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19年，我的身体和生活经历了一场缓慢的崩塌。

那是我来到上海工作的第三年。在那之前，我在北京上了七年学，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两年多。那份外人眼中的“好工作”对我来说充满痛苦。我不知道怎样掌握讨领导欢心和把事情做好之间的平衡。讲话稿里的排比句写得越漂亮，报告里瞎编的数据论点越完备，心里越是发慌。办公室以生活隐私为给养，不站队，不表态，不意味就能够全身而退。

于是我在2016年辞职，来到上海。新工作是我一直想做，但在那之前没什么信心自己能做好，也认为自己也许没有足够能力的事情：写作。

我做记者，采访媒体人、艺术家、学者、创业者；我做编辑，和作者一起工作完成一篇篇稿件，和出版社合作完成书稿的整理编辑；我做文化项目的策划人，和同事们讨论某个新想法的可行性，去测试它、实现它……每天都生气勃勃。刚到上海的一年里，我常常这样回答询问我新工作和新生活怎么样的朋友：终于不需要背地里骂老板和工作了。朋友聚会时，吐槽各自工作是常态，但我没有这样的需求。记得刚来上海时，那时公司的办公室在徐汇区五原路一条小弄堂的一楼，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在院子里写稿。因为住在附近，上下班都会骑车，在法租界的悬铃木树荫里穿行。我热爱新工作和新生活里发生的一切，那是我为自己争取的“我想要”的一切。

原本以为这种“一切都太完美了”的状态会一直持续下去，但在2019年，我的身体出现了许多奇怪的状况。我在书里这样写：

实在很难记起事情是怎么一步一步坏到不能承受的地步的。只记得渐渐失去对食物的渴望，吃饭变得很费力气，甚至吃一会就要躺一会，攒些力气起来再吃。也渐渐失去自然呼吸的能力。起先只是偶尔深深呼吸。随后呼吸越来越深，越来越重，成为一种大张旗鼓的劳作，总是难以顺利被完成的劳作，捕获的空气憋滞在胸腔与喉咙之间。不明植物在后背植根，黑色的，坚硬的，茎枝盘踞缠绕。它们缓慢生长，从内里缠住每一根气管。像在空气中溺水的人那样贪婪呼吸。需要刻意完成的呼吸在前胸后背留下成片的持久的酸痛，锁骨两侧深深下陷。等反应过来时，这具身体已渐次忘记应当如何呼吸。

恐慌发作在难以预知的时刻来袭。手指不受控制地发抖，被箍牢攥紧的心脏想要挣脱，全身失去劲力。只能立刻蹲下，或者跪下，甚至想要就地躺下。无论当时在哪，在家，在马路上，在临时停靠的地铁站台，某个公开活动现场，失去维持体面站立或行走的能力，同时迸开许多裂口，遮不及，也补不及。无助地想要哭泣，尖叫。笨拙慌乱地向陌生人寻求帮助，请他们给我一颗糖，帮我倒一杯水，握住我被虚汗浸得冰凉的手。一定是低血糖，没事的。我安慰自己，也这样和别人解释。只是偶然罢了。害怕被旁人看出这个人是真的出了什么问题。我清楚，只要缓过去，就又可以打起精神，好像什么不对劲都没发生过。

最终，这些症状在大半年的时间里，从只是稍微呼吸不畅，发展到无法继续正常生活，不得不暂时完全停止工作。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我在2019年出现的这些症状，可以被理解为“焦虑症”。因为严重的恐慌发作的躯体化症状——躯体化，这也是一个心理学术语——我被建议去看精神科，并服用治疗焦虑症的精神药物。

怎么会这样呢？这是当时我最大的困惑。似乎我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新工作是我自己选的，工作内容是我喜欢的，我在工作中不断学习新的知识和能力，也在团队里负责不少重要的项目和事务，甚至在和朋友聚会时都没有什么关于工作的可以抱怨的事情。为什么身体会出现一个又一个奇怪症状，最终严重到必须停止工作？

我还没有来得及想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新的情况又出现了。就在我决定2020年春节开始停止工作、好好休整的同时，这个世界也变了。在我的生活里，两个世界同时崩溃，我个人生活的世界，以及“我”之外的外部世界。这两个世界对我而言都是高效运转的有序世界。

原本完美的秩序失去效力，对于2020年初的我来说，这一切太荒诞了。完美秩序崩塌的时刻，成为贯穿《荒野寻马》始终、关于确凿之物问题的起点。

先有问题，属于我的“真”问题

《荒野寻马》开篇，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庞大失序和剧烈流变之中，存在确凿不移的东西吗？这个问题伴随书中写到的每一段旅行。

