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26年1月，张怡微在《青年文学》上发表了新的短篇小说《起翮》，从标题来看，延续了2022年出版的小说集《四合如意》的风格。《四合如意》具有引人瞩目的编排方式，作品名从《端正好》到《煞尾》，铺排得像是齐整的古典曲牌名录，篇与篇之间形成强烈的互文关系，犹如建造了一栋深藏家庭伦理与个人生活的建筑物。进入到小说文本，每一篇都讲述剪不断、理还乱的家常故事，刻画数不尽的小市民与小人物，使这典雅的形式建造隐含着对凌乱纷扰的世俗生活的整体反讽意味。针对张怡微较早的小说，评论家们已经提供了多种读法：青春文学、工人新村书写、世情小说等。在我看来，对作为80后代表小说家之一的张怡微的作品，除寻找读法线索之外，也当探讨其美学风格的形成，这不但标志着一位作家的成熟，也是进一步探索其文本中的“自身”显现问题的基础。本文主要针对张怡微近年来所写作的短篇小说，从几个方面来呈现这一主题。

1

归纳起来，张怡微描写得最多的两种东西是：婚姻和死亡。《四合如意》《哀眠》两部小说集里的几乎每一篇作品都含有这两大主题。在现当代文学史上，还很少能找到一位小说家这么频繁地描写死亡，且并非烈士、明星或天才的死亡，而仅仅是家常死亡：病死或老死，毫无罗曼蒂克也毫不起眼，里面蕴含着常人最普遍的离合之苦。她早年的长篇《细民盛宴》就是从一个子孙满堂家庭的一场死亡事件开始的。病苦和亡故在平凡的世界中是常态，小说对这些死亡场景的记录和追忆，有一种观察者的冷峻，“在这样的时代寿终正寝是多么苦难啊”（《白观音》）。在注重现世安稳的城市里，谁又会对现代医疗技术支撑下的生命发出这样的感慨呢？一些人因为临终时无法进食，死于饥饿和因饥饿而引发的痛苦（《缕缕金》《步步娇》）。肿瘤医院的病房里并无血缘关系的女人们互相照顾（《你心里有花开》），植物人和他们的亲属一起在等待天意解脱（《樱桃青衣》《蕉鹿记》），还有一些无名的亡故事件留下了孤独的单亲子女。但这些写作并非一味渲染悲情气氛，这些绝症患者、老年人、鳏寡孤独者，他们在小说里也不只是充当人间穷愁离苦的符号，他们每个人有着无穷的心思和能量，不断地用残存的生命搅动“谜一样的生活”，与天与人都无穷的搏斗。这些人物内心的不安、骚动和“意难平”是一种称不上体面，但非常现实的生命力。

除日常死亡以外，张怡微也在小说中记录城市中的自然灾害，比如上海的胶州路大火、台湾“苏迪勒”台风、地震与尘暴……有些是作为故事的明确背景，有些只是隐约提及，后者往往潜伏着向未来更多写作的延伸。还有什么比大灾大难更能够与芸芸众生的命运相连？人们通常会把大灾大难看作一种自然现象，认为城市处于自然的对立面上，实际上，古往今来，并不存在独立于自然的城市，早有城市学学者指出城市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是“一个构建并重构自然与社会的混合空间，一个自然与社会—经济在其中交融流动的复杂空间”。当我们把城市建造在地震带上，建造超高层建筑作为密集人居，把大城市的超强流动性融入流行病学时，那么，“所谓的自然灾害在部分程度上是一种社会建构，而自然灾害这个词也就遮蔽了其社会—经济含义的影响”。在这里我们只需把两处引文中的“社会—经济”替换成“社会—伦理”，便能理解，小说对死亡与灾难的书写同样是把城市再度自然化，甚至包括那些大灾大难中处于不同处境的人的命运，也是城市自然环境的一部分。《寄生草》和《樱桃青衣》两篇小说均写到台湾的同一个事件：台风天里的一对情侣，为谁出门拿食物产生了分歧，竟至于争吵出了人命。另一篇作品《宿鸟记》里牵系沪、港、台三地的爱情则是随着一场又一场的台风灾难而险中求胜。张怡微写城市里的灾难这个主题，背景更多选择在香港和台湾，不仅仅是为了增添异乡情调，也是创造一种镜像式的观察角度，在这个意义上，她从“一城”拓展到“多城”的书写才别有意味。

