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水》的疗愈叙事
文学自诞生之日起，便与人类心灵的疏导与修复紧密相连。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的“卡塔西斯”概念，其古希腊语原义在宗教与医学的双重语境下，分别指向“净化”与“宣泄”。这一经典论述不仅奠定了悲剧美学的基石，更深刻地揭示了艺术作用于心灵的机制——通过激发并疏导情感，使灵魂恢复应有的宁静与平衡。这一西方诗学的核心观念，与朱光潜等中国学者所阐释的“净化说”内在相通，［1］共同指向一个跨文化的文学共识：文学能够以审美的方式，深刻地介入世道人心，对复杂纷乱的心理经验进行调节、升华与抚慰。20世纪以来，随着心理学、医学与人文科学的深度交融，文学的疗愈功能从一个古典的诗学命题，愈发演变为一个被系统性关注的跨学科课题。文学不仅被视作现实的镜像，更被视为一种建构经验、整合自我、应对精神困境的独特实践。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指出，“每一种疾病都可从心理上予以看待”，疾病意象常被“用来表达对社会秩序的焦虑”［2］。因此，文学创作中的“疾病书写”往往能超越其病理学意义，以隐喻的形式承载心理学、文化学与社会学的多重诠释维度。
在此理论与时代语境下，乔叶的长篇小说《宝水》的出版并荣获茅盾文学奖，其意义便超越了单一的乡土叙事，它绝非一个关于村庄变迁的孤立故事，而是一次自觉且集中的当代叙事实践。小说在描绘“新山乡巨变”这一宏大时代命题之侧，并行铺设了一条深沉而绵密的疗愈主线。它以主人公地青萍的“失眠症”及其在宝水村的缓解历程为核心隐喻，将文学古老的疗愈功能，置于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具体精神症候之中，尝试为当代人的心灵安顿，提供一份独特的文学答卷。
一、现代性焦虑的症候诊断
在以“返乡”与“疗愈”为表层旋律的《宝水》中，乡土被预设为一张温床、一剂良药。然而，叙事展开的根本前提，恰恰在于追问主人公为何需要被治愈。这一逻辑起点，揭示了作品并非对田园牧歌的浅吟低唱，而是对现代个体普遍精神困境的一次文学诊断。乔叶将当代人难以言说的心灵困顿，提炼为三种彼此缠绕、相互强化的具体症候，精准地锚定于时间、记忆与身份这三个现代性经验的核心维度。
（一）现代性悖论下的失眠症
《宝水》的开篇并未奏响牧歌，而是始于一个被失眠所困的夜晚。“四点半时还在床上烙饼，就算五点睡着，也不过是一个钟头的觉，还绕进去一个梦。”［3］主人公地青萍辗转反侧的体验，是她与现代社会时间结构持续冲突的微观战场。医学在此显得无力，“西医看不出毛病，中医说是秉性弱”［4］，这恰恰昭示其病源已远超生理范畴，成为铭写于身体之上的现代性悖论。她的失眠史长达二十年，几乎与她的城市生活同龄，暗示着这正是其都市生存的核心组成部分。小说中的次要人物马菲亚同样感到“事情多空间小，经常生病心情不好，能不紧张？”［5］她们所承载的城市时间，是被效率逻辑切割、加速的碎片，与人体内在的、循环的、与自然同步的有机节律从根本上相悖。
此种“睡眠紊乱”，绝非个体偶发的失调，而是现代性施加于个体的普遍性“时间创伤”。正如学者杨庆祥所言：“失眠是综合性的‘现代病’，这一现代病暗示着某种不符合人性的生活方式，一种与‘本原’的背离所导致的身心紊乱。”［6］地青萍的“烙饼”之夜，正是其身体对异化时间秩序最直接、最诚实的反抗。她的失眠，因而成为一个时代性的症候：它既是个体在社会加速中身心失序的表征，也寓言式地指向了现代人普遍面临的“有机”生活纽带断裂后，在加速的时间流中无所依附的漂浮与焦虑。小说由此从一具失眠的身体切入，完成了对现代性首要困境，时间异化及其对生命节奏的殖民的精准诊断。
（二）记忆创伤的躯体化呈现
现代性焦虑的第二种深刻症候，在于情感断裂所导致的伤痛记忆，无法被线性时间消化，转而以“躯体化”的形式持续侵扰当下。“失眠是个厮缠二十多年的老冤家。父亲和奶奶相继去世后，它就开始如影随形……而豫新去世后，它便有恃无恐地再次贴近，且变本加厉。”［7］地青萍对至亲接连离世的哀恸，并未随时间流逝而消解。相反，这些记忆逃脱了意识的掌控，转化为具体的身体感受与反复侵扰的梦境，使本应休憩的睡眠沦为创伤展演的剧场。她内心甚至渴望这些挤压睡眠的梦境，因为“奶奶，父亲，豫新，这些活着再也见不到的人，总是会来到梦里。亲人若要隔世相见，也只有梦”［8］。心理层面对温情的渴望，与生理层面睡眠节律的紊乱，构成了尖锐的内在矛盾，这正是其失眠症既看不出毛病也无法药补的深层原因。
