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文学如何书写时代？这是每一个写作者必须面对的命题。本期“新锐”栏目的三位青年作家分别从梦想、童年、婚姻的角度切入，给出了各自的回应。李晓丹的《暹罗猫与献给理想国的巴夏曲》采取了“探案线”与“梦想线”交替并行的方式进行叙事，表面上看，二者没有关联，但结尾会于一处，真相水落石出。先来看“探案线”：2024年春节，椿市发生了火灾，一男子离奇死亡，他死去时身上有一只暹罗猫，围绕着这起“灵异事件”，男子死亡真相的揭秘是叙述焦点所在。

在“探案线”之外，小说中还有一条关于梦想的叙事线索。对于怎样处理一只捡来的暹罗猫，暹罗之夜乐队的四名成员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和矛盾。作者对乐队成员日常生活的真实记录，再现了一群理想主义者梦想破灭的全过程。四人大学时代成立摇滚社，组建乐队，出专辑，办签售会，登上省春晚的舞台，被新闻媒体誉为“追梦少年”，音乐给他们带来了荣耀和自信。走向社会后，音乐梦在强大的现实壁垒面前不堪一击：主唱靳腾飞迅速步入婚姻，娶了一位富家女，陷入生活琐事之中；鼓手兼队长何越进了外贸公司，当上小领导，工作有声有色；键盘手路明在咖啡店兼职，勉强混个温饱；唯有作曲兼吉他手秦峰，还在坚持创作。这种分化是现实利益驱动下的自由选择，在一次饯行宴上，队长何越郑重地将乐队转交给秦峰，这看似是梦想的交接与传递，实际是将无法承受之重转移至他人身上，共同的梦想成为压倒秦峰的最后一根稻草。秦峰的寻死，意味着梦想之花的凋零，宣告了理想主义的破灭。

除了乐队成员之外，在孙威一家身上，也隐藏着关于梦想的叙事。孙威的母亲玉姐年轻时与摇滚歌手男友恋爱，二人结婚后，丈夫为了摇滚梦抛弃了她。在生活中，玉姐为乐队提供了场地，乐队的梦想中有她的一份助力，玉姐在乐队成员身上找到了某种心理补偿。年轻时的孙威是“追梦少年”的粉丝，深受乐队励志故事的影响，他前往北京实现自己的媒体人之梦。此外，在流浪动物收治站，医学院毕业的高帅没能进正规医院，通过在救助站给动物看病来实现自己的医生梦。一个个独立个体的梦想叙事，汇成了一支梦想之歌。正是这些求而不得的妥协、坚持、努力、奋斗，才更加显现出梦想的珍贵。

在小说中，猫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事件。暹罗猫的出场阻断了秦峰去北京找川哥实现乐队梦想的进程，秦峰对猫的照顾与沉迷，在客观上延缓了实现音乐梦的迫切性。当那只危在旦夕的暹罗猫出现的时刻，乐队成员间的分歧便应运而生。秦峰对暹罗猫的照顾无微不至，即使那把被他视作生命的吉他留下猫的抓痕，他也并不计较。秦峰越是对猫疼爱有加，就越加剧了它被遗弃的现实可能性。路明对猫的厌恶，与自己深受跳蚤的困扰有关；何越和靳腾飞商量将猫放跑，以此来敦促秦峰去北京。后来，靳腾飞把猫塞进了尼龙袋，让它彻底消失在秦峰的家中。秦峰得知猫不见踪迹后，寻找未果，三天后，他带回了另一只猫。有意思的是，秦峰认定这只猫就是之前的暹罗猫贝贝，他已说服自己相信这是真的，即使路明、靳腾飞反复强调二者之间的差异性，秦峰还是深信不疑。倘若考察一下秦峰的深层心理，他的自我欺骗行为是一种逃避，新的猫替代贝贝是必然的，这也预示着他不可能迈上前往北京的列车。

对于暹罗之夜的成员来说，川哥是一位识才惜才的人，被大家视作精神引路人，他承载着乐队成员的梦想，是乐队成员能否实现音乐梦的关键所在。与川哥关系的远近，直接决定了成员在乐队中的地位与作用。当乐队成员的希望转移至秦峰身上时，秦峰自身并不能够承受梦想之重：一方面，他要竭力维持与川哥的联系，以此来证明自身的价值，哪怕这种联系是虚构的；另一方面，他不可能真正去北京寻找川哥，一旦他前往北京，所有的想象和虚构都会不攻自破。去北京俨然成为一种盛大的仪式，秦峰的百般推诿与延迟是一种策略，与靳腾飞、路明的北漂经历形成了对比，至少他们为梦想真正地付出和努力过。当川哥以冯大海的身份与大家意外相见之时，乐队成员才意识到所谓的梦想是多么的虚妄与缥缈。

