学与“思想实验”关联起来讨论。文学具有思想性，文学与哲学密切相关，这些论断早已是文学常识，也是很古老的文艺理论话题。但近期学界讨论的“思想实验”，并非简单地重新强调思想、哲学之于文学的意义。徐贲在其参与讨论的文章《文学何以成为思想实验》开头就强调：“尽管虚构文学有时会与思想实验结合，但它们通常是不同类型的思想表达形式。思想实验以逻辑论证为核心，旨在探索理论或概念的可能性和结果；而虚构文学则以叙事为主，专注于讲述故事和塑造角色。”①可见，当前学界关注的文学与思想实验的关系，是在文学与哲学有差别、文学不等于思想实验等认知基础之上展开的探讨。文学不能没有思想，但文学又不等于直接的思想表达，辨析文学与思想实验的关系，可让我们重新认识文学的独特价值。但就当前普遍存在着“思想贫血症”的中国文学而言，我更愿意借助“思想实验”的相关主张来重新强调文学创作所需要的思想性和探索精神。尤其对于当前与网络文学、大众文艺逐渐分流发展的“纯文学”而言，“思想实验”相关的精神特质更可彰显文学虚构的独特性和重要性。
一、何谓“思想实验”？
“思想实验”作为一个概念或思维方法，在哲学社会科学界有悠久、广泛的讨论，历史上有“想象实验”“假想实验”“观念实验”等说法。奥地利物理学家、哲学家恩斯特·马赫较早对现代意义上的“思想实验”做出了阐述：“除有形实验（physical experiment）（也有译作“物理实验”——引者注）外，还有在较高理智水平上使用的其他实验，即思想实验（thought experiment）。计划者、空想家、小说家，社会乌托邦和技术乌托邦的作者都用思想作实验……思想实验可以说花费较少。正是这样的小小的奇迹，使得思想实验往往在有形实验之先，并为其作好准备。”②马赫认为思想实验常常先于有形/物理实验，思想层面的探究追问是物理层面实验的一种准备，物理实验可检验、验证思想实验。简单而言，最初的思想实验就类似于哲学意义上的分析论证，而物理实验则指向科学实验或应用实践。二十世纪以来，诸多科技哲学领域的研究者特别关注“思想实验”话题，如哈金就认为实验可以不需要理论，可以有“自己的生命”，这与恩斯特·马赫当年的“思想实验”先于“物理实验”相关观念形成了差异。“实验”未必就是服务于某种理论目的，“实验”本身就是目的，甚至是“实验”可以发现新的理论意义。“区别于传统的‘理论优先’的科学哲学家，哈金反对那种认为实验只具有服务于理论的‘仆从’地位的观点。因为，从科学实践的历史来看，至少在相当一部分的科学发现语境里，是实验而非理论具有认识论上的优先性，理由是‘实验’‘比通常认为的要更独立于理论化过程’。”③库恩也对“思想实验”感兴趣，他曾借助伽利略和皮亚杰的案例，表明“思想实验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可以作为分析的手段，用来揭示我们既有的概念装备中的不恰当之处，表明它们会导向含混或冲突的结果”④。
在哲学史上，具有“思想实验”性质的命题或问题有很多，比如“帕斯卡的赌注”“笛卡尔的恶魔”“莱布尼茨的磨坊”，以及被诸多学科广泛讨论的“电车悖论”等等，都是通过虚构情境和假设来推想和论证阐述某些重要的哲学问题。帕斯卡在其《思想录》中，为回应皮浪怀疑主义，提出一个是否应该相信上帝的假设，假设上帝存在，若真存在那你将赢得无限大的幸福，假若上帝不存在，你的收益也很小，最后也会变得一无所有，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人们应该相信上帝存在。笛卡尔在追问探寻一种绝对不可动摇的认识论根基时，提出一个极端化的怀疑论假设，即假如存在一个极其狡猾的、无所不能的恶魔，它用各种手段来欺骗世人，影响我们的感官、操控世界运作的逻辑，如此我们人之为人还能相信什么？这一假设本身并无意义，但它帮助笛卡尔推导论证出“我思故我在”等观念。假如有这么一个全能的恶魔，那么外在的世界、我们体验感受到的一切都不可靠，为此也就只能从心灵世界寻求支撑。