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政治”与“去批评”：新时期《中国新文学史稿》的修改
导论
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以下简称“《史稿》”)是新文学研究中的经典之作，也是本学科的奠基性著述。研究这样的文学史经典，版本研究是“初步工作”，包含着“修改增删等问题的考证”[1]。就《史稿》而言，它的版本本身情况已得到充分讨论[2]，但书稿版本变迁中的修改还需进一步论述。尤其是《史稿》从“新文艺完整本”至“上海文艺修订本”，跨度近三十年，历经了“十七年”“文化大革命”与“新时期”，王瑶所作的修改颇有意味，但关于它的版本修改研究多集中于20世纪50年代的那次修改，新时期的修改却为研究者所忽略。
关于“上海文艺修订本”中的修改，王瑶曾在1980年国庆之夜撰写的《重版后记》中有所交代：
作者目前既无力重写，而此书又非略加修订即可改观，因此此次重版，大体上仍采取了保持原貌的办法。但承北京大学孙玉石、乐黛云，华中师范学院黄曼君及鲁迅研究室王德厚四位同志热情协助，分别就第一至第四编详细校改了一次，于语句之间，略有增删，但体例框架，一仍其旧；作者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谢意。其后又经作者看过一遍，增入《“五四”新文学前进的道路》一文，作为“重版代序”;又删去了初版下册附录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运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九五二年五月)部分[3]，以保持它属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史的比较完整的体系。因此总的来说，它仍然是一部旧作。[4]
这份“重版后记”易给初读者留下“略加修改，不值一提”的印象。而且，著者王瑶还曾多次表露自己的低落情绪[5]，似乎既无心也无力修改《史稿》，这更令人觉得新版《史稿》是一部未多修改的“旧作”。但这里有处细节，在“重版后记”中王瑶用了“大体上”“略有”“总的来说”等含混表达，略加概述了修改的大致情况，对于修改的内容及为何修改却只字未提。这是为何？且王瑶所谓的“于语句之间，略有增删”并不符合实际修改情况，“上海文艺修订本”中不乏大幅修改，对一些作家作品的论述甚至近乎重写。如此看来，王瑶像是不愿多说，又似有难言之隐，寥寥几句，反倒显示出心绪上的波澜，值得探究。
对此，我们不妨先大致梳理与修改密切关联的史实，以及通过对校版本，归纳具体修改内容，以便后续论述“上海文艺修订本”中的修改问题。
一、《史稿》写作与出版年表
1948年
王瑶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分期(汉魏六朝)”一课，学生要求“将课程内容改为‘五四至现在’一段”[6]。
1949年
本年，清华大学添设“中国新文学史”一课，王瑶担任教师。而这门课程的讲稿，便是后来《史稿》的前身。在编写《史稿》时，王瑶“家庭经济负担重，新文学方面的图书资料又非常缺乏，也没有助手，只能在教课之余查找资料，晚上写稿到深夜”[7]。
1950年
5月，教育部召集的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通过了“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规定“中国新文学史”是各大学中国语文系的主要课程之一，且说明其内容：“运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自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着重在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以及散文，诗歌，戏剧，小说等著名作家和作品的评述。”[8]
12月，王瑶完成《史稿》(上册)的编写。
1951年
元旦，王瑶完成了《史稿》初版自序，序中交代了自己写作《史稿》的缘由及具体写作中的一些情况。
2月至5月间，王瑶开始写《史稿》下册。在此期间，王瑶与李何林、蔡仪、老舍等一同参与了教育部“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的草拟工作。
7月，《新建设》四卷四期发表《〈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署名：老舍、蔡仪、王瑶、李何林)。
9月，《史稿》上册由开明书店出版，初印5000册。
11月，文艺界在配合“三反”“五反”运动中开始了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王瑶成了重点批判对象。