在小说中，一场爆炸引发的火灾彻底烧光了大家口中的梦想。靳腾飞以杀死猫的方式逼迫秦峰去北京，秦峰选择了放弃，路明威胁秦峰不许放弃，靳腾飞也与秦峰扭打一团。大火蔓延，四人从窗户爬了出来。秦峰又冲入着火的房子，他宣称猫还在里面。吊诡的是，秦峰口中的猫是一只瘸腿的狗，在献出生命之际，他还在欺骗自己。何越抢救出了秦峰的作曲簿，那个承载着乐队才华与梦想的命根子，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都是空白的。曾经的音乐梦，只是四人共同虚构的一场梦魇。在小说的最后，赶火车的孙威遇到一只流浪小猫，陷入了秦峰曾经面临的境况，历史又一次重演了，幸运的是，孙威没有像秦峰一样选择停下救助小猫，而是毅然决然地前往了下一站。

接下来讨论卓尔的《动物城堡》，从结构上来看，这部作品采取了一种分散式的叙事策略，整部小说分为《国王的故事》《动物园的故事》《爸爸和妈妈的故事》《老虎的故事》《逃离的故事》《大明的故事》《饺子馆的故事》《今天》等小节，没有一条完整的主线，时间跨度较长。在叙事上，《动物城堡》的故事形态具有碎片化、跳跃性的特点，作者放弃了那种连贯的、线性式的故事结构，选择了以“我”的年龄为线索串连故事，从五岁、八岁童年时的记忆起笔，融入自己二十多岁的生活经历，并穿插着父母之间的情感纠葛与亲人之间的家长里短，一个个故事单元共同拼贴出“我”的生活轨迹。

在《国王的故事》中，五岁的“我”跟随父亲回到乡下的奶奶家中，院子里的鸡、鸭、驴等动物吸引了“我”的注意，一只大公鸡对“我”的突然造访表达了抗议。奶奶选了一只精神抖擞的鸡，准备让我们饱餐一顿。在“我”与奶奶的面前，父亲为维护自己的尊严，亲手杀死了那只被“我”命名为国王的公鸡。国王死于我们的口腹之欲，死于以爱之名的待客之道。“我”不仅见证了国王的死亡，还需在亲人的面前吃掉国王的躯体。国王死前的话萦绕在“我”的耳旁，“去你会去的地方”一句让“我”深受震撼。在《动物园的故事》中，八岁的“我”与父母一起前往动物园，父亲带“我”观看老虎吃驴子的表演。父亲杀死国王的场景、老虎吃掉驴子的残忍画面，均给“我”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创伤，深刻地影响着“我”的性格塑造和后来的生活。

十一岁那年，父母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一年后两人离婚。从此，父亲在“我”的成长中一直缺席，他重建了家庭，一个大“我”三岁的女孩替代了“我”的位置，“我”生活在与一个“看不见的敌人”的比较之中。不可否认，父爱的缺失对“我”性格的影响深远：当因为猫的去留与大明发生冲突时，“我”企图用父亲讨好母亲的方式来哄大明开心，甚至以公鸡打鸣的行为来寻求和解。这种讨好型的人格是缺乏自信与安全感的体现，后来，母亲因“我”屡次考研失败而在众人面前抽泣，“我”又以打鸣的方法来安慰母亲。从深层的心理来看，“我”的怪异行为是父亲杀死国王的隐秘回应，童年时的精神创伤直接决定了“我”当下的应激行为。

与父亲缺位于“我”的成长相对比，母亲的在场更具威胁性，她窥视着“我”的一举一动，掌控着“我”的未来和命运。母亲是一个看似强大实则脆弱的女性，在亲友的面前，她经常以训斥“我”来获取尊严，又动辄因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落泪。父亲组建新的家庭后，“我”与母亲因所谓共同的“敌人”而得以短暂结盟，我们不知不觉沦为了他者，活在了父亲新家庭的阴影之下。“我”与那位看不见的姐姐的角逐，母亲渴求对父亲金钱的分配权，都是在寻求心理补偿。事实上，这种同盟也是不稳固的，因为在“我”的内心深处，一直存在着逃离母亲控制的心理诉求，与大明的同居就是一种无声的反抗。