再看婚姻，她的小说里的人物不是打算结婚，就是已经结过婚，或正在准备结束婚姻，但和许多试图探讨婚姻本质的文艺作品不同，她并不把婚姻作为一种抽象的人类问题来讨论，婚姻在她的笔下也是生存环境之一，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战争，而是随时折射出两个或更多家族的生存与精神状态。譬如谈婚论嫁的两个人，谁先上门吃饭这样的问题，会显得极为重要（《细民盛宴》）；选择结婚对象时，家庭可接受的信仰起到决定作用（《寄生草》）。婚姻不但不是完全的个人选择，而且在不断重新定义、塑造个体。与此同时，与死亡一样，在婚姻中总是有太多的戏剧化和残酷场景展现，也与死亡一样，在张怡微这里成为城市自然环境的一部分，有着无尽的细节变化，她对两者的刻画已经发展出一种波普化的、在细微差别下反复染色的拼接，或许可以称之为死亡与婚姻的波普，在本质的单一中不断提炼婚姻的形式、死亡的形式，大同小异又千差万别，充斥细部的悲哀却扭转出整体的幽默感。它并不虚无，它是充实的，被各种各样具体的伦理关系、人情及日常风俗填满，充塞着对金钱、后代和现世报的理解，形成了张怡微作品重要的一部分风格所在。她常会用睿智的点评或饱满的抒情来总结这些故事，有时又会直接插入几句20世纪90年代的港台流行歌曲“BGM”点题，提示她“自身”的在场，她和她笔下之人同时凝冻在一种透彻、静止的时空状态中。

但是，这种静止状态是在被加速打破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张怡微的写作必然会更多地朝下一辈人倾斜，他们的故事读起来与上一辈人的会有越来越多差异，城市提供给他们童年和青春期相对稳定的成长环境，而他们很快面临与上一辈完全不同的生存压力。这一代人有机会受更好、更完整的教育，很多从“城市青年”“（新）知识青年”走向了“世界青年”，在学历和眼界等各方面要远远优于上一辈人，但他们的生存能力和生存意志并没有因此而加强，在父母一辈的婚姻和生命的往复缠绕纠葛中，他们总是活在阴影里，显得孱弱、犹豫不决和淡漠，因此也常常导致人生的失败。这一代人的人生可以说才刚刚开始，小说家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在人城关系发生改变之后，如何对这一代人“接着讲”。“多城”视角的开拓是一种方法，张怡微写了不少穿梭于沪、港、台之间的年轻女性，这些小说的言情成分更重，篇幅也相对较长，她谨慎地把新一代人的故事朝几个她所熟悉的城市作延伸。真正必须面对的还是时间问题，时间是历史的坐标，是青春流逝、城市更新，家族生命新陈代谢的动因。在张怡微这里，父母们面对流逝的时间倒有一种不屈不挠的态度，他们将时间的线性流逝化作混沌的日常感知，以不变应万变持守自身，对比之下，年轻的一代人在加速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过程中，更能感到日常中的无常，所以更怀旧的一代恰恰是下一辈人。在《伊丽莎白》《一春过》《步步娇》等小说里，旧日的友情在时间的冲刷下难以留痕，让人不由感叹，“友谊啊，太绵长也太苦涩”。甚至在以往看起来很想逃离的亲族关系，在某一个阶段回顾，竟发现也有好多值得怀念之处。《樱桃青衣》中随母亲客居台湾的女主人公，在毫无归属感又目睹强震灾难之际，回忆“1993年的上海”，“上海的外婆家里”，“开门见喜，有川流不息的人客，拜年发红包，灶头间里炊烟袅袅”。这个脑际闪回片段即使短暂，对比曾经《我真的不想来》里少女在外婆家过年的厌烦和恐惧，也可见时间已微妙地重塑了一代人对于家庭、家族的感觉结构。