12月，《新中华半月刊》发表了《对〈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的商榷》的一组文章，并转载《新建设》刊登的《大纲初稿》全文。本月，《史稿》(上册)又印3000册。
1952年
2月26日，写成《我的检讨》[9]，在中文系教师会上宣读。
5月28日，完成《史稿》下册的撰写工作。《史稿》初稿的写作都是在清华大学完成的，直到这年9月，全国院系调整，清华文科并入北大，王瑶才入北大中文系。
8月30日，下午《文艺报》召开座谈会，对《史稿》(上册)提出批评意见。出席者有吴组缃、李何林、孙伏园、林庚、李广田、臧克家、钟敬文、黄药眠、孟超、蔡仪、杨晦、袁水拍、王淑明、叶圣陶、傅彬然、金灿然、王次青、唐达成。其中叶圣陶、吴组缃、李广田、李何林、林庚、杨晦、钟敬文、黄药眠、王淑明、蔡仪等做了发言。“座谈会其实开成了‘批评会’，总的缺点是《史稿》忽视文学革命斗争线索，忽视党对文学的领导作用，忽视阶级分析的方法；写作上有材料主义、客观主义和形式主义弊端。”[10]
10月，《〈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座谈会记录》在《文艺报》上发表，王瑶根据这些意见对《史稿》进行修改。
11月14日，王瑶把《读〈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座谈会记录》一文寄给《文艺报》。
12月1日，王瑶写出关于《史稿》修改的《修订小记》。其中提到决定另写一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运动”，附于下册之后。王瑶认可王淑明在座谈会上说的“这本书的缺点，我以为是在总的方面，不是部分的修改，可以改好的。因为这里涉及方法问题，与体例问题”[11]，所以王瑶的修订“只是就著者目前的能力和认识程度，根据许多同志的帮助，所作的一些重点的修改”[12]。他希望能像王淑明所说的那样由领导上约集专家，集体研究，分工合作，以期完成。3日，王瑶收到《文艺报》对《读〈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座谈会记录》一文的回信及退稿。
1953年
8月，《史稿》(下册)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1954年
3月，新文艺出版社完整出版《史稿》上、下册。其中，上册是王瑶修改后的版本。此次上册印数15000册，累计35000册；下册印15000册，累计28000册。此版本上册附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一日王瑶于北京大学中关园寓所写作的《修订小记》。
1955年
2月，文艺界开展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全面“批判”，王瑶写了批判文章。
10月，《文艺报》第19期“文艺评论”登载了甘惜分对《史稿》的评论文章《清除胡风反动思想在文学史研究工作中的影响》。“这篇文章意在讨论一个新兴的问题：随着当下文艺运动的发展，如何回溯并重述与之有关的文学历史？而甘的回答颇斩钉截铁——听从现下的判断。基于这种逻辑，甘文既要求一部能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为发展线索的现代文学史，又要求文学史能把这种‘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与各种反动的、反现实主义文学流派斗争’规律还原到‘客观的历史事实’中去。”[13]此后王瑶在《文艺报》上发表《从错误中汲取教训》，检讨《史稿》中的“客观主义的写作态度和它的危害”。“主体在防止被归类于胡风分子，剖白自己与胡风分子在行动上无接触，《中国新文学史稿》论及相关人员属于堆积材料的错误。不过，对以其时讨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斗争线索重述现代文学史，王瑶没有做出回应。王瑶此文得以被刊出，代表了其时官方对这部文学史的看法。在《文艺报编辑部阅稿意见表》中，审稿意见提道：‘有些问题谈得似嫌不够具体(尤其是甘惜分文章中提出的：为什么作者对一些作家热爱而对另一些冷淡)，但作为作者对自己作品中错误的初步认识，一些根本问题都是触及了的，如敌我不分的客观主义立场，所谓“为学术而学术”的治学思想等，因而我觉得可用。’”[14]
1958年
5月，在“双反交心”运动中，北大师生开始批判王瑶的学术思想，王瑶被视为走白专道路典型。
王瑶写了文章，批判自己的学术思想[15]。北大中文系学生纷纷写批判《史稿》的文章。
10月，从本月出版的《文艺报》第19期开始，王瑶不再担任《文艺报》编委。
1979年