在中俄边境的恩和草原，我与养马的牧民共同生活四个月，在零下三十摄氏度的雪地找马、赶马；在伦敦森林，我按照环境科学家的指引为蜥蜴拔除欧洲蕨。在西班牙北部的村庄，我参与一个叫野马节的传统节日，目睹村民们围捕、制伏野马，并削去它们的鬃毛与尾巴，这项传统的历史至少延续了数百年；在蒙俄边境的查坦部落，我骑马穿越险境丛生的茫茫荒原，与最后的驯鹿人一同赶鹿前往积雪深厚的冬营地。这些旅行目的地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从不同的侧面展示了一种人类在土地上生存的方式，体现了一种不同于现代都市运转逻辑的属于荒野自然的生存逻辑，人与土地、生灵缔结着不同样态的紧密关系。

于是我在不同的时刻追问：存在某种真正可以仰仗相信，真正抓得牢靠得住的东西吗？存在一种几乎不曾突然断裂，在时间中得以存续绵延的确凿吗？寻到确凿之物了吗？我问自己。在路途中我无数次问自己。我希望在这些陌生土地和族群身上，寻找到我在城市现代文明中所感知不到的，真正能够让存在变得安定的确凿。

由关于确凿的问题串联起不同旅行，并不是刻意为之的编辑，也不是在出发之前就早有规划的缜密安排。事实上，在前往呼伦贝尔恩和村庄的旅行之前，甚至在那段旅行之后，我都并不知道后续旅途会如何展开。是问题，一个问题之后的又一个问题，对问题锲而不舍的追问，将我引领至一个又一个新的目的地。关于这个问题的一部分答案，也如同一个不断被打开的卷轴画面，一些原本散落各处的拼图碎片，逐渐显现在我面前。

问题本身的提出，完全出自我自身，而非源于任何外界标准。

做记者和编辑的那些年，“选题意识”永远高悬头顶。判断一个人物、专题值不值得写，需要从很多维度论证这个选题的成立度，比如有没有独特的可被挖掘的故事点、是不是大众读者会关心或需要了解的领域、是否具备传播的可能性、是否有充分的操作可行性。一个选题首先必须成立，进而才能开始工作，资料调研、集中采访、写作编辑。编辑室也需要讲求效率。作为一名记者无法在规定时间里完成达到某个标准质量的工作稿件，是失职的表现，也会影响整个团队的工作进度。当写作成为工作，写作者需要考虑的问题远远不止自己的兴趣，同时也承担着责任。

但成为一名独立写作者，“写什么”和“怎么写”的责任，完全落在了自己身上。从2022年开始成为一名独立写作者起，似乎我在学习的是，一种只讨好自己的写作要如何进行。

“讨好自己”不是封闭的自恋游戏，也不意味着无需落地的无限自由，如此就是虚无轻浮、没有力量的写作。所谓的“讨好自己”，首先是一个内观的过程，觉察我真正想要关心的问题是什么。与作为记者、编辑时的工作习惯不同，我在刚开始独立创作的时期，尽力识别并剥除职业性的“选题意识”，不需要任何先在的范例或者某个系统或某种流行样态的标准来告知我，怎样的问题是“好”的，是“值得”的。

关于确凿的问题，就是从我生命的困惑中生长出来的，属于我的问题。是我真真切切经历，真真切切困惑，真真切切想要追问，想要尽力厘清的问题。它是我的“真”问题。是即便不写作，也会一直反复盘旋于脑海，驱使我去回应、去寻找、去解答的问题。

信任身体感知真实的“笨”办法

为了写作而搬弄辞藻，摆捏出某种自己并未真实经验的姿态，无法欺骗自己，也不可能欺瞒得过读者。因此关于问题之答案的寻找与写作，于我而言，首先在于感知经验，真实地用肉身走进一个个问题现场，用我的身体去捕获感知线索。关于答案，如果真的存在可被称为答案的什么东西，我知道自己永远无法通过别人的讲述来找到它，只能自己用身体去真正地体验它，而不是想象它。在那之前，我绝不可能真正说出它。

我更相信身体感知，而非通过逻辑理性来寻找答案。

大学时我的专业是哲学，自古以来许许多多哲学家都讨论过身体。在笛卡尔那里，身体是身心二元论中缺乏形而上学确定性、可与灵魂/心灵分离的存在。如他在《第一哲学沉思集：反驳和答辩》中说：“有脸、手、胳膊，以及由骨头和肉组合成的这么一架整套机器。”

