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长河》：续写地方与重造历史
原标题：续写地方与重造历史——《长河》的战时“照例”与“新生活”叙事
1938年初，沈从文和一些文教界人士迁往昆明，途经沅陵短暂停留，在大哥“芸庐”处暂住三个月。这是他离开家乡之后，在湘西居住时间最久的一次。他和大哥一起，积极招待过路湘西的文艺界、教育界友人，并把地方军政界和外来文教界撮合在一起，聚谈畅聊，寻求服务抗战的途径与方法。这一次回乡居住的时间并不短暂，也因为期间的热心沟通内外，沈从文着手准备一部有关湘西的“大书”。他离开湘西前往昆明的前一天，给张兆和的信中说道：“手边有一本选集，一本《湘行散记》，一本《边城》，一本《新与旧》，一本《废邮存底》，象征卅年生命之沉淀。我预备写一本大书，到昆明必可着手。”[1]这本大书指的就是《长河》。
很显然，沈从文试图在既往书写基础之上，结合返乡时的观察与体悟，继续湘西世界的书写。有研究者把包括《长河》在内的沈从文战时创作概括为“重写湘西”[2]，但不论是作者的创作意图还是实际操作，其实视作“续写”更为恰切。沈从文后来也强调是接续此前的《边城》，“我还将继续《边城》，在另外一个作品中，把最近二十年来当地农民性格灵魂被时代大力压扁扭曲失去了原有的素朴所表现的式样，加以解剖与描绘”[3]。1938年7月30日，沈从文给张兆和的信中，更明确地透露出接续《边城》书写的意图：“我想写雷雨后的《边城》，接着写翠翠如何离开她的家，到——我让她到沅陵还是洪江？桃源还是芷江？等你来决定她的去处吧。”[4]
“雷雨后的边城”，是比喻，也是写实。
沈从文开写《长河》的这一天晚上，雷声轰鸣，雨很大。当天夜里，他写信给张兆和，汇报写作进展，“我写了《长河》五个页子，写一个乡村秋天的种种”，同时大发感慨：
雨很大，打在瓦上和院中竹子上。电闪极白，接着是一个比一个强的炸雷声，在左边右边，各处响着。房子微微震动着。稍微有点疲倦，有点冷，有点原始的恐怖。我想起数千年前人住在洞穴里，睡在洞中一隅听雷声轰响所引起的情绪。同时也想起现代人在另外一种人为的巨雷响声中所引起的情绪。我觉得很感动。唉，人生。这洪大的声音，令人对历史感到悲哀，因为它正在重造历史。[5]
《长河》开写时沈从文给妻子的书信，透露出他最为切实的创作初衷，“雷雨后的边城”表明在战时续写湘西的意图，而“重造历史”则是另一个关键的讯息。的确，“‘重造’是沈从文思想的核心范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他开始有意识地屡屡说起“重造”，并逐渐形成具有谱系图景的“‘重造’思想家族”[6]。但学界普遍关注的是沈从文言说的“文学（经典）的重造”“地方的重造”“民族国家的重造”，而“重造历史”也似乎稀释在这一系列的“重造”命题中，并不怎么被提及。其实，如何看待历史、如何书写历史，才是沈从文“文学经典重造”的缘起和诉求。湘西“历史”的处理，是沈从文此时的主要关切，“续写”是过去的继续，“重造”则指向未来，但唯有澄清过去才能通达未来，而过去则由当下所宰制。就像沈从文所说，现在的“巨雷”即当下如火如荼的抗战，正在“重造”历史。沈从文就是希冀用自己的笔，探求湘西进入中国全面抗战的通道，描绘一条湘西社会变迁的“历史长河”。“重造历史”是《长河》的主旨，因此要真正解读和更深入打开这一文本，我们就得从“历史”着手，要探究这部作品的得失，也得围绕着“历史”展开。
一 、 “历史是一条河”：长河两岸的“照例”
沈从文第一天为“大书”《长河》所写的“五个页子”，开头先是一段很长的引文，所引的内容正是有关“历史长河”的感叹：
见到日夜不断千古长流的河水，水底石头和砂子，以及水面腐烂的草木，破碎的船板，使我触着了一个令人惆怅的名词。我想起‘历史’，一套用文字写成的历史……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7]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段引文是只见于最初发表《长河》的香港《星岛日报·星座》副刊，后来单行本中未曾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沈从文1942年专门为《长河》撰写的“题记”。然而，既往研究大都采信1942年撰写1943年发表的“题记”中的说辞，由此来解释《长河》的创作缘起，并选用1945年昆明文聚社出版的单行本《长河》，也就是沈从文各种“文集”及其“全集”所依据的选本，进行作品的解读分析。但是，《星岛日报·星座》副刊连载的《长河》（简称“星座版”），和后来文聚社出版的单行本（简称“文聚版”）、开明出版社的版本（简称“开明版”）、《沈从文全集》中的定本（简称“全集版”）等版本相比，差异实在太过显著[8]，沈从文自己甚至直截了当地说是“重写”[9]。“重写”之说固然太过夸大，但要理解《长河》最初的意旨，特别是它的历史诉求，它和当时历史情境的关系，版本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1938年8月7日，《星岛日报·星座》副刊上的“长篇连载”《长河》（一）充当“题记”的这段引文，作者标明出自“湘行散记沅水”。事实上，不论是《湘西散记》最初发表的报刊，还是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的《湘西散记》，并无“沅水”篇章。引文实则出自《湘行散记》中的《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类似的言辞在沈从文1934年1月18日给张兆和的信中也出现过，1991年沈虎雏整理编定的《湘行书简》，就把这封信取名为“历史是一条河”[10]。
首先，引文再次表明沈从文《长河》创作之初的续写湘西意图。沈从文正是在接续1934年回乡对历史的些许感慨，开始谋划《边城》之后的湘西书写，原本是1934年返乡的一个具体点的思索，在1938年第二次回乡时又重新被激活，回到家乡站在沅河边上对整个历史的感慨，成为他继续书写湘西的动力。
其次，沈从文一再说起《长河》写作时手边有一本选集《湘行散记》，那么“湘行散记沅水”引文的“误记”照理来说不应该。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沈从文想要刻意淡化“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这个具体的时间点。沈从文此前湘西系列的小说，以“边城”牧歌情调著称，因而作品中的时间大都被隐匿处理，读者很难洞察故事的具体年代。对此，研究界普遍借用热奈特的叙事时间理论，强调沈从文把“经验与人事通过这样的抽象，从流动时间的冲刷侵蚀中解脱出来，演化成习惯、风俗、文化，达到永恒”[11]，“在具体特定的空间中营造出了超越古今、亘古不变的‘边城’神话”[12]。很显然，《长河》的开头就是要延续这样的叙事策略，尽可能虚化时间，作“抽象化”“普遍性”处理，因此他把引文笼统地处理为“湘行散记沅水”，而非具体的“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而且，《长河》前面的“引文”和正文开头，也就是1934年的旧文和全面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的新作，彼此间竟相互呼应、相得益彰，俨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引文长河两岸“百年前或百年后皆仿佛同目前一样”[13]的历史感慨，紧接着就是正文起笔长河两岸千古如斯、“无论魏晋”的描叙。正文开头时间仿佛停滞，或者说只是按照春夏秋冬的时令往复循环，俨然是引文最后两句的解释和展开，长河两岸的人们“对于寒暑的来临，他们更比其他世界上人感到四时交替的严肃”，“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不难看出，沈从文1938年《长河》的起笔，是对1934年湘西书写的有机续接，写于战时的《长河》的开头，和《边城》的几乎没有什么差异，甚至还可以说更为纯粹，更抽象化。毕竟，《边城》一开始就具体到一个叫“茶峒”的地方，一条小溪边白塔下一户具体的人家，而《长河》的开篇则全然抽空了具体的时间、具体的人事。