恶魔可以欺骗我的一切，但无法欺骗“我正在思考”这一事实本身，唯有“我思”可以确认“我在”，这是一个由假设而推证的过程，虽有循环论证的问题，但它也成为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留在了哲学史上。同样，“莱布尼茨的磨坊”也是一个帮助莱布尼茨阐明自己哲学观点的“思想实验”。莱布尼茨在其名著《单子论》中，借助磨坊这一机器的运转方式，以此说明传统的机械论难以解释人的知觉、思想和意识。他假设人是一台磨坊机器，内部的结构可以产生思想、意识，但若我们进入到磨坊内部，只能看到各个零部件之间如何运转，却无法找到意识何在，无法理解知觉是怎么产生的，也就是说，物质、机械等物理意义的元素，并不能推导产生出知觉、意识等精神属性内容。莱布尼茨这一假设，今天看来或许天真，但物理过程与精神感知之间到底是如何建立关系的，这一鸿沟至今都未能跨越，依然是困扰神经科学和人工智能科技的核心问题。再如“电车悖论”，更是一桩引发无数人参与辩论的“思想难题”。按英国哲学家菲利帕·富特1967年的版本，假设一辆失控的电车，有两条轨道可选择：若不作为、不刻意改变轨道，则会撞死前方五个人，若选择改变轨道则会牺牲另一条轨道的一人。若你是司机，该如何选择？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思想实验”，它涉及牺牲少数拯救多数是否合理、主动伤害与被动伤害的差别等诸多伦理、法律问题，引发很多学者参与争辩。“电车悖论”后来还衍生出各种版本，如扩展为“天桥难题”探讨人类道德直觉的复杂性等。
作为一种思想方法，“思想实验”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有着广泛的讨论，哲学史上也有很多带有“思想实验”性质的经典命题。但是，作为概念来溯源，“思想实验”可能会视作“一种认知程序古已有之，但古人将这种在思想中设问继而进行逻辑推演的手段当作一种论证方式，而非近代的‘实验’”⑤。真正让“思想实验”问题再度受到关注，且将其引入文学研究的人物是美国当代哲学家凯瑟琳·埃尔金（Catherine Z. Elgin）。作为分析哲学家古德曼的助手，埃尔金从古德曼、威廉斯、戴维森、蒯因等语言学家、分析哲学家的理论思想中获得启发，她借用分析哲学的思维方法，探究如何用不同于逻辑推理的方法，更为合理地推导论证理论意义上的真理问题，她对于“思想实验”有一个很好的界定：“思想实验是一种富有想象力的练习，旨在确定如果满足某些条件会发生什么。想象力可以自由地接受它喜欢的任何想法。它没有义务尊重概念上的联系、身份、自然法则或常识的要求。……思想实验阐明事实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在于灵活的、多变的，但仍然是约束的特点，是想象力加给他们的约束。通过施加这样的限制并引出结果，想象力充当了思想的实验室，一个可以设计、阐述和测试重新获得的配置的场所。”⑥埃尔金对于“思想实验”的阐述，不再与科学实验、物理实验对比，而是与传统的逻辑推理型论证分析方法形成比较。为此，她的“思想实验”观特别强调想象力和虚构性情境。刘阳曾概括出埃尔金思想实验学说的三个理论特点：首先是新的整体论立场，其次是区别于事实主义者的理解，再次是“对规范性基础的重构”，“三点理论内涵归结起来，指向了一种共同的合力，即在思想实验中认知原先被遮蔽的意义时，整个过程呈现为一个无法被理论逻辑预料的事件”⑦。重视想象和情境，强调其与理论逻辑论证的差异，这种“思想实验”与文学艺术有着内在的共通性。为此，埃尔金创作《理解：艺术与科学》《作为思想实验的小说》等文章探讨思想实验与文学虚构、艺术想象的关联。
二、文学与“思想实验”的关系