更明显的重塑来自社交媒体的改变，《四合如意》里的主人公博士论文题目为《情感依恋与现代科技》，张怡微的小说里有一部分内容可以说也在做一份同题研究，从MSN、校内网、人人网，到微博、朋友圈、小红书、Siri，等等，这些与年轻的一代的互相交往，友谊与爱情的过程深刻缠绕的媒介，它们的快速更迭让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时间的加速抹平了记忆的细微差异，让这一代人很难有真正的历史感，他们是漂浮于离散在历史的中间阶段的人。“还来不及互相连接就已经被更新的技术折叠了。”（《缕缕金》）更不用说纸媒、电台等“前现代”的媒体。在小说《冉冉云》里，听众越来越少的电台主播“我”并不是等待退休的老年人，而是等待失业的年轻人，“我”在抖音、小红书的融资能力面前成为“夕阳行业中的老油条”，但是“我”正在以自己的方式传播上海（也是父辈的）历史。一方面，年轻人追忆那些还没有被“现代媒体污染过的”的情感关系；另一方面，面对新的媒介，他们也试图用一种同情心甚至悲悯心去对之发生理解，《冉冉云》里对“弹幕”的描写令人动容：“留有文字沿路径移动效果的空间，召唤某种神秘的历史回忆纷至沓来”，“它们洇染、弥散、渐变，凿破了世事递迁的永恒流，泄露了生命的明辉与狼藉”。为这硬生生的新事物赋予如此优美和温暖的抒情笔墨，传达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内心感受，奇妙的是，正是在这种宽以待“物”、自悯悯人的情绪里，我们看到了不同时代的人们之间的和解与释怀。

2

有研究者注意到张怡微的写作在地理空间上有不少“台湾元素”，她在台湾期间所做的博士论文是明清小说中的世俗化研究，而她自己的小说写作深受几位台湾当代作家的影响。这一视角也得到张怡微本人的认可，作为一名小说研究和教授者，她认为自己所写的小说“比较通俗”。可以看出她对于通俗文学有自己的理解。通俗小说通常以稳定的故事模式再现世界，而不加以文体或修辞的多形式探索，不过，这种“取消深度”的做法，在后现代语境下，在表象与本质的倒置关系之中，反而有可能成为另外一种激进的创作方法。齐泽克曾把“事件”作为在本体论断裂的前提下，重新思考理念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的一种装置，指出永恒的稍纵即逝，使得表象“比其隐藏的东西解释了更多的真理”，甚至理念就是表象本身，充满朽坏而肤浅、偶然的“事件”是主体重组的唯一材料。这个意义上，更多素人的日常琐碎现象构成了新的文学世界——也是真人秀、自媒体和非虚构流行的世界。张怡微小说的美学风格因此不仅仅意味着日常叙事传统的回归，同样建立在她作为有代表性的当代作家的艺术探索之上。从《端正好》到《煞尾》，从《伊丽莎白》到《樱桃青衣》，究竟是短篇集还是另外一种长篇的形式？这在“通俗小说”的视野里并不太重要了，人物被收录于同一叙事语境中，由“事件”作为牵引，没有明确的开头，也没有实际的休止，这本身就是一种形式创造。

