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是否可以说，麦家是一位活在过去的人？他甚至形容自己就像一只“惊弓之鸟”，始终在与命运不安地相处。我相信，这一点直接关乎他的审美方式，影响其伦理情感形态特征。他似乎对现实保持着格外的警惕和距离，这又使得他易于对现实生活和社会产生深刻的洞察力。而这种不安，正来自“昨天”。“昨天”可谓是麦家现实的记忆与故乡，是叙事的“发生地”与“回返地”，更是一种独特的自我认同和文学伦理，也是《人生海海》《人间信》写作发生的精神性内核。在这里，为“昨天”而存在的人是对小说人物的命名，也是麦家作为写作者的主体性精神姿态。我认为，一个作家就是应该通过文学虚构激活沉默的存在，创造出真正的自己或自我。张承志有言：“别人创造的是一些作品，我创造的是一个作家。”在这个意义上，《人生海海》《人间信》便是麦家为创造真正的自己而写就的。“昨天”的时间伦理，让生命被“过去”和“未来”的幽灵所纠葛，在这种情况下，麦家作为写作者的自我救赎便是用虚构的“刀尖”刺破和解密“昨天”的生命、人性之谜，用写作穿越命运的“窄门”。最终，麦家用自己的生命经验在“人生”“人间”中的发酵生成出的创造，在狷洁明净、谨言修竹的文字中，铸造成他自己——一个为“昨天”而存在的存在，并逐渐形成那种想象着“窄门”的真诚的、倔强的文学人格。

01

当写作者选择一条道路时，往往意识不到那可能只是一个路口。因为选择的本质不是挑选未来，而是决定其必将承受的遗憾。“道路”是确定性与惯性，“路口”则是可能性与取舍。在“路口”的瞬间，是主体的神启时刻。只有经过一个又一个路口，才能找到真正的自己。我们观察麦家的写作之旅，可以发现，“道路”与“路口”已然成为麦家文学叙事的辩证法。没有任何阴阳八卦，麦家的敏感、偏执和痛苦，让他选择的路口成为道路，并延展到文学叙事的未来。

要知道，不是所有写作者都能直面“写作”本身巨大的吞噬力量。麦家曾形容，自己在父亲骤然离世后成为一辆因急刹而翻掉的车，他反而庆幸这种“报废”，并拒绝维修。他无法提笔写作，只能用“巴托比症候”安慰自己。现在回过头看，“巴托比症候”式的“我宁愿不”选择，其实贯穿着麦家写作的每一个“路口”。无论是曾经对纯文学的梦想，对谍战题材的纠结，还是对故乡和记忆的挖掘，抑或放下名利的诱惑毅然向着最初的自己靠近，麦家的写作一直是心灵状态的外化，是穿过“窄门”的自我博弈。我们知道，原生家庭的阴影始终困扰着麦家。童年的经历塑造了那个卑微羞愧的少年，而那个少年，则始终站在时光深处左右着麦家的写作。这让我们想起博尔赫斯，想起老年的博尔赫斯与年轻的博尔赫斯的隔空对话，他们那种几近“庄生梦蝶”式的、具有东方智慧的神遇，简洁而浩瀚的神韵妙语，一吞半吐，道尽了人生与命运的神秘玄门。无疑，麦家想通过《人生海海》和《人间信》的写作解决一些自己和过往的故事，他通过这两部小说的写作返回了自己的“昨天”，从“我宁愿不”的暂时逃逸中拯救作为写作者的自己，拯救那个还未名为麦家的双家村少年。

不妨说，《人生海海》《人间信》的罗曼蒂克发生史，源于“昨天”的羞耻感。羞耻感让写作成为一种“示弱”。那些来自记忆深处的“伤感”，被虚构赋予命运的结构之中，会在写作中产生巨大的“不忍”。少年时期，麦家将交流的欲望放逐于日记，后来，在宿命的指引下，日记变奏为文学写作。而根植于生命的文学叙事，必然携带作家本人的灵魂气息。无疑，麦家对自我经验的点石成金具有强烈的自传性。曾经，麦家试图躲避故乡的召唤，他说：“我有意识地想斩断过去，而阅读和思考有意无意地驱使我回到了故乡，故乡的影子就在我的停顿过程当中慢慢凸显出来。或者说，我回到了过去的过去，最初的过去，上校的故事就在那儿等着我。”明显的，命运的推背感总会牵引一个真诚的写作者回到虚构之“心”第一次剧烈跳动的地方，开启对人间烟火的忘情咏叹。事实上，《人生海海》之前的一系列短篇，如《日本佬》《畜生》《汉泉耶稣》等的写作已经涉及故乡和往事的记忆，可见，“昨天”就像一个甜蜜而忧伤的诱惑，早已令麦家无法摆脱。到了《人间信》，麦家直言：“这部小说意在说出我的羞耻感，说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忘记。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被羞辱的经历和感受，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有一种不吐不快的本能。”在一定意义上，羞耻感的本质是对自我的攻击，对麦家而言，这种羞耻感是写作发生的本能，也是一种需要不断躲避，又会不断遭遇的心灵业障。与羞耻感相伴的强烈痛感，让麦家的乡愁成为一种面向自我的“乡痛”，从中浮现的是令写作者愈发深刻的心灵成长史。而当羞耻和疼痛从“心灵”的异动中升起，成为一种形而上的生命体悟时，记忆和故乡就成为写作的精神原点，成为一份隽永而刻骨铭心的“昨天”。

