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艾玛是一位优秀的山东女作家，自2007年以短篇小说《米线店》登上文坛以来，她一直深耕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的创作。虽不算高产，但却是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创作了《浮生记》《井水豆腐》《白耳夜鹭》《初雪》等优秀作品，引起了文学界广泛的关注和认可，已然开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文学天地。艾玛早期的作品，比如《米线店》《浮生记》《人面桃花》等，都是以一个名叫“涔水镇”的小镇为背景展开的，这一颇具辨识度、具有鲜明个人特点的文学空间，成为她小说创作的文学地标。后来，她的小说转向了以她正在生活的城市——青岛为背景，文学的叙事空间随着她的现实生活环境发生了变迁，但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状态和精神困境的呈现和描摹始终是她小说创作的重要基石，以直面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勇气以及爱的包容和理解，来抚慰精神的创痛，疗愈心灵的暗伤，最终实现与生活的和解则是她小说创作的内核所在。艾玛用她的手中之笔，为人们破解生活困局、走出精神围城提供了一个透射出曙光的人生出口。

一、“涔水镇”系列小说：乡土平凡小人物的生活创痛

“涔水镇”系列小说是艾玛以她的家乡湖南澧县为背景创作的系列小说，在她的心中早已勾勒出了一个完整的小镇地图，里面有哪些店铺，生活着哪些人，发生了哪些故事，都依次从她的娓娓叙述中一一呈现，在“涔水镇”这一兼具市井气息与生活诗意的文学地标中，构建出属于她自己独有的文学叙事空间。艾玛一直专注于发掘涔水镇上这些平凡小人物的生活里暗藏的苦痛和创伤。小说《人面桃花》讲述了米线店崔木元一家的故事，母亲为木元安排了一门婚事，虽然他并不喜欢这个叫桔子的女人，但他还是接受了这样的生活安排。小说中这样写道，“他倒是没想过什么爱情不爱情， 幸福不幸福的，事实证明人活着有些东西是不用去想的。因为这些东西有它们自己的命运，有时候它们会像棵南瓜秧，刚钻出土，就被咯咯的鸡啄去了，你就是想破脑壳又有什么用呢？”木元就是这样，安于命运的安排，懵懂又麻木地生活在理所当然、按部就班的平凡日子里顺流而下。足疗店小美的出现勾起了他对曾经与自己的初恋春儿相处的那段美好回忆，而小美的离奇失踪又让他对妻子桔子生出了疑心，随着桔子嫌疑的排除，木元更加深刻地感受到，这个结实的、乖致的、对生活兴致勃勃的桔子自嫁进门来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靠着自己的勤谨和辛劳，已经成为这个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已经成为木元生命的一部分了。文中写道，桔子叹了口气，不紧不慢地说：“你要是不想和我过了一定要直说哈，要过就好好过”，“不好好过还不如就拿这刀扎我呢。”好好过日子，珍惜眼前人成为涔水镇普通百姓普遍认同且共同遵循的一种朴素的生活哲学，也正是这些让人们得以迈过生活中一道道沟坎，缝合内心一处处暗伤。小说里还嵌套着足疗店老板黄咬银的故事，她作为家中唯一的女儿，却承担起了养家的重担，依靠自己的努力打拼，给哥哥和弟弟都盖了房、娶了妻、生了子，也让三病四灾的父母各自睡了一副漆得黑亮的杉木方子体面地躺到了向阳的坟地里去，而自己却是孑然一身，这些年遭的苦楚、受的委屈唯有独自咬碎嚼烂，咽进肚子里去，她是多么渴望获得尊重和认可，渴望得到爱和温暖。日子反正就是那么回事，所有的痛、所有的不舒服都是要像辛辛苦苦赚到的钱一样掖起来的，高兴的事、好的事才可以像粉一样搽到脸上去。每个人都是这样，都各自怀揣着心底的忧愁困苦和创痛暗伤，比如小美迫于生计到足疗店当服务员遭到煤老板的羞辱后而失踪；比如镇派出所的所长王坪大面临家庭破裂、妻子出家，选择去找情人获得心灵的慰藉和温暖；比如木元的初恋春儿在深圳的铁厂打工时失去了两根手指，遭遇黑心老板没有及时处理伤口而感染破伤风死去……涔水镇普通小民们那浮生若梦的日子里遍布着种种困顿、无奈、隔膜、苦痛、哀伤，恰如古语有云，“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再如小说《菊花枕》里，四婆婆的大儿子德生一直喜欢“涔水镇的公主”兰馨，然而阴错阳差兰馨却嫁给了弟弟咏立，而他则娶了女人中的“武将军”——屠夫家的女儿桂子。四婆婆看重的是“家里有一个桂子那样的女人，再薄寒的日子也可以过得活色生香，再颠沛的日子也可以过得四平八稳”。但德生打心里不喜欢桂子这样的女人，不喜欢“在菜市场临街的小院里。永远热气腾腾地、带着新鲜的肉与血的腥气”的“另外一种日子”，让德生深深感到生活的煎熬和内心的苦闷，甚至觉得“那一天紧咬着一天的日子又未尝不是一把刀子呢？”直到四婆婆要去世了，德生才终于体会到桂子的种种好处——在德生不知所措的时候，是她带领一家人继续朝前看、走下去。小说的结尾处，作者写道：“德生也有话对桂子说，却没说出口，最后德生在心里对自己说，两个人的日子还那么长，这句话说与不说，又有什么关系呢？”德生终于在“日子”里慢慢理解了桂子，也慢慢跟自己达成了和解。作者艾玛如抽丝剥茧般一层层剥开涔水镇这些普通百姓潜藏在生活之下、蛰伏于内心深处的种种困顿、无奈、隔膜、苦痛和哀伤，但她并没有止笔于此，一味让这些人沉溺在黯然神伤中越陷越深，而是让他们依靠着心底的善良和怜悯、爱和包容，逐渐缝合疗愈了生活的创痛和精神的暗伤，终是在这如水的“日子”里慢慢与自己、与生活、与命运达成了和解，获得了继续生活的坚韧品质以及追求幸福的执着和勇气。

