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马华文学在海外华文文学中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传承性。相较于零散化、个人化的其他区域移民，东南亚华人移民时间较早，移民人数众多，且多是为了生存而就近选择出路，并非出自对移民国家的物质与精神认同，因此东南亚华人——尤其是马来西亚华人——有着较好的中华文化传承，子女后辈几代人仍旧以中文作为母语。也因此，马华文学的现代活跃作家大多并非第一代移民，他们身上有对前代马华文学的承袭和因革，其文学母题不单在于双重经验下的异地融入、漂泊流浪之感，而更多在于囚困于国家和民族冲突中的心灵困惑。

历史地看，马华文学史上活跃的女性作家并不算多，较为人熟知的是作为马华文学先驱的五字辈女性作家商晚筠，其《七色花水》透过女性视角探讨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冲突，引起了文坛广泛关注。但由于她长期存在健康问题且过世较早，流传作品并不算多。其次还有近年以《流俗地》一文引起热潮，带领马华文学走入大陆大众视域的黎紫书。她早年凭借短篇小说拿下多个马华文坛及台湾文坛大奖，而后又靠《流俗地》获得文学、商业双重丰收，成就斐然。而1970年出生于马来西亚吉打州的贺淑芳，因受到家境困扰，她的出道成名相较于只差一岁的黎紫书晚了近七年。但自2002年正式登上马华文坛以来，贺淑芳共计创作了21篇短篇小说，在马、台出版两部短篇小说集，拿下不少奖项。2023年，她在中国台湾出版推出个人第一部长篇小说《蜕》。此小说聚焦马来西亚华人绕不开的“五一三事件”，力图以文学书写历史创伤，从华人家庭三代母女的共同记忆出发，描摹跨越四十年的华人之痛。

贺淑芳借助个体感知包蕴家族、民族历史，直面民族冲突中的女性创伤与历史记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迅速成为马华文学女性作家脉络中的醒目存在。2024年中国大陆也出版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蜕》，并同时推出她此前的短篇小说集《时间边境》。2020年其短篇小说集《湖面如镜》收入“后浪·华语文学”栏目，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推出，贺淑芳在中国大陆的曝光率也逐渐增加。但颇为遗憾的是，目前中国大陆学界对贺淑芳小说的研究较为薄弱，仅有为数不多的几篇专论论文发表。而在新马台港等国家和地区，对贺淑芳的研究已形成一股不小的浪潮，大致可以归为社会议题思考和超现实写作技法两类。前者又可分为：马共历史的魔幻书写、马来西亚宗教压迫及种族隔阂、性别暴力与父权压制。对其新作长篇《蜕》的分析则集中在种族矛盾角度，缺乏对《蜕》的文学写作技巧层面的分析。

动物意象是文学作品中较为常见的表达方式。《蜕》全书总标题和各部分小标题均以动物命名，叙事中也出现多种动物意象，它们作为另一种异质生命，以近乎“启示”的方式突然闪现又迅速消失，平面虚幻的同时具有神秘、灵异、神化的色彩，更接近原始先民的图腾神话，但这又经常被看作是小说主人公自己也未曾察觉的隐秘情绪的外化。这些动物意象串联起多个身份不同的叙事主人公，将小说不断推进深入；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成为人们走进小说核心表达意图的线索与钥匙。然而，不同于动物叙事中出现的具象化的宠物、猎物主人公，动物意象充斥着隐喻的象征符号，它“承担了某种伦理化、意象化与意识形态化的文化认知功能，动物本身成为了并不重要的外皮”。进而言之，《蜕》对动物意象的选取别有旨趣，它在遗忘与记忆的变奏中构建受害者的蜕皮诗学，借此深入展开对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身份认同及其文化政治的考辨。准此，《蜕》其始在动物百态，其终实则聚焦新马华人的海外生存情状及情感结构，值得认真研究。

一、神秘、暗黑的动物魅影：动物意象的选取

贺淑芳的小说对动物意象的选取具有一贯性，带有较强的个人特色。她选择的动物与中国文学传统意象和现代常见的动物叙事迥然有别。贺淑芳注意从动物自身的习性和氛围入手，兼取马来西亚本土热带雨林的在地性和多元民族国家的宗教特色，为密林幽深的毒性生物赋予神异能力。同时，她继承中国文学传统中意象的隐喻手法，创造性地使用与小说风格最为契合的动物意象。她试图透过异质生命，思考现实人类的生存处境和精神创伤，塑造小说整体的氛围、主旨和意蕴。许多动物书写是为了运用这种“外在于人的客观自然”，打造旁观与疏离的文学真实幻觉，将离奇事件通过外部环境的真实感描写落地。但贺淑芳的动物意象恰恰相反，她旨在利用超脱现实的动物鬼魅意象，打破文学塑造的真实幻觉，使读者被拉出现实世界，从而生出毛骨悚然的魔幻与荒谬感，分不清现实与幻觉的距离。

