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07年，张怡微发表《我真的不想来》。这篇小说收入张新颖主编的《21世纪青春文学排行榜》，却可视作张怡微告别“青春写作”的早期转型之作。从《我真的不想来》到长篇小说《你所不知道的夜晚》（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和《细民盛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工人新村已然成为张怡微小说的地标和空间。与地理图景绘制和“地方感”生成同等重要的，是新村秩序和“新村人”生存法则，以及在地的生活经验与逻辑。青春成长史与家族史（家庭史）相互裹挟和纠缠，隐然其间的是工人新村——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社会主义政治空间的改造实践，这是理解张怡微小说，也是理解上海这一“社会主义城市/全球都市”之复杂性与多元化的路径。和躲闪、藏匿、切割生命过往不同，张怡微反复诉说“工人新村经验”的生命起源意义。这些经验的位置和属性处于想象的“大上海”的边缘、低位和底层，故而成为一些人（作家）上海故事被躲闪、藏匿和切割的“上海往事”。理解上海往事之“往”，不仅仅是时间的，也是空间的。张怡微对新村往事怜惜并追缅：“我所了解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社会交往、婚姻及男女平等、语言与娱乐并将之整理成文字贩卖以维生……全部的起源同样都产自于新村生活”，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新村’没落了，它的没落无声无息”，新村之诞生、繁华与颓败，是一部怎样的上海当代城市史？尽管张怡微的“家族试验”系列小说可以接驳到“家庭故事”这一“五四”新文学传统加以讨论，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前提在于，小说中的田林新村首先是工人阶级的聚居场所，是社会主义城市工业化建设的意识形态建构和空间规划生产的结果，其荣与衰和上海的城市变迁的国家时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由是，田林新村不仅是张怡微个人精神地层和生命经验的“我城”，也同样是转型期的上海城市规划、改造和建设的重要公共空间。田林新村显出颓势乃至走向衰落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与张怡微这一代80后作家的个人成长史在线性时间上是“同时代”的。生活、成长并确认自我来路的“田林时间”与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现代化建设和城市复兴的“上海时间”，或平行或交错，张怡微小说转型期上海走向没落、行将消逝的“新村群体”，为他们留下历史存证的同时，也预留了反思的可能。这是一个典型的“工人阶级后代”的中国故事，就像我曾经指出过的，80后作家青春写作的前史往往会不断向当下延展，包括文学界广泛讨论的“新东北作家群”以“工人阶级后代”作为叙述者的小说都有着典型的“后青春期”的感伤。张怡微近年小说思考人与机器关系的“机器与世情”，议题聚焦数字文明时代细民的生存景况，记录机器时代前沿都市尖端的“上海时间”，可谓新世纪的上海“新感觉小说”。

PART 1

“上海的背面”：“田林时间”，或个人的上海纪年法

1952年，上海的第一个工人新村“曹杨新村”建成，这是上海借鉴“苏联模式”，为解决产业工人的居住难题、改善劳动人民居住条件进行的大型住房和配套设施建设工程。尔后，大规模的新村建设全面展开，成为上海社会主义城市改造的重要实践。这些新村依托远离城市中心的工业区，服务工业生产计划，在产业工人的生活空间和生产空间之间建立了紧密联系。工人新村和工业厂区是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的历史遗存和文化遗产。值得注意的是，和工人新村的颓败、沦为新城市的剩余物不同，绝大多数城市的工业厂区改造或者正在改造成科技、艺术和时尚消费园区，前社会主义工业遗迹得以保存，成为新城市空间的观光“打卡地”。张怡微将新村比作“上海的背面”，因为新村的故事虽然“说的是上海”，但又仿佛只是“一个眼看着‘上海’生活的小圈子”。