毋庸置疑，麦家小说有一种独特的、但很难用一个精准的概念去描述的“偏执”气质。在这里，之所以选择用为“昨天”而存在的人来命名，就是想从麦家作为写作主体的心理和精神姿态出发，深度沉浸文本肌理，将那些“难以名状”的东西展开。在“昨天”中，隐藏了麦家的内心创伤与个体生命之谜、演绎着小说人物与作家的双重自我。当然，麦家对“昨天”的执着，并非沉溺于怀旧，而是以写作为疗愈，让个体经验升华为人类共通的情感结构与精神图谱。因此，麦家用“爱”与“怕”诠释着自己的生命之谜，将“昨天”延展为“经验”，演绎为他内在的焦灼、不安和真诚。但是，我们绝不能将麦家的写作发生完全归于作家的经历与“昨天”的具体人生褶皱，倘若如此，便是对文学审美的降格和窄化，麦家个人肯定也绝不以为然。他一直将写小说视为一项艰苦卓绝的志业，我感到他是以殉道者的心态行于写作之途。看上去，麦家的写作似乎开始得早，成名却稍晚，他从1986年开始写作（迄今也已经40年），到2002年方才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用了整整16年。与许多1980年代开始创作的写作者一样，他内心始终留存着对文学深厚的敬畏。他说：“我很遗憾无法选择做宇宙的孩子，但我很荣幸做了文学的孩子，这是最接近上帝的一个职业。文学让我变得宽广坦然，上帝在我身边，我敢对魔鬼发话。”这段话足可见麦家的虔诚和自信，我想，这份虔诚中有他对“文学”的梦想，更有《解密》十一载曲折的岁月沉淀。我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思索，人作为写作主体的价值和勇气究竟是什么？它来自何处？直到人工智能写作的狂潮袭来，我才意识到，人作为写作主体的最大勇气其实恰恰在于拒绝。“不”的选择，是写作主体最为充盈的状态，艺术家应该有意识地保存自己的“天真”和“感伤”，拒绝生活对自我的磨损。唯有人，唯有体悟到文学真谛、有血有肉的人才会懂得如何拒绝。《人生海海》之前，麦家已多年未有长篇小说面世，这对一个在文学界内外都炙手可热、倍受追捧的作家来说，无疑是耐得住寂寞的选择。面对写作，麦家总是很克制，他的文字没有自怜的阴霾，也无做作矫饰的倾向，甚至以一种苦行僧式的方式写作，体现出作为一位杰出作家叙事的耐心。麦家身上有一串数字：1964年生，1980年代开始写作，《解密》退稿17次、等待11年，每天只写500字，一篇小说至少写5个开头……可以说，经过市场的认可和短暂“巴托比症候”的麦家，对写作愈发敬畏，他不事张扬，不爱论道。也许是生性内敛敏感，他对许多事、对自己始终怀有一种警觉，但又总是以一种极真诚的方式做出表达。在很大程度上，“偏执”是他与他的写作之间构成的一种特殊的情感机制。他认为，对于作家而言，偏执是可爱的。毋庸置疑，他和他的写作一样真实。那么，“昨天”的背后还有一个我们要关注的问题——“漫长的生活与小说的真实”。生活之漫长源于其驳杂混乱，而小说之真实在于对生活现象的提炼。麦家认为，生活是“假”的，小说才是“真”的。长久以来，麦家一直强调对小说“普遍真实”的追求，他说：“最初写作《解密》，本身就想寻求真相、表达真实，这是我一直以来写作和做人的追求与目标。”小说家的责任不在于为事实负责，而在于为人心负责。好的虚构需要拥有语言与意义的炼金术的双重加持，说到底，就是“把假的写成真的”。王安忆曾经这样评价莫言：“莫言有一种能力，就是非常有效地将现实生活转化为非现实生活，没有比他的小说里的现实生活更不现实的了。他明明是在说这一件事情，结果却说成那一件事情。仿佛他看世界的眼睛有一种屈光的功能，景物一旦进入视野，顿时就改了面目。并不是说与原来完全不一样，甚至很一样，可就是成了另一个世界。这世界里的一切还是依原来的样式链接镶嵌，色彩却全变了，很容易将其视作为一种风格，但风格其实是装饰的意味，这里的色彩则影响到事情的性质。所以，这‘色彩’更接近‘质地’的意思，事情的质地不同了，于是，就变得不那么真实。”在这方面，麦家与莫言有着相近之处。但是，麦家植根于自己的生活经历、经验和记忆，他却将叙事作为自己的精神“灵地”，不沉迷现代主义文学强调的对世界图景的变形及其夸张，从而导致对现实存在朴素性的彻底消解，而是格外重视存在情境的营构。在写作主体对生活和虚构的转化过程中，纵观两者的美学形态，莫言的小说灵气非凡，才情四溢，而麦家的文字和叙述，秉持淳厚、朴拙，严峻而坚定，崇尚骨力和韧性，以文字表现出对于命运、对于人性和生命特殊形式的肯定。

另外，麦家对真实性的强调与可读性是一体的，就是说，渐趋封闭的“纯文学”早已无法为麦家、为今日的“文学场”做出有效的阐释。麦家的超前性是将“类型”作为方法，在“文学性”扩散与泛化的语境中让“小说稗”的真实与时代、与大众建立起对话关系。麦家尤其强调《人生海海》《人间信》的虚构性，正是为了靠近真实。小说中的情感是高度浓缩的审美体验，其真实性并不在个人，而在其艺术与哲学的维度。所以，其小说具有自传色彩的叙事没有停留在对作家之本我的表现，而是以一种“普遍真实”提炼内心“惊弓之鸟”般的不安，用强烈的心灵引力探寻自我的有限性，抵达人生、命运和人间的无限性。