首先，使用暗黑动物意象的表达方式，这是贺淑芳写作的惯用手法。如其代表性的短篇小说《黑豹》（2002），叙事的核心即是吃掉死人、装作死人再度复生的鬼魅黑豹。小说中的黑豹并非实写，而是以他人口中的传说、主角的幻觉、侦探社的名字等方式不断出现，隐喻着马来西亚华人眼中的马共历史。“黑豹是从群众的时间与认知范畴逃逸出去的一段历史记忆，所有不愿放弃这段记忆的人……在社会大众/你们眼中都会变成精神失常的人。”黑豹传说的内容变迁，也象征着充满血腥、牺牲与抗争的真实马共历史。然而，黑豹形象的复杂多变，最终沦为人们猎奇的都市传说，其严肃性也被商业化的城市文明所消解。“以一种猎奇的欲望消费着历史的过程中，马共就已注定将被遗忘得更加彻底。”小说《墙》出现被猪笼草吞掉的流浪猫意象，也颇为独特。猫的到来、消失甚至尸体的出现，都是悄无声息且异常的偶发事件，“流浪猫”这一生命超脱现实，成为被丈夫常年冷暴力忽视的主妇安姊的化身。无人在意的安姊，只能从流浪猫身上找寻慰藉。她最终也为了寻找猫，走进薄薄的隔音墙里，从此消失，毫无踪影。猫与人的命运合一同体，小说借由猫的遭遇表述女性长期所接受的无法被“看见”，直至最后被“吞噬”的命运。可见，贺淑芳在写作中，往往不注重动物的“实体”，不在乎逻辑是否合乎现实，而采用魔幻手法，为动物赋予神出鬼没、虚幻神秘的意象特征，并将动物魅影与人的命运关联，借助动物传递人的生命寓言。

其次，《蜕》中各板块标题所示的五种动物意象，直接点破小说主旨，昭示受害者的创伤记忆与自我治愈。纵观小说全文，动物并不作为叙事的主线，出现频次也较低，直接提及核心概念“蜕”也仅有两三次。但贺淑芳却直接选用虱子、青蛇、蝴蝶、螃蟹、蜘蛛五种动物作为各个板块的标题。在中国大陆版《蜕》目录中，具体的章节名称较台版都被删去，仅保留五个动物的名称，由此或可见贺淑芳对此动物意象的珍视。这五种动物在生活中可见却不常见，其中虱子、青蛇、蜘蛛，多与负面、使人厌恶、神秘、暗黑的危险毒性气质相联系，与《蜕》所讲述的故事氛围相呼应——“五一三事件”是距今五十年前爆发在吉隆坡的排华、屠华暴力事件，是马华人延续几代无法被抹去的永久精神创伤。马华人在当时目睹大量周遭华人和至亲的无故死亡血腥现场，事后又遭遇了当权政府的话语权剥夺，甚至经济、政教等多领域的种族政策打压。受害者的个体记忆中充斥着有形的鲜血、疤痕和无形的压抑、歧视，这恰如恼人而无法彻底消灭的虱子，盘踞在阴暗天花板的毒蛇，密密麻麻生长在角落的蛛网与毒蛛，它们就驻扎在生命之中，并在某个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瞬间猛然跃出，喻示精神创伤每时每刻凝视着已经恢复表面宁静的人生。

第三，这五种动物在生物学中均是要经历“蜕皮”才能成长为成虫的动物。它们的个体发育和生命成长需经历多个阶段，以蜕皮作为节点。而每次蜕皮之后，它们的体长、体重都会有明显的增加。蜕皮在生物意义上有两重含义：一是风险，一是成长。贺淑芳以此确立“蜕皮”意象，指涉人类生命。对前者而言，蜕皮是九死一生的渡劫，旧有的皮如果不及时蜕下，生命将被蒙蔽直到窒息，蜕皮伴随的是痛苦与死亡。就后者来说，蜕皮是成长的必经之路，无法逃避并且要经历数次；一旦成功，生命会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进化，迎来一副崭新、褪去原有伤痕的新躯壳。质言之，蜕皮即是痛苦死去的生命的终结，也是挣扎后焕然一新的生命的重启。

总的来说，在动物意象的选取上，贺淑芳延续先前逻辑，瞄准带有神秘与暗黑色彩的动物意象，并赋予其忽隐忽现的诡谲行径，又通过选为标题的方式强调其重要性，暗示读者——文章的动物意象是通往小说核心的钥匙。显然，经由对“蜕皮”及五个动物意象的文化解读，可以从更深层次挖掘出贺淑芳在《蜕》中要传递的最终主题——创伤后大马华人生命的自我救赎。

二、遗忘与正视：受害者的蜕皮诗学

动物意象的书写，最终都是为了揭示人类某种生活事件背后的情感伦理与生存意志。这并非人类中心主义式的傲慢，而是作为书写者的人类本就只能写出自己的生命，表达自己的生命。然而，“蜕皮”对小说主人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蜕》的主要叙事主人公有叶阿清、陈桂英、萝，她们是叶家的三代女性亲属，分别代表从远渡重洋来到马来西亚异国扎根的第一代开拓者华人女性，仍旧延续华人重男轻女与多子女家庭传统的第二代继承者华人女性，在马来西亚土生土长、具有马来西亚公民身份认同却又时刻遭受“他者”歧视的第三代原生者华人女性。这三代华人女性身上缠绕着国家认同、生存压力、家庭关系、两性情感等多重议题，并且这些议题以家族史的形式呈现出逐渐现代化的特点。