这种现象揭示，创伤并非仅存于心理层面，它更深地烙印于个体的生命体验之中，构成一种持久的内在紧张。因此，她的返乡之旅，在深层意义上是一次直面并尝试疗愈这些躯体化记忆的实践。她并非简单地回归地理意义上的故乡福田庄，而是进入宝水村这一新的生活场域，试图以有节律的劳作、温暖的社群互动等建设性的身体经验，去包裹、对话并最终安放那些以痛苦形式铭刻于身的记忆，为其创伤找到一种可被接纳、可被转化的形式。
（三）城乡结构中的身份悬置
乔叶的创作体现出城乡身份重叠的共性，“在与《宝水》有关的自述中，乔叶一再袒露自己的乡土自觉，似乎暗示她的写作完成了从城市到乡村的过渡……至少到目前为止，这种重叠的身份与知觉的纠缠仍然存在”［9］。导致地青萍长期失眠的深层根源，就在于城乡二元结构松动与重组过程中所导致的身份悬置与主体性困境。地青萍的成长经历充满了自我撕裂的痕迹：从小在农村由奶奶带大，却因同学的嘲笑而“开始试图把自己从福田庄里摘出来”［10］。毕业后在城市工作多年，既无法全然内化都市的工具理性与原子化生存逻辑，又在情感上与日益衰败的故土福田庄产生疏离。这种状态精准地呼应了学者邓小燕提出的“弱地方性”概念，即一种与具体地理故乡情感联结松动、漂移的身份认同。
“在回象城上学之前，我的屁股是福田庄的屁股，脑袋就只能是福田庄的脑袋……而等到我的屁股在象城坐稳后，再回到福田庄，曾经亲熟的一切就渐渐变得陌生且可厌。”［11］地青萍成了一个文化上与情感上的“两栖人”与“异乡客”，不属于任何一个完整、稳固的意义世界。刻意疏离福田庄的乡村生活，却又对象城的都市生活产生生理性抗拒。这种深刻的悬置状态，使她陷入持续的身份焦虑与自我价值追问。身份认同的迷茫与无根感，放大了时间异化带来的焦躁，也使得个体更难以整合过往的创伤。地青萍的长期失眠，正是这多重压力叠加后在身体层面上的终极呈现。她的症候群共同描绘出一幅现代转型期个体精神世界的复杂图景：在从传统乡土社会向现代都市文明迁徙与震荡的过程中，个体在时间、记忆与身份三个维度上同时承受着断裂与重塑之痛。
二、 《宝水》疗愈叙事的表现机制
文学的净化与疗愈功能，在《宝水》中通过一系列精巧、自觉的叙事实践得以具体实现。乔叶将疗愈这一内在的精神过程，外化为可分析、可感知的文本形式与叙事结构。面对地青萍所承载的现代性三重焦虑：时间异化、记忆创伤与身份悬置。小说构建了一套与之相对应的、富有生产性的叙事应对机制。这些机制如同一张精密的治疗网络，在情节的展开中交织运作，共同致力于重塑主人公的感知、记忆与认同，为“疗愈何以可能”这一核心命题，提供了属于文学自身的、充满形式美学的回答。
（一）现实与记忆双线交叉叙事
小说中存在着宝水的振兴与福田的衰落的并置结构，《宝水》并未将过去与现在处理为线性更替或简单回溯，而是精心构建了“当下宝水”与“往昔福田庄”两条叙事线索的深度交织与结构性对话。这超越了传统插叙或倒叙的技巧层面，形成一种蕴含疗愈意图的时空并置美学。在地青萍的视角下，宝水村的每一处风景、每一次人际互动，都可能成为一把钥匙，瞬间开启一扇通往福田庄记忆的暗门；而在当下的宝水村中，又总能及时找寻到回应与和解之法。叙事的疗愈机制，便恰恰蕴藏于这种看似被动、实则充满能动性的触发回应模式之中。
宝水村作为一个“现在进行时”的场域，其核心功能在于提供一种强大而温暖的经验性溶剂。每当地青萍关于离世亲人的创伤记忆，因当下情境的触动而浮现时，它们并非孤立地带来痛苦的重演，而是立刻被宝水村所提供的新鲜、具身且充满正向价值的生活经验所包裹、浸润与重组。这一点在地青萍与九奶的交往中尤为显著。通过偶然发现九奶与奶奶同名且为旧识，小说自然地引入了对奶奶的往事追忆。“玉兰吾妻”这封信，既道出了奶奶坎坷的爱情与坚守，也揭示了地青萍深埋的愧疚：因父亲去世而怨恨奶奶，以致未能见其最后一面。随着地青萍在宝水村生活的深入，她逐渐理解了奶奶“维人”的智慧与“地缘可以变，你可以和无数个城市有地缘，但老家意味的，是血缘”［12］的执着。她在宝水村重拾乡村生活的本原，从一个城外人逐渐成为乡里人，在过往创伤被抚慰的同时，也开始对悬置的身份进行重新确认与锚定。