《长河》起笔因循此前的湘西书写的成功范例，“照例”书写。有研究者指出，“照例”还作为《长河》文本内部的“‘关键词’之一”，“《长河》的第一章《人与地》也‘照例’是从湘西的人文与地理写起，勾勒居住在辰河‘两岸的人民近三十年来的大略情形’，使这一章表现出风物志的倾向”。[14]据统计，“照例”在《长河》中出现不下50次，特别是第一章总览部分，描叙各个层面的“照例”。[15]有风俗层面“照例”，“五月竞舟和过年玩狮子龙灯，照例有人神和悦意义”[16]，“本地二八月照例要唱土地戏谢神还愿”[17]，等等。有各类人生存的照例，他们沿袭过去经验，照例处事，照例选择，照例生存。例如，发迹水手回来“照例”置地做乡绅，热心地方公益和各种节庆活动；没有受过教育的乡村妇人“照例”是给别人作童养媳，“照例也懂了事”[18]，被那些“照例是见过了些世界”[19]的军人引诱哄骗，最后“照例”被卖到人贩子，或事败“照例”被族中人“沉潭”；外出读书的儿子“照例不同意”家里“要找一个有碾房橘子园做妆奁的人家攀亲”[20]；甚至受过新式教育的女子，原本是湘西边城世界中的“异类”，但沈从文也用种种“照例”把其嵌入湘西的世界。“这种‘抱独身主义’的人物，照例吃家里，用家里，衣襟上插支自来水笔，插支活动铅笔，手上有个小小皮包，皮包中说不定还有副白边黑眼镜，生活也就过得从容愉快。想再求上进，程度不甚佳，就进什么女子体育师范，或不必考的私立大学。毕业以前若与同学发生了恋爱，照例是结婚不多久就生孩子，一同居，除却跟家中要钱，就再也不会回来了。”[21]
“照例”作为关键词高频出现，折射出作者的历史观，意在强调湘西人与物的恒常不变。《长河》中除了显现的“照例”以及相近的语词，其实还有很多祛具象化的“普遍性”描写，同样在叙事层面凸显“照例”书写的成效，特别是最初的“星座版”，更为明显，以第一段描叙为例：
史称“洞庭多橘柚”，橘柚生产地实在洞庭以西，沅水流域上游。树不甚高，绿叶浓翠，白华朱实，绵延河岸五里十里。花白而小，香馥醉人。九月降霜，缀系在枝头间的果实，丹朱明黄，繁密如星子。远望但见一片光明，耀人眼目。摘实时，沿河小小船步边，随处可见这类果实，堆积恰如一堆堆火焰。在橘园里陌生过路人一见这种情形，必不免眼馋口馋，或随口问讯。
“你那橘子卖不卖？”
爬在树上的主人，必笑着说，话说得非常肯定明白。
“我这橘子不卖。”
“真不卖？我出钱！”
“出钱也不卖。”[22]
对比后来的版本，“船步边”修正为“船埠边”，略显夸张的“史称”改为更合乎情理的“记称”。增加的人物神态、语言、对话更生动丰富，更合日常逻辑，例如“爬在树上的主人，必笑着说”[23]修改为“坐在橘子堆上或树桠间的主人，必快快乐乐的回答”[24]。还有像“不卖”橘子的对话，以及“不卖”和“不许吃”的解释，让读者更易于厘清其中的逻辑。但很显然，“史称”在必然性、普遍性的照例叙事层面，要高出“记称”很多，一下子给人自古以来皆如此的感觉。同样，最初发表的“在橘园里陌生过路人一见这种情形，必不免眼馋口馋”[25]，和修改后的相比，“在橘园旁边临河官路上，陌生人过路，看到这种情形，将不免眼馋口馋”[26]，逻辑和情理略显欠缺，但“一见……必不免”远比“将不免”更具有普遍的照例叙事意味。
诚然，沈从文1942年之后对《长河》进行大规模改写，修改和完善之处确实很多，但因为“拉长”故事的缘故，很多地方繁复且啰唆，“照例”叙事的效果却明显减弱。似乎为了让读者更易于理解，增加了一些旁白和解释，整体效果却适得其反。第一章各类人物的“照例”生存，作者后来基本上都进行了扩充和丰富，却不免有画蛇添足之嫌。例如描叙在水上讨生活又惦念家乡的这一类水手，最初的“星座版”一句扩充成了三句，前后衔接、起承转合都看起来更合理，但语言的繁复冗长，祛具象化的“照例”效果却有所减弱。特别最后在“于是叹一口气，死了，完了”[27]，又额外增添了“从此以后这个人便与热闹苦难世界离开，消灭了”[28]，纯属画蛇添足。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像因偷情而被“照例”沉潭的那类女子，大量的扩充解释和明显属于作者的议论，反而让文本叙述的力度减弱，流露出作者的成见而非湘西世界的普遍。描叙受过新式教育的儿子和女儿“照例”，后来的修改更是过犹不及。“接受‘五四’以来社会解放改造影响”[29]的增添，让新式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逻辑得以完善，但这些“生硬”的名词和历史言说，全然有违湘西边地世界的“普遍”与“恒常”。沈从文看似为了守“常”，针对受过新式教育的湘西当地男女青年，修改时特别添加了一些讽刺性的语句、漫画式的笔法，原本起笔的大气魄、作为“风物志”的美感，不免有所减损。儿子“照例不同意”家里“要找一个有碾房橘子园做妆奁的人家攀亲”[30]，闹家庭“革命”，修改时额外添加了一句，“又或儿子虽读《创造》《解放》等杂志，可是也并不怎么讨厌碾坊和橘子园做陪嫁妆奁”[31]。这一句纯粹是为了讽刺左翼革命，不仅流露出作者毫不掩饰的政治姿态，上下文前后逻辑也都有了问题。新式女子这一段的修改，问题更加突出。“‘星座本’读来，干净简洁，片语可夺其精髓，遣词造句仍然贴近‘乡下人’的惯常用法与理解，这一点上来看，它与《边城》《萧萧》等作品内在是相通的。而‘全集本’多加润饰，出现了许多如‘卫生’‘爱情神圣’‘自由’‘思想’等新式词语，‘功课又不怎么好’一类相当生活化的表述也替换成更为雅驯的‘程度不甚佳’……而对‘抱独身主义’的新式女青年也更加添上‘自来水笔’‘活动铅笔’‘皮包’‘白边黑眼镜’这种无甚高明的漫画式闲笔，反而将‘星座本’留出的文本缝隙与想象空间大幅度压缩了，语言的生鲜泼辣之气也褪去甚多。”[32]
概而言之，《长河》最初的写作，“照例”叙事成分更重，后来字数的增加、内容的扩充，“照例”效果却反而减弱很多。或可以说，沈从文后来的修改尽管有完善之处，但不见得是对《长河》创作的整体提升，就既有的改动而言，修改后的“文聚版”，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全集版”，绝非《长河》更好的“善本”。当然，笔者在此并非主要聚焦《长河》版本比较，而是想表明，沈从文反复不定地修改，几乎每句都有改动，只能说明他的写作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他给亲友的信中也坦承，修改《长河》“身心都如崩溃”[33]。写作和修改状态的不稳定，无疑表明作品内面有着作者无法克服的矛盾，矛盾的根源就是沈从文“雷雨后的边城”的两个设定——照例续写地方和重造历史。
沈从文对《长河》期望甚高，自信“这作品将与一百万或更多读者对面”[34]，多次给亲友信中畅想此书将会产生何等重要的影响。的确，后世的文学史家和研究者，也多少受到沈从文自我言说的影响，对《长河》很是推崇。夏志清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整段引用作品原文，毫不吝惜自己的赞誉：“在这本不同凡响的书里，他综合了田园风味、喜趣，和社会批判”。很显然，夏志清认为《长河》既有《边城》的照例叙事、“乡土志”书写，也有《边城》所不具备的社会历史的“严肃‘视景’”，即历史重造。据此，他不仅认为《长河》超越了作者之前的《边城》，“也超越大多数现代中国一般的乡土作品”，“是沈从文较长作品中最佳的一本，因为这是他才华的集中体现”。[35]司马长风也有相类的评价：“《长河》是沈从文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最好的一部小说”，“《边城》是散文诗的画卷，《长河》具有这些、但不止这些，还可听到时代的锣鼓，鉴察人性的洞府，生存的喜悦，毁灭的哀愁，从而映现历史的命运”。[36]
不难看出，各方高度评价《长河》，却都以《边城》为参照，大家既肯定《长河》接续《边城》的成功——地方风物书写的照例叙事，也强调《长河》之于《边城》的超越——厚重的社会历史和强烈的时代感的植入。不过，尽管很多人都推崇《长河》，但谁也无法否认，《长河》其实是“令人遗憾的‘半部书’和‘断章’”[37]，就连亲人黄永玉也感慨，“为什么就浅尝辄止了呢？”尽管他一再声称最喜欢表叔写的《长河》，但也一再流露出惋惜，或者猜测“一定出了特别的事，令这位很能集中的人分了心，不能不说是一种损失”。[38]究竟是什么限制和影响了《长河》，使其成为令人遗憾的“断章”呢？显然问题不在续写地方的“照例”叙事，这方面沈从文可谓轻车熟路，足可以与《边城》相媲美，但沈从文念兹在兹的“历史重造”是否卓有成效呢？这是一个值得追问的命题。更值得追问的是，沈从文究竟要以什么来“重造历史”，重造怎样的历史？