“思想实验”需要构建一种独特的情境，以此推想论证某些观点，这与小说创作通过虚构各种场景来讲故事很是相近。但若从“情境设定”维度来讨论文学与思想实验的关系，所有的小说可能都会带有“思想实验”的成分。比如中国传统的“四大名著”等等，都很直接地将人物、故事设定在某些特定的场景内部。《红楼梦》最为典型，作者将贾宝玉与众多姐妹放在大观园里，讲述这个乐园的兴衰和人物的凋零，以此表达作家对于社会历史、家庭伦理等诸多问题的省思，也是一种“情境设定”性质的文学虚构。但若将《红楼梦》也视作“思想实验”，肯定是不合适的，也将“思想实验”泛化了。为此，我们需要对文学虚构与“思想实验”的差异作更细致的辨析。
陶东风在《如何理解文学是一种思想实验？》一文中详细阐述了埃尔金对于思想实验与文学关系的观点。埃尔金肯定了虚构性小说的认知价值，“认为读者的认知能力特别是认知小说外的世界的能力，会通过阅读小说而得到提升，因为‘虚构/小说作品就是思想实验’”，但“作为思想实验的文学特别擅长提供对复杂的、通常无法通过直接经验检测的社会或人生难题的认识论入口，而不是像一般实验那样指向明确单一的对和错、真和假”，“这是虚构文学在认知方面的独特优势”，为此虚构的文学不是简陋的思想实验，而是“扩展的、复杂的思想实验”⑧。陶东风在埃尔金的观点基础上继续追问文学与思想实验的差异，他借助伊娃-玛丽亚·康拉德的观点，认为“思想实验”有三个最重要的标准：一是借助想象力来开展，二是具有论证功能，三是具有反事实结构。这三个标准，对于虚构性的小说创作而言，只有第一个是一致的，论证功能和反事实结构则是部分特定类型的小说叙事才具有的特征。康拉德认为只有“反事实文学”才能满足“思想实验”的三个标准，其所谓“反事实文学”，指向的是类似于菲利普·罗斯《反美阴谋》这样的历史小说，包括反乌托邦小说和部分科幻文学，“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观念色彩较强，为强化某一主题或传达一种警示而故意设置了人物活动、情节展开的非常规情境”⑨。但对于很多观念色彩强的作品，其艺术性、文学价值却也是广受质疑的。对此，陶东风强调文学的“思想实验”特质，不应是重复某种既有的陈词滥调，而是“一种探索未知的手段或工具”，“其使命是提供关于世界的新知”。由此文学虚构与“思想实验”真正的相近之处，应是“实验”，而不是“思想”。强调“实验性”，对于文学创作而言，是一种探索性，相当于“先锋性”。二十世纪以来的诸多经典作品中，卡夫卡《城堡》《审判》、加缪《局外人》《鼠疫》、戈尔丁《蝇王》等，都是具有思想实验特质的先锋小说。这些作品不是简单地演绎某些既有的思想观念，而是通过虚构特定的故事情境，借助丰富的细节想象来讲故事，为此它们塑造的人物是丰满的，同时表现的思想也是前卫的、具有探索性的，为此它们可以作为文学经典给人精神启迪，同时也可以作为“思想实验”给哲学等学科提供思想启示。陶东风还通过分析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动物庄园》等作品，以此强调细节描写对于文学思想实验的重要性。细节是小说的肉身，思想最多是骨架。没有骨架，纯肉身的身体无法立起来。只有骨架的身体，很可能就是一具干尸。哲学领域探讨的“思想实验”，侧重逻辑的清晰和观点的前沿，不需要太多的细节。但文学意义上的思想实验，不仅需要清奇的骨骼，也需要鲜活的肉身。“文学思想实验通过设定、控制极端情境剥离日常经验的遮蔽，却又以细节的丰盈抵抗抽象概念的简化。……科学思想实验的论证逻辑要求清晰、单义与工具性，而文学虚构的审美逻辑则依托开放性、多义性与情感沉浸。”⑩
其他参与探讨文学与“思想实验”问题的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比较了文学虚构与思想实验。比如徐贲认为小说的虚构叙事和哲学的“思想实验”是通往不同知识领域的途径，思想实验主要用于探索哲学、科学或概念问题，“关注命题知识（即‘知道’）和逻辑推理”，“主要是在‘知道什么’的领域内发挥作用”，而虚构叙事则是在“‘知道什么’方面取得认知上的成功，帮助我们提升能力”。但小说也可以成为思想实验的形式，这意味着“文学作品通过叙事、角色和想象的虚构情境，探索假设的情况、伦理困境或哲学问题，以‘就像是’（类似于）思想实验的方式引发深刻的反思和理解”⑪。还如林云柯指出“‘极端境遇’式的思想实验与文学性之间具有显著的联系”，“电车悖论”等这类极端境遇式的思想实验，都是具有文学性的境遇。⑫其他还有很多学者结合科幻文学的虚构叙事探讨思想实验，认为科幻小说家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实验的专业制造者”⑬；科幻小说与思想实验，都是对于可能性的探讨，但思想实验更强调思想的闭合，科幻创作应有更广阔的想象空间。⑭