学者路杨指出，宝水村展现了“乡土社会同心圆式的结构、推己及人的互助传统、人情社会的处事规则与集体主义时代的精神遗存扭结在一起”的复杂情感结构。［13］地青萍正是在融入这一结构的过程中获得疗愈。宝水村的当下生活作为明线主导叙事进程，福田庄的回忆作为隐线提供情感深度与心理动机，双线并行不悖，在交织与对话中，将静态的并置结构转化为一种积极的、具有生产性的叙事疗愈力。两条线索并非一方覆盖另一方，而是在持续的碰撞、协商与理解中，促使那些固着的创伤记忆被缓慢地整合与转化，最终达成叙事意义上的和解。
（二）城乡关系非对抗性叙事
《宝水》的疗愈叙事，同时致力于重构个体与外部世界，尤其是与城乡二元结构的关系。如学者李敏所言，“《宝水》的意义则在于试图建构一个新的乡村，在其中现代与传统可以进行充分的对话”［14］。小说自觉摒弃了现代文学中常见的将城乡塑造为价值对立、情感对抗的叙事模式，如“城市罪恶/乡村美德”或“文明/愚昧”的简单二分，转而描绘一幅非对抗性的融合共生图景。宝水村的振兴，其动力并非源于对城市的拒斥或对传统的固守，而是源于一场充满活力的双向对话与实践性嫁接。
在《宝水》中，以孟胡子为代表的乡建专家，带来了外部的规划理念、市场知识与现代视野；以地青萍为代表的返乡者，则携带着城市的阅历、信息渠道与思维方式。这些曾被简单归为外部或城市的元素，并未被描绘为入侵者，而是作为建设性的催化剂，与宝水村本地的自然禀赋、传统技艺以及村民的本土智慧发生化学反应。从具体的装修选材到整体的村民动员，外部力量与本土主体深度结合，共同投身于乡村建设。小说细致展现了宝水村如何与时俱进，因地制宜地打造商业模式，例如巧妙地利用“抖音”短视频平台打造账号“一青三梅”用以宣传宝水村吸引游客，为打破城乡之间物理与心理上的隔离局面做出努力，走向一种相互需要、彼此塑造的互动关系。
这种“非对抗性”更深入文化心理与观念层面。村民们面对新事物时，展现出一种务实而开放的学习性接纳。例如，当支教大学生周宁在村里开展性教育课堂受到张有福媳妇反对时，最为年长的九奶站出来反驳：“新社会这么多年了，咋还恁封建。”［15］这表明，所谓乡村的“封建愚昧”标签正在被主动揭下，一种新的、开放的乡村文化心态正在生成。这种融合的、去对抗化的城乡关系叙事，为地青萍这类身处夹缝中的“两栖人”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象征性解决路径。她的焦虑根源之一，正在于无法在城与乡的价值判然中做出非此即彼的、撕裂自我的选择。宝水村的实践向她证明，一种混合的、基于参与和实践的身份是可能的。她无须割裂自己的双重经验，恰恰相反，可以将在城市习得的技能与视角，转化为参与乡村建设的独特资源。在此过程中，她那因身份悬置而分裂的自我，得以在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实践共同体中重新获得统一性与价值感。这种城乡叙事本身，便构成了一种社会文化层面的疗愈，为她个人病症的消解提供了坚实的外部语境与意义支撑。
（三）治愈与救赎的微观叙事
疗愈的最终实现与最深沉的根基，在于一种独特的美学信念，对日常性本身的价值重估与诗意发现。《宝水》的叙事疗愈策略，也集中体现于这种“日常诗学”的建构之中。它没有选择依靠宏大戏剧冲突推动情节的传统模式，转而将叙事的目光深情地投向那些曾被忽略的生活缝隙：一日三餐的烟火气、邻里之间的闲言碎语、四时流转的风物变迁。这种叙事选择本身，就是一种美学上的疗愈宣言：生命的救赎力量，不在远方或彼岸，而恰恰蕴藏在被现代性所轻视的、看似重复与平凡的日常肌理之中。
小说“冬—春”“春—夏”“夏—秋”“秋—冬”的四章回环结构，并非简单的时序标记，而是一种深具哲学意味的叙事设计。乔叶在创作谈中强调，“期间每个季节的重复衔接也是必然，小说里的树木庄稼也都需对应季节，因为生活它就是如此啊……以上所有，皆取自于生活的馈赠”［16］，这体现的是对自然时间和生活真实的尊重“暗含了一种对自然时间的尊重，这种自然时间，是对现代线性时间的‘反动’”［17］。现代性时间是一种指向未来、追求效率的线性时间，它正是催生焦虑与失眠的病源之一。而宝水村的四季时间，则是一种循环的、生态的、与万物生长枯荣同步的节律时间。小说以巨细的笔触描绘这种节律：茵陈何时采撷，桃花何时盛开，槐花何时飘香。地青萍在此间生活、劳作、休憩，她的身体节奏也欣然地与这种自然节律重新校准。