二 、迎与拒：“新生活来了”
如果说《长河》第一章是总体描叙，“照例”续写“两岸的人民近三十年来的大略情形”[39]，那么从第二章也就是“星座版”的连载（五）［原刊误标为“连载（三）”］起，作品开始落到具体的地方，开始着眼于具体的人和事。具体的地方是吕家坪下游四里名叫“枫树坳”滕姓祠堂，具体的历史事件是“新生活来了”。同时，作品的叙事也从全景式扫描切换到看守祠堂的老水手满满的所见所闻。
老水手听着两个在祠堂前歇脚的过客的聊天，他们不无羡慕地谈论：“对河滕姓人家那片橘子园，会有二十船橘子下常德府！”[40]这本是作品将要详细讲述的内容，接下来理应聚焦腾家橘子园的丰收及其遭际。但沈从文笔锋一转，让两个过客转而聊起其他，有意延宕叙述。其实，初刊的“星座版”已然径直点出夭夭之名，“今年好收成！对河夭夭家那片橘子园，会有二十船橘子下辰溪！”[41]沈从文后来修改为含混的“滕姓人家”，让夭夭的出场进一步延宕。两个过客谈论有关收成的种种新奇事，什么萝卜大王、土壤化验等，显然是为了铺垫“新生活来了”。沈从文后来又特意增加湘西世界之外的新异事：“有人到云南，说萝卜东瓜都有水桶大，要用牛车拉，一车三两个就装不下了”，“还有人说云南金子多，遍地是金子。金子打的饭碗，卖一百钱一个，你信不信？”[42]“新生活”的亮相就更加迟缓。这样的铺陈，固然带来叙事上的延宕，但对我们理解作品中“新生活”的含义，却有着不容低估的意义。两个过客不乏揶揄但更多艳羡地谈论外面的种种新奇事，无疑表明，湘西世界不仅有种种因循“照例”，也有源自内部的追新求异。因此，既往研究普遍认为“沈从文把‘新生活运动’作为现代事物带来祸害的象征”[43]，“它给湘西民众带来了巨大的精神恐怖”[44]，但置于湘西民众津津乐道主动求新的前后语境，如此理解显然太过简单。不过，具体展开这个问题的辨析之前，我们首先来看“新生活”在作品中有怎样的功用，因为“新生活”在作品中的功能和作者对待它的态度缠绕在一起，彼此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新生活”千呼万唤始出来之后，就在作品中频频出现，全篇共计50多次，频次和“照例”大体相当。因此，“新生活”同样是《长河》的关键词之一，和“照例”一起，共同承担作品的叙事功能。《长河》的历史起点就是“新生活来了”这一新奇的历史事件，作品以乡下妇女惊恐不安的求证起头，接着就是两个过客“故意”以此吓唬妇人，其实他们对新生活也是“莫名其妙”。但这却让见过不少世面的老水手满满听闻后心里泛起涟漪，“他想：‘来就来你的，有什么可怕？’因此自言自语的说：‘“新生活”来了，吕家坪人拔脚走光了，我也不走。三头六臂能奈我何。’他意思是家里空空的，就不用怕他们”[45]。但他得提醒好朋友滕长顺，长顺可是有家有业，提醒他注意“新生活”要来了。于是老水手过河去对岸萝卜溪找橘子园主人滕长顺，并到吕家坪镇打听“新生活”。接下来，作品就以老水手满满探寻“新生活”为主线，“实现叙事空间的转换”[46]，就像击鼓传花，老水手满满把“新生活来了”一一传导给橘子园主人、会长，《长河》的叙事由此缓慢向前推进。
不过，沈从文总习惯性地回到“照例”叙事的老路，一再岔开“新生活”所推进的故事主线。第二章老水手路上先碰见夭夭姊妹，遂开始“照例”讲起夭夭的种种。这章以“秋”为标题，后来特别加注了“动中有静”，“动”就是“新生活”的搅动，以及由此展开的叙事向前推动；“静”就是湘西生活的“常”，也意味着叙事层面的“恒常”“照例”。很显然，沈从文是要有意识地推动“秋天”的具体故事，却总是回到“常”的表达和地方志的“照例”叙事。之后的章节，大都陷入类似的反复。第三章“橘子园主人和一个老水手”，同样又是大段大段的“照例”叙事，回溯滕长顺和老水手满满过往至现如今。随后作者才恋恋不舍地回到“新生活”的叙事脉络，老水手跟着夭夭姊妹终于来到了萝卜溪滕长顺家，把“新生活来了”的“要紧话”说给橘子园主人。第四章“吕家坪的人事”，一边是会长眼中的“新生活”，一边是吕家坪人事和会长故事的“照例”叙事。
可见，沈从文既想以“新生活”架构整体叙事，实现自己重造历史的意图，但又忍不住常常“照例”书写地方，造成作品叙事的一再延宕。《长河》因此堪称典型的“长河”式叙事，“照例”书写的延宕就像是河的弯流，每一弯都有好风光，都值得细细铺陈，然而，一条长河除了无数湾，还得要向前流，《长河》中历史“长河”向前流的动力就是“新生活”。《长河》中照例续写地方的部分甚是精彩，毫不夸张地说，《长河》每一章几乎都可单独成篇，足以媲美此前的湘西短篇。但每一部分都回到照例叙事，让整篇小说的向前推进极为缓慢，尤其是沈从文后来的修改，试图拉长故事，进一步增加了叙事的延宕，让人更难看清“长河”的流向。而且，沈从文自己也对“新生活”是否继续结构作品的叙事，逐渐产生了怀疑，这在第五章初步显露。第五章“摘橘子”描写藤家橘子园的丰收和采摘，“照例”叙事意味更加明显，“写一个乡村秋天的种种”原本就是这篇作品的内核，关键词“新生活”基本上没有出现。当然，作者的“明示”却随处可见，老水手满满虽没有挑明“新生活”这三字，但却又像挂在嘴边，欲言又止。正因为老水手呼之欲出的“新生活”言说，看似颇为独立的秋收题材《摘橘子》，也被编入《长河》的整体的历史叙事之中。到了第六章“大帮船拢码头时”，作者又再次把“新生活”推到前台，让它重新承担作品的主叙事功能。老水手把会长家听到的调兵遣将消息和“新生活来了”关联起来，向拢码头的船主探寻常德的情形，两人有关“新生活”的交谈，最终定调在办好“新生活”“打鬼子”。
然而，第七章“买橘子”及其往后，“新生活”出现的次数骤降，作品聚焦保安队长如何敲诈长顺，如何觊觎长顺的女儿夭夭。既往研究普遍认为，这是“新生活”侵袭危害乡村的明证，普遍认为“新生活”象征着包括保安队在内的国民党军队，象征着外来势力的敲诈和压迫。姑且不论保安队和“新生活”是否具有对应关系，就叙事层面而言，作品中“新生活”作为关键词的不断减少，不啻为作品向前推进动力减弱的体现，而接下来历史“长河”究竟如何向前流，作品的叙事如何继续展开，就成了一个无解的难题。
沈从文原本赋予“新生活”推进叙事的重要功能，说明他对“新生活”的看重，态度上当然并非一味地贬损。的确，就乡下妇人和民众视角而言，“新生活”像是一个幽灵，“不免惶恐之至”“异常不安”，但把这与沈从文自身的立场和态度等同起来，显然大有问题。乡下妇人起初谈起“新生活”，更多是询问和求证，“妇人搭嘴说，‘哥哥，我到太平溪听团总说，‘新生活’快要来了，是不是真的？’”[47]后来的修改版为：“大哥，我问你，‘新生活’快要来了，是不是真的？我听太平溪宋团总说的，他是我舅娘的大老表。”[48]根据沈从文补增的“自注”——旨在对作品中的方言土语进行解释，“他是我舅娘的大老表”，“意即亲戚的亲戚。有无根传说意”[49]。这无疑表明民众担心“新生活”毫无根由，不过以讹传讹。两个男子的接话，更能说明这一点。“一个男的信口说，‘怎不是真的？……’”[50]不论是“信口”还是后来修改为更加鲜明的“信口开河”，沈从文显然是要消解两个男子接下来对“新生活”的讲述和调侃，而非认同。而且，两个男子压根儿不了解也没怎么听说过“新生活”，“对于‘新生活’这个称呼，都还莫名其妙。只是并不怎么害怕”[51]。他们把“新生活”视为能拉人能杀人的军事队伍，不是出于恐惧和不安，“见妇人认真而担心神气，于是故意特别认真的说”[52]。从最初发表时的“于是很认真的说”改为“于是故意特别认真的说”，更准确地传达出作者的意图，即两人对“新生活”戏谑式的描绘和夸大，不过是恶作剧而已。但是，既往研究常常不加辨析地援引此段，把其简单等同为沈从文自身的立场和姿态，强调《长河》对于“新生活”的讽刺和批判，由此影响到对整部作品的解读。