概括而言，作为文学的虚构叙事与作为哲学的思想实验，它们在情境想象、探索未知以及更新认知方面有着共通性，但思想实验更强调逻辑论证和知识探讨，文学虚构则更重视细节想象和问题反思。无论是相似性还是差异性，我们都可以找出很多文学案例。比如前述提及的“笛卡尔的恶魔”，笛卡尔对于全能恶魔的假想，完全是为了导向其“我思故我在”的哲学观点。而二十世纪以来的科幻文学，也有诸多作品想象未来人类被外星生命或觉醒了意识的机器人控制之后的故事。比如1998年上映的电影《楚门的世界》，故事中楚门·伯班克这个人物，从出生就生活在一个巨大的摄影棚里，他的人生就是一场24小时全球直播的真人秀。导演似乎想要让全球人观察楚门如何成长，长大后会不会发现自身的处境，又将如何走出这个摄影棚。这个电影的场景设置、情景安排等，都是典型的“思想实验”，但其作为文艺作品，最精彩的部分是表现楚门如何一步一步发现自己生活在虚假的场景中，以及如何逃离摄影棚这一过程，至于他是否逃出去了这一最后的结局，也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并非重心。电影最后，当楚门即将撞上“天空”逃出摄影棚找到通往外界的阶梯时，“空中”传来了这部“真人秀”节目的导演的声音，告诉楚门外面的世界同样充满虚假和欺骗，这里面就是世界的中心，就是最安全最舒适的地方，这就给出了两个可能性：楚门会迟疑吗？会退缩吗？还是会勇敢地闯出去？这种可能性的选择，是“思想实验”性质的探讨，但电影让楚门毫不犹豫地、头也不回地走进了未知的真实世界，这个选择本身就是作为艺术作品的选择，而不是作为“思想实验”的选择。作为艺术作品，它要通过人物来表现一种拒绝虚假和欺骗的生存勇气，同时也借此引发观众对于自身生存状态的警醒，带有清晰的批判色彩；但若只是“思想实验”，“实验者”更关心的或许是每种选择所能推导出来的思想问题。还如王威廉的短篇小说《模糊的赭红色》，也是想象未来人工智能机器系统获得了自主意识之后，它们通过战争统治了地球，控制了大多数人类，将人类作为奴仆，剩下一些不愿屈服的人类逃亡到地穴或荒蛮雨林，过上了原始部落式的生活。智能机器统治地球，这是一个大的假想，类似于笛卡尔设想的那个全能的恶魔。以这个假想为基础，王威廉小说重点讲述的是人机大战后那些被遗弃在火星上的地球移民的情况。人机大战爆发之前，智能机器就切断了地球人类与火星人类的联系，控制地球后，智能机器就将火星当做一座巨大的监狱，也是一个实验室，用来观察、研究人类。“火星基地是一个巨大而完美的人类实验室，人类在这里的一切细节都在他们的监控之下，为他们源源不断提供关于生命活动的各种数据。”⑮小说中的智能机器将火星上的人类当做实验对象，作家创造这个小说，也是通过构建这样一个场景，以此想象这个“火星实验室”里的人物如何发现自己的处境以及如何为人类世界寻求新的曙光。如果只是一个思想实验，我们或许只会去探讨这种极端处境中人类的命运走向问题，或者如笛卡尔一般借此假想推导出一个结论。但作为小说，作家王威廉着重描绘的并非人物知晓真相后如何逃离火星监狱，而是讲述“我”和妻子麦苗之间的情感变化及其最后的人生选择。
要阐明文学虚构叙事与哲学思想实验的共通性和差异性，就当代中国的科幻作品而言，最好的案例当属刘慈欣《三体》。《三体》第二部“黑暗森林”，是很典型的“文明实验室”想象，它实际上是在追问“在伦理学失效的条件下，文明如何存在”⑯。或许，对于哲学研究者而言，追问“如何存在”并得出自己的结论最重要，但对于文学读者而言，“如何存在”这一结论并不重要，“寻找答案的过程更激动人心”⑰。