艾玛把涔水镇塑造成了一个完整独立，有着自己的运行发展规律，内部丝丝缕缕相互勾连的生活空间。她笔下的很多人物在多次出现在不同的篇目之中。一部作品中的主角，会在其他作品中作为配角出现，比如《一只叫得顺的狗》里的王坪大，在《米线店》《人面桃花》中都有出场，而《浮生记》里的毛屠夫，在《米线店》《绿浦的新娘》里也都有出现。从空间维度来看，涔水镇的地理风貌、人际关系，甚至店与店、户与户的相对位置，作者都早已有了一份清晰的总图。从时间维度来看，则是以几代人的生活史串联成小镇的发展变迁史。比如《绿浦的新娘》中讲述的是梁裁缝来到涔水镇之前发生的故事，《路上的涔水镇》讲述了梁裁缝和妻子李兰珍的故事，而《小民还乡》则讲述了梁裁缝的儿子梁小民的故事，他另一个儿子梁小来是远近闻名的说书匠，在后来的多篇小说中也多次出现。崔木元是涔水镇系列小说的另一个常设人物，《米线店》写了他少年时的故事，《人面桃花》写了他婚后的故事，《小民还乡》又提到了崔木元在长沙街头卖米线的情节。艾玛通过对涔水镇平凡小人物生活的细缕钩织和绵密铺陈，以超越个体经验的表达和连续性的叙述，将传统乡土叙事中的“被观察对象”转化为具有自我生长力的叙事主体，让涔水镇这一文学叙事空间展现出丰盈饱满的生命力。

二、走出涔水镇：城市知识分子的精神隐疾

以《相书生》《白日梦》《初雪》和《在金角湾谈起故乡》等作品为代表，艾玛的叙事空间开始发生变迁，正如她自己的亲身经历一般，从家乡小镇来到了城市生活，她的小说也渐渐走出了涔水镇，走进来城市之中。这些小说有一个共通之处，即这些小说的主人公都是高校教师、律师或自由写作者等城市知识分子群体，而且都有着深深的怀乡情节。虽然他们都现在生活在城市，但他们几乎都来自类似涔水镇的乡村小镇，然而此时的他们早已阔别太久而无法还乡，故乡已然成为他们永远的记忆，成为他们心底深藏的怀念，这份浓浓的怀乡情结始终萦绕在心头、镌刻进生命里。