她的写作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地域书写的基础上，编辑成册以后看得更清楚。在基本相同的地域空间串联起几代人的生活，有些人物会重复出现，如同原型人物，在不同的故事支线里游走。应该说，这种注重空间的同一性，同时又切分若干短故事的表现方式并不少见，甚至已经成为当下创意写作的基本训练模式。不过，严格地说，对某一地域的刻画还须与意义的生产相关，才能称得上是空间性的，因为空间本身就是一种生产意义的场域。那么，张怡微的小说如何不断创造和生产意义？成长经验当然是最基本的出发点，作家的成长经验就等同于对作家“自我”的认知，这几乎构成了对启蒙主义文学的最经典的一种解读方案。但在张怡微这里，她处理自己的成长经验有其特别之处。熟悉她的人很容易发现，她的小说颇多自身生活的影子，但从这些作品来看，它们并不完全对应单独的“自我”问题。从早期的《我真的不想来》到《细民盛宴》，一方面确实是以自我为方法，另一方面，她又极善于在小说中让“他人”出场。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他人”，不完全是写实主义文学所倡导的外在世界的客观对象，或者与自己完全不同的阶层人物，张怡微小说里的“他人”非常具体，基本上都是女主人公最熟悉的人，是家庭与家族成员，这些具有远远近近的血亲或姻亲关系的人物，父亲母亲、后妈、前夫、过房爷、姑舅伯叔、堂表兄弟甥侄姐妹，他们互相之间来回牵扯、彼此限制，鸡零狗碎，恩怨丛生，这特殊的城市“熟人社会”“亲友人生”，在她的小说中延展广阔。她告诉读者，如果一个涉世不深的青年人在城市生活，就必须在这种复杂的家庭亲缘共同体中才能认知自我，也由此，她的小说所描写的普通人的光谱并不狭窄，反而阡陌纵横，牵一发而动全身，进入了“大都市与熟人”的境界。

回顾中国的现代历史，告别旧家族是走向现代社会的必然选择，而后经由自由恋爱组成的小家庭，也不断遭到基于个体、个性发展的各种话语质询，无政府主义式的“废姓”一度成为文学青年发掘“自我”的起点，后来又成为革命文学的重要动力。个人主义和“自我”问题，始终是新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因，而20世纪80年代文学在“新启蒙”的氛围中，对“五四”时期的个体论多有溯源，个人成长又一次被等同于向血统亲缘关系挥手作别，家庭与“自我”的对立成为先锋文学与艺术的基本表现手法。然而家庭、宗族、血缘的“原生”内涵对个体的影响，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被否定，也一直构成每个时代的重要思想命题。张怡微着眼于家庭、族群和亲密关系对人的性格塑造，小说中的年轻女性或出于经济，或出于伦理和情感的原因，不仅仅要与原生家庭，还要与各种亲族家庭、因婚姻而重组家庭、同学及朋友家庭等，发生许多来往，遭逢许多意外“事件”，由此需要不断缝合心理裂隙。她的小说虽然呈现众多市井小民人物，却少有白描，更多的是心理描写，她注重的是人物对这些亲疏不同的亲属关系的感知，这种感知最终通向“自我”的理解与生成，但必须是中介化的，所谓中介就是一个又一个的熟悉的陌生人，在她的早期小说中，这些熟悉的陌生人承担了少女被环境所接纳的重要环节。

有意思的是，在张怡微近期的小说中，出现了一些专事知识生产的年轻人，有海归博士、青年教师、访问学者、交换生等，这些新的“知识青年”试图把自我理解的中介改换为知识，却并不奏效，反而出现了新的尴尬与难题。正如小说《度桥》中研究表情包的社会学博士所言：“生活中的‘尴尬’是永恒的，这点大家都能感受到。（我母亲该如何面对我不忠的父亲在别人家里突然倒下，我又该如何面对我的妻子可能因性生活而爆发陈年隐疾？）”而在《字字双》里，女主人公在学成回国后，发现她须得加入亲戚们为争拆迁款而躺地示威的队伍，她写了研究残疾人性爱的论文，但对自己母亲的黄昏恋情感到无所适从。无论是几地奔走寻找教职，最后在隔离酒店里领悟了婚姻的实感（《煞尾》），还是以交换生身份换取婚姻和合法身份，却成为情人的新闻报道对象（《寄生草》），知识生活为青年们带来的竟然是与原有的生活方式和人情关系更深刻的纠缠！