诚然，作品中接下来的主要人物老水手满满、橘子园主人长顺、会长，还有夭夭，多少都受到这种“故意”夸大的紧张情绪的感染，对“新生活”不免有忧虑，特别是老水手满满最为明显。但与此同时，他们对“新生活”或多或少都有朦胧的期待，甚至是渴慕。例如，老水手提醒长顺“新生活来了”的路上，碰见夭夭姊妹。“老水手于是又想起‘新生活’，他抱了一点杞忧，以为‘新生活’一来，这地方原来的一切，都必然会要有些变化，夭夭姊妹生活也一定要变化。可是其时看看两个女的，却正在船边伸手玩水，用手捞取水面漂浮的瓜藤菜叶，自在从容之至。”[53]“杞忧”意为不必要的忧虑，可见，作者在此是想表明，满满的担忧同样毫无根据、没有必要。而且，作品紧接着回溯了长顺在“变”中向好的过往之后，遂明确道出老水手对“新生活”即将到来的渴慕。“如今听说‘新生活’要来了，实在相当兴奋，在本地真算是对新生活第一个抱有幻想的人物。”[54]“事实呢，世界纵然一切不同，这个老水手的生命却早已经凝固了。”[55]“这小地方本来呢，却又比老水手所梦想到的，变化的还要多。”[56]更有意味的是，两个过客故意把“新生活”描叙成“军事队伍”，老水手对此忧虑的同时，反而对“新生活来了”更有一份额外的期许，他幻想着“新生活”可以赶走压榨当地民众的保安团。老水手见到夭夭姊妹，谈起保安队在地方上的压榨，他把刚听闻“新生活来了”视作新的变动，安慰夭夭姊妹说：“快了，快了，这些不要脸家伙到我们这里洋财也发够了，不久就会要走路的。有别的人要来了！”[57]可见，在老水手的心目中，“新生活”和保安队不仅没有对应关系，反而是替代关系，“新生活”是能赶走压榨乡下人保安团的力量。
作为沈从文笔下理想主体的地方精英，他们对待“新生活”的态度，更为重要，甚至可以视为作者价值立场的直接呈现。橘子园主人和税局中人，听闻满满慌张地报告，为满满过分担忧“新生活”而感到好笑，“怕什么？值得大惊小怪，两人显然耳朵都长一点，明白下边事情多一点，知道新生活是什么东西的，并不觉得怎么吓怕的”[58]。其中，“怕什么？值得大惊小怪”，是沈从文后来修改时添加的，更加强化满满的“杞忧”。作品进一步解释，“耳朵长一点”并非道听途说，他们是从颇有影响的大报《申报》获知讯息，“税局中人是看老《申报》的，因此把所知道的新事情说给他听”[59]。这是《申报》在《长河》中的首次出现，“星座版”原文“税局中人是看报的，因此把所知的告老水手”[60]，沈从文特意修正，显然是为了和后面《申报》的反复出现保持一致。有关《申报》在《长河》中的重要性，已有研究者注意到，他强调《申报》作为现代“传媒符码”体现了《长河》的国家想像和现代想像[61]。但笔者更感兴趣的是，经由《申报》所传递的“新生活”的另一幅“面孔”，与普通民众以讹传讹的“可怕”不同，税局中人、长顺、会长等人反复援引《申报》，表明自己的立场与态度，“新生活”不仅不可怕，而且与抗战有关，对国家有利。他们因此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很多人对待“新生活”的看法，例如长顺劝说满满不必怕，也给女儿传达出“新生活”不仅不可怕，反而值得期待，作品中夭夭逐渐消除了从老水手那里传递而来的疑虑，亦毫不掩饰自己的期待，渴望父亲长顺带她去常德体验体验“新生活”。
乡下民众把“新生活来了”的疑虑和惊恐一点点往上传导，那么作品所要着重表达的则是《申报》所形塑的“新生活”价值，一点一点往下普及。老水手满满就是两种“新生活”姿态的交汇点，在他身上呈现着两种姿态的此起彼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老水手满满成为《长河》叙事的聚焦点，他不仅勾连着叙事空间的转换，也承载着作品价值取向的转变。最终，“老水手是个老《申报》间接读者”[62]，他以这样的身份和立场，认可和相信“新生活”的国家意义和为抗战做准备。这在老水手和老船主谈论“新生活”时得到了集中体现：
老伙计，下面近来都变了。都不同了。省城里大街上人走路都挺起胸脯，好像见了人就要打架的神气。学生也好厉害，放学天都拿了木棒子，在街上站岗，对人说，走左边，走左边。……
老水手抢着说，“这是新生活！”
“正是新生活。女学生光着腿子，好像不穿裤子。”
老水手是间接的老申报读者，用耳朵从会长一类人口中读消息的，所以比船主智慧高一筹，就说决不会有此事。[63]
这是发表在《星座》上的最初版本，后来的修改或是补充原本省略掉的，或是额外增改的，船主那里都多了一份半开玩笑的意味：“——大家向左边走，不是左倾了吗？”末尾一句话自然是笑话，船主一面说一面就自己先笑起来。[64]还有剪辫子和女生不穿裤子的笑话，戏谑的成分更重些。这样的修改，更加凸显两人的差异，由此表明老水手作为《申报》间接读者的“高一筹”，即《申报》“新生活”样态最终也为民众所认可。两人谈话的深入，对“新生活”敌意或者是拒斥逐渐消失，更多了一份向往与认同。乡下民众最初不解和好笑的“罚过立正”，也逐渐凝聚成“都说办新生活，将来打鬼子”[65]的共识，修改版为“将来好齐心打鬼子，打鬼子不是笑话！”[66]作品之后几乎把“新生活”与“打鬼子”视为同构性的话题，“新生活”俨然成为民族国家的代名词，《申报》也“在塑造湘西百姓的‘国家’意识，传播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方面起着显而易见的作用”[67]。由此，“长河”的流向（故事走向）已然非常清晰，“新生活”来了意味着“国家”的下沉，湘西民众对“新生活”的逐渐认可与接受，意味着地方湘西通向中国的大历史，中国全面抗战的历史。“因此，一部完整的《长河》不但可能成为引人入胜的写乡土区域主义的小说，还能是一部写抗日战争的文艺作品”[68]。《长河》故事的前景很好，这正是之前《边城》等小说所不具备的，但问题在于“新生活”所结构的叙事，如何才能跃进到抗战？
三、《长河》的停更与未竟
1938年11月19日，《星座》副刊第111期刊登有“《长河·七六》”，随后，没有任何征兆《长河》连载中断，故事正演进到保安队长枫木（树）坳调戏夭夭，戛然而止，并留下夭夭模棱两可的态度：“夭夭呢，虽说讨厌这个人，可并不十分讨厌那种赞美。说的话全不是乡下人耳朵熟习的，可是还受用。”[69]
更让人不解的是，1939年1月22日，沈从文再次亮相《星座》副刊，提供的却是新写的《动静》，并非没有完成的《长河》。《动静》之后附有“启事”一则：“本刊连载小说《长河》，前因作者抱恙，致未继续。现决另出单行本，不再续登，承读者见宥，谨此奉答，千祈见谅。”[70]事实上，1938年11月到1939年1月间，沈从文的创作仍在持续，例如《给青年朋友》《〈湘西〉题记》《一般与特殊》等，《一般与特殊》还引发了争议。同时，他还承担有《今日评论》周刊文艺栏的主编工作，和朱自清等人互动频频，云南各项文艺界活动都有他的身影。而且，这期间沈从文给大哥及其他亲友的信中，不仅没有提到病，还多次说道“此间日来尚各事如常”[71]。因此，所谓“作者抱恙”，只是沈从文或副刊的一个说辞而已，《长河》突然停更显然另有原因。但是，既往研究对此都没有特别追究，只是结合沈从文后来“触犯时忌”[72]的自我言说，以及《长河》单行本出版时的“多舛命运”[73]，笼统归因于战时书报审查制度[74]。但这样的说辞同样经不起质疑，否则替代《长河》更贴合时事的《动静》又怎么持续连载的呢？《长河》的停更原因只可能出在沈从文自身，而且必须结合《动静》的出现与另出单行本的决定来作解释。
《长河》系11月19日之后突然中断连载，除去路上邮寄所用时间，沈从文应该是在11月初停止更新。恰巧，这个时间节点，也就是1938年11月4日，张兆和带着孩子历经千辛万苦抵达昆明。家人的到来，影响显而易见：其一，他不得不忙着找房子、搬家，耗费不少心力；其二，他惯常的生活、工作、写作节奏因此全然被打乱，连载作品最易受此影响。其实，沈从文给亲人的信中都有谈到这两点，特别是孩子正在吵闹年龄，白天晚上都没有属于自己的写作时间，“完成那个《长河》，即不可能”[75]。同时连载的《湘西》，也在11月17日即《长河》停更的前两天，匆忙宣告完结，亦可佐证这一点。《湘西》最后一章是“苗民问题”，11月17日的连载也确实标注了“全篇完”，但并不像是按计划写完的样子。首先，这一章仅仅连载两期，篇幅大概不及前面“凤凰”等篇章的六分之一，要知道《湘西》写作之初的“引子”中，“苗民问题”本应是沈从文澄清外界误解湘西的重中之重。其次，“苗民问题”最后一句“这种土匪使湘西既受糜烂，且更负一个‘匪区’名分”[76]，意思都没有表述完整，接着理应有作者的澄清之词或解决方案。因此，1941年修订出单行本时，沈从文特别增添了一句，“解决这问题，还是应当从根本上着手，使湘西成为中国的湘西，来开发，来教育”[77]，这勉强可算结语，但逻辑上的跳跃显而易见。第三，其实作者和编者都很清楚，《湘西·苗民问题》结束得太过草率。因此，第二天的《大公报·文艺》额外刊登了一个“启事”，特别解释《湘西》确已完结，且预告“明年元旦起，本刊将有一新的长篇载出”[78]。当然，这个新的长篇终究没在来年的《大公报·文艺》出现。