若即若离又封闭自足，让新村成为一个特殊的公共空间：一方面，无论是从地理位置还是区位功能来看，新村与1949年之后新上海的产业布局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体的，它内化于新生政权接管上海之后进行城市治理的整体布局之中（甚至新村的衰落本身也与上海在20世纪90年代更深层次的城市布局、产业调整和现代化建设紧密相关）；但另一方面，工人新村的布局和设计都被置于中心城区的外围，成为偏离上海传统经济文化中心的“下只角”，这种地理方位的边缘化事实上导致了工人新村在工业生产之外的更广阔公共生活中与“上只角”城区之间的更大区隔。从现代世界城市史的角度看，不独上海将工人新村设计在城市边缘，现代以来上海的城市想象使得城市边地的工人新村处在“不是上海”的地理位置。城市的空间想象既是城市地理景观，也是观念和文化。《你所不知道的夜晚》中，七岁的茉莉从被寄养的常州重新回到上海田林地区时，感觉“仿佛回到了另一个乡下，空气都和想象中的不一样了”。“想象中的上海”指向的是市中心建国西路老家所代表的“上海摩登”和“小布尔乔亚文雅的生活方式”，但现实中田林却只是“光鲜舞台的后台，作为一个配补的要素游刃于主流精神之外”。（何为真正的“上海”？还可以参考王安忆的《富萍》等小说。“上海”有其中心，越往边缘和边区，“上海性”越稀薄。）

城市建设具有意识形态性，是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的重要构件。田林新村之于上海，在政治和经济功能之外，其主体生命体验和感觉结构等需要重新审视与加以辨识。之所以有身处“背面”的感觉，是因为有一个同时期作为“正面”的上海作为对照，由此才显现出反差。因此，张怡微的“田林时间”，也是其个人有关上海的纪年法。如果梳理张怡微的系列小说，会发现这些文本大致处理了两个时间段的上海故事，一个是《你所不知道的夜晚》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个是《今日不选》《细民盛宴》等，更多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至新世纪以后的上海。换言之，田林新村之“背面感”产生的前提，是另有与其并行的上海想象作为“正面”（或者“前面”）的“上海故事”作为参照。

因此，不能忽视与“田林时间”共时的国家叙事的“上海时间”，以及所谓“上海的正面”之呈现。某种意义上，这是对“上海时间”的细分。在《你所不知道的夜晚》开篇，张怡微对田林新村的来历和原居民有过详细的铺陈，新村源自上海仪表工业区向城市外围迁址所带动的职工住宅兴建，是前述服务于工业布局和棚户区改造的社会主义空间生产。因此，“田林时间”背后大的“上海时间”指向的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时期，而这一重要的时间背后也有两点颇具隐喻意味：一是虽然上海作为一个近代以来就被迫接纳外国资本并孕育了现代性的世界城市，如李欧梵所言，象征着西方物质文明和“一个世纪的中西接触所留下的印记和变化”，但在政治上，上海却无疑是一个“旧城”。但现在，作为现代化开端的摩登城市终于通过空间的再生产转变为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新上海”，对于这座城市而言，是又一次“时间开始了”，而这一时间背后的意义感和指向性则隐喻着上海从意识形态模糊的“现代性”走向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张怡微就曾自言：“田林新村……它不那么上海，没有历史感，它是解放后的新生事物，是彻底的重造。”另一个更具阶级属性意味的暗示则在于，工人新村之所以作为城市治理和工业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核心就是工人阶级这一主体的登场。有研究者注意到，20世纪50年代的文学叙述中，工人新村就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而普遍的意象，这一空间往往与“工人阶级的当家做主”联系起来，“通过城市住宅空间的重新构建，工人阶级对于他们能够成功改变自身地位并拥有相应的权力而感到由衷自豪”，因此，不难理解茉莉的家庭因为有在工厂上班的双职工父母而成为田林新村65弄的“样板家庭”。需要更仔细辨析张怡微小说的两个不同的“田林时间”。类似改革开放之前的“田林时间”在胡万春等工人作家的小说里被充分地书写和呈现。张怡微并没有赶上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盛景，生于1987年的张怡微，她个人的生命时间和“田林时间”的相遇与汇流，“田林时间”已经被抛掷到上海复兴的时间之外。

在《你所不知道的夜晚》所设定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田林新村“因厂而兴”“因生产而兴”与同时段上海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密切相关，但是新村仍然发展出有别于国家叙事视野下的生活秩序与逻辑。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或许是田林新村之于城市整体运转的相对独立性和其独特的社区生态。就前者而言，新村有其配套的基础设施，是一个相对自足的生活圈，通往徐家汇的89路公车成为田林人与“大上海”产生关联的唯一通道。事实上，不仅是日常生活，由新村的地理区位而在城市权力分布层面导致的更大区隔更加耐人寻味。罗岗就曾指出，工人新村建立后，原中心城区作为文化、经济乃至新的城市政治中心的空间地位被延续下来，这也就形成了上海特有的“上只角”与“下只角”相区隔的城市地理面貌和权力分布图景。因此，在地理区位的边缘之外，社会主义如何进行空间的政治生产同样值得注意。