父母、亲戚、同学、爱人，这些个人成长中最密切的“他人”，成为每一个个体的潜意识情结，这些人们也就因此变得活灵活现。张怡微小说中的主人公，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对血缘关系都非常在意，她的小说中总是密密麻麻地布满了父母亡故、离婚及重组的家庭，让孩子们产生太多自我怀疑，对失去父母的爱的恐惧，以及难以面对新的复杂家庭关系的迷惑，这些几乎成为张怡微写作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在《四合如意》和《哀眠》两本小说集里，这些残缺和创伤依然存在，但已逐渐隐退，不再是作者正面和主要书写的内容，而是渐渐转至后台，沉入潜意识。《伊丽莎白》《免疫风暴》《宿鸟记》等小说主要是有关青年人的情感和恋爱，却仍会读出他们所隐藏着的“血缘性格”在影响他们的选择，虽处理得比较隐晦，也恰恰因为有所隐藏而显得更为曲折、凝重和理念化。那么，为什么作为个体的“我”最终无法与这些别扭的亲族关系割断，在现代城市中，他们的内心意愿受什么样的因素制约，总是显得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关于这些问题，我认为还是有必要回到具体历史。20世纪初的中国人走出传统家庭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城乡关系的大变动所产生的巨大社会流动性，对乡土的告别既产生了城市文学，也产生了乡土文学。而到了世纪末的八九十年代，就社会流动性而言，北京、上海等城市远不如百年前，合法户籍家庭是个人别无选择的全部依托，每个人的成长就是在这些虽看不上眼，但也割舍不断的亲缘关系中形成，张怡微把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打成一片的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就是一代城市青年的“自我的根源”。因此，她的小说与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派所崇尚的个性化书写不一样，她对世界的心理感知，总是立刻转化为对当前情势的客观评论，显得她的小说“金句”特别多。

在这些维度上，我认为张怡微开创的“家族试验”这一主题尤其重要，且不断深化而上升为一种美学形态的创造。可以参照日本著名导演是枝裕和的电影《小偷家族》来看，会发现亲缘关系的“命定性”和“试验性”之间构成极有意味的张力关系。同学之间、朋友之间、恋人之间，“试验”无处不在，大城市盛产陌生人，但亲缘关系的羁绊又如此重要，那么与我有密切关联的“他人”的范围能不能进一步扩大？小说《蕉鹿记》的情节是：父亲死后，“我”的母亲所交往的蒋先生，有一个插管的妻子，这个妻子也仅仅是他亲生儿子的继母，最后蒋先生死在弥留的妻子之前，“我”和蒋先生儿子一家人的“亲戚”关系骤然中断。在这篇小说里，层层叠叠的亲人和陌生人不断重组，是继之前的《试验》之后又一次在“家族试验”想象力上的爆发，另有《故人》《哀眠》《双双燕》等小说也存在类似描写。“家族试验”让作者得以在有限空间内探索世俗生活、血缘、人情、命运无常与重建共同体等话题的边界。《蕉鹿记》中的母亲在蒋先生去世后真心哀恸哭泣，而蒋先生之子对“我”说，如果是继母，他更喜欢“我”的母亲。与《试验》相比，这篇小说里的情感书写更加妥帖、自然、婉转和流畅，“试验”从故事原型走向了美学原型。