在这一过程中，她不再是世界冷漠的旁观者，而是通过与土地、作物、节气的具体互动，将自我重新嵌入一个更大的、生生不息的生态循环之中。这种嵌入感，消解了现代原子化个体的悬浮与孤独，赋予她一种存在论上的踏实与安宁。失眠的缓解，正是身心与自然节律重新同步后最直接的生理馈赠。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日常诗学”的治愈力，体现在它对生活本体的重新确认上。从村史馆的修建到香油分配，每一个细节的缝隙里都流淌着真实的生活质感与生存智慧。看似废话的寒暄，“所意味的其实是一种重要的稳定性”［18］。豆嫂优先照顾亲戚的举动，透露的是乡村社会亲疏远近的底层逻辑。叙事不提供抽象答案，而是展示答案如何蕴含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与人情应对之中。
它迫使主人公与读者一同慢下来，凝视、品味并领悟生活本身。这如同一场持续不断的温和洗礼，冲刷掉被现代性烙上的心灵“锈迹”。治愈的力量，可以来自一株二月的茵陈，一次邻里的调解，或任何微不足道的日常琐事。这种通过微观叙事达成的深度的慢，正是对抗现代性浮躁与焦虑最根本、最彻底的一剂良药。它最终实现的，是一种认知与存在方式的深刻转化：从向外不断索取意义，转为向内、向生活本身发现与建构意义，从而在平凡的日常中，完成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最朴素也最坚实的救赎。
三、疗愈未竟的深层成因
《宝水》以极具说服力的叙事，描绘了一幅返乡者在现代乡土中寻找身心安顿的理想图景，其核心动力在于回应一个根本性的时代之问——何以还乡。然而，乔叶的现实主义笔触并未止步于对疗愈可能性的诗意建构。小说在主线之外，冷静地嵌入了娇娇、七成等人物，他们是被城市暴力伤害后不得不退回乡村的失败返乡者，身心的双重创伤使其成为美丽乡村叙事中无法被治愈也未被消音的不谐和音。他们的存在，与地青萍看似成功的疗愈之路形成映照，共同构成了对还乡命题更为复杂、更具张力的回答。这深刻揭示出，《宝水》所构建的疗愈体系，其力量与深度恰恰在于它的未完成性与开放性。
（一）疗愈路径的现实局限性
地青萍在宝水村所获得的安宁，首先建立在一个极为关键的前提性假设之上：宝水村是一个被时代机遇与外部资源选中并得以成功转型的乡土样本。“要理解被选中的意义，当然不是为了谈村庄的先天命运，而是要指出‘选中’意味着庞大的人力物力的支持”［19］，这种“选中”绝非普遍命运，而是一种高度的偶然性与特殊性。它依赖于孟胡子这样的理想型专家相中，依赖于地方政府的全力支持，更依赖于一套被小说浪漫化处理的“全域旅游”发展模式。然而，这一模式本身就具有现实脆弱性：“就《宝水》中提及的‘全域旅游’来说，在现实中，修武的实践并不成功，在孙君的乡建案例中，‘远安全域旅游’也是他自己承认的不成功的案例。”［20］这意味着，即便是宝水村这样的理想型，其成功模板在现实中亦充满不确定性。
因此，小说所描绘的疗愈，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幸存者的叙事或幸运者的叙事。它提供了一种美好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的实现，悬置于一系列稀缺的外部条件之上。对于中国广袤土地上更多如福田庄那样未被目光与资源选中的村庄，它们或在平原上默默凋敝，或在山区间艰难维持。地青萍式的在地融入与精神安顿，几乎是一种无法复制的叙事奢侈品。这些村庄的子弟，他们的乡愁可能无处安放，创伤无法在衰败的故土找到治愈场域。学者李敏也指出，即便在作为模范的宝水村，其发展也往往集中于“中掌”核心区域，甚至难以惠及东西掌和周边区域。［21］小说叙事对此保持了意味深长的沉默，仅以福田庄“西半拉”即将消失作为暗线警示。这种沉默，划定了《宝水》疗愈想象最现实的边界：文学的慰藉有其特定的对象与语境，它无法也无须承诺一个普遍有效的社会解决方案。地青萍的治愈，因而更像是一个关于机遇、条件与特定资源如何共同作用的珍贵文学案例，而非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疗愈蓝图。