张兆和的到来，还影响和改变了沈从文《长河》的叙事节奏和故事走向。如前文提及，《长河》自酝酿之初，沈从文就一直不断写信给张兆和，向她汇报《长河》的创作意图和写作进展，一再劝她动身南下团聚，甚至宣称由她来决定《长河》中的“翠翠”的去处。因此，作为夭夭“原型”之一的张兆和，同时也是沈从文作品的重要鉴赏者，突然出现在沈从文面前，自然会影响到《长河》中主人公形象的塑造，继而联动小说的故事走向。其实张兆和影响的例证，在沈从文此前此后的创作之中，都很容易找到。[79]同时，战时家人离散聚合，特别是从日军统治的沦陷区来到后方的聚合，定会让身处后方的作家对于时代有更多切身感受，由小家庭的离合悲欢思考大的民族国家走向。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胡絜青从沦陷的北平来到大后方，给老舍“带来了一部长篇小说”《四世同堂》。[80]历经千辛万苦从沦陷区北平来到大后方的张兆和，固然不是那么直接、明显地带来一部小说，但两人深度的交流和沟通，让沈从文越发意识到，在战时大时代背景之下，抽象化地照例书写地方，把太多笔墨放在记忆中的湘西，是多么不合时宜。因此，如何扭转既有叙事，加快节奏，让作品中的人物迅速突进到抗战之中，就成了他考量的重点。这并非笔者的无端猜测，沈从文增补的《秋收和社戏》中夭夭的言谈举止和整体形象跳跃性的变化，就是最有力的说明。颇有意味的是，这亦和“新生活”有关。“新生活”的最后一次亮相，就出自夭夭之口：“你们莫乱说，新生活快来了，凡事都会慢慢的变，慢慢的转好的！”[81]诚然，夭夭说这话时有掩饰成分，但如此“通情达理”“识大体”的言辞，和之前夭夭的性格与形象不太符合，更像是父亲长顺、会长言说的综合。一个朦胧、求新、有点期待“新生活”的边地乡村女孩，一下子蜕变为具有民族国家视野的理想主体。这样的理想主体，才是抗战历史使命的承担者。
其实，夭夭的原型还来自《湘西·沅陵的人》中的周家夭妹，她被土匪抢走之后，最后和带队的团长成亲。沈从文《湘西·沅陵的人》中对此曾有所透露，地点几乎都可以和《长河》中对应，只是庙宇改为祠堂，周家改为腾家，种菜改为种橘子等。而且沈从文明确指出，周家夭妹是“沅陵县人物之一型”，暗示以其作为《长河》中夭夭的原型。沈从文和金介甫的谈话，也可说明这一点。《长河》所选取的地方吕家坪也大有用意，这个地方“成为一支1000人土匪军的司令部，司令嬷嬷自封为‘将军’（……这人的原型也许是1937年沅陵被一伙为数多达400人的土匪帮绑架的一位年轻漂亮姑娘）”[82]。参照《湘西》反击“湘西人都是土匪”的污蔑，按照《长河》的故事逻辑，夭夭和所谓湘西“土匪”，原本还真是要承担抗战历史使命。当然，湘西民众的“本能”抗争，如何编入“识大体”的民族国家抗战序列，其实中间还有不小的距离，而“新生活”则是其中的关键链条。可以说，夭夭形象前面更偏向自然野性，而张兆和到来之后，经由“新生活”言说一跃而成民族国家立场的代言人。
当然，笔者在此并非强调张兆和对于《长河》写作的决定性作用，而是想表明，我们恰好能以此为契机，探析沈从文此时写作的自身性、内源性问题。张兆和和家人的到来，使沈从文“无奈”停止向香港寄送新稿，但这也给了沈从文一个审视自我写作的契机。如何让自己的写作更贴抗战的现实，就成了沈从文考量的重点，他也由此萌生重新系统规划湘西书写的想法，“新的长篇载出”、《长河》“另出单行本”的预告，就是最明显的证据。同时，结合沈从文停更《长河》之后的《给青年朋友》《〈湘西〉题记》《一般与特殊》等文，以及他这段时间写给大哥的信，我们更容易看出他试图着力呈现进入抗战的“生气勃勃的湘西”，而“不仅是诗意的湘西”。[83]
不过，《长河》太多的“照例叙事”，让故事的展开极为缓慢，特别是“新生活”在作品中的减弱和被置换，让人一时间看不到故事如何跃进到抗战的可能。因此，沈从文暂时搁置或者舍弃既有的《长河》写作内容，转而去写直接描叙湘西子弟抗战的《动静》，就是顺理成章的事。需要补充强调一点，既往研究普遍误认为《动静》最初刊发于1943年12月8日的《文聚》2卷1期，金介甫整理的沈从文创作年表和《沈从文全集》中所备注的时间，都是如此。其实，《动静》首先是在《星座》连载，是伴随着《长河》的突然停更和《湘西》的匆忙结束而出现。这与其说是另载的一个长篇，毋宁说是《长河》既有篇章的跳跃。《动静》以及之后的《芸庐纪事》，写作形式大不相同，但都处在湘西“历史长河”的脉络之中，更集中体现着沈从文进入抗战进而重造湘西历史的意图，“《芸庐纪事》和《动静》就可以视为建构‘未来湘西’的两个面向”[84]。当然，沈从文清楚其中的跳跃和不一致，所以总想着如何弥合其中的缝隙，如何把不同形式的书写整合到一起。由此，他形成关于小说创作的理论思考，
小说既以人事作为经纬，举凡机智的说教，梦幻的抒情，都无一不可以把它综合组织到一个故事发展中。[85]
沈从文之后的写作实践，就在尝试以“新的综合”来把握湘西的历史命运，如之后的《雪晴》系列小说，但有研究者指出，沈从文“‘综合’的形式理想，却仍然停留在一个未完成的状态”[86]。“综合”到一起的尝试，源于《长河》写作的跳跃，以及沈从文对这一问题的克服和补救。
概言之，《长河》的停更只是一个表现症候，“未完成”的困境已然显露。沈从文后来进行了些许补写，也赋予人物和故事急速突进到抗战的可能，但终究不了了之。因为，沈从文选择经由“新生活”重造湘西的历史，但他对这场影响深远的运动，自始至终都缺乏明晰的认知。
四、重造历史：在时间的“螺蛳壳里做道场”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倡导发起“新生活”运动，随即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展开，影响甚广，且贯穿了整个抗战时期。“新生活”运动发起之时，沈从文刚刚完成第一次返乡行程，他对湘西之“变”有了更多的感触。[87]如前文所述，《长河》就是以1934年“历史是一条河”的感慨作为起笔。因此，沈从文选择以1934年开始“新生活”来架构《长河》，再合适不过，可以兼顾续写地方和重造历史两大意图。“新生活”运动的起点恰好衔接沈从文的《边城》，“新生活”运动的时长又完全覆盖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的“湘西之变”。而且，沈从文以《申报》来锚定“新生活”价值，也很有说服力。《申报》既是最积极推进“新生活”的媒体之一，但它又与官方的《中央日报》注重政治意义的宣传不同，更聚焦这场运动“社会化意义”和国家层面的价值[88]。“新生活”的叙事与《申报》的价值立场支撑，就像无数人感慨和设想的那样，《长河》照此写下去一定会成为“中国式的《战争与和平》”[89]。但问题在于，沈从文真的是以“新生活来了”作为湘西历史“重造”的起点吗？
沈从文虽以“重造历史”为鹄的，尽管他落笔时总忍不住回到“照例”叙事的老路，不过，“新生活”既然来了，势必关联起一个“来了”的历史脉络，相关历史也就无法藏匿。随同“新生活”浮现出来的历史事件和时间线索，和“新生活”的主线一道，共同编织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湘西历史画卷。然而，“新生活”及其各种“来了”，在时间上是混乱的，甚至彼此间相互抵牾。
乡下妇女听闻“新生活”来了之后，作品有一段心理描叙，同时关涉湘西世界几次重要的“来了”：
妇人正因为不知道‘新生活’是什么，记忆中只记起‘共产党’来了又走了，‘中央军’来了又走了，现在又听人说‘新生活’已到了下边，不久就快要上来，不知新生活如何可怕……[90]
这是最初“星座版”连载时的文字，没有具体的时间。1945年昆明“文聚版”，也就是经过了沈从文1942年和1945年两次的修改，增加了具体的“五年前”：“记忆中只记起五年前‘共产党’来了又走了，‘中央军’来了又走了”[91]。1948年开明书店出版的“改订本”，亦有明确的“五年前”[92]。但有意味的是，1983年，沈从文再次校改的《长河》由花城出版社和香港三联书店联合编辑出版，修正为“五年来”，但却又在前面加了“川军”：“记忆中只记起五年来，川军来了又走了，共产党来了又走了，中央军来了又走了……”[93]很显然，“川军”来了和后面两个“来了”时间上相差几乎10年，怎么都不应放在“五年来”的范畴。不难看出，《长河》中历史事件的时间描叙，完全错乱，而他后来的修改，不仅没有纠正之，反而让这一问题更加突出。
老水手对“新生活来了”朦胧期待的那段，时间也是一变再变，最初的“星座版”连载“十六”是如此描叙：“这点预感三年前被共产党和中央军的陆续过道，证实一部分，因此他相信明天还会和今天不同。听说‘新生活’要到来了，在本村真算是对于新生活第一个抱有幻想的人物。”[94]然而，后来的“文聚版”“开明版”“全集版”都改成“四年前”，“预感”也修改成肯定倾向的“预期”，且明显强化了老水手对“新生活”的期待：