身为大马华人女性的她们，在多元问题中实现的“蜕皮”显示出复杂性和多层次性。其中最为特殊、明显区别于其他海外华人经历的是她们身上的一个共同的标签——“五一三事件”的受害者。无论是作为亲历者遭遇或目睹暴力，还是作为后继者深受“五一三”后续的华人区别待遇政策的压迫，她们都经历了许多海外华人个体所不能感受到的来自国家机关的系统性、结构性伤害。尽管受客观的材料限制，贺淑芳并不着意于从宏观的国家、政府角度去诠释“五一三事件”的真相，但小说的落脚点也还是放在了她最熟悉的华人女性的生活状态，以及对“身体与内在欲望、情欲与孤独”的探讨中。《蜕》小说最明确的主线，即是马来西亚华人在“五一三事件”中受到的暴力伤害。文中几乎所有出场的华人，都是事件的受害者、自卫者或逃离者。她赋予叶阿清、陈桂英、萝等所有受害者“蜕皮”的机会，指引她们揭开包裹生命的皮，甚或以“蜕皮”为方法，描写出作为多维度受害者的她们，从束缚的皮中挣脱渴求新生的过程，并最终点明了救赎的唯一途径即为“正视”，即直接面对。

对文中叙事主角的三代“五一三事件”受害者来说，蜕皮落实在“生存”和“生活”之中，也表现为个体与国家共同要面临的自我丑恶。小说叙事主角的三代母女，按照“五一三事件”的经历程度，大致可分为亲历者与后继者两种类型。

第一，亲历者的“蜕皮”与生存相联系。小说楔子中有一段，虽未直言蜕皮，但同后文中萝看见蜘蛛蜕皮时的描述相互重合，具有标志性因素“镜子、蜘蛛、空壳”。两处互相可做注解，蜕皮便与楔子挂钩，体现了文本的内部互文性。前后文相互注释，同时增添对比：“你望入镜子，像看记忆的痂皮剥生。……痛苦，恐惧，恐惧着恐惧，慢慢忘了许多事，一天天，忘掉创伤，也连带忘掉各种各样彼此相互关联，像给蛛丝连起的事物名字。世界遥远某处有个缺口，你心如空壳。”楔子中“你”的具体身份全文未说明，但“你”是“五一三事件”的亲历者，同萝的祖辈一样，是第一代华人女性。“你”即是蜘蛛本身，而“皮”是回忆，“蜕皮”是“你”在剥离记忆。一方面，回忆是亲历事件的痛苦和恐惧。只要想起，“你”就会被困在受害的现场，无法继续正常生存。所以“你”想要活着，就必须抛弃痛苦，忘掉回忆。同为第一代华人女性的叶阿清，她也选择将记忆寄托在想象的岛上，决定死前绝对不会想起。“这样，暂时，只要把记忆寄放在那岛上。她就可以生活。”但另一方面，回忆中还有曾经爱与幸福的感受。“五一三事件”的亲历者，在事件中失去了曾经挚爱的亲友爱人。正如作家张亦绚在台版《蜕》前言中所写：“受难的单位不只个人与家族，还有‘爱人们’。楔子里就开宗明义，记忆也与求爱相关，两者要跨越的困难都必须承认自身曾有真实‘坏情欲’。”那些与挚爱紧密相关的如蛛丝般的快乐回忆，曾经是“皮”，是保护着生命能够继续前行的屏障。然而如今已被失去的极痛包围，变成快乐与痛苦相互缠绕。亲历者极力试图忘记痛苦，同时也一起失去了这些人和记忆承载的幸福。在“五一三事件”之后，每个亲历者失去了再去拥抱爱的能力和勇气，失去了对国家和社会的信任，在快乐来临时怀疑下一刻就会失去，失去的恐惧将永远围绕。他们只能如空壳般活着。

第二，后继者的“蜕皮”落实在生活中。在第三板块蜘蛛的《蜕皮》一章中，作者以萝的视角描述了蜘蛛的蜕皮过程，这也是全文唯一一处直言蜕皮的地方，可以看作是全文的文眼：“是蜕皮，很慢很慢，不像脱衣服那么容易。……从一层膜里解脱。她看得浑忘时间。……退出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壳，一条细丝，蜘蛛和它的旧空壳，空壳还在轻轻旋转，孪生镜子，一生一死。”在萝的视角看来，蜘蛛的蜕皮是一种解脱。这种解脱意为从痛苦或困境中逃离，从原本一模一样的东西中逃离。曾经的生命状态，原来保护自己的外壳，现在变成了束缚。活下来的生命是“生”，死去的旧空壳是“死”，它们面面相觑，宛如照镜子，但前后隔绝了死和生。萝象征着第三代马华女性，她出生于“五一三”之后，是事件亲历者的后代，她长期生活在母亲和外祖母的创伤与国家的华人歧视政策中。她既接受着国家的爱国教育，从身份认同上认可自己是马来西亚人，但又面对着祖辈对政府的回避和怨恨，还有国家对华人的区别待遇政策，这成为马华第三代华人困境的一个缩影。“小说家则由萝，这位并未亲历现场之人，来重证受难的实然——它的后效，它对‘整个国家、种族、关系’所造成的难明伤损。”萝没有亲身经历、直面暴力事件本身，身边又只有无从追溯真相的沉默和神秘，这造成了事件亲历者和后续受害者的感受错位。萝只是旁观蜘蛛蜕皮的人，在她看来蜕皮“不容易”，但到底是怎样的不容易，她无法亲身体会，甚至只能以并不痛苦的脱衣服做比喻。她描述“蜕皮”的语言也显得轻柔和缓。在“蜕皮”上，她看见的是“自我”挣脱束缚的解脱，迎来希望的新生，这对应着萝的个人经历——她正为逃脱华人歧视、努力争取平等权利而困惑，她渴求着蜕皮般带来成长和新生，并为其赋予憧憬。