（二）结构性矛盾的不可消解性
疗愈的未完成性，更深植于乡土现代化进程中内在结构性矛盾的不可消解性。尽管《宝水》致力于描绘非对抗性的融合图景，但若穿透其温情叙事的表层，传统人情伦理与资本市场逻辑、内生秩序与外部规划之间的张力，始终作为潜在的裂缝隐约可见。“乡村建设内部光谱的复杂性，甚至要远大于农村社会学的派别分歧”，而乔叶的写作在面对这一挑战时，处理方式是比较简单的，她选择在现实中抽绎出一个臻于理想的宝水模式……演绎了一场天时地利人和的时代喜剧。”［22］
这一理想模式的建构，体现在小说对尖锐矛盾的艺术化驯服与悬置上。例如，孟胡子的外部理念与村民惯性思维之间本应存在的摩擦，总被其个人魅力与恰到好处的沟通所化解；商业开发可能带来的异化风险，被和谐愿景所覆盖；市场契约精神与人情网络的冲突，在具体事件中被呈现为可理解、可通融的个体差异。小说通过塑造一系列恰到好处的人物，如实干的大英、和气的杨镇长等，并将他们置于一个恰到好处的时空，成功地将现实中复杂、刚性的结构性矛盾，简化并转化为可被情节与人物美德所克服的问题。
这种叙事选择，是疗愈故事得以成立、并提供希望与慰藉的美学必然。然而，这也构成了其疗愈效力的第二重深刻限度。现实中的乡土转型，所面对的多是更为琐碎、顽固且难以恰到好处解决的矛盾：资本逻辑对社区文化的慢性侵蚀、在效率压力下被迫让步的传统生计。小说对这些更具痛感层面的选择性遮蔽或淡化处理，使得宝水村的经验如同一个被精心提纯的理想标本。因此，这种疗愈叙事在照亮一条可能路径的同时，也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疑问：当“天时地利人和”的喜剧条件缺席，当结构性矛盾以更粗粝的面目显现时，个体与乡村又将如何自处？这揭示了文学疗愈的一个特性：其抚慰人心的力量，部分正来源于它对现实复杂性的必要叙事性转化与对深层矛盾的审美性延缓。
（三）疗愈过程的持续性
最终，《宝水》以其叙事智慧揭示，真正的疗愈在本质上是一个持续终身、动态开放的进程。地青萍在宝水村获得的安宁，并非意味着所有创伤记忆被彻底抹除，或身份困惑得到了终极解答。福田庄所代表的过往，如同潜意识的断层，仍可能在未来的情感震动中悄然回访；而扎根后的生活，也绝非静止的桃源，必然包含着新的关系张力与发展挑战。小说以扎根作为情节收束，但这个充满生命动能的词语本身，恰恰暗示了疗愈的未完成性，扎根不是终点，而是更深、更复杂的嵌入、承担与持续生长的开始。
这种对疗愈未完成状态的诚实书写，体现了一种更为高级的伦理真实。它摒弃了创伤可以完全治愈并封存的幻想，直面了创伤作为个体生命史中深刻构成性经验的本质。疗愈的关键，不再是能否彻底删除过去，而是能否发展出一种与之共存，并在此过程中不断重构自我的叙事能力与生命智慧。地青萍对奶奶愧疚的释然，并非遗忘，而是在理解“维人”之道与血缘牵绊后，将那份沉重的情感重新安置于一个更广阔、更温暖的意义框架之中。
因此，疗愈的终极形态，或许并非获得一个凝固不变的、坚实的“新身份”，而是接受自我认同本身的流动性、过程性与对话性。它意味着个体需要在动态的生活实践中，与环境、他人及过去的自我进行持续的调适、协商与意义再生产。正如宝水村自身在传统与现代间的不断调适，地青萍的自我也必须在城与乡、过去与现在的多重引力场中，保持一种富有弹性的平衡。这种将疗愈理解为永久的、富有生机的对话状态的认知，将个体的精神康复从一种对静态健康的追求，升华为一种存在的艺术与伦理实践。它承认生命与心灵本身的未完成性，并鼓励在其中保持开放的姿态与生长的勇气。这或许是《宝水》在提供具体文学慰藉之外，所贡献出的更具哲学意味的启示：真正的安宁，不在于抵达一个没有问题的彼岸，而在于获得了与问题共处，并在共处中依然能够建设生活、创造意义的深层能力与安然心境。
结 语