5月，孙玉石、乐黛云、黄曼君、王德厚协助王瑶校改《史稿》，准备重新出版《史稿》。王德厚曾说：“王先生教导我关注对于作家的‘改正'与‘平反’的动态及状况，注意公开的相关文件，否则，‘出言无据，不好下笔’。”[16]25日，致信王德厚，表示仍未看《史稿》。
1980年
4月26日，王瑶致信王德厚：“关于肖军的改正、平反情况，您如有办法看到‘文件’，能够抄几句有关的话给我，当然最好。我同意您所提的处理办法，只是出言无据，不好下笔而已。我想肖军同志本人处也一定有‘抄件’，‘北京文联’是他的工作单位，当然知之最详，可能比‘作协’更解决问题。承您愿代为探问，十分感激，如果进行有困难，那就只好采用干脆删去之法了。”[17]
5月12日，王瑶致信王德厚，表示已经收到王德厚寄来的关于胡风的文章、材料及关于肖军文件的抄件。
10月1日晚，王瑶完成了《史稿》重版后记。
1982年
11月，修订好的《史稿》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笔者参阅了《王瑶年谱》《王瑶书信选》《王瑶画传》《风雨读师》等各种关于王瑶的研究资料，并择出其中关于《史稿》写作、修改、出版，以及其间王瑶的情况整理成上述年表。作此年表是出于如下考虑：第一，梳理脉络，便于读者整体性了解相应情况；第二，此前暂未有学者对此做出较为完整的梳理，作此年表是补足缺憾；第三，年表所提到的内容与之后的论述密切相关，如本表所提及的王瑶曾与王德厚就胡风、萧军等问题有过通信。
二、“去政治”
史家对史著的修改有时出于艺术的完善和史实的准确等考虑，不涉及思想观念的变迁，这方面如润色词句、排查错谬[18]等，但某些内容上的修改却不是如此，更需重视。遇上后种情况就需要研究者排查出具体的修改内容并加以考释。通过对校[19]，可发现王瑶在“上海文艺修订本”内容上的修改主要集中于两个层面，其中之一便是“去政治”。
所谓“去政治”，指修改那些与政治相关部分，这首先就表现在政治敏感、忌讳之处的修改。最具代表性的是王瑶对原初引用过的胡风言论进行了几近无保留的删节，仅是与胡风相关的语句也未能逃脱被删去的命运。例如“新文艺完整本”中“譬如抗战胜利前在《希望》等刊物上对于姚雪垠的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中色情倾向的批判，一直继续了两年多”(二四〇，下)一句，在“上海文艺修订本”中变为了“譬如抗战胜利前对于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中色情倾向的批评，一直继续了两年多”(五八六，下)。这里未出现“胡风”，但因《希望》是其主编的刊物，故也遭到了删节。对胡风的修改发展到极致就是《关于“主观”问题的论争》一节的修改，其幅度之大，堪称重写。当然，尽管王瑶对《史稿》中的胡风部分改动较大，一些修改甚至隐去了他在文艺上的贡献，但在“上海文艺修订本”中，王瑶却有肯定其作品中流露出的爱国热情。如在《“七月诗丛”及其他》一节中，“新文艺完整本”这样论述胡风：
他写的诗虽不多，但感情很丰富。而更重要的，是他提倡和鼓励了诗底发展，排斥了一些单纯追求技巧的作风，而把生活在战斗中的诗人像田间、鲁藜他们的诗来介绍给读者；他对诗的扶植和培养是有功绩的。(六四，下)
在“上海文艺修订本”中，这段文字被改为：
他写的诗虽不多，但爱国的热情是很强烈的。(412，下)
除胡风外，其他忌讳之处也多被做了修改。如艾芜《山野》论说抗战中的人物时，原文中有“由于阶级基础不同而反映到抗日统一战线中的分歧复杂的关系，在这里有很清晰的表现”(三五九，下)这样一句，“上海文艺修订本”对该句做了删节。论述绿原为抗战胜利所写的《终点，又是一个起点》时，王瑶删去了“这是//九死一生的//胜利，与失败几乎没有距离的胜利呀，//中国人民//再前进！"(三〇六至三〇七，下)。
有些直接牵连到具体作家的政治忌讳，王瑶也进行了修改。典型便是删去了老舍对通俗文艺大众化问题的看法中一些存在忌讳的地方：
我开始写通俗读物，那时候，正当台儿庄大捷，“文章下乡”与“文章入伍”的口号正喊得山摇地动。我写了旧形式新内容的戏剧，写了大鼓书，写了河南坠子，甚至于写了数来宝。从表面上看起来，这是避重就轻——舍弃了创作，而去描红模子。(就是那肯接受这种东西的编辑者也大概取了聊备一格的态度，并不十分看得起它们：设若一经质问，编辑者多半是皱一皱眉头，而答以“为了抗战”，是不得已也。)但是从我的学习的经验上看，这种东西并不容易作。第一是要作得对，要作得对，就必须先去学习。把旧的一套先学会，然后才能推陈出新。无论是旧剧，还是鼓词，虽然都是陈旧的东西，可是它们也还都活着。我们来写，就是想给这些还活着的东西一些新的血液，使它们前进。使它们对抗战发生作用。(这就难了。你须先学会那些套数，否则大海茫茫，无从落笔。……你若不割解开它，从新配置，你便丢失了你自己，你若剖析了它，而自出心裁的想把它整理好，啊，你根本就没法收拾了！新的是新的，旧的是旧的，妥协就是投降！因此，在试验了不少篇鼓词之类的东西以后，我把它们放弃了。)(一七至一八，下)