第三，真正的“蜕皮”是面对与正视。从个体层面而言，人需要面对自己内心存在丑陋一面的事实才能成长，而从国家层面来说，直面冲突与过失才能反思变革。主人公叶阿清无法面对自我的负面情感，导致她经历了更沉重的蜕皮之痛。“孪生镜子，一生一死。”这隐喻指向叶阿清与邓友梅的关系。一方面，蜘蛛被蜕皮分成两半，活下来的蜘蛛与死去的空壳，一模一样的孪生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走向。阿清、友梅属于身份背景、个人性情相似且关系亲密的挚友。她们的人生轨迹本来重合，却都被“五一三事件”分成了两段。友梅因陪伴阿清拿鞋而亡，阿清却最终活了下来。一生一死，愧疚使阿清无法对友梅母亲说出是自己导致友梅死亡的真相。另一方面，阿清的心中还存有对友梅友情的愧疚，在“五一三事件”到来之前，描绘阿清在这段三人关系中的感受。阿清嫉妒其他两个人“秘密地，沉浸在一种极为珍贵的，他人几乎不能插足的和谐氛围”，她无法面对嫉妒的自己。继而，“五一三事件”又使她彻底失去友梅，失去面对自己的嫉妒和忏悔的可能性。所以，“五一三”之后，阿清“越来越静，越来越瘦”，不与任何人交谈，生命就要枯萎。但作者却仁慈安排阿清成长的可能，她使阿清在工厂停电中出现了形似友梅的幻觉，带领阿清走过“五一三”伤害现场，直面自我、友情和国族之殇，最终抛掉了“这种打从背后穿透腐蚀心脏的痛苦”。

从国家层面来说，贺淑芳对皮还别有所指。“旧皮原来是可以让昆虫幸存的粮食，吃掉它，活下来，恢复力气。”旧皮不仅是被抛弃的空壳，它同样是新生生命的养料，也即我们能从伤害中获得的经验？在小说结尾，贺淑芳质问国家：为什么要逃避真相。华族是外来者，巫族是原生者，华人依靠着勤劳积累财富，导致二者在二战后逐渐形成经济差距，因此引发了众多种族冲突，最终导致“五一三”排华事件的爆发。“五一三事件”是一个节点，本该是可以很好地探寻不同种族之间相处道路的机会，却因为事后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打压华人的措施，导致对华人的二次伤害。马来西亚政府认为，解决多元民族国家冲突的道路只有一条：压制华人，使其从马来西亚消失，力图使马来西亚走向单一民族国家。这种做法使整个国家失去了蜕变的能力和可能，也因彻底的不公导致华人丧失奋斗活力，而马来人依靠政策扶持则可以不用努力。“国家禁止了真相的探索，也封锁上那条本来可以让整个国家、种族、关系，去深刻蜕变的那条路。”马来政府无法正视种族之间的矛盾，无法竭尽可能保护每个国民的权利，他们牺牲了建国时占马来西亚人口将近40%的华族的利益换取虚假的和平，致使华族对整个国家彻底失望。吊诡的是，马来族也未见忏悔与成长，这就彻底堵住了民族融合和真正和平共处的可能。

可以说，在《蜕》中，贺淑芳集中展现了她的强烈态度—对这个倾斜的世界的愤怒与无可奈何。她一次又一次重复描写马来政府对华人区别对待的不公平以及施加的二次伤害，这几乎出现在每个叙事主人公的叙述之中。对几代“五一三”受害者和马来西亚整个国家来说，蜕皮指向来自国族的暴力、歧视以及无法克服的结构性困境，它成为束缚受害者的痛苦回忆，也是作为个体生命不得不面对的人生课题。在被困境与伤害包裹的人生中，学会逃离蜕变，化痛苦为养分，才有可能迎来新的生命蜕变的可能，这就是“蜕皮”的精神意涵。