《宝水》以一村之名，写时代之变。其深层所指，乃是乡土中国在现代化转型中，个体生命如何寻觅心灵安顿的普遍命题。疗愈并非一个闭合的终点，而是小说揭示的一种开放的生存诗学与叙事伦理。然而，诚如小说自身对未完成性的清醒书写，疗愈的边界始终存在。宝水村的成功图景与福田庄的沉寂衰败所形成的结构性并置，揭示出这种疗愈的路径依赖于特定的历史机遇与现实条件，具有其局部性与选择性。它无法提供一剂普世良方，却以其文学的真实，勾勒出在宏大时代变迁中，个体通过叙事的力量寻求意义、安放自我的艰难与可能。疗愈的终极价值，不在于抵达一个无痛的乌托邦，而在于获得一种在流动与变化中不断对话、调适与再生的叙事能力与生命韧性。乔叶以《宝水》完成的，不仅是对一个村庄变迁的记录，更是对一种新型城乡关系与文化心态的文学赋形。它提示我们，在乡村振兴的宏大叙事之下，更根本的是人的精神重建与诗意栖居。疗愈的关键，或许在于主体能否在所处场域中，如小说人物一般，找到那份灵肉兼容的平衡，并从中生发出面向未来的希望。这既是《宝水》留给当代文学的一份厚重经验，也是它对我们所处时代深沉而温润的回应。
注 释
［1］许晓南：《二十世纪末的“卡塔西斯”之光》，《大众文艺》，2023年第4期。
［2］［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52、65页。
［3］乔叶：《宝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3页。
［4］乔叶：《宝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5页。
［5］乔叶：《宝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234页。
［6］杨庆祥：《当返乡者不再离开——评乔叶〈宝水〉》，《中国文学批评》，2023年第3期。
［7］乔叶：《宝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6页。
［8］乔叶：《宝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7页。
［9］邓小燕：《再造“故乡”——以乔叶〈宝水〉的乡建书写为中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12期。
［10］乔叶：《宝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175页。
［11］乔叶：《宝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175页。
［12］乔叶：《宝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338页。
［13］路杨：《当代乡村书写的经验质感——论乔叶小说〈宝水〉的写法与读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5期。
［14］李敏：《归乡之途与融合之道：〈宝水〉的还乡书写与现代乡村想象》，《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4年第3期。
［15］乔叶：《宝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378页。
［16］乔叶：《关于〈宝水〉的若干话题》，《小说评论》，2023年第5期。
［17］杨庆祥：《当返乡者不再离开——评乔叶〈宝水〉》，《中国文学批评》，2023年第3期。
［18］乔叶：《宝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38页。
［19］邓小燕：《再造“故乡”——以乔叶〈宝水〉的乡建书写为中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12期。
［20］邓小燕：《再造“故乡”——以乔叶〈宝水〉的乡建书写为中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12期。
［21］李敏：《归乡之途与融合之道：〈宝水〉的还乡书写与现代乡村想象》，《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4年第3期。
［22］邓小燕：《再造“故乡”——以乔叶〈宝水〉的乡建书写为中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12期。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