引文中括号内的文字在“上海文艺修订本”中被删去。而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便是这些文字实际上表现了老舍等人对通俗文艺大众化问题的结构性矛盾的抱怨，这较为敏感，故王瑶对此做了删除。
有些政治表述即便未曾犯忌，但它对文学的解读是政治化的，是“我注《六经》”式的解读方式，故在“上海文艺修订本”中也被做了修改。如在评价诗人李金发的诗歌形式时，“新文艺完整本”中有“这种离奇的形式其实正是为了掩饰他那种颓废的反动内容的”(七九，上)这样一句，在“上海文艺修订本”中则被删去。又如王瑶在“新文艺完整本”中批评陈梦家在“一·二八”事变后写的《前线四首》“不只态度是旁观的，而且也没有反帝的表现，好像这些士兵的遭遇是命中注定的一样。这就是新月派诗的内容，在当时是发生了麻痹人心的不良作用的”(一九八，上)一句，被换为“但却缺乏反帝的热情”(二二三，上)，且对他的诗在艺术上给予了一定的肯定，说“他的诗格律严谨，形式完整，特别在一些小诗上更其如此”(二二三，上)。如此修改，“新文艺完整本”中的泛政治解读的意味变淡，对新月派的评价也多了艺术层面的探讨。
除去政治忌讳、泛政治化解读这两种典型的“去政治”修改之外，一些与文学无关的政治表达也是被修改的对象。如：
当马奇诺防线在被突破的时候，所谓“世界第一的陆军”竟然是不堪一击；而在苏联，却获得了很大的战果。(六七，下)
像这样的句子，完全是与文学无关的政治表述，对此，王瑶在“上海文艺修订本”中也做了改动(这里是删除)。甚至，一些有政治意味的称谓也发生了变化，如将毛主席改为毛泽东同志，朱总司令改为朱德总司令，周副主席改为周恩来副主席，等等。又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类”带有特定年代的阶级论式的表述也都被王瑶加以修改。
三、“去批评”
在“上海文艺修订本”中，与“去政治”相对应的另一种典型修改方式是“去批评”。它一方面具体表现在将口语化、意气化的批评表述方式转变为严谨的历史化表述，如将“中心问题”改为“重要问题”，把“根本”改为“简直”，把“绝对没有”改为“的确没有”，把“多少”改为“一定程度”等等；同时还删去了“的”“啊”“这个”等冗余的口语词，进一步弱化原有的主观批评色彩。
除词语外，一些较为随意的口语化表述也被删去，如评价作家黑炎的《战线》时，删去了“因为写这种题材的小说实在太少了”(二一九，上);又如评价茅盾的《锻炼》未能完整连载时，删去了“我们所看到的还只是一个开头，希望这作品以后能够完成问世”(三五二，下)。《史稿》最初是王瑶的课程讲稿，出版时又较为匆忙，故留下了这些随意性的表述。到“上海文艺修订本”时，王瑶已有进行修订的诸项充分条件，因此也势必会将这些批评性质的论述变成更为客观的历史化表达。
另一方面，“去批评”则主要表现在内容上修改了对作家作品的贬抑论说，尤其是修改了对新月派、现代派等社团流派及其作家作品的诟病。如在论述新月派的文艺创作时，“新文艺完整本”中说：
这些人的文艺观点本来是典型的买办资产阶级的理论，因此在诗歌的创作上也一样地表现了病态的甚至反动的意识；为追求形式格律的完美，而竞尚雕琢，复以形式至上主义来掩饰那内容的空虚纤弱，以迷惑读者的感觉，所发生的影响是很坏的。而且即使仅就他们所标榜的形式格律的追求而论，也并没有能超过了徐志摩的成就，反而更使新诗钻进牛角尖里去了。(一九七，上)
在“上海文艺修订本”中，这段文字被改写为：
这些人仍然是沿着徐志摩以来追求形式格律的老路，也并没有能超过徐志摩的成就。(二二二，上)
批评新月派具体作家作品也是如此，如评价徐志摩，原文中有“但内容极空虚。他是新月派诗人的主脑，文艺倾向是很坏的”(七四，上)一句，在“上海文艺修订本”中被删去。批评新月派代表诗人陈梦家“用全力来追求形式的完美，用以掩饰那内容的空虚和麻醉读者。我们如果检查一下这些诗的内容，那就会发现其中是充满了毒素的”(一九七，上)这类文字也被删去；批评卞之琳，则说他“正是自诩他的形式上的特点来掩饰那内容的空虚的”(一九九，上)，修改后则肯定了卞之琳写作技巧上的成就。
批评现代派诗人时，“新文艺完整本”中写道：
他们受资产阶级没落期的所谓法国象征主义的影响很深，以为诗只表现一种情绪，甚至以人家看不懂为妙；这种荒谬的主张也曾在中国发生过相当的影响，客观上起了使人逃避现实的麻痹作用，影响是很坏的。(二〇〇，上)
又说戴望舒“作诗态度是非常不健康的”(二〇〇，上)，甚至说新月派和现代派的写作皆有“以形式文字的排比来掩饰内容空虚纤弱的特点”(二〇一，上)，在“上海文艺修订本”中，这些文字皆被删去。此外，原文在批评戴望舒的《夜行者》时，说“他的诗中有一种显著的逃避情绪”“内容是极其病态的”，说戴望舒诗歌的风格是“有过一些读者和作者”(二〇一，上)。而在“上海文艺修订本”中，这些话则变为“他有一种自己也不大愿意有的逃避情绪”“内容是不很健康的”以及“当时也有相当数目的读者和作者”(二二五，上)。
又如批评胡适《尝试集》，“新文艺完整本”中有如下文字：