就后者而言，张怡微将田林新村比作“村中市”，这是一个颇值得玩味的概念。工人新村作为工业建设整体规划的一部分，在社区属性上是从属于工业化的现代城市的，但田林新村的社区生态和人际交往很显然更接近乡土中国的熟人社会。茉莉的邻居王家姆妈热衷于搜集和传播邻家的八卦，最典型地代表了熟人社会的“流言”。金宇澄在回忆工人新村时也有过类似的表述：“整齐划一的工人新村就是这种‘小城市’，楼上楼下是互相知根知底的各厂工人，这类居住环境，其实是预设的不自然的建筑群。”因此，如果说在国家叙事视野下的上海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上海时间”，那么工人新村仍然顽强地坚守着乡土中国的某种地方性的运转逻辑，从而形成了产业上先进但生态上滞后的“田林时间”和“新村逻辑”。

张怡微的系列小说处理的另一个重要的时间段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至新世纪初，也即以“改革开放”为时代主题，以市场化、全球化和自由主义竞争为主要特征的改革开放时代。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这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提出。而关于上海，最为重要的或许是浦东的开发开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工人新村的兴建一样，浦东的开发开放与新一轮的城市规划是社会主义的又一次空间的布局、调整和生产，这也构成了90年代以来“上海时间”的逻辑起点和重要主题。如果说五六十年代的“田林时间”是80后作家借助生活经验和历史知识进行的回溯和虚构，那么这一阶段的“上海时间”与作家本人生活成长的“田林时间”在时间刻度上是重合的。也正因如此，《你所不知道的夜晚》中儿童视角下的茉莉同样可以视作是张怡微借助主体的生命体验通往更辽阔世界的一种“非虚构”，茉莉在田林新村的童年也即张怡微生活和成长的“田林时间”的一部分。不过，20世纪90年代的“田林时间”因为同时期以开发开放和市场经济为主题的“上海时间”而产生挤压与断裂，迎来了产业结构调整、工厂改制和工人新村这一公共空间在城市布局与区位功能层面显出颓势的时刻。因此，张怡微小说处理的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至新世纪初这一个人的“田林时间”可以大致分为两段，前半段新村依然维持着旧有社区功能和生态的相对稳定，而后半段则是工人新村逐渐丧失昔日重要地位、即将淡出历史舞台的余晖时刻。张怡微曾谈到1996年对于她的重要性：“我感受最大的变化，是那一年发生了很多怪事，比如学校里很多同学都走了。他们离开了田林新村，再没回来的打算。比如我的几位亲人也搬离了这里，曾经封闭、和美的童年的安全感、完满感被彻底打破。从那时起，我对世界的认识，才得以清晰、缓慢地展开。”就在同龄人离开新村开始另一种生活时，张怡微却因为家庭变故而和母亲“扎根似的住下”，留在了田林新村，也正因如此，作为“衰落的新村”里“留下来的人”，或许可以更为真切地感受到某种历史结束的时刻。

《细民盛宴》在写到20世纪90年代末国企改制、工人下岗的时刻，对上海有一段描述：

上海一点一滴地，恢复到了它被彻底改造前的面目。仅仅十多年间，一切欣欣向荣的正气都烟消云散了。取而代之的，是复古的慵懒、奢靡，非道德意义上的败坏、无常，在新时代里突起逆袭的种种反劳动的营生，开始逐渐占据我们的日常视野。

这段插入的上海叙事将市场经济浪潮中的“新上海”比作社会主义改造前的“旧上海”，并特别提到了“劳动的营生”和“欣欣向荣的正气”之消解。伴随着一个群体陷入困窘，上海的“新”与“旧”和城市气质开始变得混杂与模糊，这又是一次“时间开始了”，只不过这一时刻同时预示着开端和终结，也因此显现出历史的决绝。列斐伏尔认为，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中，“必然要求有一种新的空间生产”，这既构成我们理解空间和城市的一种方式，也构成一种理解时代变动的视角。田林新村的规划、兴建和搁置都深植于同时期上海的建设和开发，因而“田林时间”之产生，既是一个代际、一个群体置身事内的生命经验和感同身受，也是宏大的“上海时间”的一个时间支流。