“昨天”简直是一副坚硬的骨骼，支撑着麦家不断“回去”。要清理“昨天”，必须克服心理的困局，穿越命运的“窄门”。在这里，“窄门”的象征，指涉写作主体、叙事形式和文本精神世界三个层面。首先，写作主体麦家的“窄门”是写作行为本身；其次，文本叙事的“窄门”是以特定视角与结构扭转记忆和历史，隐去宏大话语，以“我”驱动“幽冥合一”叙事的情感诗学；最后，文本精神世界及小说人物破译命运的“窄门”，是在创伤、罪责和历史暴力中对人性之探寻，亦是对原乡、对自我内心的忠诚回返，对“人”的文学的深情建构。如果说《人生海海》中的上校是被迫穿越“窄门”，那么，《人间信》中的“我”和写作者麦家则是主动推开“窄门”，向着黑暗深处追索躁动不安的灵魂。“昨天”是经验的提纯与记忆的哲学，“窄门”则是“回去”的艰难路途，这种“回去”不是为了在物理上返乡，而是为了想象、辨析进而重塑“昨天”，也重塑自我，这是一次灵魂的回望和警醒。

前面曾说到，写作是一种离开，也是一种返回。我始终难忘麦家讲述的、父亲过世后他与母亲的那段相处。父亲在世时，麦家未曾与他和解。父亲去世后，他却陷入一段时间的写作休眠或停滞。那段日子，他与母亲生活在一起，简单的作息，无言的相伴，一切单调而重复，但正是这段写作的“静默”时间治愈了麦家。如果说《人生海海》《人间信》中的疼痛和创伤来自人生的“阴面”，那母亲就是麦家人生的“阳面”。母亲、故乡及其携带的过去的气息，具有一种与今天生活全然不同的情感结构，他们甚少怀疑，他们不懂自剖，他们只会以恒常的情、义、信负担起生命的自重。那种来自母亲的，具有稳定感的生活节奏让一个习惯用裸露的神经接触世界的写作者，变回一个用手与脚接触大地的儿子。于是，麦家克服了“巴托比症候”，开启了一种返回故乡和内心深处的写作。从此，写作，是作家进入“昨天”的唯一“窄门”。从《人生海海》到《人间信》，麦家轻轻揭开了人生的残忍，一如既往地真诚而耐心，同时又散发出一种难掩的天真，将自我的“心灵”捧上文学的圣坛，将痛苦虚构为一份寄给人间的不安之书。在这个过程中，写作已经成为一种存在方式，而“昨天”则滋养着一个写作者的灵魂，让他穿过写作的“窄门”，也穿过人生的“窄门”，并以此构成麦家文学叙事的张力，同时也呈现其叙事的迂回与弹性。

02

换言之，当“窄门”的隐喻进入形式感的层面，叙述的“文本性”就被一种越发诗性的和生命力饱满的语言纠缠。我们若将《人生海海》视为第二个“文学麦家”的诞生，就不难发现，他从智性的迷宫走进了情感的、心灵的迷宫。米沃什说：“诗与一切艺术都是缺憾，它提醒着人类社会，我们是不健康的，虽然要承认这一点很难。”但是，麦家将“昨天”与“缺憾”形式化为“伤口之伤”。“伤口之伤”是麦家曾为《人间信》取的名字，它不是指伤口本身，而是指伤口留下的痕迹，它是关于创伤的一种嵌套结构，显然，它也是比记忆和理性更诚实的那个部分。在“伤口之伤”所提供的心灵图式之上，语言的到来就仿佛命运神祇的莅临，开始了“灵地的缅想”。《人生海海》和《人间信》的叙事，扭转了麦家文学既往的“坚硬”和“严密”，取而代之的则是情感的汩汩流动和心灵的隐秘幽微。如果说，麦家的写作存在所谓的“转型”，那么我们就会看到，麦家从“逻各斯”转向了“秘索思”。在这里，逻各斯是理性、秩序和逻辑，秘索思则是语词、情感与虚构。《人生海海》《人间信》的写作始终遵循情感的逻辑，叙事形式的组织原则不再是情节和智力的因果关系，而是以人物（尤其是叙述者“我”）的心理节奏、灵魂变奏为叙述的内在动力，同时，通过对“羞耻”“悲悯”“救赎”等情感体验的领悟，形成了一种以情感和心灵发展为内在线索的美学风格，由此，一种关乎自我、关乎宿命的情感诗学便破土而出。

我们在读《人生海海》和《人间信》时，心中总会涌现一种悲凉感，我们既能从中感到一种“天地不仁”的哲学，又能体验某种执于业障的迷津，其中，麦家语言丛林中所涵蕴的辩证思维、形象思维之真义，熔铸于情感诗学的“隐喻思维”里，正所谓“假象于实”，写尽人生、命运的幽微和涵泳。小说文体与其精神性品质之间的隐秘关系从文本溢涨出来，那么，形式的幽微之处就是一种需要以“整体性”眼光去感受的美学品质。在讨论《人生海海》《人间信》的审美创造力时，我们之所以强调根植于写作发生、与人的情感经验息息相关的情感诗学，强调一种沉浸在作家灵魂深处并外化出来的“感觉结构”，而不是单纯的形式。这是因为，这两部小说带有强烈的个人生命体验，叙事形式并非语言的机械装置，而是写作主体记忆、经验、情感结构与历史的、存在世界的有机融合。《人生海海》和《人间信》的叙事都使用了一种父子结构，父辈是小说精神的原型和起点，而子辈才是行动和意义的承载者，无边的“人生”和有限的“人间”中浮现出一个“苦闷”的、“感伤”的“我”，“我”的视角以及“我”的命运是楔进小说叙事的坚硬结构。《人生海海》的前两部中，“我”看似不完全在场，实则存在感极为强烈，甚至改造了“说”的立场和走向。在上校的沉默、疯癫、失语及诸多异秉之外，“我”就是那个洞悉时间与命运的讲述人。“我”是上校人生的见证者，也是人生海海、命运无常的直接践行者。上校的人生不但由我“讲述”，而且将我“塑造”。“我”不是客观的记录人，而是上校命运的“随物赋形”，上校和“我”之间构成一种强烈的张力。到小说结尾，在“我”的诗学行动中，上校人生的奥秘方才被点破。可以说，上校的命运就像高悬的日光或奔袭的飓风，而“我”、那个受辱流亡、辗转一世的少年对自我的建构和留存，这些，正是上校的“灵晕”投在“我”的生命枝干上留下的影子，正是上校的气息使“我”的人生不得已沾染的悲伤。