当然，我们这样讲只是为了说明初期新诗的健康特质，说明就连胡适这样人的诗也都不能不受到当时澎湃的革命思潮的影响。至于就《尝试集》本身来说，那这点仅有的内容绝不占主要的地位，因为其中更多的是消极的不良因素，或毫无意义的语言。譬如《一笑》一诗中说：“十几年前，一个人对我笑了一笑。我当时不懂得什么，只觉得他笑得很好。”再举一首他自认为得意的《老鸦》：“我大清早起，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的啼。人家讨厌我，说我不吉利；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这算一些什么内容呢！(六二至六三，上)
在“上海文艺修订本”中，这段文字则被删去。此外，原文这样评价沙汀的心境：
说明了他自己的心境也和书中人物颇有相同之处，有点被黑暗势力压扁了的倾向；因而对那群知识分子就只能同情而缺少批判了。(三六二，下)
后修改为：
说明他自己的心境也是相当烦闷的，因而对那群知识分子就有点同情过多了。(六九九，下)
在评价《北京人》时，王瑶曾有过不少负面看法，甚至还曾援引胡风的话论证《北京人》存在“主题内容的孤立把握”及“人物性格的单纯”两个方面的问题。但在“上海文艺修订本”中，王瑶的看法就变了，他增加了肯定的评论：
但作者至少已经肯定了在现实社会中有一个可以去的地方，那里的生活与这些追求自由与幸福的青年人的理想是协调的，而与曾家那种气氛是对立的；这里的确表现了作者的理想，也能给读者或观众以鼓舞。这个剧本由于写出了鲜明的人物形象，根据人物性格展开冲突，有深沉动人的艺术风格，因此虽然在社会意义上逊于《日出》，但在曹禺剧作中仍然是一部优秀的作品，而且也是抗战时期剧本创作的重要收获。(五〇三，下)
凡此种种，皆可谓是“去批评”。当然，这里所谓的“去批评”也与政治密切关联，甚至有些重合，毕竟不少批评也实在是因政治而起。不过正如胡适所说，“凡治史学，一切太整齐的系统，都是形迹可疑的，因为人事从来不会如此容易被装进一个太整齐的系统里去”[20]，不够“整齐”并不能否认“去政治”与“去批评”是《史稿》修改中两个相对突出且分明的特征。
四、政治意识、学科抱负与晚年心境
在《史稿》重版后记的落笔之处，王瑶记下了一个别有意味的时间——“一九八〇年国庆之夜”。王瑶应是有意在这天完成《史稿》的修改工作，或是有意将落笔时间记录成此，以此向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致敬。这时，面对着再度修改好的《史稿》，王瑶是否会怅然若失，回忆起自己受命讲课、到《史稿》的编写、成书，再到历次批判、修改……三十多年的坎坷竟都与这部《史稿》脱不开关系，这真是“丰富的痛苦”了！
而《史稿》之所以能造成王瑶半生困苦，还是因为与政治牵连太过紧密。《史稿》开头便说“中国新文学史既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部分”“这种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路线也就规定了中国新文学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21]，可以说《史稿》从一开始便有用文学为政治作注解的倾向。或者更确切地说，作为文学史家的王瑶，其实一直有着热切的政治追求。如夏中义所说：“潜心而论，先生虽以学为隐十余年，但内心却是不甘于隐的，故1949—1952年间的《史稿》写作，实是赐予了先生重温旧梦之良辰。”[22]也的确如此，王瑶对政治不乏热情与能力，这点在其青年时代就已凸显。入学清华后，王瑶便积极投身于政治活动，如参与游行示威，主编《清华周刊》，撰写时事评论等，甚至曾两陷囹圄……到了西南联大时期，据季镇淮回忆，王瑶“努力学习，并不脱离现实。他和那些埋头读书昧于时事的同学是不同的，他有政治见解，关心现实，认识形势的发展”[23]。如此看，撰写《史稿》反而是其释放热情与施展才华的契机与选择。
不仅是撰写《史稿》，对《史稿》的修改也是出于政治的考虑。只是原先撰写《史稿》时多是出于热情和抱负，但修改《史稿》却有出于避开政治忌讳与明哲保身的意味。尤其是历次政治运动中所遭受的挫折，更加重了他的敏感。陈平原说1952—1977年间，王瑶“更多的时候被当局视为自私自利、落后分子、走白专道路的典型、反动学术权威，一遇政治运动必挨批斗，写检讨成了家常便饭”[24]。即便到了晚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很久之后，王瑶仍“心有余悸”。据钱理群的观察，“好几次我和先生一起出席某个会议，先生在会上作了发言，会后在私下里总要问我，他说话有没有‘出格’;我有时也直言不讳地指出他的某些‘不妥’之处，先生总要自嘲似的说：‘我确实老糊涂了。’看着满头白发的先生失悔不安的神色，我心里真是说不出的难过”[25]。曾经的遭遇令其后怕，催促他修订《史稿》，更何况《史稿》中又的确存在许多犯忌讳之处。最初写作《史稿》时，王瑶“当时觉得理论上没把握的，就引用权威的话，从周扬到冯雪峰到胡风等等，可没想到这些人后来一个个倒下去了”[26]。尽管在王瑶修改《史稿》时，这些人的平反工作已经陆续展开，但毕竟刚刚开始，且王瑶又未必能及时知晓平反工作的具体开展情况。可以说，这些人物在当时依然是敏感的存在，在“上海文艺修订本”中难免要被修改，而王瑶心中所念的第一原则无疑是删去政治忌讳。