而让我更有亲近感的，是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所阐释的身体：“我们是通过我们的身体在世的，因为我们通过我们的身体去知觉世界……如果一个人以其身体去知觉世界，那么，身体就是一个自然的我，而且作为知觉主体。”张尧均在《隐喻的身体：梅洛·庞蒂身体现象学研究》中，引用詹姆斯·施密特在《梅洛·庞蒂：现象学与结构主义之间》的论述：“梅洛·庞蒂回到笛卡尔，也就是回到现代性的起点，回到宇宙的平衡尚未被打破，心身的世界没有缝隙的源头。从那里出发，他试图将自笛卡尔以来彼此割裂、相互外在的各部分重新整合起来。”

在心理学具身认知理论中，身体与心智之间的关系也以紧密关联的形式被重新讨论。英国学者盖伊·克莱斯顿在《具身认知：身体如何影响心智》中为身体做出富有诗意的描述：“通过身体，我们与周围的世界紧密相连，反过来周围的世界塑造了我们。我们所使用的工具和资源实际上已融入身体对自身可行性的定义中。我们的身体实际上是共振的，因此，个体的信息开始融入一个叫作‘我们’的更大的共振系统中。具身认知让我们注意到，我们比笛卡尔主义所引导我们相信的更具有生态性和社会性。”

哲学的语言，心理学的语言，都在以不同方式重申身体感知不从属于、次于精神心灵、逻辑理性的存在位置。因此在旅行中，了解一个地方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背景是必须做的功课，它们提供的是知识性的认知背景。但对我而言更重要的，是身体的真实感知，是更本源意义上的“非虚构”。

我相信了解一个地方、族群的生存逻辑，不能通过文本或他人的讲述。我必须尽可能用身体去贴近土地，去接近一个本来就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的身体经验。因此我学习骑马，和牧民在零下几十摄氏度的寒冷中赶马；夏夜在山脚露营，凌晨四点和数百户蒙古族人一同醒来，在晨曦中向圣山跪拜祈祷；在古老森林深处弯腰与欧洲蕨顽强的根系“搏斗”；在西班牙村庄，随着人群和一百多匹马在植物茂密的下坡山道上奔跑，尘土飞扬；跟随蒙古族的驯鹿人一同骑行两天，穿越险境丛生的苔原，夜晚和驯鹿一同卧眠于星空之下的山坡。

这些行动出于一种本能的赤裸的执着。我想知道，当我的身体处于这样的环境或行动中，是怎样的感觉，是一种怎样的身体经验，它又会怎样影响和塑造情感、认知、行动以及文化。我要了解一片土地，必须先成为这片土地上的一具肉体、一株白桦树、一匹马。用身体进入它，而不是用头脑分析它。

这是一个“笨”办法，却是我认为比逻辑理性更值得信赖的路径。

于是在写作阶段，我唯一关心的只有一个问题：我是否将我感受到的、我思考的、我想表达的内容，在我能力范围内，真实、清晰、准确、完全地表达出来了？我的写作对事实的客观性和准确性负责，也更对自我的真实负责，无论看起来是否显得有些残酷，甚至“不太体面”。

我想这更接近文学创作的意义，作品是否完成，是否成立，不由某个系统的标准所决定，更取决于创作者——往往创作者自己也难以言明，但他/她在写作的过程中，总是竭尽全力去尝试接近、言明那个起初十分模糊的东西——我想无限接近的“真”的内核。

如同美国作家厄休拉·勒古恩在《我以文字为业》中的诗句：

……

我以文字为业。我三十年凿一石

尚未成形，

无物之象不可见。

我无法完成它，释放它，

无法化为能量。

我笨嘴拙舌，但我不会歌唱

真相，像鸟儿一样。

我每天来到审判之所

词不达意，始终如一。

即便如此又怎样？我明白

手中那块石头的分量。

……

人类世：控制之上叠加控制的世代

写作《荒野寻马》的过程中，我在美国非虚构作家伊丽莎白·科尔伯特的《白色天空下：当自然不再自然》中第一次熟悉“人类世”这个概念。

“‘人类世’是一个在2000年由保罗·克鲁岑和尤金·斯多默提出的、被广泛使用的术语，用来表示当前的地质时间区间。在这个时间区间内，地球上的许多生态和进程受到人类影响而发生深刻变化。自工业革命以来，这种影响显著加剧，使我们脱离了全新世时期典型的地球系统状态。”国际地层委员会（ICS）内的第四纪地层分会这样解释“人类世”的由来。

2000年首次提出至今，“人类世”的研究经历了诸多重要节点。2023年7月，人类世小组正式提出应将加拿大克劳福德湖作为界定人类世的GSSP（全球界线层型剖面和点位），俗称“金钉子”，以湖底沉积层中钚元素含量的急剧上升作为主要标志。而钚元素含量的急剧上升，是由于人类开始核试验，自人类第一颗原子弹于1945年在美国引爆起。

……

（全文见《芳草》202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