我们看到，到了《人间信》中，“我”的存在感较《人生海海》更为明显。《人间信》的形式感开始向内坍缩，自反性的独白召唤着“我”对心灵的破译，也召唤着读者对叙事者心灵奥秘的通感。“我”的视角，让叙事天然具有强烈的内向性和自我审判色彩，在以心灵对命运的“按图索骥”中，小说叙述制造出自我的分裂和忏悔，也突破了过往的结构方式，显示出麦家身为小说家的当行本色。我曾在与王尧讨论“故事”时说过：“故事就是讲述的激情与被讲述的过程的完美结合。而且，这两者之间的‘间离’，构成叙述者拥抱世界和被世界拥抱的理由。这时，语言的角色则是充当了混凝土、清新剂或流淌的血液。”我想，故事之于小说的意义在于其对虚构世界的有力支撑，有些小说需要强悍的故事作为骨架，有些小说则需要将情感的波动置于虚构的中心。而《人间信》对故事性的淡化，其实就是对更本质真实的追求，这就形成了小说叙事真正的内在情感结构。因此，在文学与“昨天”的互相建构中，由于“我”的审视视角，小说既讨论了真理和行动，也守护了幻想和情感。在故事内容讲述到三分之二处，叙事视角陡然从“我”变成了“他”，精神的逼仄在此刻达到极限，叙述之弓在此刻拉到最饱满的形态。在这里，我们可以将视角切换的这一时刻称为叙事的“奇点”，“奇点”指事物或时空中一个超越理解的临界点。这一叙事“奇点”正是故事的转折点，是意义的涌现时刻，也是一种无法用语言说清的异质感。在这一刻的父子冲突中，“我”因维护家庭和尊严而遭受父亲不由分说的殴打，同时，“我”在叙事中被推至一种心灵体验的边界，心理和人格不免同时发生异化。于是，“我”骤变为“他”，自我在巨大的心灵暴力中被迫客体化。可见，人称的切换，无疑具有深刻的叙事功能和美学内涵。经过这一人生的“奇点”，“我”的创伤就变成了“我”生命的象征，“我”的存在就成为一种没有“彼岸”的符号，在此后的漫长岁月中，一切的努力与寻找，都是为了从“他”再次变回那个“我”。

应该看到，其中存在着一个问题，即麦家为什么要选用第一人称“我”的视角？它的独特性和必要性是什么？这显然是一个返乡叙事特有的形式问题，即以“归来者”的视角作为叙事中最重要的结构性存在。其实，“我”的在场以及“我”的困境，是虚构走向记忆时空，人性探寻走向深处的必要途径。唯有通过“我”，作家的自我克服和重塑才能完成。因为“我”是麦家完成“故乡系列”叙事的精神内核，没有“我”，和解之旅便无法开启。总体上看，两部小说中，“我”的底色是一致的。他们都不仅是故事的记录者，而是拥有强烈个人意识和自省精神的主体。麦家用虚构不断审视记忆和历史的多维度视景，通过“我”的内心冲突和情感诗学翻转叙事，在罪与罚的人生中寻找与“人间”和解的可能。于是，在隐秘的角落中，关于成长、不甘和精神危机的惊心与惊情，无法通过“上帝”的眼睛或命运的注视解决，只有“自我”，才是克服“自我”的“窄门”。“《人间信》中‘我’无计可消的罪疚感深深铭刻在中国当代史和当代文化的核心位置，麦家没有轻易地认同父与子之间的‘一刀两断’。《人间信》提醒我们，人无法完全自我决断，主体也很难一次性得到澄清。麦家念兹在兹的‘人性’概念，实质上是两个‘我’之间的往复交涉。”进一步说，《人生海海》和《人间信》的故事时间，都从历史推移到了当下。这样的时间设置并非偶然，而与小说根植于“我”的叙事视角有关。这是故事时间的自然延展，更是一个形象鲜明的感伤者在生活的沧桑变化中回望过去，超越人生凡俗与罪恶的必要仪式。时间的距离影响着叙事的张力，唯拥有当下，对历史的凝视才有意义。而仪式的完成象征着叙述主体的获救，意味着一个老者终于能放下负重，开怀拥抱过往和年少的自己。确切地说，“我”是为“昨天”而存在的人，“我”的视角就是小说叙事的“窄门”。就仿佛年迈的博尔赫斯“询问”年轻的博尔赫斯：你曾经是我吗？