这些走出涔水镇的人都经历着一条相似的路径：他们穿过了小镇中心的十字路口，拐个弯上了河岸边的公路，顺着公路往外走，去了小城市或大城市，甚至去了国外。小说《相书生》中的何长江是从乡下考进城里的，博士毕业后又留在城市教书。他买不起房也买不起车，生活拮据，租来的为期五年的周转房也快要到期了，城市生活并没有表面看起来的那般光鲜亮丽，反而有些捉襟见肘。《在金角湾谈起故乡》中的主人公M女士从小只擅长读书，之外的本事是没有的，即便后来她成了某个学术领域的知名学者，却仍然没有办成过乡亲们托付的事。像M女士这样没有“本事”的人是不能被家乡人指望和拥戴的，他们没有能力为乡人们谋取物质利益，只有为镇子办了好事的人才能光宗耀祖回到镇子。世俗的功利阻断了回乡的路：“人到中年，回乡的路竟越走越短”。《白日梦》里的孟香为了化解她和丈夫之间的隔膜，决定去一趟丈夫的老家张河村，她甚至已经买了送给老家人的水晶猪脚，而且她被入乡随俗地称为喜乐媳妇，但她终究没能去成丈夫的故乡。两个人都无法走进彼此的世界，更何况彼此的故乡？关于故乡，他们夫妻两人的感觉是一样的，故乡已经无法用回去的方式抵达，只能用向往来抵达。“但你肯定会不时地回头看的，谁都是这样。但是有天呢，你走着走着，一回头，却发现背后什么也没有了。”这些离乡的人们为了回到故乡，做了诸多的努力。但他们依旧不能返乡，无法返乡，他们只得在城市里以或隐匿或虚拟的方式实现返乡的心愿。《在金角湾谈起故乡》中M女士以匿名捐款给村里小学的方式，保持了与故乡最隐秘的联系。《盛世佳人》里胡围与齐梁都是在大学教书的高级知识分子，二人租了一所农家小院，自己种菜，享受田园生活。他们从乡村走向城市，再从城市走向农园，在怀乡的期待中做出虚拟的回归。

《白日梦》复线讲述了几段婚姻的故事。以孟香和丈夫的婚姻遭遇第三者而面临破裂危机为主线，穿插了孟香年轻时与杂货店文伢子的纯真初恋故事，还有好友肖兰与她画家男友的不婚爱情，以及一起离婚案件。乍看起来，这几个故事只是通过人物关系进行勾连，其实这是作者艾玛对婚姻不同时期不同形态的一种对比反思。孟香与文伢子的纯美初恋对应着婚姻的前期状态，充满着美好回忆，尽管这段爱情没有任何结果，但它却永远那么纯真美好，始终留在记忆深处，让人难以忘怀。始于美好的爱情，相爱的人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然而婚姻的现实总会无情击碎美好的爱情，就像孟香还有那起离婚案件中的妻子——那位任劳任怨、辛勤操劳照顾一家老小的妻子，在得知自己丈夫出轨后一个选择了离婚，一个则用铁棍打断了丈夫的两条腿。而肖兰和画家男友，与其说他们不想结婚，不如说他们恐惧走进婚姻。艾玛用不同的婚姻遭际，展现了都市中产阶级对待婚姻的虚伪敷衍与漠然冷视，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潜藏的精神隐疾，他们面临的是现实的困境与精神危机，他们所有的是一种无所归的苦恼，一种“无根”的痛苦。在对“都市异乡人”的书写中，艾玛一面以知识分子身份探寻精神原乡，书写自己与故乡难以割舍的精神血脉，一面也在不断尝试突破地域局限，在记忆与现实的张力中寻找叙事的可能性。