PART 2

反均质的上海生活与被淹没的上海经验

在大的国家视野下讨论上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上海时间”，即是呈现张怡微小说中田林新村所眼看着的那个“上海”图景，就如同李欧梵所着重展现的是上海之“现代”与“摩登”的一面一样，“上海时间”视野下申城的城市形象被建构得愈发坚固，特别是在近年来大众文艺有关20世纪90年代的叙事中，90年代的沪上成为追赶时间、追求效率、追逐机遇，以及新的市场经济逻辑和全球化浪潮持续深化的未来之城。这些特点，在近年热播的《大江大河》《繁花》等现象级影视剧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在相当程度上建构并持续深化了大众有关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想象，催生出一种面目相似的、均质的“上海生活”。因此，或许需要反思的是，今天我们谈论上海、特别是谈论90年代的上海时，究竟是在怎样的时间尺度和价值维度上展开讨论？张怡微个人的“田林时间”显然和前述的那种上海想象表现得有所不同。借助个人生命经验和审美创造，张怡微拒绝了一种趋同、先验和具有议题性质的上海叙事，因此她描写即将消逝的工人新村也并非是纪念意义上的挽歌，而是捕捉“上海时间”与“田林时间”之间的历史时差，在此基础上尝试捕捞被淹没的上海经验，从而呈现出改革开放时代上海的多元面向，并释放出20世纪90年代独有的历史势能。

张怡微在不少创作谈中谈到自己“工人的后代”的身份，“我是工人的后代，但城市里的工人变少了”，“我们一起成长起来的工人的后代们当然会有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对自己父辈的认识，自己的审美，自己见过的一生一世”，张怡微的反复诉说，并非呈现一种身份的焦虑，而是在确认一种自我认知，即在谱系上确认自我的来路、申说自我的经验。也正是在这个维度上，张怡微的小说如何处理作为父辈的“工人”也就关涉其如何看待和处理自身的独特经验。

与同时代作家有关工人阶级父辈和20世纪90年代“下岗潮”所带来的生活转轨的书写不同，张怡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弱化了时代的外部因素所带来的直接冲击，其对于“细民”的刻画大多设置在失意的工人阶级父辈离开工厂、回归家庭的日常叙事之中，因此，她的“家族实验”小说往往避免历史化的过度干扰，从人性维度深入剖析工人群体。《春丽的夏》中，春丽与楼上邻居凤萍之间暗争晒衣空间的“晾衣杆政治”，在这场退休工人的怪诞劳动中，二人之间结下不明不白的心结，但在凤萍患癌猝逝后，春丽又觉得“凤萍这个人也不是坏极”。在这一琐屑而无端的争执中，伪善、做作是真实的，神秘的哀切也是真实的；《丰年记》中一度掀起波澜的2000块钱“见面礼”是“我”与家境悬殊的男友之间无奈达成的协议，这套礼仪带给“我”母亲惊诧和冲击，但母亲最终还是允诺。面对母亲的馈赠，“我”的伤痕或许来自阶层分化后作为工人的困窘和自尊；而《细民盛宴》和《家族试验》更多“不完美家庭”内部的书写则展现了“细民”“爱的能力”的匮乏。《细民盛宴》中的袁佳乔在对待父亲的态度上是复杂的，一方面，父亲是父母感情中弱势和被迫离开家庭的一方，因此或多或少被注入同情；但另一方面，父亲在亲密关系中的懦弱退缩和离开后的冷淡又始终保持着疏远和距离感。因此，袁佳乔“尚未失去至亲，但也没有能力实现真正的团圆”，在目睹原生家庭的残缺后，当处理自己的亲密关系时，也往往一味妥协或拖泥带水，惧怕离散却又鲜有走进幸福的能力和勇气。这些家庭内部时刻的聚焦在呈现“细民”生活状态的同时，描摹了一种纳垢的、反均质的上海生活图景，更进一步地深入“田林时间”的肌理之中，呈现出被宏大的“上海时间”所忽略和淹没的那部分生活经验。