三、蜕变诗学的精神旨趣

毫无疑问，《蜕》中除了作为核心意象的“蜕皮”以外，五种标题所示的动物名称及小说出现的其他动物都具有较鲜明的文化指涉。这可以从叙事主人公面对这些动物意象时的描述和感受，以及这些动物意象出现的上下文语境中还原出它们深层的文化内涵。其精神旨趣不仅聚焦在“五一三事件”的创伤记忆，还从个体情感与经历出发，向更广泛的马来西亚华人的求生困境辐射，即常出现于马华文学中的书写母题——第一代华人的发家史奋斗史的背后，属于底层阶级的生存意义挣扎，以及绕不开的海外华人身份认同、国家认同与种族认同的相互矛盾，土生土长却又身为异族的“他者”尴尬。

（一）贫穷的虱子

板块标题所示的五种动物不仅是蜕皮的承载者，也在文中被赋予丰富的文化内涵。通过分析各种动物在文中的隐喻指涉，可以捕捉《蜕》中潜在的伦理指向。贺淑芳着力书写贫苦的底层华人市民阶层，描写其日常生活与受害经历，从中体现大马华人与困苦生活抗争的生命力与韧性，以及种族隔阂背后透露的宗教神秘色彩和朴素道德审判。

首先，虱子是贫穷生活的象征。这出现在第一篇《桂英和阿斑》中。桂英家的床褥上长满了虱子、跳蚤。他们不断地丢东西、搬家、换新寝具，但搬了五次家也没能最终消灭它们。此处的象征意涵在于：第一，虱子是只有脏、乱、差的贫穷生活才能滋生的，它们与物质的贫穷共生，是物质贫穷的具象体现。第二，虱子是无法避开的，它虽不致命，却时时刻刻惊扰人们的生活，并且存在越久越牢固，花再多力气也是徒劳无功，如牙痛一样使人忧心。第三，一切贫穷的根源是代代继承的精神贫穷。穷人无法狠下心抛弃所有生活用品，也无法抛弃旧有的生存习惯，在几乎失去了上升途径的社会里，他们更无法走出这无止境、不断传承的贫困生存处境，象征着物质、精神贫穷的虱子将永远伴随。

其次，穷人也是虱子本身。在《宋万波的童年》中，作者这样写道：“他只坐过一次火车。窗外飞逝的荒野似乎没有尽头。……这个他们一起走了很多路的世界，如何是一丛黑色的、灰白的、不知起头与结尾的发丝，而他们是寄居其中的虱子。”宋万波的父亲是四处找活迁徙的剃头匠，祖孙三人的财产只有一辆三轮车，他们在车上流浪，到不同城镇为人剃头。剃头匠每日接触的是“发丝”，这工作同时也是他们人生的荒野。他们没有不动产，没有任何人生的目的和理想，在人生的荒野里漫无目的地寄生，只是为了生存而生存，能活下来已属万幸，穷人没有闲暇思考额外意义。

最后，贫穷带走的是穷人无用的自尊。在《桂秀》中，住在街这边的陈家一家八口人挤在一间破房间，而街对面的荷花瓮三间屋里是白瓷砖，亮厨房，水龙头，瓷碗碟。身为“虱子”的桂秀也想挤进漂亮世界和孩子们一起玩，却只能用劳力交换，替她们擦地、洗碗。“有一天，那家人的女佣对她说，你好像是不用钱的苦力。”女孩的自尊在这样的话语里觉醒，但很快又被现实击碎一地，拒绝被“使用”的桂秀被赶出了那个世界，母亲则用尺子抽打桂秀，要她看到她们远远躲开，因为她们是另一个世界的人，是她们这样的穷人所惹不起的人。拒绝提供庇护的母亲使桂秀更早地领略到，她们这样的穷人只是世界的虱子。虱子成群结队，不断繁衍，被捕杀也无法灭绝，但虱子的存在又好像只有被杀死和毁灭的意义。住在光明里的生物不是虱子，给世界带来光彩的人也不是虱子，宛如虱子的她们是真正享受人生的人生命里的“陪衬”。

进而言之，《蜕》出场的主要人物具有共同特质：生活在城市中下层的贫穷者。这也是马来西亚华人奋斗的生存写照。晚清社会局势动荡，他们的祖辈为了生存背井离乡，扎根在没有亲友、祖业、根基的异国。他们活着必须付出更多努力，忍受贫穷也变成生存本能。第一代华人中，贫穷的叶金英养育七个孩子，从睁眼工作到深夜两点，累得躺在床上，连做梦的空隙都没有。割胶工人萧思莲，一天不停地爬楼梯上下树，割两三百棵胶树，也只能拿到两块钱，为了赚钱偷胶粒，每天半夜挑上百斤，摸黑走十七公里路再跨越一整座山回家。在黑暗中他们祈祷：“吊颈鬼也好，饿鬼也好，水鬼也好，拜托你，脚不要伸出来，因为我也是穷鬼。”可见，无可奈何的贫穷甚至比鬼怪还要恐怖。

（二）蛇和螃蟹：恐惧在微弱的生命里长存

蛇的意象显得阴冷与致命，像带有致命毒性的捕食者。蛇埋伏在暗中，等待一击毒杀猎物的时刻。在猎手埋伏着的漫长平静中，弱小的受害动物必须时刻保持警惕，时刻带有丧生的恐惧。而螃蟹意象则是柔弱者为求自保而生出盔甲，体现同生存抗争的生命哲学。