另一方面，王瑶在修改《史稿》时，“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中被错判了的作家的平反工作也在陆续展开，王瑶对作家的认识也开始有新的变化。正如王德厚所说：“这个时期思想界也非常活跃，所以王先生抓住这个时机修改自己的《史稿》，把过去由于一些成见不得不写的对作家的评论尽量清除。”[27]王德厚所说的“成见”主要是指政治上的判定，所以史家“不得不写”。而到修改《史稿》时，作家政治上的误判都陆续被更正，史书自然也要随之改写。这方面的典型就是论述萧军部分的重写。王瑶在“上海文艺修订本”中解释说：“本书初版本沿用《萧军思想批判》一书材料，作了错误论述，今据复查结论改正。”[28]在“新文艺完整本”中，萧军被扣上“反动的立场”“个人主义”等罪名。而在“上海文艺修订本”中，王瑶则说：“历史证明这次批判是错误的。萧军当时虽然也不免有缺点错误，但毕竟是人民内部的问题，而当时的批判事实上是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29]而王瑶此番论述的依据则是1980年4月北京市委《关于萧军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该结论说1948年东北局《关于萧军问题的决定》缺乏事实根据，应予改正。
当然，王瑶思想观念的变革不局限于更正政治判定所造成的成见，也有其他方面。在“新文艺完整本”完成后的几十年里，王瑶对作家作品的看法也难免发生变化。只是说在影响他思想观念变革的众多因素中，政治无疑是最为显著的一种，这种历史局限性是在所难免的。就连王瑶自己也曾说“任何人也离不开时代气氛的限制，我也参加了对胡适和俞平伯先生唯心史观的批判，这就如同天气冷了，我们大家都要多穿衣服一样。”[30]这不是说王瑶彻底缴械，反而是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中，做出了一定的抵抗和挣扎，保留了一定的知识分子和学术的尊严。如1952年《文艺报》召开座谈会批评《史稿》中的问题，但在1953年修改版的《史稿》当中，“很多地方王瑶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意见，座谈会上有的批评者的意见，王瑶并没有接受，至少在1953年的版本上没有体现”[31]。在“上海文艺修订本”中，胡风等人的论述并没有被完全消除，甚至保留了胡风爱国主义的论述。尽管当时为胡风平反的工作已经陆续展开，但在没有彻底的定论以前，在史著中能如此表达，难能可贵。
王瑶的修改是在政治大变革之中完成的，有时并不能及时得到作家平反的消息，所以有些已经得到平反的作家，《史稿》在修改时却并未给予他们本应有的更为妥当的评价。至于像胡风那样，平反工作持续时间久，《史稿》就更不能对其进行客观评价。而王瑶修改《史稿》时，他的文艺思想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年表中交代王瑶曾致信王德厚，寻求胡风的材料，但在当时，即使找到胡风平反的相关材料，但那也仅是政治上的平反。因此，王瑶不可能对胡风文艺思想有超越性的表达，故《史稿》仍然延续了批评胡风思想。大概正是因为胡风政治上被平反，王瑶在“上海文艺修订本”中才保留了对其作品中表现出的爱国主义的论述。
“去批评”中有将口语化、意气化的批评表述方式转变为严谨的历史化表述的一面，这与王瑶的学科抱负密切相关。在新时期，王瑶在个人著述上不算突出，他认识到了自己精力与学问的界限，开始将心力转向学会、丛刊及学科建设。“王瑶先生的一系列论文及会议发言，如《“五四”新文学前进的道路》《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回顾和现状》《关于现代文学史的起讫时间问题》等，曾起到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现代文学研究是一门历史学科的强调，不仅凸显了学科自身的主体性，规划了一系列研究的课题、方法，后经弟子们的不断阐述，也带来了一种厚实、凝重的学科氛围。”[32]这些著述或多或少地呈现着王瑶修改《史著》的“密码”。如在《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回顾和现状》中，王瑶说：“确认文学史具有‘文艺学’的性质，首先是对长期存在的‘以政治鉴定代替文学评价’的庸俗社会学倾向的一个否定；并由此明确了文学史应该以创作成果为主要研究对象。”[33]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中王瑶又说：“文学史既以创作成果为主要研究对象，因此对作家的评价也主要是看他的作品的成就和贡献，不能牵扯到作家的其他许多方面。”[34]在这里的“许多其他方面”可能尤其是指政治评价，难怪王瑶在修改《史稿》时，又删去了许多政治表述。此时王瑶的表述就已包含着“纯文学”研究的倾向，如此来看，王瑶亦是“重写文学史”浪潮中不可忽视的角色。