这点预期四年前被共产党和中央军陆续过境，证实了一部分，因此他相信，还有许多事要陆续发生，那个“明天”必不会和“今天”相同。如今听说“新生活”要来了，实在相当兴奋，在本地真算是对新生活第一个抱有幻想的人物。[95]
“花城版”时间“四年前”没变，但主体修改成“川军”和“中央军”，“这点预期四年前被川军和中央军陆续过境，证实了一部分”[96]。老水手紧接和夭夭姊妹的对话，给他们讲“新生活”要来了，红军和中央军“来了”的时间却突然变成了“前年”：“我是王半仙，捏手指算得准，说要来就要来的。前年红军来了，中央军又来了”[97]。后来的其他版本也同样是“前年”，而“花城版”照例是把“红军”替换为“川军”。
类似的情形在作品中比比皆是。可以说，但凡《长河》中出现时间表述的地方，总是前后矛盾，变来变去。既有同版本内部的相互抵牾，也有不同版本修改的变动和差异。很难想象，一部以“重造历史”再现湘西社会历史变迁为主诉求的长篇，时间处理竟如此之混乱，实在让人费解。
《长河》中含混多变的“几年前”，根由当然是“新生活来了”的“现在”，只有厘清了“现在”才能判定到底是“几年前”。一般来说，学界对于未完成《长河》究竟是几卷本众说纷纭[98]，但有关《长河》叙事的起止，几乎没有太大争议。大家结合沈从文的自我言说，依循作品的叙事逻辑，普遍认为《长河》“原本计划从‘新生活’到来的消息写起，至中央军进入湘西，数万湘西健儿被送上抗日前线为止，正是要完整表现30年代中期湘西社会的变局”[99]。不少研究者论及《长河》时，大都会结合历史上的“新生活”运动来进行作品价值意义的研判，但几乎没有人较真过“新生活来了”的时间节点。
其实，怎样厘定“新生活来了”的时间，《长河》有交代和说明，文本有其内在的逻辑。相较于民间小道消息的“信口”传播，作者借理想人物会长之口，强调《申报》消息的“可靠”与“权威”[100]。“《申报》到地照例要十一二天，会长还是相信国家重要事总会从报上看得出。报上有的才是真事情，报上不说多半不可靠。”[101]因此，会长、长顺对于“新生活来了”，并不感到意外和惊慌，因为他们从《申报》上已然知晓。“会长原是个老《申报》读者，二十年来天下大事，都是从老《申报》上知道的。新生活运动的演说，早从报纸看到了。”[102]《申报》消息的时效性虽略有延迟，但“在前现代社会中，迟到十一二天的报纸在当地人看来也许仍具有时效性”[103]。因此，依循作品自身的逻辑，《申报》上的“新生活”来了就显得至关重要。
“新生活”运动始于1934年2月19日，而《申报》则是自3月8日开始隆重报道和推介。当天《申报》第一张三版国内大事要闻部分，也就是作品中会长、长顺们最关心的那一版，刊载有醒目的《蒋在行营讲新生活运动》的消息；[104]3月9日，同样是第一张第三版，《申报》不仅刊载有长篇幅新闻《南昌开始新生活运动》，还配有活动照片。[105]自此之后，不只是第一张第三版，《申报》的其他版块，诸如教育版，社评时评栏，甚至广告页，都充斥着铺天盖地的“新生活”讯息。据不完整地统计，1934年《申报》共计69篇报道[106]。特别值得一提的是，3月23日《申报》报道了湖南的“新生活运动”情况，“何键决在湘积极提倡新生活运动、定先从全省公务人员做起、以礼义廉耻为根本尤偏重廉字”[107]；3月29日，《申报》以“湘鄂新生活运动”为题，报道了28日“湖南人民新生活运动大会”成立及其相关决议内容[108]；３月30日，《申报》“各省市新生活运动”栏目，重点报道“湘党政军廿九日下午，在中山堂召开新生活筹备会，何键出席指导，又湘学生筹备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昨通过简章二十余条，并定信条十项……”[109]可见，湖南属于较为积极响应并推进“新生活运动”的省份，而且结合湖南地方媒体的报道，此后湖南的各个地区，包括《长河》中提及的常德地区，都有一些配合何键“新生活”运动的举措。湘西地区就算在陈渠珍掌控时，尚可限制“新生活”的推广，那么伴随着1934年底陈渠珍湘西自治权的瓦解，何键也一定在这时把“新生活”的举措推进到了湘西。[110]
不厌其烦地罗列《申报》上的“新生活”，特别是介绍湖南积极响应的实际情形，只是想表明，我们依循《长河》的内在逻辑推论，那么湘西的地方精英大概在十一二天之后，也就是1934年的三四月间，就理应获悉“新生活来了”。事实上，作品中长顺、会长很多有关“新生活”的论说，的确可以在1934年的《申报》中找到对应，例如是否适应乡下农民的讨论，“慢慢来”都会好起来的社评等等。而且，如前文一再详述，“雷雨后的边城”接续1934年书写的地方的确不少，这也是《长河》的主要意旨之一。但很显然，如果依循“新生活来了”（特别是以《申报》为支撑），作品的时间节点就是1934年，那么作品中的各种“来了”的前年、两年前，都解释不通，而四年前、五年前就更说不过去。
或许有人会质疑，需要如此大费周章地确定时间吗？作品“吕家坪的人事”这一章不是明确透露了吗？的确，作品曾借会长之口表明了时间节点：“世界大战要民国三十年发生，现在才二十五年，早得很！《大公报》上就说起过！”[111]其实，这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叙事逻辑上的漏洞。首先，这段话在“星座版”中是没有的，而且也不可能有，系沈从文后来修改时的额外添加。其次，这一段透露作品叙事时间的添加，固然可以改变过度“抽象化”的“照例”叙事，让读者明显感受到时间之流，但与此同时却暴露出沈从文历史书写的严重问题。他以自己的“后见之明”，赋予作品中人物未卜先知的魔法，能在1936年就知晓太平洋战争要在1941年爆发。作品中类似的历史处理比比皆是，一方面是沈从文抽空历史“照例”书写湘西的熟稔，另一方面是他想进入抗战的急切。作品中有好几处描叙明年要和日本打一仗，而且还借美国福音堂洋人之口来多次传达：“日本会派兵来，你们中国明年一定要和他们打仗”。[112]就像有学者所指出，福音堂有比《申报》《大公报》更权威更及时的无线电消息，更有说服力。此外，作品中还有很多处抗战讯息，例如1937年底1938年初几万人扩建芷江机场等历史事实，同样出现在作品中，并以“明年”“未来”的方式呈现。
反复出现的抗战，使得《长河》响彻着“时代的锣鼓”，容纳了更加丰富的社会历史图景。因此，很多人称赞《长河》超越《边城》。然而，这其实也正是问题所在。这样的“未卜先知”既透露了作品叙事是1936年，同时也解构了作品的1936年叙事，解构了作品中会长一类人物的“权威”论说，实际上也是作者沈从文的自我解构。作者后来的大规模修改，不仅没有纠正，反而不断叠加更多的“后见”，越是修改时间就越混乱。因此，《长河》的故事线索除了文本中暗示明示的1934年、1936年，还叠加1938年，修改时的1942年、1945年，甚至再往后的1980年代，沈从文变来变去的“几年前”就源于此。沈从文后来在《长河·题记》中也坦言：
作品设计注重在将常与变错综，写出‘过去’‘当前’与那个发展中的‘未来’，因此前一部分所能见到的，除了自然景物的明朗，和生长于这个环境中几个小儿女性情上的天真纯粹，还可见出一点希望，其余笔下所涉及的人和事，自然便不免黯淡无光。[113]
过去研究界普遍注重“常”与“变”的命题，其实这个命题换成“过去”“当前”“未来”更好理解。有关“过去”湘西的处理，沈从文颇为顺手，有关“当前”湘西的描绘，沈从文尚可综合各方言说拼在一起，但“未来”湘西去向何方，说实话，没有了已然知晓的“后见”，沈从文其实根本没有能力把握。所谓的“历史重造”，在沈从文这里，在《长河》的写作之中，就成了一个虚妄的命题。