可以说，时间无法脱离隐喻而单独存在，“昨天”是“海”，是人生的“复调”；“昨天”是“信”，是天干地支的宿命。“海”是《人生海海》最核心的隐喻，在“海”的潮起潮落中，时间和命运都不可预测。“海”的寂静与汹涌共存，正如上校的沉默不语和复调结构的众声喧哗共存。如何书写时光隧道里的人性和命运，需要作家的主体创造以及智力水平，幻化为深邃的情感形式。同时，《人生海海》中的复调结构与“说书人”模式，被麦家用“我”的视角结合得很自然，这是麦家小说在艺术上的一个重要创造。在这里，“说书人”叙事是从传统中转化而来的一种叙事技巧，小说中的偷听、猜测和转述都是人生之“海海”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说书人”叙事中的叙事者距离故事很远，但复调结构却让小说叙事在“说书”氛围中蕴含更具整体感的意义结构，让叙事者鲜明地表现出自己的态度。也就是说，在《人生海海》中，麦家的气息，以及小说中的“我”都是贴着故事走的。麦家的情感积蓄在“说书人”模式制造的距离和复调中演变成形式的力量，与小说中意象和未言明的留白，共同造就出时间和叙事盎然的诗性。

如果说《人生海海》的时间观是“海”的潮汐，那么《人间信》的时间观则是“信”的延宕与天干地支的循环。“信”是时间的物质形态、是情感的储存方式。小说叙述中出现的括号，是对时间和叙述的补充或审视，是“信”中“心事”在语言层面留下的痕迹。实际上，小说结构分为上下两卷，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八章是别有深意的。从甲到辛，是中国传统历法天干的前八位，它的背后具有一套完整的宇宙观和阴阳五行哲学，在这里，它不只是排序的符号，更是时间观和结构感的体现。它是宇宙和生命的自然周期，是万事万物的相生相克，是意义的循环和幽冥。可以说，小说的上卷以父亲为中心，讲述“我”的家庭渊薮，描述祖辈和父辈在命运中的沉浮。小说的下卷聚焦在“我”的身上，讲述“我”如何走出家庭、承受命运并自我救赎的行动。书中几代人长达几十年的故事并非采取线性描述其演进，而是在宿命般的罪与罚中形成开阖起伏的循环。一方面，家庭滋长了父亲的“潦坯”属性，父亲又制造了一家的悲剧；另一方面，“我”对父亲的背叛源于对爱与尊严的渴求，却因其又堕入心灵的深渊。因此，在人性欲望的投影和命运的不可控中，故事好像在进行一种宿命般的循环和因果错位，所得总是无法实现所愿。《人间信》最后一章“辛·众声”，也是小说结构中比较特殊的部分，它包含了陈述、摘录、日志等形式，其中的三处摘录逐渐深化了“我”的心路历程，从“沉默”到“反思”到“和解”，“我”终于穿越文本叙事的“窄门”，完成了对“昨天”的还原、建构和延展。在这里，我想说的是，不论是第一人称“我”的视角和心理节奏，还是时空感在叙事中的存在方式，都是麦家心中的“昨天”在文本层面的显现。小说的形式感，归根到底是写作主体内心经验与情感结构的投射。好的小说应该给人通感式的体验，从这个角度看，“麦家的小说沉入幽暗，他的小说是用来听的，他总是引导你去听，在黑暗中听到这个世界发出的低语。我们又是否可以说，这正是麦家建立在悲观主义或悲情主义基础之上的写实主义、乐观主义的诗意外化。《人间信》的想象力及其仪式感也由此跃然纸上。

进一步说，审美是一个写作者最本质的道德或伦理。一个作家，终其一生都是在与自己的语言搏斗。“只有实事求是地把审美活动看作生命活动系统中的一种自我鼓励、自我协调现象，才有可能破解人类的审美之谜。”我们看到，在从外部世界的“解密”转向内心宇宙的“探秘”时，麦家让心灵、人性与历史的“幽冥”通过精巧的叙事和极具痛感的文字得以显现。《人生海海》《人间信》以“幽冥合一”的审美思维打破现实、理性、时间的界限，以记忆、秘密、创伤等叙事装置，让命运的轮回和语言的“命名”都指向深层的心理真实。与那些“有幽无冥”的叙事不同，《人生海海》上校的失语与众人的叙述，爷爷在“一切都是命”连锁反应中的死亡，都表明真相之“冥”在命运的无常之中。无常即是有常，冥冥之中，皆已注定，甚至难以名状。换言之，《人间信》则是对麦家记忆之“冥”的驱魔仪式，时间的幽灵附着在“信”的情感之上，心灵的宽恕只能在历史与当下的重合中实现和完成。麦家用“幽冥合一”的叙事拒绝对真实的浅薄命名，用非现实的力量驱动叙事，为种种不可见的事物进行赋形，从而赋予文学的谜团、记忆与现实以震撼人心的力量。也因此，以“我”的情感为叙事内核的小说形式感让麦家在通往“文学性”的道路上成为勘探人心的灵魂写手，也让写作本身成为重塑自我与世界、社会关系的重要方式。在这个过程中，麦家的精神性力量在文学的虚构中愈发“如盐在水”，穿越叙事的“窄门”后，我们再次真切地感受到麦家面对“昨天”时的那颗天真又感伤的、脆弱且强韧的心。