第一，蛇象征“五一三”的创伤者应激的恐惧。小说《青蛇》板块以陈桂英为主视角，夹杂阿清和桂秀等女孩们的讲述，形成复调效果。比起“五一三”共时的暴力血腥伤害，此刻的伤害转为漫长、绵延的后续，它不再张狂凶猛地出现，而是潜伏在充斥黑暗的记忆里。当受害者稍有愉悦的放松，它们便会又窜出来，迅速将其拖回绝望之中。在《冲凉房里的蛇》中，阿清在洗澡时遇到了一条蛇，“那青蛇闪着碧绿幽光，盘蜷，竖起，昂头吐嘶”。这是很典型的毒蛇模样，出现在人最没有防备，赤裸的洗澡时刻。这意味着，此处蛇的出现有着超现实的魔幻色彩，它并不是真实存在的威胁。这种没有来由的出现又消失的“蛇”，没有引发更多事件，更多是创伤后应激恐惧的隐喻。事件尽管已结束，但却仍存在于平静无波的生活日常之中，受害者的回忆会猛然窜出伤害自己。如同在“五一三事件”里，华人仅仅是行走在街头，就受到没有原因的打砸抢烧，而事后也没有得到任何真相与安抚。于是受害者从此失去了安全感，随时随地都感觉危险。

第二，蛇也意味着吞噬恐惧的镇静剂。小说中的叙事主人公未，在“五一三事件”中失去了妻子，更失去了充满期待的未来生活。他开始变得漫无目的，伴随着剧团四处游走演出，白日里靠着其他事情和剧团工作填补生活缝隙，但一旦进入夜里，那些无法抑制的悲伤，就开始在已经空洞的心里增长，夜深人静中疼痛不断出现。“从他脑海深处，释放出一条长满黑鳞滑腻腻的蛇。那条蛇沿着胸口的洞溜出来，凉凉地，游过疼痛的地方，然后像吸收了那无法讲出来的，吐嘶。……到他喝醉了，睡着了，梦又把蛇叫出来，凉凉的，冷冷的。”可见，未的妻子之死是因为未的一通电话，未嫉妒妻子能留在新加坡工作，最终通过电话叫妻子回家，导致妻子在回家路上遇难。但他单方面遗忘了自己的这通电话，单方面四处寻找，却又在寻找妻子的途中通过狎妓获得慰藉。最后他跟着剧团四处漂泊流浪。而在剧团里，他戴上柳生的面具，竟也共情起了曾经柳生的演员对身为名角的杜丽娘的嫉妒，借以唤醒脑海中沉睡的真相。黑鳞的蛇同样是面目可憎的毒蛇，但此刻它的毒性和冰冷，从伤害转换成阵痛的解决。相对而言，面对相似的愧疚，未和叶阿清的表现形成了对比，未的软弱表现在他无法面对真实自己的行为，只能彻底遗忘。同时，他不能通过自己的力量走出创伤，要借助妓女、剧团、蛇的帮助，填补白天和黑夜的空白，才能使灵魂获得暂时的宁静。

第三，小说中的每个人都试图学会与自己的情绪和伤痕共存，他们无力改变和反抗现实，也无法做到移民获得更好的生活，只能继续小心翼翼地在自己的微弱生命中生存。小说的第四部分名为螃蟹，但螃蟹在全文中仅仅出现过一次。作者在《Tempe》中写道：“悲伤像一只细小的螃蟹，挥动它细小的脚爪，爬出充满淤泥的洞穴。”在这一章中，阿清同阿烈结婚，两人的女儿也已进入大学。阿清的人生轨迹在不断前行，但在听到阿烈的母亲叫友梅时，已经被放置在另一个世界的伤痛与悲伤仍会浮出水面，在阴影里继续潜流涌动。贺淑芳在一次访谈里说道：“螃蟹会在海潮退去之后从沙滩挖洞出来。……我就想那个淤泥会不会增加它的负担？它就慢慢地伸着脚，慢慢地动啊动啊动，……这是一个比较柔软的生物，活在潮汐之间，想办法让自己生存下来。”诚然，马来西亚华人，又或者说每一个普通平凡的微弱生命，亦是如此。被海水不断地冲刷，无法掌控随时可能到来的厄运与灾难，但他们没有选择，只能继续想办法让自己这个微弱的生命与恐惧同行，迎接新的生命与人生道路。

（三）守护与指引的白色蝴蝶

在《蜕》中，蝴蝶与灵魂、白色、天使这些元素相联系，与其他一众意象不同，具有相当强烈的神圣和救赎的宗教色彩。尽管华人没有主流宗教信仰，但马来西亚宗教信仰氛围较为浓厚，这成为海外华人文化维系的重要纽带。在小说中，天使与蝴蝶意象代表着宗教神使，它们承担启示、引导和审判的作用。而这一意象背后，又体现出作者朴素的道德善恶观念，即无辜者升天获得救赎，有罪者负罪堕入泥地。如在《在场》《天使簿》两篇小说中，受害华人年仅五岁和七岁，是涉世未深的孩童，他们对种族冲突一无所知，甚至还没来得及意识到死亡是什么。“后代”“孩子”承载着未来的希望和可能，他们身上未受社会的规训，具有巨大的可塑性。这些年幼的无辜者在暴力中死去，更凸显出暴力者的残忍。

