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在月湖边住过很长一段时间。最早是2001年，一天，我打车经过共青路那边，听到车载广播说，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被飞机撞了。那一天是9月11日。那天晚上我一个人住在临湖的房子里，很长时间没有睡着。我感到我在发抖。我感到我的心灵受了一记钝击，一切我们以为坚固的东西都会烟消云散。以后几年，我一直住在这个城市的旧心脏位置，先是贺秘监祠，再白衣巷，再孝闻街，搬来搬去，基本上都是围着月湖转，以月湖为中心大约都在一公里范围内。月湖，曾经是我观察世界的一个基点。

以故事来作思考似乎是作家的天职和优长。月湖是个有故事的地方。有的故事很久远，比如天一阁和范钦的故事；有的故事很惊悚，比如我听过不止一次的牡丹灯笼的故事。月湖边上有个马衙街，从前不止一次路过，经常听见有人在里面咿咿哑哑唱戏，唱的是越剧或者甬剧。还有一次，我去那片房子里观摩了一个女画家的画展，女画家的云画得特别好。却没想到，来日我会写下一个故事，故事里的人与这片旧房子有关。

这个人就是马衡，一位中国金石学家，故宫博物院十九年的老院长。他平生做了两件了不起的事，都跟故宫有关。我在《守夜人的故事》里都写到了。一件事，全面抗战爆发前，他组织把故宫文物南迁、再西运，一万六千余箱历代文物，到抗战结束硬是没少一箱。另一件事，1949年国民党败退大陆前，下令把故宫文物装箱南运，这是乱命，他顶住了，故宫文物一箱没运走。这两件事都很悬，但他都做成了。这两件事在我看来，都是在时势的流变中，本着职业的精神出来做一些事。世界一边造起，一边又在坍塌，文化应该是其中最坚固的东西，因为一直有马衡这样的人在守着。

一个人一生中，总会有做过的某件事、或说过的某句话特别闪亮，如平地惊雷，如雪隐鹭鸶，把他的人格一下子映照出来，把他一生的道路显示出来。如果我是一个写史人，马衡坐守故宫时的一句“余负典守之责”，就是一篇列传的料。

“典守”这个词，最初应该是从《明史》来的，保管的意思。马衡这句话可以这么理解：我马某人担负着保管的责任，我得对后人有个交待。在今天，这话都可以叫金句了。城外在打炮，电报一趟趟催着运，他就是不把文物南运，也不装箱，只是拖，拖到故宫的职员们都心照不宣。“余负典守之责”这话下面，原还有一句的，“愿任正面交涉”。你们不管是谁，要敢把老祖宗留下的这些宝贝给毁了，我跟谁没完。

这话说得硬气。这么硬气的话，也只有滨海的宁波，得着五口通商的熏染，又有旧文化的根底，方有人说得出来，用当地人的说法形容，叫“石骨铁硬”。这也是苏东坡夸赞韩退之的“忠”与“勇”，而且他这“忠”是“死忠”，愿为中国文化而死的那种。这样的人，才称得上中国文化无怨无悔的守夜人。“守夜人的故事”本来想写一组的，写了马衡，计划还有个王国维。而且我知道，有十年时间他们一直保持着通信，直到1927年王国维去世。信中谈金石，谈学术，当然也谈谈人生的。

严格说来，马衡与宁波的缘源不算深。他出生在江苏吴县，少时生活在上海，平生业绩也主要在北京和上海展开，宁波马衙街的房子，他只是在那里办过一个中式婚礼，婚后住了没几天又回上海去了。后来月湖边的这片祖屋连同鄞东盛垫桥的田产，他都捐给新中国了。

《守夜人的故事》开头，写的就是马衡的纠结。捐还是不捐？这是易代之际的重大考验。结局皆大欢喜，他捐了，一身轻松，跑步进入新时代。当然也不是就此一了百了，家事，国事，自己的病，儿子们的将来，事事牵动着他的欢乐与悲哀，他最后七年留下的日记里，多少无奈，多少隐秘的心思。

马衡的故事，只是他们家族故事里的一个。他这个家族，得着新文化的滋养，又沐浴着旧文化的余晖，很是出了几个了不得的人物。原先的写作计划里，除了马衡的故事，还有二哥马裕藻的故事，老五马鉴的故事，九弟马廉的故事，还有鲁迅特别钟爱的才女马钰的故事，这些故事又牵涉到20年代的北大和40年代的港大。第一稿写出来后，多赖责编谢锦老师提醒，让我明白无论虚构还是非虚构，都要有一个好故事的，读者们现在读到的这个故事更集中，也更好看。我一向把《收获》视作我写作的一面镜子，1998年钟红明老师在《收获》发表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以来，快三十年了，《收获》一直目睹着我的进步。

写这篇创作谈是中秋，看到以前一起在月湖边喝过酒的凌可说，“望湖阁的明月，树梢裹不住它的清辉。”啊啊，我终于又怀念起月湖的月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