三、“纯文学思想实验”的未来可能
强调文学与思想实验的差异，这固然很重要，可帮助我们更清晰地把握文学之为文学的独特性。但对于这种独特性的强调，也不能成为文学界论证文学自足性的充足理由。文学的虚构叙事与思想实验的关系，无论是共性还是差异，都是相对而言，并非定论。文学史上也有很多作品是将虚构叙事当做思想论证，更有一些哲学意味浓重的小说只为演绎某些思想理念。当然还有更多的文学虚构与思想实验毫无关系。可以说，文学的可能性，远大于“思想实验”的可能性。或许，相比于辨析文学虚构与思想实验的异同，更值得探讨的问题其实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应强调的文学特性也有不同；面对不同类型的文学文本，可彰显的文学品质也会有差异。比如革命年代，诸多具有思想实验特质的作品，主要目标就是“图解”“宣扬”革命思想，这类写作也并非一无是处；即便如1980年代的现代主义小说，也是强调思想性和先锋性，哪怕佶屈聱牙也有其难得的探索精神。就文学类型而言，注重历史叙事和日常生活呈现的现实主义作品，当然不会强调“思想实验”；在意阅读快感、传播效果以及商业转化的网络文学，更不会刻意去冒险玩哲学意义上的“思想实验”；而像先锋小说、科幻文学等，就天然地需要“思想实验”所推崇的探索精神和哲思品格。那么，对于当前阶段的中国文学而言，该如何兼容“思想实验”思维？
新世纪以来，中国网络文学迅速崛起，如今已经与传统的纯文学写作形成了并行发展的状况。当前探讨文学问题时，首先要明确的是我们讨论的是何种类型的“文学”。比如讨论AI时代文学的衰亡这一话题时，这里的“文学”明显是指传统意义上的严肃写作/“纯文学”，而非具有庞大写作群体和读者数量的网络文学。为此，我们探讨文学的虚构叙事与思想实验的关系，这里面的“文学”很大情况下也指向传统意义上的纯文学写作。今天的“纯文学”写作面临着诸多问题，它在故事的可读性、影视转化以及经济效益等方面无法与网络文学相比，在经验的鲜活性、故事的现实感等方面又难以和新出现的“新大众文艺”相比，只剩下思想性、批判性可能是传统“纯文学”写作最擅长也最可张扬的品格。为此，当前的“纯文学”创造者，若想与网络文学和“新大众文艺”同台竞争，就得找到自身的独特性，开辟出独属于自己的道路和未来。对此，就“纯文学”性质的小说创作而言，我以为可以从文学虚构叙事与哲学“思想实验”的关系中获得启示。概括而言，这“启示”可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与“思想实验”一样注重于构想“极端境遇”，挖掘表现现实生活难以抵达的生命经验；二是知晓文学叙事与“思想实验”的差异，构想独特情境时更要强化细节想象；三是汲取“思想实验”的探索实验精神，以先锋姿态推进文学虚构，彰显文学的思想性和批判性。
对于“极端境遇”的想象，这是十九世纪以来诸多文学经典的共同特征，也是19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中诸多重要小说的基本属性。但近些年来，除开科幻文学之外，传统的纯文学写作者已经不太愿意通过构想极端境遇来开展小说创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构想一个杀人取财的极端境遇，以此拷问拉斯柯尔尼科夫内心的罪感，我们借此境遇也看到了一个简单的杀人事件背后深藏着的人性之深渊。加缪的《局外人》，将人物默尔索置入一些极端境遇，让其失手犯下了杀人罪，让其在法庭上受审时感受这个世界的荒诞。当然小说中，莫言、余华很多小说都会通过构想极端境遇来讲故事。如莫言的《檀香刑》，描述刽子手如何沉浸于自己的杀人技艺，这也是对于极端邪恶场景和心理世界的想象；而《生死疲劳》则想象人死后转世为驴、牛、猪、狗、猴等牲畜的境遇，以此表现时代的荒唐与可悲。