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近年来，全球博物学呈现出显著的复兴趋势，背后的主要推动因素是人们生态意识的觉醒。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环境问题日益严峻，逐渐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人们也逐渐意识到，过去那种过度追求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观念，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基于对生态系统的认知加深，自然整体观开始深入人心，并逐渐成为人类新的共识。这种整体性的思维模式，与博物学的知识属性高度契合，即重新唤醒一种整体性的视野，帮助人们重建个体与世界之间的本真联系。

博物学形成一股热潮

进入21世纪，博物学专家不断涌现，同时还出现了一批在生物学、文学、哲学等领域开展跨学科研究的学者。尽管从数量上看这个群体相对小众，但他们的研究工作却具有重大的时代价值。博物学在中国的本土化演进也呈现出独特的趋势。早期的博物学涵盖的是一种综合性的自然知识，它包含了自然领域多个方面的内容。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学科分类变得越来越细致，各个学科朝着高精尖的方向深入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自然观察和科学研究中本应包含的文化、情感因子被逐渐剥离，这一点在以实验室科学为代表的现代科学研究中表现得特别显著。随着生态观念逐渐被人们所重视，人们对环境的认知、构想和理解方式，越来越趋向于从整体的角度出发。生态化的博物学为人们关注身边环境的“在地性”提供了知识层面的支撑。虽然它无法改变实验室科学在科学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但能够补充实验室科学的不足，纠正其偏差。它让“体验观察”这一实践方式重新获得了应有的地位，打破了专业壁垒，使普通大众也能参与自然探索。每个人都有机会去了解自然、亲近自然，而不再仅仅是专业科研人员的特权。

与此同时，城市中产阶层的崛起也为博物学在中国的复兴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基础。依托社会经济发展、教育普及等综合因素，中国社会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转型。截至2024年底，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67%的规模。这个数据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逐步从乡村进入城市生活，并接受了较好的学校教育。城市中具有阅读能力的群体也空前壮大。博物学知识对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人群具有较强的吸引力。这类书籍的大量出版，与阅读人群的文化需求息息相关。对于深受焦虑、抑郁、疲于奔命等“现代都市病”困扰的人群而言，博物学类图书所承载的自然、大地、动植物等相关知识及其相关的审美价值与实践路径，无疑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他们的精神困扰。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博物学活动当中，在对身边自然物的观察、欣赏与感受中，不断强化了生态主义的理念。

在博物学复兴的浪潮中，博物学的内涵与外延不断得到拓展和丰富，人文关怀与科学实践相互交融的倾向不断加深。学者刘华杰在对西方博物学的分类研究中，提到了百科全书型、采集型、人文型、综合型等近10种类型后，特别强调了“对于克服科学危机而言，其中最有价值的是人文型”。这种人文转向正是博物学在中国复兴过程中的一大特点，也是其吸引人文学界和大众广泛关注的重要原因。以法布尔为例，他的《昆虫记》长久以来被视为少儿科普的经典之作，作品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和艺术价值愈发受到关注。法布尔笔下人与虫之间的有情对话，不仅启发了朱赢椿、半夏、李元胜等当代作家、诗人的昆虫书写，也为博物学的本土化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对生态问题的重视，成为当下文化现场的一种重要趋势。这一趋势不仅体现在自然科学领域对生态危机的科学策略的探寻上，还体现为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对生态危机背后的文化根源的剖析。自然科学与人文社科之间的互动并非相互对立，而是相辅相成。这些为生态文学创作提供了科学基础和理性视角，为生态批评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它体现了博物学整体性思维的优势，也为博物学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在这一过程中，“博物诗学”这一概念愈发受到关注。有很多学者提出，生态文学批评应以文学为本位，注重作品的审美特性和整体意蕴，从而捕捉作品所蕴含的生命体验和精神深度。这种观点为博物诗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即在强调科学性的同时，不能忽视文学的审美性和诗性特质。这要求我们从整体性的视角理解自然与人类社会的互动。

“博物”和“生态”的交融

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作家投入到生态文学的创作中。大批作家通过文学的方式，从不同角度描述了中国大地上的生态保护实践。一方面，生态文学作品中大量嵌入了自然科学的专业知识和术语。自然科学的词汇，以及现代生物学、气象学、地理学、物理学、现代医学、营养学，甚至土木工程学等学科的术语，成为文学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譬如，叶广芩的秦岭系列作品，通过专业的气象术语和地理学词汇展现了秦岭的地质多样性，使读者对自然生态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半夏的《与虫在野》不仅利用现代生物学分类体系和概念术语对昆虫进行科学介绍，还以精确的语言描述了昆虫的形态和习性。另一方面，生态文学作家还通过实证考察、田野调查等方式，精确记录生态保护的真实处境，支撑文本的内在张力。阿来的《西高地行记》《去有风的旷野》《成都物候记》《蘑菇圈》等作品都体现出强烈的生态意识。在《西高地行记》中，阿来就以大量的实地考察记录，真实地呈现了生态现状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这种基于实地考察的真实记录，不仅能让读者直观地感受生态问题的现状，也增强了文本的可信度和感染力。