另外，“去批评”或许也与其晚年心境直接相关。王瑶一生历经坎坷，1949年以前的艰难自不必说，就是1949年以后也少有消停的时光。然而，即便是历经这些风雨沧桑，晚年的王瑶却没有对此耿耿于怀，反而多了许多释怀与平静。赵园回忆王瑶时说：“重回北大后与他的相处中，偶尔听他提及与我同班的某某，说：‘我记得他，他是领着喊口号的。’语调轻松自然，甚至有谈到共同的熟人时的亲热。我终于明白了，他已将我所以为不堪的有些往事淡忘了。在累累伤痕中，那不过是一种轻微的擦伤而已。他承担的，是知识分子在那个疯狂年代的普遍命运——先生大约也是以此譬解的！”[35]也许正是王瑶晚年在心态上的平静，使得他在评价作家作品时，少了年轻时的苛责，多了宽容与理解，故而对作家作品多了肯定与褒扬。
与文学作品的修改一致，史著的修改也显露着时代话语与个人话语。新时期王瑶对《史稿》的修改反映了他对旧作与旧我的部分否定，也反映了他对革命史观、斗争史观的抵牾。尽管他一直保持对政治的敏感，历历往事也让他心存余悸，但天空终究是变色了，此时的他再也不必背负着沉重的政治压力了。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的修改多少出于政治强迫，有些心不甘情不愿，而此时正是应放开手脚，移去思想的束缚，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内心的时候。所以，对《史稿》修改的研究就具备了考证版本本身情况之外的价值，它成了管窥王瑶思想、心态乃至时代的一面镜子。而史著修改原因或许不难想见，但不同史家修改文学史的具体过程却是独特而多彩，它是对人之丰富的考察，显现出了文学研究中的温度。
注释：
[1][美]勒内·韦勒克、[美]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修订本)，刘象愚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5页。
[2]谢泳曾梳理过《史稿》版本本身的情况。据其考证，《史稿》有多个版本，包括“开明初版本”“新文艺完整本”“日文翻译本”“波文书局本”“上海文艺修订本”和“一山书屋本”。详见谢泳：《〈中国新文学史稿〉的版本变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6期。之后，2015年12月，《史稿》(上、下)又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此外，《王瑶文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12月)与《王瑶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版、2024年4月版)中也均有收录。
[3]所删去的附录文章分别是《思想领导与组织领导》《文艺普及工作与工农兵群众文艺活动》《戏曲改革工作》《理论批评与思想斗争》《创作情况》《文艺界整风运动》，笔者按。
[4]王瑶：《重版后记》，《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783页。
[5]王瑶在写给亲友的书信中也多次吐露自己心力交瘁，如1979年5月25日，王瑶致信王德厚：“大概是老了的关系吧，我痛感工作效率奇低，忙于琐事，做不出事情来。《史稿》仍未看，即一例。”在1979年8月31日致王德厚的信中，王瑶又说自己“蹉跎岁月，垂垂老矣。虽欲振作，力不从心”。详见王瑶：《王瑶全集》(卷八)，河北教育出版社2024年版，第289、292页。
[6]王瑶：《初版自序》，《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开明书店1951年版，“自序”第3页。
[7]王瑶：《王瑶全集》(卷八)，河北教育出版社2024年版，第373页。
[8]王瑶：《初版自序》，《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开明书店1951年版，“自序”第3页。
[9]详参王瑶：《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自我检讨》，《王瑶文集(七)卷》，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494—505页。