以“工人的后代”身份进行代言性的书写，张怡微却写了大量残缺和不圆满的人物与家庭。这种对于人之局限的聚焦恰恰是当下有关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想象中被压抑的那一部分，这也同时解构了当下对于世纪末下岗工人那种以集体形式出现的贫瘠想象，以及大众文化有关历史转轨的单调集体情绪。如她所言，“世情小说的落脚点并不是人的情感，而恰恰是市井生活中不让人升华的真相”，张怡微通过恢复被压抑的生活细节，刻画了对工人阶级“生而为人”的那部分特征，这种书写放弃了“赞歌”或“控诉”的立场，而是以坦诚的态度代替父辈进行自觉的总结，并由此呈现出残酷的时代和人性真相。

关于时代的变化，张怡微所关注的也往往是历史的细部，并从中发掘出历史草蛇灰线的耐人寻味。《今日不选》写到郑小洁的同学琪琪也学画画，不过是在少年宫。琪琪的父亲开着一家熟食店，是最时兴的个体户，而琪琪也因物质条件的优越在班级风光无限。在幼年的郑小洁心中，隐约觉得琪琪家比父母都是工人的自家有钱。张怡微的散文《旧时迷宫》中回忆了几乎相同的情节，其中提及母亲在面对阿琪时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张怡微感叹道：“事实上那会她也并未经历时局更替、国有企业转制的坎坷。反正那时候我觉得，人跟人真是不好比……”市场经济大潮下个体户的出现，让世纪末的工人阶级在象征资本领域和经济资本领域的实际占有所形成的倒挂和反差尤为明显，小说也隐约暗示了“新富”的崛起和日益突出的阶层分化问题。对于张怡微而言，这并不是后知后觉的体认，而是作为“工人的后代”在当时就已经能够感受到的模糊冲击。有意思的是，2023年前后，在互联网出现的一场千禧年集体性怀旧中，一条“小学课本中小明花十分钟走到的少年宫，我却走了二十年”的博文爆火，引发了网友关于社会阶层分化、教育资源不平衡等问题的讨论。这条有关“少年宫”的讨论，与张怡微《今日不选》中郑小洁所好奇又回避的少年宫往事不谋而合。在有关世纪末和千禧年的“中式梦核”中，“少年宫”不仅意味着一种丰饶的精神生活，也同时代表着一种中产阶级生活，而小镇青年与少年宫的距离，即社会变革所带来的阶层之间的距离。残酷的或许并不只是郑小洁们难以走进“少年宫”，而是精英主义视角下，在有关时代变革和城市生活的规整而美好的想象中，从一开始就将她们的经验掩盖和忽视，并误认为她们也跟上了自己的脚步。互联网世界这种无声无息又后知后觉的身份体认在张怡微的小说中被鲜明地表现出来，铸成其有关世纪末时段“田林时间”的独特经验。如果说互联网的这场讨论带有想象性怀旧的色彩，那么张怡微则是记录下了作为“时间的亲历者”的心绪和经验，如果20余年后的这一讨论她也在场，或许能够感受到“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

也正因如此，张怡微书写“田林时间”与“上海时间”之间的时差，不仅呈现了一种被淹没的上海经验，同时也替作为工人阶级的父辈代言。如她所言：“我们的父辈即使费尽一生辛苦也很难在文学上代表上海。”但可以代表上海的不仅仅是我们所理解的国家叙事层面的“上海时间”，当下显得滞后的、困窘的、残缺的“弱者”和“失败者”同样可以代表上海，甚至在精神底色和更长时段的历史上，后者代表了更多这个城市的务实和勤勉。