“家族试验”为何如此迷人？一方面它强调了社会伦理，尤其是东亚社会的家族血脉渊源里那种密不透风的人情关系和极强的塑造力；另一方面，它又以极大的想象力冲破了这种关系对人的塑造。人与人之间的亲情伦理关系可以重造吗，基于什么条件下可能重造？决绝的个人主义并不仅仅是撕破既定的血缘共同体的唯一可能，新的命运共同体的结盟可能更具能动性，虽然这些结盟常常在某种被动而无奈的情景下发生（如“小偷家族”中那样的），但是否也可能成为一种主动的，更有个性和创造性的选择呢？实际上这里提到的几篇小说中，已经出现了对那种特殊的情感的细腻描写，即便是短暂的、稍纵即逝的，却也捕捉到人性中可贵的瞬间，呈现出信心。小说《过房》里说：“过房过房，听起来很假，生活确是很真的。”单身终老的老夏认真地想，如果过房女儿樱桃会多来看看他，他宁愿生这个病（癌症），为了可爱的过房女儿，他在原地守了她母亲26年。《你心里有花开》讲了一对相互扶持的老年女性，尤蕥是雪雁的妇科医生，从雪雁独自生孩子开始，这一辈子里真心疼过她的人寥寥无几，最后只剩一个萍水相逢的尤蕥，两人从没明确过朋友关系，更没有结拜过姐妹，只是女人之间的互相理解、互相帮助，彼此竟成了对方的肢体。小说描写了尤蕥临终前的若干日子里，两人最后的情感敞开，带出了30年相濡以沫却毫无说法的情感关系，在丈夫、前夫、儿女都靠不住的状态下，两个女人互相帮扶了一辈子，没有任何惊天动地的情节，却是“很真的生活”的正向推演。实际上，100多年现代中国的演变道路中，确曾走出过若干次“试验”化的伦理、思想乃至政治途径，不能不说就是从这样的底层的籍籍无名的情感连接创造开始的，某种意义上的“小文学”与大历史的关系可见一斑。

3

小说《起翮》写了一个学院中的“青年教师”，在这里，新一代的“知识青年”从博士生到“青椒”，终于熬成了“老青椒”，他们不是飞黄腾达，就是面临淘汰，小说女主人公孙颜是面临被淘汰的那一种，她曾经怀抱自己想做的学术题目，积极投身于学术体制，却没有意识到两者之间隐藏的鸿沟，等到时间流逝，眼看要被“四十岁”这样一个体制内时间线无情地划出局，她才渐渐理解了。但是她所做过的养老院护理员的田野调查，却与包括她自己在内的普通人的日常有很强的关联，讽刺的是，无论从女性的角度，还是从劳动者的角度，她都与她的调查对象建立起一系列人生“时间表”的对照。她所采访的丽姐46岁入行，护工这一行的年龄界限是60岁，因此她凭借个人奋斗成了最高薪的护理员，还成了网红；而孙颜在学术生涯中被40岁的年龄界限打败，职业和婚姻均无着落，成为领导眼中的KPI累赘。在一个精炼的短篇中把有关职业、性别、阶层和生老病死等问题同时提出来，作者的笔法颇值得研究。如前文所述，张怡微对社交媒介持有一种开放式的温情，在小说集《四合如意》的开篇小说《端正好》里，女主人公和Siri的对话贯穿始终，让这篇作品透出轻快的喜剧气氛，新媒介流行的时代，阿梅这样的单身中年女性反而活出了自在。但到了《起翮》，小说针对整个社会都热衷于人工智能和算法的现状有了更加直接的审视态度，对年龄的卡线是一种最简单也最粗暴的算法管理，而从体力到脑力的各行各业都在使用，所有人都逃不过，女性更要承受多一轮结婚和生育的年龄卡线，“但为什么是‘六十’这个数字呢，为什么是‘四十’这个数字，而后又突然变成三十五岁、三十二岁呢？没人给出说法。”总之生命的各种差异性，各种“起翮”的可能性，都被这些数字牢牢地控制住、钉死。张怡微的这篇小说流露出在惯常的悲悯、反讽之外的一种锐利的批评态度，不再完全能用面对苦难的通透态度来化解，而是传递出一种明显的批判性。这里之所以将张怡微小说的批评色彩算作一种美学风格，是因为她的批评深刻地蕴含在她的小说的笔法形式中，总体来说，与中国现代文学中主流的社会批判小说所常有的观念化特点非常不同。正是《起翮》这篇小说启发我重新注意这一批评色彩，试图将之进一步清晰化。