[10]孙晓忠：《大学内外：建国初期王瑶的新文学史写作》，《现代中文学刊》2014年第3期。
[11]参见《〈中国新文学史稿〉座谈会记录》(上册)，《文艺报》1952年10月20日。
[12]王瑶：《修订小记》，《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第4—5页。
[13]陈平原、袁一丹编著：《王瑶画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154、156页。
[14]陈平原、袁一丹编著：《王瑶画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156页。
[15]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的自我批判》，《王瑶文集(七)卷》，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550—564页。
[16]王得后：《王瑶先生的学术智慧》，陈平原编：《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32页。王得后即王德厚。
[17]王瑶：《王瑶全集》(卷八)，河北教育出版社2024年版，第298页。肖军即萧军。
[18]如王瑶在“新文艺完整本”中说臧克家诗集《烙印》出版于1933年，而在“上海文艺修订本”中出版时间被改为1934年。
[19]笔者以“新文艺完整本”为底本与“上海文艺修订本”进行对校。《王瑶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版)在收录《史稿》时也曾与初版本进行校勘，并在注释处标注了修改说明。但注释处的修改说明较少，未能反映修改全貌，且上册的校勘以开明书店的版本为底本，这就跳过了“新文艺完整本”中对上册修改的考察。故笔者又重新进行了对校。
[20]胡适：《致罗尔纲》，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14页。
[21]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开明书店1951年版，“绪论”第5页。
[22]夏中义：《清华薪火的百年明灭——谒王瑶书》，孙玉石、钱理群编：《阅读王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91—392页。
[23]季镇淮：《回忆四十年代的王瑶学长》，孙玉石、钱理群编：《阅读王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页。
[24]陈平原：《风雨读师》，河北教育出版社2024年版，第54页。
[25]钱理群：《从麻木中挤出的回忆——王瑶师逝世一周年祭》，孙玉石、钱理群编：《阅读王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1页。
[26]陈平原：《风雨读师》，河北教育出版社2024年版，第217页。
[27]陈平原等：《精神的魅力——在2014年5月7日北京大学“王瑶与20世纪中国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现代中文学刊》2014年第3期。
[28]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592页。
[29]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591页。
[30]孙玉石：《风雨燕园四十载——王瑶先生与北京大学》，孙玉石、钱理群编：《阅读王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41页。
[31]孙晓忠：《大学内外：建国初期王瑶的新文学史写作》，《现代中文学刊》2014年第3期。
[32]姜涛：《思想方法的内在支援——重读王瑶1980年代有关现代文学学科重建的论述》，《现代中文学刊》2014年第3期。
[33]王瑶：《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回顾和现状》，《王瑶文集(五)卷》，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40页。
[34]王瑶：《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4期。
[35]赵园：《王瑶先生杂忆》，孙玉石、钱理群编：《阅读王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