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让人物许三观遭遇各种困境，使其陷入一种靠卖血才能维持生活的极端境遇，以此表达人生的绝望与时代的荒诞；《第七天》则讲述人死后七天内的亡灵见闻，也是一类极端境遇。构想“极端境遇”讲故事，这很考验一个作家的想象力。所谓极端，意味着这类境遇不太可能发生在现实生活中，但它有可能发生在心理层面，或者不同程度地发生在不同人物、不同情境中。作家需要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以日常生活经验为基础深挖下去，让现实生活中的不可能性变成文学叙事上的可能性。当然，这种极端经验的构想与呈现，并非为了满足人的猎奇心和自虐感，而是像《罪与罚》《局外人》《许三观卖血记》等小说一般，指向深层次的精神探察和社会批判。
细节是传统“纯文学”的安身立命之本。“纯文学”注重的细节呈现，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性：一是与网络文学形成差异，获得其独特的审美价值；二是与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实验”形成区别，避免将小说的虚构叙事沦为哲学性的观念图解；第三还能与人工智能时代的AI写作形成差别，突显“手搓”文学的“活人感”与真实性。AI文学缺少真实的生活细节，由这个层面最容易理解细节之于传统写作的重要性。网络文学重在故事架构，在细节方面往往相对粗糙，过多的细节还会影响读者的阅读快感。“纯文学”创作应反其道而行之，突出细节审美的魅力和价值。比如我们看《红楼梦》，初看可能感兴趣于贾宝玉与林黛玉、薛宝钗之间的情感故事，但重读时则会被小说中各种各样的细节所吸引，光就小说如何写贾府的物、大观园的布局，以及黛玉葬花这类具体的场景等等，都值得有心人去细细品味。也正因为其丰富的细节，《红楼梦》在不同的人读来收获也会不同，在不同的时代也有不同的阐释空间。细节也是文学叙事区别于哲学“思想实验”的核心所在，没有足够的细节铺垫，只为图解或演绎某些思想理念，很容易沦为直白的意识形态叙事，这在前面探讨文学虚构与思想实验的差异时已经提及，这里可再举一例补充说明。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里写拉斯柯尔尼科夫进入老太婆房间准备作案时，很细致地写他如何没能像之前预想的那般顺畅，以此表现他的内心世界的犹豫。恐惧与矛盾。“‘您好，阿辽娜·伊凡诺芙娜，’他尽量用随随便便的口气开口说，可是他的声音不听他的指挥，断断续续而且发颤，‘我给您……带来一件东西……不过我们最好到这边来……到亮光里来……’”⑱包括后面写他的手在发抖等等，都是突显人物作案过程中的内心搏斗。呈现这些细节，完全超出了一个“思想实验”所需要的内容，但正因这些细节，拉斯柯尔尼科夫这个人物才能成立，小说才可能成为文学经典，而不仅仅是一个探询上帝死后杀坏人劫富济贫是否有罪的“思想实验”。
第三个方面是向“思想实验”学习探索实验精神，发扬“纯文学”写作的先锋性，这不是什么新观点。但综合哲学“思想实验”所推崇的探索实验精神，或可赋予“纯文学”写作的“先锋精神”新的内涵。在中国当代文学语境内讨论“先锋精神”，经常会关联1980年代余华、苏童、格非等人的先锋文学，更强调形式实验，甚至直接就是借鉴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等作家的现代、后现代主义文学技巧。但“思想实验”意义上的“先锋精神”，主要是为了探索新知、拓展认知，甚至是直接以虚构故事和假托独特情境来解构某些宏大理念或生活常识。这方面，当前中国科幻作家着力推进的科幻现实主义小说已有所表现。陈楸帆曾强调，“科幻在当下，是最大的现实主义”⑲。理想意义上的科幻现实主义写作，需要借助科技化的未来想象，以此表达作家对于当代科技以及社会现实的反思与批判。