首先第一点，她极其擅长专注于个人，时代的主题在她这里是从“细民”处展开，仿佛用放大镜追踪他们蝼蚁般的行为轨迹，把这些从出生开始就注定平凡的人物的思想念头、行为抉择都细致呈现，在这种写法下，每一个卑微的生命都构成一个世界的映像，也可以说，小说家对于世界的整体看法是从这一个个具体生命的考察开始。以短篇小说而言，她在每一短篇中兼容的时空信息量实际是很大的，姑且将之概括为一种“单人多声部”的表现手法。她的早期成名作《我真的不想来》中的少女视角很突出，但她很快就开放了这一视角，将它扩展成多声部的，用来传达家庭成员的不同声音，嘈嘈切切、错综复杂，这是真正的“市声”，是人对现实情况不停歇地讲述、辩驳和争论。由此她的小说哪怕再短小，也多数运用复合视角，常常是几代人之间切换，也有性别之间的切换，牵出不同的声调话语。《起翮》中的主人公也唯有人近中年的孙颜一人，却勾连出男友的外企人生“大环境”、事业单位的领导心态、养老院的成功人士女老板（同时是一个混血孩子的单亲妈妈）形象，还有丽姐直播间里4000多人的存在……哪一个声部都非常准确地切入那一个谱系的人生，使得小说虽只围绕一人，却如环绕立体声般带出世相万千。当然，“单人多声部”的具体环境是城市，是迷宫般足够复杂缠绕的城市社会环境。正如日本建筑史学家藤森照信面对东京时所感叹：“在城市里，有着每天漫步也不会腻的丰富变化，隐藏着深深的褶皱……于是我确定了，将东京这座森林的每一个侧面都作为平等的对象，对支撑着这片森林的地基的形成进行探索。”在我看来，展开对人的社会化过程的各种可能性的探讨，反复刻画城市细民们心灵和行动的限度，是作为小说家的探索“地基”和打开“褶皱”，并逐步建立自己的立场的方式。

由此，第二点在于，张怡微极其擅长描写城市历史的一个切面。她的大部分小说只写共时态的两三代人，主要是中国当代历史中最特别的两代人：50后和80后。近年来的地域性文学研究，尤其在“新东北文学”研究中，众多学者使用了“父一代”/“子一代”的概念，有效说明了工业化和后工业时代的东北社会与文化的裂痕。我们也可以借用这对概念来讨论张怡微的城市叙事，正如在阅读“新东北文学”时，读者对共和国工业化历史的了解与否，决定了能否读懂这批作品的来源与内涵。读张怡微的小说，如果不熟悉上海这两代人的独特历史和代际关系，也很难充分领略作者书写的艺术性乃至批判性所在。在这个意义上，张怡微的小说是一份珍贵的记录，实际上一切优秀的文学都是所处时代的记录，而这两代上海人太值得记录了，他们是当代历史转折首当其冲的承担者，他们的经验所具有的冲突性和戏剧性，能接通当代历史的所有关键词，诸如传统、现代、乡村、城市、国有、私域、单位、市场、媒体、技术等。可以这样说，随着城市的进一步开放，流动性的进一步增加，将不会再有这样的一种城市社会和市民，不会再有这样的上海人。