第一，蝴蝶象征着启示。丢失孩子的母亲无助地寻找孩子的踪迹，她在梦中受到白色老人启示，指引她去往孩子的埋骨之地。而后当她辗转到达埋葬“五一三”受害者的希望之谷的时候，又有一只名叫蝴蝶的白狗为她带路。白色的老人、名叫蝴蝶的白狗，它们在文中唯一的作用，即为指路，他们指引了迷失方向的母亲，去何处寻找孩子的尸骨。

第二，蝴蝶也意味着救赎。前往希望之谷时，母亲在车上因精神恍惚找不到车票，此时一表孩子的白色蝴蝶出现，它化作车票，帮母亲解决了窘境。孩子是母亲的救赎，但母亲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检票员粗暴地将蝴蝶化作的车票抢走，并在票根上打下孔洞，“她仿佛看见孩子的灵魂被噬穿了一个洞”。票根被破坏，不再完整，寓意着孩子也早已死在了暴动之中。

第三，蝴蝶也与惩罚相联系。马来人加害者雅各死不悔改，丝毫不忏悔自己的杀人行为，甚至受害者鬼魂的哭诉和自己的死亡，都不能使他改变。死后他看到了具有白色羽毛的天使，但他不理会天使的审判，依旧憎恶着与自己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人。憎恶使他的灵魂不堪重负，落在泥地里无法前行。而只有当他开始感觉孤独，怀念起妻子时，爱才使他的灵魂轻盈，在马来人的视角里，他们杀死了异族，他们是保卫自己国度纯洁性的英雄，但同时，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也感受到了杀人为自己带来的永恒伤害：“我们是牺牲的，我们是无名英雄，我们弄脏了自己的手、自己的身和心，我们心上的创口还在淌血，没人看得见。”仇恨无法净化灵魂，只有象征着英雄的木棉开始凋谢，降下了净化和消解般象征着爱的白色棉絮，伤害者的灵魂才得到了救赎，复归白色的纯净。

（四）争斗的愤怒之羊

除了上述在板块目录中出现的具有代表性的动物意象以外，小说还运用了许多其他的动物意象，共同构成小说的动物寓言模式。限于篇幅，此处仅以与全文核心主旨密切相关的“羊”的意象加以分析。马来人信仰的穆斯林宗教不吃猪肉，而主食牛羊，华人的饮食文化里却以鸡和猪为主。牛羊与鸡猪，表面上是饮食的差异，但更意味着生活风俗、宗教信仰、语言文化等方面的不同，这更暗示着马来人和华人之间的种族对立，尽管两族的土地相连，在马来半岛上已经共同生活了近百年。华人割胶胶林的另一头就是马来甘榜（乡村），宋红欢在胶林这头能看见马来人养的羊，羊从具有间隔意味的木板栅栏缝里盯着她看。“看到那羊栏，就觉得自己已经出了平日的范围，看到了另一区丛芭，像是世界的另一边。新村养鸡养猪，就是没有人养羊跟牛……她没想到羊是食物，因为小时候养母带她去算命，观音说她不可吃牛羊。想到羊原来可以吃时，那只羊突然朝她咩，很响，好像很愤怒，一直叫一直叫。两族彼此相连，密切窥视，羊代表的既是马来人的饮食习惯，也更是资源的象征。红欢不可吃羊，就像华人本来也没有想吃羊，不想侵犯另一个族群。但当资源有限时，为了生存，种族之间就必然会抢夺为数不多的资源。所以一旦当以红欢为代表的华人想到羊原来可以吃的时候，以羊代表的马来人就开始愤怒，他们认为自己的生命和领地受到了威胁，自己被华人蚕食着利益。马来人本是这片领土的原生者却生活穷困，华人作为外来者却比他们拥有更多的经济财富，当他们想要宣告这片土地的主人是谁的时候，类似于“五一三”这样的事件就发生了。

综上所述，这些动物意象身上，承托着贺淑芳对大马华人求生困境的文化指涉。虱子所承载的贫穷与尊严之困，蛇与螃蟹代表的与漫长恐惧搏斗的微弱生命之抗争，其所包蕴的文化内涵是寄寓在大马底层华人奋斗史中的生存哲学。而在蝴蝶与羊身上，则又交织着华人的“他者”尴尬。他们生于兹、长于兹，在国家认同上认可自己的马来西亚公民身份，却又长期接受华人传统及文化的哺育，在种族上认可自己的华人身份。身份认同的割裂叠加着现实的悲哀处境—他们无意同马来族抢夺资源，却又为了生存不得不面临竞争。国家与政府无法为他们伸张正义，只有寄希望于死后的宗教审判。

