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首先非常高兴来到清华大学图书馆，这个空间特别棒，很明亮，又很温暖，感觉就像回到家了一样。我想和大家分享两个话题，一个是，我为什么要写梁庄和《要有光》，另一个想分享一下非虚构文学的基本结构特点以及它的跨学科性。

我为什么要写“梁庄”系列和《要有光》呢？我想谈一下所谓的非虚构到底是什么？当年在写《中国在梁庄》的时候，我不知道什么是非虚构，但是我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我想写我的家乡，包括今天要写《要有光》也是一样，我有强烈的愿望，我想写。有一些记者会说，梁老师你怎么会抓热点？我说不是我在抓热点，而是我内心有一种强烈的要求，我想写，我有一种激情要写，这是最主要的。也许这种激情无意间跟生活发生了某种碰撞。内在要求非常重要，因为对一个文学写作者而言，这种内在的要求会使得你充满好奇，也充满情感，同时也会使得你对你面对生活有一种深入挖掘的愿望，这是非常重要的。2007、2008年，我个人处于所谓职业的困顿期，我在大学教书，写论文，也发表了不少论文，好像当时也还不错，但是我总觉得好像我论文的那些内容和我研读的文学，和我所正在经历的生活之间有某种裂缝，我对这种裂缝感到非常痛苦，同时我也觉得不想要这样的生活。学术界当时有一个口号，“学术回到自身”，就好像一个学者只要有一张书桌就可以了，就在书桌之内，不要超出书桌之外，如果超出书桌之外就是僭越和不专业。对这个说法我一直有自己的质疑。我觉得，不管你是学者、专家，还是一个科学家，任何一个人都应该首先是一个普通的生活者，是超越你专业之外的生活者。你对社会生活的认知不应该只被局限在哪一张书桌上。

这样巨大的精神困顿，怎么办呢？当你有困顿的时候，总想回家看看，回到原乡，回到你精神最深处，这是非常本能的选择。至于回家能看到什么，要做什么，我当时一丁点也不知道。所以，2008年的暑假，我背着包回去了，回到我的梁庄，是河南南阳的一个地方。河南南阳是一个平原，因为人多地少，相对比较贫瘠。梁庄在其中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村庄，没有任何旅游资源、文化资源，人就是跟着大的时代起伏在起伏。

回到村庄之后我才突然意识到，尽管每年我都回老家，因为我的父亲和哥哥都在老家，但当你用一种有意识的眼光重新看你的故乡时，你才发现我们都是故乡的陌生人。我们看似非常了解我们周边的叔叔、婶婶，但是他们经历了什么我们不知道，甚至连我的父亲和我的哥哥经历了什么我也不知道。这是我在那个暑假前十几天最大的一种震动，我们不知道我们身边的人发生了什么，甚至连我们的亲人经历了什么也不知道，我们就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这也促使我想住下来，我想真的去了解一下我的奶奶辈、侄子辈，包括我的哥哥，他发生了什么，他出门打工经历了什么。比如我的哥哥说他出门打工，曾经在一个收容所里住着，最后他逃跑，说差点就被抓了，差点又重新回到这个收容所里面。我们是那么亲密的关系，但是真的是一丁点都不知道，如果没有严肃地坐下来聊聊天，他早些年经历了什么，我的哥哥永远不会告诉我。包括我的父亲，因为他是一个村庄的老人，他讲这个村庄过去的历史，那种爱恨情仇，如果他不坐下来讲我也不太清楚。

所以我想了解一下，这个村庄是什么样的结构，里面的人是什么样的生活。2008年的暑假两个月，2008年的寒假，到2009年的暑假，这前后五个月的时间，我一放假就回到梁庄待下来，每天其实就是聊聊天，说说话，散散步，蹭个饭吃，然后到叔叔家婶婶家聊一聊。聊天过程中，我会拿一个录音笔录一下。他们说话都很好听，方言是非常丰富的语言，如果你们作社会学调研，就会知道，方言是一种大地的语言，跟当地的历史、地理、气候和过往的文化传统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想录一下。虽然我也从梁庄出来，并且有口音，但地道的方言我已经不太会说了。因为每天中午要整理这个录音，在整理过程之中，我突然发现我们村庄的老支书会说顺口溜，他所有的生活都能编成顺口溜。因为他是一个老支书，懂得政治，也懂得家长里短，比如村庄邻居发生矛盾会找他来判案。他用顺口溜来讲述生活，非常押韵、生动。我每年回家都拿纸记一下，但记完之后都忘了，但2008年我想把它们整理下来。我反复地倒带，为什么？因为他的话我一句话都不会说，太生动了，太富有语言的美感了。在这一瞬间，我觉得农民自述的语言太重要了，当时我就想，我一定要用一下，虽然怎么用我也不知道。