如其小说《荒潮》，想象一座堆满电子垃圾的岛屿，虚构一个被迫害的垃圾少女形象，让我们看到当前世界科学技术高歌猛进的背景下，那些边缘的地域和被遗弃的群体承受着怎样的残酷遭遇。科幻作家的“思想实验”和批判精神，应该引起传统“纯文学”创作者的重视。王威廉曾提出“纯文学科幻”概念，希望融合传统“纯文学”的现实感和科幻文学的想象力，“借助科学知识，推演一种思想的实验，创造一种出自科学精神又落脚在人文情怀上的世界观，从而让文学成为一种在浩瀚星空中发现、观测和认领我们自己的艺术”⑳。“纯文学科幻”是借助科技知识开展的“思想实验”，推而言之，“纯文学”还可以融合各种的知识进行“思想实验”，以此开拓出各种类型的“纯文学‘思想实验’”写作。
结语
当前时代，经常被界定为AI时代、短视频时代，甚至是网络文学的时代，已经没有人敢说会是“纯文学”的时代。传统意义上的“纯文学”还有怎样的生存空间和未来可能？徐贲在探讨AI时代的阅读问题时强调说：“文学一直是探索人类经验、社会结构和哲学探究的沃土。文学实现这种深度探索的最深刻方法之一就是思想实验。”㉑“纯文学”的出路不在于和AI文学比效率，也不可能与短视频比传播面，更不必与大多数只求流量的网络文学比拼经济效益，唯一的出路或许就是“思想实验”。但文学虚构的“思想实验”也不能太像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思想实验”，“纯文学思想实验”应该是有先锋精神、重细节想象、能提升人们对于外在现实以及内心世界认知能力的思想探索和艺术实验。时代在变，文学也在变，“纯文学”的变不是变成其他类型的文学，而是明确文学之为文学的“自身之本”，以此“根本”为基础融入更多的知识，在动态的探索实验中守护人文的底线。
注释：
①⑪徐贲：《文学何以成为思想实验》，《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3期。
②[奥]恩斯特·马赫：《认识与谬误：探究心理学论纲》，李醒民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04页。
③④刘小涛：《思想实验的独立生命》，《哲学动态》2024年第10期。
⑤苗思萌：《从假如（if）到必须（must）：文学作为思想实验的知识论“用法”》，《中国图书评论》2025年第7期。
⑥J.Gibson,W.Huemer,L.Pocci.A Sense of the World:Essays on Fiction, Narrative,and Knowledge.Routledge, 2007,p.47.本语段转引自刘阳：《埃尔金、思想实验与文学的认识论重构》，《文艺争鸣》2025年第11期。
⑦刘阳：《埃尔金、思想实验与文学的认识论重构》，《文艺争鸣》2025年第11期。
⑧⑨⑩陶东风：《如何理解文学是一种思想实验？》，《文艺研究》2025年第7期。
⑫林云柯：《思想实验与虚构悖论》，《中国图书评论》2025年第7期。
⑬[美]托马斯·斯科提亚：《作为思想实验的科幻小说》，陈芳译，《科学文化评论》2008年第5期。
⑭⑰陈舒劼：《知识普及、意义斗争与思想实验——中国当代科幻小说中的科普叙述》，《东南学术》2020年第6期。
⑮王威廉：《模糊的赭红色》，《山花》2023年第12期。
⑯赵汀阳：《最坏可能世界与“安全声明”问题》，《哲学动态》2019年第3期。
⑱[俄]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汝龙译，译林出版社2021年版，第88页。
⑲陈楸帆：《对“科幻现实主义”的再思考》，《名作欣赏》2013年第28期。
⑳王威廉：《一种“纯文学科幻”——从石黑一雄〈克拉拉与太阳〉谈起》，《文学报》2021年8月26日。
㉑徐贲：《AI时代的阅读——当今时代呼唤文学的思想实验和人文认知》，《书城》2025年4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