03

有种说法，任何文学都是偏见的产物，其实，在这里，这种偏见就是麦家无法摆脱的“昨天”。在文学中，一则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但是，进一步讲，语言和人生究竟谁先到来，我们总是很难说清。对于麦家而言，那些想要说出口的事物，似乎在语词纷至沓来之前便已波涛汹涌。虚构的仪式很可能会将未能充分整理的情感转化为某种象征，当麦家为故乡落笔，此后，他的文学生命便已无法离开那个双家村、那片富春江。毋宁说，麦家的返乡之旅，就是反虚无的心灵跋涉，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了一种人的特殊存在形态——为“昨天”而存在。这些人在与“昨天”的纠缠中探索自我的存在状态，又在把握命运的途中不断被无法抹去的“昨天”重新捕获。那么，从“偏见”出发，在对自我的个性化书写和“攻击”中，《人生海海》和《人间信》讨论的就不仅是“故乡”与“和解”，更是麦家的自我救赎，而写作行为对于写作者的伦理意义正在于此。麦家说，人生海海，错了可以重来。面对这个因袭的重负，并没有通途，唯有穿越“窄门”。

在一定意义上，叙述“昨天”，包含了对未来的占卜。而为“昨天”而存在所提示的无疑是存在论意义上的定位，即个人生命与价值系于“昨天”的情境。在此，为“昨天”而存在的人是《人生海海》中的上校，也是造就了上校悲剧的众人；是《人间信》中举报父亲的“我”，也是“奶奶”“母亲”“小姑”那些留在了故乡的灵魂。过去的秘密、伤痛和罪责，让这些人始终以“向后看”的方式存在。于是，“昨天”始终以德里达式的“幽灵”状态存在着，掌握着他们的命运，让未来无法真正到来。“命名”的暴力就是“昨天”幽灵的一种。《人生海海》中，“上校”这一称呼和他肚皮上的刺字一样，都是对他的人生的“命名”，这是施暴者对他的定义，罪罚却由他承担。《人间信》对父亲从“日本佬”到“潦坯”的“命名”也别有意味，“潦坯”的称谓，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剥夺了父亲作为个体的其他可能性，也合理化了他的荒唐行径。麦家以此揭示了命运的残酷，难道人的尊严一定要在错误的“命名”中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吗？对为“昨天”而存在的人而言，“昨天”的内涵在于无法摆脱过去和“命名”让他们只能存在于一种本质的孤独中。这种孤独，不是心理问题或浪漫的文化想象，而是一种从伦理关系和社会秩序中被抛出的绝对处境，是历史暴力对个体生存结构的改写。上校的孤独源于身体的秘密，他的孤独是历史在身体上留下的刻痕，也是上校唯一能够保有尊严的存在方式。《人间信》中“我”的孤独则源于对父亲的“背叛”，在举报父亲之后，作为背叛者的“我”面对的孤独不仅是物理上的隔绝，更是道德和亲缘上的孤立。小说中第一人称的叩问，便是这种孤独心事的形式表征。可以说，麦家笔下人物的“孤独”是一种“反共同体”的情感及其伦理处境，是人的存在及尊严与历史暴力、公共话语的对话、对峙。不仅如此，《人间信》中的“潦坯”父亲也是孤独的。他的无谓、颓废和浪荡是一种“在场式”的缺席，他孩童般全然没有秩序感的生活方式反映了他内心的空洞。他的“昨天”是一种纯然的蒙昧，他的“孤独”则是从生动且具有伦理关系的“人间”的脱序。而这种“孤独”，不仅是小说中那些人物的，也属于麦家本人的。显然，麦家也是为“昨天”而存在的人。“昨天”是故乡，是小时候的日记，是那个村子里的气息。不仅如此，“昨天”更是大时代中的小人物、大历史中的个人小历史，它构成了彼此的此岸与彼岸，并由此呈现出非常的一面。麦家从“国家主义”转到了民间乡土，是回归，更是对故乡及其隐秘的破译。由于“昨天”的阴影，这些“孤独”的人都不可能是自由的存在，他们的当下无法向未来敞开，便只能在“被抛”的处境中回溯记忆中的创伤时刻，循环式地去品味孤独。确切地说，“孤独”不是人的自由选择，而是“昨天”的遗产。正是由于孤独的不可抗，“昨天的人”便需要在心灵的生死场中寻找救赎的可能，而写作发生的羞耻感，就在意义层面转化为罪与罚的伦理困境。于是，“窄门”的意义在这里获得最具体的表现：“窄门”是文学虚构对人物命运的结构性隐喻，指向的却是一种必然有所失的生存抉择以及这种抉择带来的痛苦和超越。小说中人物的“窄门”是指他们在创伤、回忆、罪恶和挣扎中艰难寻找出路的人生选择、存在方式和自我重建。这一道道“窄门”看似幽暗而艰难，却直接参与了小说精神向度的建构。《人生海海》中，上校的“罪”源于刺字，而他的“窄门”则是“疯癫”。从始至终，上校的选择都是“不语”，他从不解释自己的经历和秘密，最终则以疯癫的精神姿态从语言和意义的系统中逃逸。这是上校的个人选择，也可能是一种无法避免的政治性失语。麦家的谍战系列小说，很擅长用语言作为解密的武器，但上校的疯癫却意味着对语言这种理性工具的拒绝，而非理性的疯癫则象征一种面对历史暴力的存在方式。如果说，沉默是上校主动选择的反抗方式，那么，上校的疯癫与沉默是不是也构成了对历史暴力的反制？上校的疯癫其实不是惩罚，而是对过往承受的所有罪与罚的清理。最终，上校“变回”了孩子般纯粹的模样，真正做回了自己，那个不需要辩解的自己。《人间信》中，人称切换的“奇点”是“我”穿越“窄门”的形式印记，“我”的“窄门”便是语言的溢涨，当个体被“罪”的枷锁束缚，“我”无法原谅自己时，只能通过持续的自我审判与书写来与“罪”共存，小姑之死则是无法与虚妄的“罪”共存的结果。从上校的失语，到“我”的表达，麦家在“昨天”中坚持着一种“人”的文学。但麦家笔下的“人”不是抽象的、人道主义意义上的人，而是在创伤、历史暴力和伦理的艰难抉择中挣扎的具体而细微的人。麦家在这里对“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做出了自己的理解：回到凡人的伦理和情感世界中去寻找存在的可能。在罪孽、家族、历史和存在的多重维度上，麦家的写作聚焦“人”的心灵成长，在寻求救赎或超越时，定义了“人生”“人间”的深层含义。在此基础上，写作也让麦家穿过自己身为写作者的“窄门”。书写自己，就要面对自己，就要把自己视为“敌人”。麦家对故乡的书写是一次极真诚的自我袒露，写作者的救赎并不在小说的结局，而在写作过程本身。麦家用写作行为本身完成写作主体的自我重建，从而实现了精神与写作的双重超越。