三、以青岛为背景的系列小说：现代人的心灵暗伤

近几年，艾玛小说的叙事空间更多集中在一座海滨城市，这便是以她现在生活的城市——青岛为原型的。《观相山》就是一部明确以青岛为故事发生地的长篇小说。在一次访谈中，艾玛曾说，这座生活了二十几年的城市，终于亲近到“可以写了”。一方面，她的创作中出现了更多高辨识度的地理标识，如《在阁楼上》中出现的德占时期的老别墅、一片红色的屋顶；另一方面，她不再仅仅将青岛视作知识分子主人公所安身的居所，而是将目光聚焦于这座城市中普通人的生活日常，如《白耳夜鹭》写海边小酒馆的日常生计。对都市生活中“不可见者”的关注，显示出艾玛对这座城市有温度的体察和自然的融入。在《观相山》中，主人公邵瑾夫妇虽然仍是知识分子，但他们明显地褪去了精英光环，走入了寻常百姓家，作者更着意于描写他们作为普通市民充满烟火气的生活日常，比如看海鸥、游海泳、喝啤酒、买海鲜等，这些生活场景和细节都带着深深的青岛烙印。

文学空间的迁移不仅意味着物理空间的转换，更暗含着作家主体意识的蜕变。对于作家而言，文学空间的变化隐含着身份认同和情感选择。从涔水镇到观相山，正是艾玛对“家”重新勘界的过程。当青岛从“他者空间”转化为“经验场所”，作者对城市的认知也从客体观察转向本体体验，在《观相山》中，她通过将邵瑾夫妇完全融入青岛的生活日常中，完成了对青岛从“他乡”到“家乡”、从“寄居之所”到“生活之处”的指认。

艾玛在创作谈《鸵鸟也曾听到》里谈道，“当想象力在生活面前变得苍白，日常就像个大洞，你一旦开始凝视，就会身不由己地陷进去。”小说以平淡舒缓的日常生活开场，“邵瑾买好啤酒，在海边看了会儿海鸥，回家就比平常晚了点。走到楼下，她抬头看了看自家阳台，范松波在阳台上抽烟，见她抬头，冲她挥了挥手，指间有轻烟缭绕。邵瑾常在下班后去单位附近的一家老啤酒屋买啤酒，一般买一扎，用塑料袋拎回家。如今她和范松波常在晚餐时对坐小酌，俨然一对老酒友。……今日，她刻意耽搁了一会儿，在海边看一群刚被旅游大巴放下来的游客喂海鸥。”这充满生活场景和烟火气的描述将读者一下拉进来青岛普通市民的生活现场。作者以套盒式的叙事不断推进故事的发展，以邵瑾、范松波夫妇的生活为主线，牵连出儿子得安、女儿得慧、范松波前妻老曹、堂弟范松涛、小观一家、闺蜜程凌云以及老父亲等一众人物的故事，于徐徐铺展中勾勒出普通百姓的生活日常。这样的叙事方式，蕴含了“苦”作为一种持存性的存在，它并不因某桩事件而特别凸显，也不会因事情的解决而彻底消失，它是稀薄而弥散的，是无处不在而难以清除的。艾玛对情绪的描述总是舒缓冲淡的，在不动声色的娓娓讲述中，看似平静和重复的生活微澜隐现。程小金死后的邵瑾夫妇，作者这样写到“两个人心事重重的，随便吃了点东西填了填肚子”；写想到伤心往事的程凌云，是“至于最困难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向前看，一直向前看”。《观相山》所展现的是人到中年，已经习惯了生活的“苦”，面对种种遭际已然能以平和的心态去直面，有能力在相互依扶中用生活和时间的力量去慢慢抚平和疗愈心灵的暗伤。

艾玛曾说过：“我仍然是忐忑不安的，内心充满了太多的怀疑，太多的不确定。好在有一点，我觉得不会错的，是在迷茫的写作中可以始终秉持的，那就是人们彼此的怜悯与爱。” 在小说《观相山》的结尾，作者写到路边的梧桐树，每一棵都被钉上了铁皮做的二维码，但而真的去扫，却扫不出来，只能听到“叮”的一声。这包含着作者艾玛的一层隐喻和深意，生命哪怕只是一棵树，它的身世和故事也不是一个二维码能够容纳得下得，艾玛或许正是要告诉我们，如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遭遇各种精神困局，是没有固定的唯一解题答案的，或许唯有用心底的善良、用爱去怜悯、去包容、去理解、去淡化，才能找到冲淡生活之苦的路径，才能找到心灵解脱的出口，最终达成自我的宽宥与和解吧。

（作者单位：山东省作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