和许多同时代作家一样，张怡微的写作从个人经验开始，而个人经验本来就是代际经验的基础，每一代人的历史中都含有普遍性因素，作家写作总是去对应、探索一种或几种具体时空前提下的普遍真理。对张怡微来说，这种真理对象就是这几代的上海市民家庭、家族中人。事实上，张怡微的写作并不让人觉得特别具有上海书写的特色，上海作为关键词，在她的作品里甚至不如在她的老师王安忆那里更能成立。但是，张怡微所写的，又的的确确都是上海人，在上海的以及在异乡的上海人，她在小说中使用上海话的词汇和语法表达并不在少数，有时就像地道的方言小说那样，并不顾忌读者的理解与否。那么，为什么她的写作读起来却不那么“上海”呢？我想重要的原因是，她笔下的城市并非一个“他异性”的存在，因此也就不存在恋物、景观、欲望等拜物教符号，她的男女主人公们没有一个是所谓的新成功人士，却都是土生土长的上海市民。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中国城市化的起步阶段，这个阶段的上海经历了一段相对封闭的发展过程，严格的户籍政策使得几代人的生活世界几乎没有外部，主体认知基本经由家庭—单位（包括学校）展开，不会对城市产生任何疏离和自省的反观态度。而这几代人正构成张怡微小说中的家族之祖—孙结构。在这部分人看来，不管我活得好还是不好，我在这城市就在，其他都不存在，正如小说《一春过》里的马先生，“对自己的上海身份感到无比自豪，无论是平庸的事业还是失意的婚姻，都无法挫败他身为上海人的自豪”。当他们客居他乡时，这心态更重。如《樱桃青衣》中“我”的母亲嫁到了台湾后，“数十年如一日把自己生活成上海模式，只跟上海人较劲”。而在《寄生草》里，“陆配”中只有上海人不承认自己是大陆配偶，而只愿意说“我是上海人”。这里的“（我是）上海人”并不完全是一种狭义的身份认同，而表达了一种对现世安稳生活的需要感、保障感和安全感，这些需要和感受也不完全受制于经济层面，而是综合了生活方式、情感寄托、文化记忆等，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生存立足点，张怡微也正是在这一立足点上观察这一类人所身处的社会与时代的种种现象。

如果说在“新东北文学”“父一代”和“子一代”的关系中，存有的是工业社会的巨变对社会文化结构的冲击，那么上海这两代人的故事——在张怡微的小说里，更多的是“母—女”两代人——所表现出的家庭伦理关系和情感结构的变化，同样是现代城市发展重要的奠基性的命题，曾经的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使得子女与父母的关系前所未有地紧密，第一代独生子女要面对史无前例的亲族关系网络，而国有单位（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下岗潮之后才渐渐改变）的存在使得同事、同学等成为虽无血缘关系，但同样重要和密切的“他人”——也是以此为基础而产生出了“试验”。如果我们将海派文学的发展脉络延伸到当代，那么张怡微的写作自然也处在这条延长线上。近年来，学术研究界对海派文学的两面多有总结，一种观点是海派文化有两面性，一面是城市现代性的发展，一面是革命与阶级话语的发源，由此，有论者认为张怡微对于工人新村的描写“体现出与上海文学中城市批判书写传统的关联，也体现出对21世纪以来文化研究、文学研究中‘新工人’叙事的呼应”。但我认为，上海的工人新村书写内涵比较混杂，并不一概等同于新、老“工人叙事”，张怡微笔下生活在田林新村为主的工人群体，在20世纪末的社会条件下，实际的阶层属性相当于城市的中产，在职业、收入、子女教育、房屋分配等层面，都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也是这个城市的生产、消费和文化风尚把握的主力人物，他们的生活史就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城市生活史和发展史。张怡微根据自身的部分经历所塑造的“春丽照相馆”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端正好》里春丽寻寻觅觅的“售后公房”也是一例。出生在改革开放时代的下一辈人，虽与上一辈人有各种文化和价值观上的冲撞，但也有共享改革开放的社会红利的一面。这两代人实际是当代中国最早得以实践现代生活方式、城市小家庭伦理和个人价值论的一批人，所以从他们身上出发的社会批判动机，也一定与我们所熟悉的“城市批判书写传统”不尽相同。从代际到性别、从知识到技术、从人情伦常到科层社会，张怡微所创作的不但是深具当代性的文学，而且她正在不断形成的风格、意识和立场都将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与现实产生新的判断力与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