无疑，麦家找到了“昨天”的形而上学。实际上，如何面对“昨天”，本质上是我们今天如何面对历史的问题。“昨天”则是“父辈—家庭—历史”的三重门，是整个20世纪文化历史的巨大惯性对“自我”的赋形，它不只是物理意义上的过去，更是指那些压负在个人的灵魂上，无法自然新陈代谢的精神困境和历史暴力。上校身体上的刺字和“我”的一封封“信”，便是“昨天”的实体。“昨天”的悲剧是王国维所说的“位置悲剧”，即“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这种位置悲剧不仅是伦理关系的结构性冲突，还是历史暴力的运作方式。《人生海海》中，“上校这个人物，从离开乡村的那一天起，就进入了一种战争状态，后来又面临一个革命状态”。“麦家耿耿于怀地反刍历史中小人物的命运，纠结于个人与历史的吊诡、错位，实属是对‘抗战’和‘文革’双重历史记忆的摩挲和思辨。”在时代变迁与两次“革命”的裹挟下，暴力扭结了生活，异化了上校作为个体生命的存在，也让人性不断在挤压中变形。《人生海海》中爷爷的举报、村民的窥视、父亲的无奈，以及《人间信》中“我”在个人尊严和伦理位置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都是普通人在历史浮沉中的合情之举，这里没有绝对的恶人，也没有清晰的对错，当时代生活按照固有的逻辑延展时，人却在对命运的承担中不断面对世界的“熵增”，甚至走向毁灭。当正义迟到、缺席，又或无法辨别时，就会有很多人终其一生地与“昨天”搏斗。为“昨天”而存在的人与本雅明的“历史的天使”类似，都是被裹挟在名为“进步”的风暴中而面向过去的人。在这个意义上，《人生海海》测绘出了“昨天”的广度与不可预测性，《人间信》则聚焦到“昨天”的内部，让“昨天”在家庭、血缘、自我的内部深度发酵。两者由外及内，一广一深，绘制了“昨天的人”在大历史之中完整的精神图谱。麦家最终给出的答案不是遗忘或复仇，也不是凌空蹈虚的超越，而是用一种平静的心态让生活“继续”，就是说，在这里没有奇迹，唯有继续。我们感到，这确实是从内心深处、从“伤口之伤”中生长出来的写作。在此，麦家的写作又颇具“修炼”“修为”“修道”的意味，他既通过回忆，让叙述游弋在这个古老村落已成为历史陈迹的“晦暗”中，亦如《周易》所言的“知往而鉴来，极深而研几”，对于历史、存在、人性的走势达到自为的认知。当然，这里蕴藉着麦家深远的精神取向、个人智慧和格局的旷达。

由此，我们体味到，真正的“存在”并不是屡战屡败，而是屡败屡战。人生海海的真谛，不是潮起潮落，而是潮落后会再度潮起。“窄门”后，活下去的支撑是个体生命在“被抛”后的自由选择，是人心中那种朴素的生命观。也就是说，活着的本质不仅在于“意义”的建构，更在于生命的自然潮汐，在于人的每一次呼吸，这也许就是命运的沉浮或游弋。我想，这就是对“昨天”的挣脱，就是“人间有信”。从《人生海海》存在论上的无奈，到《人间信》伦理学上的解脱，麦家的叙事跃迁始终遵循着情感的逻辑，在对人生苦难的深刻领悟中追问着人间有限度的“信”。“信”正是麦家故乡叙事的情感结构，是对“人生海海”的回应。“信”既是举报信与家信，也是信任与信义，更是麦家追求的“普遍真实”。但不止是“信”，《人生海海》中林阿姨的守护不只是简单的男女之情，还有一种近乎道义的承担。《人间信》中奶奶和母亲对命运的承受，不仅是对生活的逆来顺受，还是一种今日看来略显复古的价值观，进而使写作在“信”的情感结构的基础上，导向了对“仁”的认同。这是麦家在“回去”过程中的发现，是中国文化坚韧的精神底色。同时，上校的疯癫与退化，不仅是返回生命本真的一种自我保全，也是一种破除生命迷障与“我执”的行动。《人间信》中“我”没有请求宽恕，也没有被宽恕，他们只是以一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态度领悟了生命。我们看到，写下《解密》的那个智性的、严谨的麦家，转向了一种更深沉、更混沌，但更贴近人间的生命叙事，他祛魅了历史和语言中那些意味不明的漂浮能指，将超越的可能重新交还给具体的生活。在复杂且随时可能遭遇不可测精神危机的世界中，人如何在漫长的生活中为自己确立活下去的理由？麦家通过《人生海海》《人间信》给出的答案就是“回家”。