实际上，从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怀旧热”开始，大量关于上海城市空间的讨论就已经指向了“谁更能代表上海”这一核心命题。90年代以来的上海城市改造让大量历史街区被拆除，工人新村也不例外，石库门和租界洋房逐渐成为大众文化领域“代表上海”的地标性建筑。朱大可曾撰文指出，“石库门对工人新村的胜利，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经过1950年到1976年的‘主宰期’，已经从城市的意识形态中心退出，成为上海的边缘阶层，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庞杂而有活力的市民阶层。”随着新的空间规划和生产，工人新村逐步从“模范社区”成为“社会主义中国工人文化的‘纪念地’”，在被历史化的同时逐步成为“魔都”新的都市空间中一种结构性的他者，伴随着一代人的老去而缓缓隐入尘烟。如张旭东所言，“上海揭露出某个中国现代性的环节”，特别是在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和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下，“某种对于在地性、特殊性和‘根’的渴望，以及在文化上确认现代的欲求，即反历史地仪式化中国现代史上半殖民阶段的消费和日常生活形式，正是处在当前上海文学那种世界主义的灵韵下面的东西”，新的资本和文化环境构成了新的想象上海的方式，某种对于“现代性”的渴求重新掩盖了“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细节，继而20世纪上半叶“上海摩登”的历史形象被重新征用，在世纪末的独特氛围中作为接驳历史和想象未来的方法建构出一个新的上海。代表集体主义的工人阶级群像在此过程中被逐渐淡忘，取而代之的是市场经济和全球资本主义浪潮下更有活力的个人，与前者相比，后者似乎更能代表“个人奋斗”和“自由竞争”这一新的时代主题，而这一整体思路延续至今，成为今天想象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的标准模式，也让新的“上海时间”几乎成为度量上海这座城市发展史的唯一时间刻度。社会学家豪道斯·魏斯在分析“中产阶级”这一概念时特别指出，除去个人努力，还有更多的不可控因素参与制造了社会流动，“间接、非个人的力量可能限制我们在社会中的位置，或是预定我们将拥有何种机会、何种生活质量”，只是在有关上海的记忆范本里，不断制造的传奇故事掩盖了历史的复杂。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怡微反复书写的田林新村表征着对遗弃经验的重拾和再审视，即重新捕捞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细节，为一个行将消失的群体和时代留下历史存证。记录下“田林时间”的迟滞和最终的停摆，也是在同时记录社会学意义上上海的转型时刻，这不仅是个人生命史意义上的前史建构，也在某种程度上捍卫着历史的真实和尊严。

PART 3

数码民族志与机器时代的“上海时间”

从《蕉鹿记》《樱桃青衣》和《四合如意》开始，张怡微开启了以“机器与世情”为主题的系列写作，并于2022年出版《四合如意》（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技术革命时代，人与机器的关系，以及新技术、新媒介如何影响了人的感知结构、情感体验和生命经验，也许并不确切地说，张怡微的小说似乎转入上海的青年时间。上海既是现实故事发生的背景，同时又作为一个充满未来感的后现代都市，而张怡微所聚焦的都市青年生活，可以视作是数字文明时代中国最前沿都市“上海经验”的细微一种。如果说张怡微早期反复书写的“田林时间”是对个人生命前史的探寻和对上海城市历史的记录，创造了一种个人意义上的“上海时间”，那么其近作有关社交媒体时代青年生活的书写则是再一次记录下媒介变革时代新的细民生活，将之重新接驳到了聚焦个人生命经验的“上海时间”中来，是一种记录同时代上海的崭新时间凭证。

如麦克卢汉所言，“媒介即延伸”，“任何媒介或技术的‘讯息’，就是由它引入人类事物的尺度变化、速度变化和模式变化”，因此，新媒介和新技术对于人类社会的最大冲击在于各领域包括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在内的范式层面的更迭，而不仅仅在于提供了一种手段。在张怡微的近作中，新技术不仅是一种渠道和载体，更是一种带来数字文明时代新经验的方法，大量与新媒介相关的意象、素材和“梗”进入小说，并提示着技术如何影响甚至决定着我们的当代生活和交往：《冉冉云》中植入了大量带货主播的口播稿和直播间的弹幕，小说由是通过文体的创新丰富了文本的视觉形式，并召唤着一种共时的生活经验，从而塑造了直播间这一具有交互性质的公共虚拟空间；《四合如意》《缕缕金》中的异地恋情侣和亲人通过视频电话来维系脆弱的感情关系则暗示了技术在当代情感生活中的重要意义，技术层面的“失联”和“在线”已经成为标识当代社会感情状态的重要表征。新题材的纳入使得张怡微的小说近乎媒介融合时代的“取景器”，深刻描摹了技术介入生活之后对个体及其周边所产生的影响。