以“新生活来了”“重造历史”的虚妄，不仅体现时间起点的含混不定，还在于叙事时间的迟滞。尽管《长河》有不同年份视角叠加，但作品中的月份和故事时长，却相当明晰且很容易被把握。作品叙述的是橘子丰收的农历九月，开篇就点明九月“霜降”之后“照例”开始摘橘子，而小说第五章的标题就是“摘橘子”，换言之，前面五章几乎都是环境、风俗、人物经历的回溯，叙事几乎处于停滞状态。第六章老水手满满从镇上回来，他走夜路不担心，点明农历九月中的节点，“九月中天上星子多，明河在空中画一道长长的白线，自然更不碍事了”[114]。第七章往后就是保安队长敲诈长顺以及会长从中调解的经过，其中上游九月初下雨趁水好抓紧运货到下游常德，透露出时间距离九月初没多久；连载最后戛然而止于保安队长调戏夭夭，后面通过众人之口道出“前几天还正怙势霸蛮要长顺大爷卖一船橘子”[115]。也就是说，自第六章到连载中断，时间也就是九月中的前后几天而已。1942年，沈从文补写《秋收和社戏》，一开始就道出：“萝卜溪邀约的浦市戏班子，赶到了吕家坪，是九月二十二”。[116]如前文曾重点提及，沈从文补写的这章，人物形象有大跳跃，点出“九月二十二”也表明加快叙事速度，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难推断，整个《长河》的故事时长也不过10天左右。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重造历史”，绘制出“历史长河”的流动，可谓“螺蛳壳里做道场”。实事求是地说，沈从文在这么短的故事时长里容纳了那么多的叙事内容，且都是自己非常擅长的“照例”叙事，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叙事风格。但很显然，叙事速度因此停滞不前，因此，《长河》与其说是“时间”的叙事，毋宁说是空间的呈现。或许，在沈从文的设想中，《长河》是一部时间性的、流动性的“历史长河”小说，但实际上写作展开的却是一个空间性的作品。类似鲁迅短篇小说的叙事典范《风波》，“新生活来了”只是一个引子，引发特定空间里群体的不同反应，“新生活”只是在作品中支撑吕家坪内外空间的连接与转换，并非架构了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历史流变。
结语
《长河》最初以连载形式刊于《星岛日报·星座》副刊，1938年11月因张兆和抵达昆明而停止更新，这一骤停恰是沈从文《长河》创作内在困境的呈现。此后他虽屡次尝试补写、改写并出版单行本，甚至反复规划修订方案，却始终未能完成这一宏大构想。究其根源，沈从文在创作初始便陷入难以调和的矛盾：他试图描叙“雷雨后的边城”，将湘西社会的恒常性纳入中国全面抗战的历史进程，实现其“重造历史”的文学抱负。然而在具体写作中，他不断被湘西地方风物的“照例”叙事所牵引，使《长河》的创作始终徘徊于《边城》式的空间“照例”书写与史诗追求的“重造历史”叙事之间。从文体与结构看，《长河》实则更接近以地方风物志为基底的短篇连缀，而非沈从文所期望的“长河”式长篇小说。尽管他试图以“新生活”为轴线展开历史演进的叙事，但文本中“新生活”与各种“来了”，以作者“后见之明”视角被含混地并置在同一空间维度，仅营造出时间流动的错觉。这种叙事节奏的滞涩、结构上的空间化，使得“历史长河”始终未能真正“流动”。沈从文虽屡屡声称要续写和完成剩余章节，却始终无法突破既有文本的叙事框架——其刻意拉长故事线、增补情节的修改策略，反而消解了原本凝练的地方“照例书写”特质，使作品陷入“未完成”的困局。
《长河》的未竟结局表明，从“地方性抒情”向“历史性叙事”的转向，在沈从文那里始终未能找到平衡点。面对民族危亡与时代巨变，沈从文试图以文学参与“国家重造”的历史进程，其文学抱负远超出个人叙事能力的范畴。即便文学史常将《长河》列为沈从文巅峰之作，但文本本身的结构性缺陷，使其艺术成就远低于预期。这一创作“失败”，恰恰映照出沈从文在战时文学转型中的深层困境。[117]
值得称道的是，沈从文对“历史参与”的探索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担当，尽管他对以“新生活”为表征的“政治”甚是隔膜。沈从文摒弃1930年代“京派”的“纯文学”追求，在战时创作中将“国家”与“历史”确立为核心命题。他提出“叙述这个民族新生奋斗的经过”的宏大命题，要求作家“‘活’在历史的每一章每一页中”[118]，明确将文学的社会功能置于诗性之上。时至今日，沈从文《长河》及其战时写作所带出的“如何书写民族命运”“文学在历史中的位置”“国家历史如何内化于文学”等问题，依然构成我们理解抗战文学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锁匙。
注释：
[1] 沈从文:《19380412（2）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08页。
[2] 姜涛：《“重写湘西”与沈从文40年代的文学困境——以〈芸庐纪事〉为中心的讨论》，《文学评论》2018年第4期。
[3] 沈从文：《长河·题记》，《沈从文全集》第10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4][5]沈从文:《19380730（1）致张兆和——给沦陷在北平的妻子》，《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317、316页。
[6] 罗宗宇：《论沈从文的“重造”思想家族成员及其关系图景》，《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第3期。
[7] 沈从文：《长河（一）》，《星岛日报·星座》1938年8月7日。
[8] 近些年已有研究者注意到这一点并有所阐述，例如杨熔、唐东堰的《〈长河〉版本源流与修改考释》，《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糜华菱的《沈从文〈长河〉的多舛命运》，《新文学史料》2005年第1期；王植的《思想与创作的转折——论沈从文对〈长河〉的修改》，《民族文学研究》2019年第3期。
[9] 沈从文：《长河·题记》，《沈从文全集》第10卷，第7页。
[10] 沈虎雏编：《沈从文别集·湘行集》，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103页。
[11] 刘洪涛：《〈边城〉与牧歌情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1期。
[12] 冯娟：《沈从文的时间意识及其叙事时间艺术》，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13] 沈从文：《长河（一）》，《星岛日报·星座》1938年8月7日。
[14] 吴晓东：《〈长河〉中的传媒符码——沈从文的国家想象和现代想象》，《视界》2003年第12期。
[15] “文聚版”《长河》连同前面的“题记”，“照例”出现共计50次，比最初发表的“星座版”还有多。
[16][17][18][19][20][21]沈从文：《长河·人与地》，《沈从文全集》第10卷，第13、17、17、17、15、20页。
[22][23][25] 沈从文：《长河（一）》，《星岛日报·星座》1938年8月7日。
[24][26][28]沈从文：《长河·人与地》，《沈从文全集》第10卷，第10、10、13页。
[27] 沈从文：《长河（二）》，《星岛日报·星座》1938年8月8日。
[29][30][31] 沈从文：《长河·人与地》，《沈从文全集》第10卷，第15页。
[32] 王植：《思想与创作的转折——论沈从文对〈长河〉的修改》，《民族文学研究》2019年第3期。
[33][34]沈从文:《194205致沈云麓》，《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402页。
[35]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9页。
[36] 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下卷》，昭明出版社1978年版，第78~79页。
[37] 张永禄：《未竟的中国式“战争与和平”》，《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38] 黄永玉：《这些忧郁的琐屑——回忆表叔沈从文》，《比我老的老头》，上海文化出版社2020年版，第81页。
[39] 沈从文：《长河·人与地》，《沈从文全集》第10卷，第21页。
[40][42] [45]沈从文：《长河·秋（动中有静）》，《沈从文全集》第10卷，第23、23~24、28页。
[41] 沈从文：《长河（五）》，《星岛日报·星座》1938年8月11日。
[43] 金介甫：《沈从文传》，符家钦译，国际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253页。
[44] 凌宇：《在“常”与“变”的撞击中》，赵园主编：《沈从文名作欣赏》，中国和平出版社2010年版，第280页。