在小说中，动物园是一处颇具象征意味的地方：动物成为被驯化与观赏的对象，集中体现了人对动物命运的掌控，动物的自由让渡于经济利益驱动下的人类的围观；在表演中，老虎吃掉驴子，动物园里也有弱肉强食，遵循着原始的丛林法则；动物园是社会化的，它是现代社会的组成部分，动物园的运行机制与社会对人的规训有着某种共通性。“我”的人生，是与动物园缠斗的一生。动物园留下了一家三口游玩的经历，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流露出“我”对和谐、温馨家庭的朴素的幻想。在“我”的身上，“去动物园”是一个重要的叙事命题：在《大明的故事》中，大明询问“我”想去哪里，“我”的回答是动物园；在《饺子馆的故事》中，二姨说起动物园老虎逃走的新闻，母亲说出了“我”若考上研究生就去动物园的愿望。“我”的心愿却被表妹一句去动物园的话打乱，她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积极响应。动物园早已物是人非，“我”试图逃离令人压抑的氛围。在家人们眼中，“我”成了人群中的异类。这次经历粉碎了“我”对动物园的想象，那个曾经让人快乐的地方消失不见了。

最后来谈赵霍山的《隐身》，该小说以一个中年男性的视角来审视当下婚姻家庭生活中个体的生存状况，是一篇典型的心理型小说。与妻子分开后，男人开启了一段流浪生活，这种充满不确定性的生活让男人心生厌倦，促使他产生重建家庭的想法。重返生活过的家中，对气味、声音尤为敏感的他，只能以隐身的姿态出场，一切都无法回到当初了，残酷的现实令他措手不及。回归家庭是一种奢望，家不再具备作为维系家庭成员间关系纽带的重要功能；男人在家庭生活空间的离场或曰放逐，意味着男性在婚姻中的地位与处境正在发生变化。在《隐身》中，家演变为一个异化的空间，在这个熟悉而陌生的处所，男人竭力让自己处于隐身的状态。家表征的稳定的、充满安全感的、温馨的场域彻底被消解了：男人要小心翼翼地与鹦鹉、猫周旋，通过投喂食物、威胁等方式，让它们处于自己的掌控之中；为了躲避来自岳母的审视，男人绞尽脑汁地在卧室、卫生间、窗帘背后等空间来回腾挪，这一行为极具戏剧性与荒诞色彩。在窗帘背后，男人甚至感受到了放松感和愉悦感，畸形的感受让他兴奋不已。身处家庭内部空间，隐身于人和动物的视线之外，男人与他们的对峙无疑增强了小说叙事的紧迫感。在男人的内心深处，存在着想象一家人日常生活的心理冲动，表现为对岳母电话中透露出的信息的高度关注，以及从家人生活痕迹做出的合理推测。

对于男人而言，家庭的破碎是由多方面的原因共同导致的：第二个孩子的流产，令妻子的身心受到了巨大的打击，“这个家就彻底丧失了稳定性”；女儿被诊断出阿斯伯格征合并多动症，需要长期服用西药控制病情，女儿的患病引发了妻子一系列的改变；当年妻子为了爱情，放弃了出国，至今心有不甘；妻子提及男人体弱多病并且患有焦虑症的哥哥，暗示其家族基因有问题，指向了第二个孩子流产的原因，这给男人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疾病的困扰，生活中的矛盾与分歧，导致妻子提出了离婚。多年前的那次香山赏秋叶，男人与妻子当着女儿的面发生激烈的争吵，这次事件似乎为离婚埋下了伏笔。《隐身》写出了中年男性在婚姻家庭中脆弱不堪的一面，他们并非游手好闲，不是不努力工作，只是不知不觉中被生活的泥淖吞没，逐渐丧失了反抗的能力。

倘若将这三篇小说放在一起探讨，不难发现：它们都以日常生活为主体内容，在叙事上遵循了现实主义中的写实笔法。《暹罗猫与献给理想国的巴夏曲》是一首理想主义者的哀歌，《动物城堡》是童年创伤在现实世界的回响曲，《隐身》则是一部中年男性在婚姻生活中的心理剧，它们共同呈现出当下个体的生存境遇与时代症候：一些人在现实生活中为了梦想四处碰壁而负重前行，一些人因童年的心理创伤一生都在想尽办法治愈自己，一些人深陷婚姻危机而被放逐在家庭之外……唯有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它可能会无情地碾碎拼搏者的梦想，会让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感受到疼痛与焦虑，会让人们理解到生活的不易与可贵。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心怀希望与梦想，脚踏实地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