如张怡微所言：“机器显然不会带领我们开拓神性的边界，但它是一种强势媒介，会照亮人性的冲突，世情的复杂。因为新旧环境的冲突总是混乱的、虚无的，机器不单纯只是为我们营建更好的生活而服务，它会干扰我们，暴露我们，并创造新的心灵压抑。”在这个意义上，“机器与世情”系列小说捕捉到了机器时代降临的时刻，人的“体感变化”和心灵状态。在项飙等人看来，“附近”作为“日常互动场所的邻里和公共空间”正在逐渐消失，因为“在中国，受过教育的城市青年通常从两端获得生命的意义：一端是个体的经验，另一端是常与全球权力博弈联系在一起的意识形态立场”，由此造成了对世界多维关系的忽视。移动通信技术一方面助长了这种极差，另一方面也让个体通过新媒介联通了一个更具体、更广阔的世界，某种程度上既恢复了人对于世界的感知能力，又削弱了人的现实交际能力。《端正好》中的阿梅最喜欢相处的东西就是手机，因为手机保留着“她的全部生存事实”，借助手机可以实现一种自我满足和生活的意义感填充，这表征着原子化的个人在技术主义时代可以弱化甚至断绝社会联系。然而，阿梅同样可以从“抖音”上刷到附近的台风灾情，下载“小红书”学习生活知识，进而基于趣缘进入各种网络平台徜徉“想象的共同体”，和附近或远方的陌生人产生短暂的社会交际。这一切都在表明，经由技术的介入，人在被重新“社会化”，“现实”也在被重新定义。

事实上，个体对虚拟世界的依赖以及由此产生的认知或人际危机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学现象，社会学者田丰在对深圳龙华的“三和人才市场”进行田野调查时就特别注意到了廉价的移动通信设备对于底层劳动者的强吸引力，通过租借手机上网，他们可以以极低的成本满足精神需求、“刷”掉时间，既能通向外部世界，又能避免与现实生活中具体的“人”产生联系，这种方式让“每个参与者都可能摆脱内心的孤独感，寻得一份安宁”。而传播学领域近年来引起广泛讨论的“数字劳工”话题也提示着，每一个网络用户都在一定程度上被技术和资本深度绑定并提供海量数据，进而成为平台生产的“数字劳工”。

无论是张怡微小说中的阿梅们，还是更广阔现实中的都市青年，或许都被技术所绑定，并被编织进了算法之中。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怡微的近作具有了某种“数码民族志”的色彩。通过书写社交媒体时代的青年生活，“机器与世情”系列小说呈现了上海作为中国最前沿都市的新世相和新经验，记录下媒介变革时代的都市生活景观，从而为剧变的时代留下细微的时间印记。

可以进一步思考张怡微“机器与世情”和“单数”的上海青年写作道路。以世纪之交上海怀旧风中所谓“上海摩登”式的全球上海时间俨然是做旧的时间。在不知今昔何年的时间折叠中，世纪之交的上海故事被写成上海往事。这不是历史缝隙的细语和呼喊，而是“上海摩登遗民”合唱的宏大叙事。当此时，青年写作是这股上海摩登风潮的参与者，无论是新市民写作，还是“上海宝贝”，还是“小时代”。由此，类似张怡微“田林时间”细民盛宴的意义才尤其珍贵。相比较世纪之交，今天，上海摩登叙事已经成为文学“遗产”。摩登解散之后，上海书写依然进行，比如《千里江山图》《繁花》等。但上海的青年写作即便做摩登风的新遗民，能不能团结到《千里江山图》《繁花》周围？好像也不现实。我注意到有青年写作者参与红色主题写作，但至少《千里江山图》目前还只是“一部”，而《繁花》几乎是无法复制的。我们只要看《繁花》处理工人新村经验和张怡微的“田林故事”有怎样的差异，就能够知道这不是青年写作者的方向。如何书写上海的当下性和青年性？张怡微的上海新感觉/新思想开拓为文体意义上的新小说提供了“一种”道路。张怡微的“机器与世情”是属于她的又一个上海“细民盛宴”，是她从“田林上海”到另一个上海的旅行。

以此，我们去观察更多的上海青年写作样本，当我们谈论上海书写时，或许就不只是《长恨歌》《千里江山图》《繁花》。而上海青年写作虽然是中国和世界青年写作的一个细小分支，但因为是上海，因为上海在中国和世界现代城市史的不可替代性，上海青年写作应该提供当下性的城市文学青年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