几乎每个愿意写点东西的人，回到故乡后都会写点散文或记点日记，但是，当我想到他们自述的时候，我觉得我不能用散文体和日记体，我必须把农民的自述镶嵌进去。如果读过《中国在梁庄》，你会发现，农民的自述是这本书的主体。

我既是梁庄人的女儿，同时也是所谓的学者，在外面生活好多年又回到家乡，来到五奶奶家里面坐下来，然后，我会描述下五奶奶是什么样子，然后是五奶奶自己的话，她讲她的孙子怎么被淹死，她怎样去找她的孙子，怎样跌倒，怎样痛哭。有一些读者反馈说，《中国在梁庄》里面梁老师自己写的话都不好，农民的自述最好，我说这说明你看懂了，我是用普通话来叙述，但农民的语言是历史的语言，是地理的语言，所以他们当然更丰富了。

最后当这本书开始写，我决定把这个自述镶嵌进去的时候，意味着这是四不像的书，它不是传统意义的小说，也不是标准意义的散文，更不是所谓的日记。它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但当时我有一个巨大的冲动，很多时候我的书都由冲动构成，它不是一个理性思维下的决定，我有一个巨大的冲动，也是一个决定，我管它是什么呢，我就是想最大限度地呈现梁庄内部的生活场景。它是不是小说我不管，它是不是散文我也不管，至于它是不是论文我更不管了，因为一开始我告诉我自己，我绝对不会写成论文。我就想用一种最大众的语言来让读者看到真实的梁庄是什么样子，虽然这个真实是由我告诉大家，经由我的眼光来告诉大家。所以最后呈现出来的就是《中国梁庄》的样子，四不像，里面有田野调查，也有口述史，也有人物线索和结构。这本书出来之后受到很大的欢迎，当时有很多的媒体不管是主流还是非主流都有报道，也有一些专业的分析。

这个文章一开始在《人民文学》杂志上放在“非虚构”栏目里，说实话我当时对非虚构并不了解，我并不知道这是非虚构，放在这个地方发就发了，我也不知道主编放到哪里了。发出来之后突然间被大家关注起来，突然间非虚构与梁庄之间也发生了关联。经过大家反复探讨，发现梁庄放在“非虚构”栏目框架里面极为合适，并且好像具有某种创新。我也顺势接受了“非虚构”这一命名。我接受的原因是什么呢？它符合两点，第一点，有它的真实性，第二点，有它的文学性。真实性是指面对一个真实的生活场景。第二点，具有文学性，我还是以个体的生命为主体来写作，我讲个人的故事，它仍然是文学的。这是我反复强调的，我的书虽然很多社会学系、心理学家和新闻学界的人把它作为专业必读书目，但是我强调我这是文学。为什么？因为它还是写人类的情感，以情感为基本的点来构架这本书。我虽然分析问题，但我没有总结规律，我觉得文学最大的任务是呈现人类生活内部的复杂性。它可能告诉你这个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有很多很多种途径，但不会总结成什么是最正确的，因为文学不负责这件事情。文学负责的事情是把人类生活最细微的肌理呈现出来，让你去体会和感受。

当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要告诉你一个规律，他要去总结，从样本里面总结。而我是开放性的，所以，我愿意坚持文学性，因为我更想展示我们生活内部的复杂性和它的暧昧，以及它的思辨。这是为什么我反复强调我写的是文学，你可以作为一个样本来分析，社会学、心理学等不管你怎么分析，我不管，但是它是文学。