也许，最初的“回家”是为了艺术创新，是想要摆脱自我重复的困境，但从写作发生的那一刻起，“回家”就不可能只是题材或策略，而是一次本体论意义上的回返。所谓“回家”，既是回到那个具体可感的浙江乡村，更是回到一种生命的特殊状态。“回家”是对一种宿命般的情感与形式的寻找，是要在面对自我的过程中逐渐体悟世界。可以说，正是现代理念的驱动，与个人情感的骤变或纠结相交织，共同驱动麦家将“回家”视为自我救赎的叙事路径。前面我们说到，麦家在与母亲平淡相守的时光中疗愈了自己。他曾试图将母亲写进《人生海海》，但他却在虚构时感到困难——不是不能写，而是在面对母亲时，一个卓越的小说家却不知如何下笔。他说：“母亲对我来说，就是过于强大的事实、强悍的生活。想起母亲的一生世，我的头就低下来，像信徒对着偶像。”麦家在《人生海海》的写作中明白，“当生活过于强悍时，作家会丧失想象力”。这个问题，触及了小说虚构的本质，写作不是对生活的复制，文学中的生命一定是脆弱的，因为坚强的事物没有“缝隙”，哪里来的“爱”与“怕”呢？后来，“母亲”在《人间信》中更为直接地出现了。在这个过程中，麦家整饬的不是虚构母亲的方法，而是一个写作者面对自身“爱”与“怕”的心像图景。麦家说读书就是回家，其实写作也是回家。写作是写作主体对自己生命意义探寻中的最重要的阅读，其余的文本阅读获得都是某种佐证、互文或观照。在这个意义上，麦家通过《人生海海》《人间信》完成的，是一个写作者用语言对精神之源的探秘。我们看到，为“昨天”而存在的麦家，回到创伤与故事的原点，在那里重构了自己。“昨天”是写作的发生，写作则是“昨天”的真正完成。

在这里，“昨天”与写作的相遇，构成了穿越“窄门”的可能。但《人生海海》和《人间信》抵达的，绝不仅仅是所谓的和解，因为和解容易流于虚无与妥协。麦家正是在不断拒绝庸俗的浪漫，不愿对“昨天”的罪与罚做简单的判断。就像我们要用“干净”而非“善良”来形容贾宝玉一样，“善良”是道德范畴，而“干净”是生命的存在状态。《人生海海》和《人间信》提供给我们的经验是“存在”，而不是“对错”。麦家是用他的写作剥离掉命运的杂质，洞悉生活的本然，最后找到安放“自我”的位置。他对“信”的精神结构的把握，是在意义匮乏时代对人的精神深处一种不可或缺力量的安置。其实，“昨天”的恩怨和伤害都还存在，只不过它不再具有压抑生命的力量，麦家不再书写改变历史的天才，而是书写被历史改变之后继续“受活”的凡人，将自我放回朴素的伦理和日常生活中去理解。麦家对“昨天”的超越是存在主义意义上的，同时也凝结了一种东方智慧。赵汀阳在讨论中国文明的历史观时，提出了“渔樵史观”的概念，“渔樵史观”强调以笑谈、静观的方式看待历史17。麦家笔下的人物虽然并不是主动选择“坐看”历史的，但他们那种从历史漩涡转向日常生活中，进而理解生命的存在观与“渔樵”精神有些许相通之处，克服“昨天”的密码不是解决它，而是承受它、凝视它。麦家通过对“信”情感结构的发现而书写了一种有关凡人和人间的美好，一种从残酷的“人生海海”中淬炼出来的美好。我坚信，这是麦家的另一个“路口”，在当下，书写美好，远比书写丑恶更困难。而文学的气象与格局源自人心对历史的洞视，这对写作主体的决心和勇气是一个巨大的考验。麦家是将自己的心捧出来，而后转化为文字，用血肉之躯探寻个人经验之于文学虚构的意义。最终，麦家用修复“自我”与历史之间关系的方式克服了“昨天”。这不仅体现出麦家自身人格中的骨力，而且彰显、涨溢出他对美的追寻及其朴拙的艺术气质。

在一个已经不是文学的时代，做不讨巧之事，需要巨大的勇气。“巴托比症候”提示，写作发生的伦理或美德在于“我宁愿不”以及“我不得不”。从麦家走过的每一个“路口”来看，他的“我宁愿不”以及“我不得不”已让写作自身成为一则寓言。麦家身上有他江南故乡的独特气质，雅致而柔韧。他的写作中始终有一种对信仰的偏执，作为一个为“昨天”而存在的人，他的“昨天”内涵已不仅是个人记忆的渊薮，更是一份关于文学本身的信念。其实，麦家的“纯文学”梦想与他小说中现代个体的精神跋涉始终并行不悖，在这个意义上，为“昨天”而存在的人还可以指那个始终仰望文学星空、仰望文学的黄金时代的写作者麦家。实际上，写作者是世界上最身不由己的人，写作并不是一个机械工序，它总是被一种不可言说的神秘力量指引。但写作者也是这个世界上最自由的人，因为他们可以把握自己的内心、可以掌控自己的笔。一个写作者的美德，就是让写作行为本身成为对世界本质的一种探寻，这便是身为小说家的责任与担当。在《人生海海》《人间信》的担当中，麦家用写作赎回了“昨天”，也赎回了自己，更为我们这个文学渐趋边缘的时代，赎回了一种弥足珍贵的信念，那扇穿越“昨天”、保存自我、通向真实的“窄门”虽然狭窄，但始终敞开着，因为，麦家在文字里同时拥有着两个不同的时代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