博物写作甚至成为了一门“显学”。当代作家通过大量的报告文学、生态小说、生态诗歌，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以鄂温克族的驯鹿文化为背景，展现了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陈应松的《森林沉默》则以神农架为舞台，重申了文学的“森林立场”，追问现实之殇。刘华杰的《草木有本心：生活中的博物学》从博物学的角度探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了生态意识的重要性。李少君的《自然集》《海天集》、臧棣的《诗歌植物学》《最美的梨花即将被写出》、胡弦的《沙漏》《猜中一棵树》、雷平阳的《云南记》、李元胜的《无限事》《我和所有事物的时差》、江非的《自然与时日》《泥与土》、沈苇的《诗江南》、林莉的《跟着河流回家》等诗集，都表达了对自然生态问题的关注。与此同时，龙其林、汪树东、谢超、韦清琦、马春光等学者也将研究视野集中投向生态文学批评。

这些生态文学作品体现了一种生态整体主义的观念。作家们试图打破人们习惯的类型化与碎片化思维模式，重新唤起一种整体的视野。生态整体主义主张将自然共同体的整体福祉确立为人类文明存续的根本尺度。一切的价值判断，以维系生态整体的动态平衡为基准。这种平衡状态，同时也是评估社会发展方向的核心坐标。基于这样的原则，生态文学写作回归了生命伦理的本源，即对所有生命形式的普遍关怀。

在生态文学写作中，作家通过构建一个完整、有机的叙事世界，展现人与自然的深度联系，而非将自然仅仅视为人类活动的附属或背景。例如，在“我们是从云雾深处走出来的人”“我们从此成为了云雾派遣的特使”等诗句中，诗人并没有将人凌驾于自然之上，而是将人纳入自然的整体之中，让人意识到自己只是生态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对生态道德的发现，不仅是对自然的尊重，更是对人类自身位置的重新定位。人类应融入自然的秩序之中，而非居高临下地主宰自然。

地方性知识与整体性的观念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生态文学写作愈发需要扎根于本土性知识与文化中，从而构建出与具体时空紧密相连的地方性表达。这种表达以本土场域内生成的经验积累为基础，注重特定地理空间形成的在地化知识系统，而非致力于构建具有跨文化适应性的普适性框架。这就涉及我们常常提到的“地方性知识”概念。地方性知识产生于具体的环境之中，能够精准地回应具体的人地关系问题。

近年来，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学作品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人们在评价这些作品时，经常用到“民族志”“地方志”等术语。作为贴近大地的文学实践，民族志和地方志以地方文化体系为根基，与日常见闻紧密相连。它们能够迅速建立起深厚的情感纽带，有助于巩固当地居民与土地之间的情感联系。同时，它们又是生态写作与地方知识相结合的作品，向读者展示人与自然密切互动的全新图景。事实上，地方志不仅尝试打破传统文学阐释的学科壁垒，是一种具有介入性特征的文化实践，肩负着在现代化背景下守护乡土文化的重要使命，还体现出更广泛的平等精神和切实可行的生态主义诉求。

地方性知识的深度开掘往往构成全球生态对话的认知基础。学者梁治平认为：“所谓地方性知识并非同质性知识，更非静止不变的知识。其本身包含异质因素及不同层次，并且是开放的和变化的。实践中，不同的地方性知识互相影响、渗透，其边界不断变化，进而不断生成新的地方性知识。”这种辩证关系在生态写作中体现为：越是深入特定地域的生态肌理，越能触及具有普遍意义的生态命题。

生态文学不再局限于对单一地域生态现象的描写，而是将目光投向整个地球乃至更广阔的宇宙空间，通过建立地方经验与全球生态的关联网络，以全球视野和格局审视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这种叙事转向将特定地域的生态问题置于地球生命共同体框架中加以观照，既保持对地方性知识的尊重，又强调作为地球公民的共同责任，促使人们从全球视角重新审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理解生态文明建设的全球意义。譬如，诗人沈苇在《一个地区》等诗作中就常常从地方性景观出发，去触及全球性的生态与文化议题。这种多时空维度的叙事方式打破了传统文学对生态背景的狭隘认知。它将物象置于整个地球生态系统乃至宇宙生态链的宏观视野中，为人类看待生态整体性提供了视角参照。

总之，尽管生态意识已经受到人类的广泛关注，但在当前的文学创作中，这种全球化、整体性的生态叙事仍处于探索阶段。如何通过生态文学的全球化叙事构建更具共生性与整体性的文化未来，已成为亟待突破的创作命题。这不仅关乎文学题材、叙事方式的选择，更关乎跨越国族边界的生态共同体的想象与建构。

（作者系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