四、结语

从文化价值来看，《蜕》背后展现的是大马华人面临多重边缘困境，它的“蜕皮”与多重动物意象书写，更折射出贺淑芳个人长期生活的家庭环境。贺淑芳出生于1970年，即“五一三”后一年，而小说主角之一的萝也是此年诞生。贺淑芳在采访中提到自己有多个弟妹，自己身为家中长姐，而小说另一位主角，萝的母亲陈桂英，同样是多子女家庭中的长女。一定程度上来说，桂英和萝的感受不无贺淑芳个人感受的直接投射。桂英身为长姐担负的家庭责任，是贺淑芳真实生活里不得不放弃热爱的文学、转投向物理的真实写照。萝对华人就业被马来人顶替的愤怒，也是成长于“五一三”后的这代华人的真实心情。贺淑芳将自我成长的困惑与感受拆解，寄寓在文中描述最多的叙事主角叶阿清、陈桂英、萝身上，力图透过她们，展现底层、异族、女性的三重边缘人生处境。

从文学地位来看，《蜕》是唯一一部直面“五一三事件”的马华小说。一直以来，马来西亚各方面对“五一三事件”都避而不谈，无论是民间、学术界还是官方，少有此事件的公开资料，也未见相关讨论，甚至亲历者都因各种原因“保持缄默”，许多后代华人也对此感到陌生。而在马华文学中，有部分作家从侧面谈及“五一三”的相关内容。如黎紫书同样选择了“五一三”作为自己第一部长篇小说《告别的年代》的题材。此小说开篇即通过“第五百一十三页”暗示“五一三事件”，这个数字在文中被多次提及，但她本人并未将重心放在“五一三事件”的书写上，而是专注小说叙事手法的实验。在《告别的年代》里，作者通过杜丽安的华人女性发家史、下一代华人“你”企图追溯祖辈历史但无路的迷茫、评论者与创作者的纠葛的三个故事，表达出的主旨是—华人前史真相不可知，也即后来者无论如何也无法还原事情的真相，小说中并未涉及对“五一三事件”的正面情景和故事描写。另外，《在伤口上重生》于2019年在马来西亚出版，本书是“五一三事件”亲历者家属的口述史访谈集，黄锦树曾为该书撰写了推荐序。尽管黄锦树并未在自己作品中涉及“五一三事件”，但在序言中表达了自己对“五一三”书写的态度。口述史记录了被官方叙事所遮蔽的个体记忆，而同样，文学也应当承担起对抗历史遗忘的责任。贺淑芳的《蜕》也受到了该书的较大影响。在访谈和《蜕》台版后记中，她曾多次提及该书，直言参考了《在伤口上重生》中亲历者家属的感受。借由《在伤口上重生》，贺淑芳创作出更多对“五一三事件”的正面书写。无论文中的叙事主角身份如何多样，视角如何切换，不变的是他们的故事始终关联着“五一三事件”，多方位展现着这一事件对华人乃至马来人所带来的巨大心灵创伤。

在艺术特色上，《蜕》的动物意象更为其赋予了美学上的升华。透过异质的动物生命，隐喻和观照人类自身的“动物性”与“人性”。动物书写是人类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又之所以靠拢动物的复杂人性的展现。贺淑芳将难以捕捉、无法描述的情感，透过另一些异质虚幻的生命加以形象生动地表现。通过使用动物意象，贺淑芳编织出了带有原始神话色彩的意象境界，其意象的神话性超越了故事主线的现实生活和历史事实，诉诸书写美学的升华和内涵意蕴的凝练，形成一种蜕皮的诗学。

《蜕》的动物书写还反映出了其背后的美学价值来源，即“圣兽二象性”。传统宗教故事常使用动物作为传教的载体，动物被视作没有理智、没有道德思想的禽兽，但禽兽却能为宗教神明的力量感化，由此体现出宗教力量的强大。同时，动物也因离文明世界较为遥远，而被认为距离自然更近，它们身上所体现的是未经人工修改的自然运作规律，所谓“天道有常”。当人类在文明发展中感受到痛苦和迷茫，就会下意识还原最本初的自然状态，从承担自我选择的痛苦，回到被天道安排的自然路径“寻根”。放弃选择权，意味着放弃承担自我愧疚和负担，只需要被动接受。动物的“兽性”和“圣性”，既体现了宗教与原始神话的神秘伟力，又给予人类找寻归处理想世界的心灵安慰。在文学中，这一属性又被再度加工，成为意象。意象同原型一样，是带有多重文化积蓄的符号。动物意象映照着人类面对异质动物时感受的未知风险，以及背离过往生存经验、无法沟通交流的恐惧。动物意象也映照着人类渴求神圣指引的希冀，将生前国家、法律无法裁决的罪案交由死后的自然、天道，人类文明为自我划定的种族规则，最终消弭在了一切生命俱是平等，杀人者偿罪的自然选择之中。

质言之，贺淑芳的小说《蜕》，从三代马华女性家族主视角出发，开拓了“五一三事件”的华人创伤记忆创作，为马华作家提供了新的历史叙事方式。其动物意象书写继承古典动物意象传统，兼使用现代主义写作技法，推动马华文学意象书写的发展，可视作马华文学史及马华女性作家创作谱系中的重要作品。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