[45] 曾淑艳：《〈长河〉的结构分析》，湖南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46][49]沈从文：《长河（六）》，《星岛日报·星座》1938年8月12日。
[47][50][51]沈从文：《长河·秋（动中有静）》，《沈从文全集》第10卷，第25、27、26 页。
[48] 沈从文：《长河·自注》，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215页。
[52] 沈从文：《长河·秋（动中有静）》，《沈从文全集》第10卷，第38页。此段乃作者后来改写时添加。
[53] 最初发表为“听说‘新生活’要到来了，在本村真算是对于新生活第一个抱有幻想的人物。”参见沈从文《长河（十六）》，《星岛日报·星座》1938年8月22日。
[54] 最初发表为“事实呢，世界纵然一切不同了，这个人的生命却是凝固了的。”参见沈从文《长河（十六）》，《星岛日报·星座》1938年8月22日。
[55][56][57][58][59] 沈从文：《长河·橘子园主人和一个老水手》，《沈从文全集》第10卷，第50、52、56、56页。
[60] 沈从文：《长河（十九）》，《星岛日报·星座》1938年8月25日。
[61] 吴晓东：《〈长河〉中的传媒符码——沈从文的国家想像和现代想像》，《视界》2003年第12期。
[62][63] 沈从文：《长河·大帮船拢码头时》，《沈从文全集》第10卷，第99页。
[64] 沈从文：《长河（四十）》，《星岛日报·星座》1938年10月7日。
[65] 沈从文：《长河（卅九）》，《星岛日报·星座》1938年10月6日。
[66] 沈从文：《长河·大帮船拢码头时》，《沈从文全集》第10卷，第97页。
[67] 吴晓东：《〈长河〉中的传媒符码——沈从文的国家想象和现代想象》，《视界》2003年第12期。
[68] 金介甫：《沈从文传》，符家钦译，第254页。
[69] 沈从文：《长河（六七）》，《星岛日报·星座》1938年11月19日。
[70] 《启事》：《星岛日报·星座》1939年1月22日。
[71][72]沈从文:《19381230致沈云麓》，《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339、347页。
[73] 沈从文：《19811218复李恺玲》，《沈从文全集》第2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18页。
[74] 糜华菱：《沈从文〈长河〉的多舛命运》，《新文学史料》2005年第1期。
[75] 沈从文：《长河·题记》，《沈从文全集》第10卷，第7~8页。
[76] 沈从文：《湘西（四三）》，《大公报·文艺》1938年11月17日。
[77] 沈从文：《湘西》，开明书店1944年版，第95页。
[78] 《启事》，《大公报·文艺》1938年11月18日。
[79] 参见刘洪涛《沈从文与张兆和》，《新文学史料》2003年第4期。
[80] 王行之：《胡絜青谈老舍》，首都图书馆编：《老舍研究资料编目》，北京市图书馆学会1981年版，第43页。
[81] 从文：《秋收和社戏》，《自由中国》第2卷第1~2期合刊，1942年5月1日。
[82] 金介甫：《沈从文传》，符家钦译，第249页。
[83] 《湘西》在香港《大公报·文艺》连载时，编者萧乾曾有编者按，期望沈从文所写的是：“看到了抗战时期的湘西”“不仅是诗意的湘西，富裕的湘西，而且还是生气勃勃的湘西”。但就既有书写而言，沈从文依然是在两种“湘西”之间摇摆。沈从文：《湘西（一）·编者按》《大公报·文艺》1938年8月13日。
[84] 唐小林：《战争语境与“明日的艺术”——论沈从文20世纪40年代的湘西书写》，《民族文学研究》2023年第2期。
[85] 沈从文：《小说作者和读者》，《战国策》第10期，1940年8月15日。
[86] 路杨：《“新的综合”：沈从文四十年代中后期的形式理想与实践——以〈雪晴〉系列小说为中心》，《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5年第1期。
[87] 沈从文第一次返乡之后，影响到《边城》“第六章以后的写作”，湘西之“变”明显增加。参见王峰琳：《沈从文第一次返乡及行为论述——以〈边城〉为考察中心》，《郑州师范教育》2023年第5期。
[88] 有关《申报》和《中央日报》上“新生活运动”的差异，特别是《申报》转向该运动社会意义的呈现，可参见吴伦羽《从政治化到社会化：〈申报〉“新生活运动”报道研究（1934-1936）》，安徽大学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
[89] 张永禄：《未竟的中国式“战争与和平”》，《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90] 沈从文：《长河·六》，《星岛日报·星座》1938年8月12日。
[91] 沈从文：《长河》，文聚出版社1945年版，第21页。
[92] 沈从文：《长河·改订本》，开明书店1948年版，第21页。
[93] 沈从文：《长河》，《沈从文文集》第7卷，花城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3年版，第26页。
[94] 沈从文：《长河·十六》，《星岛日报·星座》1938年8月22日。
[95][96] 沈从文：《长河·橘子园主人和一个老水手》，《沈从文全集》第10卷，第50、52页。
[97] 沈从文：《长河》，《沈从文文集》第7卷，第50页。
[98] 有关《长河》最终卷数的众说纷纭，以及沈从文自身多次自相矛盾的说辞，可参见田文兵、赵学勇：《“未完成”的〈长河〉与沈从文的创作》，《文艺争鸣》2023年第6期。
[99] 姜涛：《“重写湘西”与沈从文40年代的文学困境——以〈芸庐纪事〉为中心的讨论》，《文学评论》2018年第4期。
[100] 有关《申报》这样的现代传媒在湘西世界、在《长河》中的权威性，参见吴晓东《〈长河〉中的传媒符码——沈从文的国家想像和现代想像》，《视界》2003年第12期。
[102][101] 沈从文：《长河·吕家坪的人事》，《沈从文全集》第10卷，第62、61页。
[103] 吴晓东：《〈长河〉中的传媒符码——沈从文的国家想像和现代想像》，《视界》2003年第12期。
[104] 《蒋在行营讲新生活运动》，《申报》1934年3月8日。
[105] 《南昌开始新生活运动》，《申报》1934年3月9日。
[106] 具体统计数字详见吴伦羽：《从政治化到社会化：〈申报〉“新生活运动”报道研究（1934-1936）》，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23～27页的“表1-1”。
[107] 《新生活运动》，《申报》1934年3月23日。
[108] 《湘鄂新生活运动》，《申报》1934年3月29日。
[109] 《各省市新生活运动》，《申报》1934年3月30日。
[110] 有材料和研究表明，“新生活”开展之后，湘西苗族地区也有不少响应措施，特别是当地知识分子，积极认同和响应。参见崔榕《国家在场与湘西苗族文化的变迁——民国政府的文化认同策略在湘西苗族地区的实践》，《青海民族研究》2011年第1期。
[111] 沈从文：《长河·吕家坪的人事》，《沈从文全集》第10卷，第62~63页。
[112] 沈从文：《长河·巧而不巧》，《沈从文全集》第10卷，第155页。
[113] 沈从文：《长河·题记》，《沈从文全集》第10卷，第7页。
[114] 沈从文：《长河·大帮船拢码头时》，《沈从文全集》第10卷，第105页。
[115] 沈从文：《长河·巧而不巧》，《沈从文全集》第10卷，第157页。
[116] 从文：《秋收和社戏》，《自由中国》第1卷第1、2期合刊，1942年5月1日。
[117] 参见姜涛《“重写湘西”与沈从文40年代的文学困境——以〈芸庐纪事〉为中心的讨论》，《文学评论》2018年第4期。
[118] 沈从文：《明日的文学作家》，《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2002年版，第35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