后来我又写了《出梁庄记》。因为《中国在梁庄》是写梁庄人在家的生活，我们当时知道，中国北方农村大部分家庭都有出门打工的人，所以我觉得《中国在梁庄》写的是梁庄人在家的生活，而在外打工的人是梁庄人在外的生活，不管他们的户籍还是心灵归属都是梁庄，所以2011年我又做了一个大的决定，跑了中国三十多个城市，去采访在外打工的梁庄人，写了《出梁庄记》。写他们在城市怎么吃，怎么住，怎么爱，怎么流转，怎么想梁庄，怎么看待他所在的城市。《出梁庄记》写起来比较艰难，因为你要到不同的城市看他们在干什么，有什么样的生存空间，从事什么样的职业，等等。所以最终我的结构是以一个城市、一种职业为中心来涵盖其他职业。这种结构的安排也是非常艰难，因为会挂一漏万。我仍然认为它是文学，它不需要全的样本，我把一个样本写好就足以呈现生活内部的复杂程度。这样，《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一个在家，一个在外，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当代村庄样本，他们的生存状态，他们的情感样态，他们的迁徙路径，我书里都有细致的描述。

这两本书写完之后，我觉得我可以不写梁庄了，我不能一辈子吃梁庄饭，我也写了小说，长篇小说、短篇小说。2020年的时候，大家经历了很多，秋天的时候，我回到梁庄，突然间有一种天远地近的感觉，那一刹那感受到一个村庄的安静，与世隔绝。我们在外面，噪声非常大，各种各样的噪声，包括幽闭感。我是10月份回去的，秋天的树叶落下来非常优美和缓慢，而梁庄的人仍然坐在村头聊天。我突然有一种特别久远和永恒存在的感觉。于是，我又违背了自己原先的设想，我还是想写，写梁庄微观的生活，就是每个人在村头聊天，他们的表情，他们的说话方式。譬如五奶奶让她的孙女带她去镇上理发，她其实是想看她孙子，不是想理发，她在耍赖，或者几乎是一种撒娇。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细微的生活，所以我又写了《梁庄十年》。写《梁庄十年》的时候，每天打开电脑文本时，上面都有一句话，我在问我自己：我为什么要再写梁庄？我的哲学起点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个疑问呢？既然已经有了《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那么，这部《梁庄十年》到底要干吗？《梁庄十年》着力于内部的细微的生命状态，我希望把这种细微的生命样态留下来，它是非常鲜活的，一个人怎么走动，怎么说话，怎么去吃饭，怎么去笑，把这样一个细微的生命留下来，所以这是更加细致的微观哲学，不是一个宏观哲学。《梁庄十年》写得并不是很长，十万字，写了很多故事，包括女性的故事。

我经常说一句话：非虚构的现实不是摊在我们面前，它需要我们去发现。生活从来不是摊在我们面前的，它需要我们去发现的，因为现实是一个无限深远的内部。比如梁庄写了那么多年，2007年开始正儿八经做调查，我看了很多社会学、政治学、文学的书籍，我回到了梁庄，我也写了两部梁庄，花费我大量的情感、精力和思想。但在写《梁庄十年》时，我突然发现前两部里面嫁入梁庄的女性几乎没有名字，我都是用五奶奶，堂婶、虎子妈来代替。我没有想到这些女性也应该有名字，所以我在第二章专门做了一个注，也是希望能提醒读者，我们文化观念的内部都有很多的盲区。我们对那些习焉不察的东西很难觉察到，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那么用劲地写梁庄，却没有意识到居然有这么大的空白。

《梁庄十年》第二章写女性，我写了三个女孩子，都是在村庄被议论被叙说的，我去找她们，跟她们聊天说话，听听她们的故事。第二章有很多读者非常喜欢，也是因为他们突然发现女性匿名的存在，尤其是在乡村社会里面。我们知道，乡村社会女性十八岁以后就要嫁到另外一个村庄，至于她十八岁以前怎么生活则完全被遗忘，少女时代的女性是被遗忘掉的，她的姓名、她的生存状态和情感状态都是被遗忘掉的。所以，写《梁庄十年》的过程中，我突然萌发出要写梁庄二十年、梁庄三十年，因为我想写一个文字的、长河般的生活，它是民族志，村庄志，同时也是一个漫长的生命史。也许三十年后我自己已经不在了，随着我的消亡可能梁庄记录也是到此为止了，但是后人来看这几本书的时候，会看到这样的生命慢慢成长，慢慢茁壮、衰老，包括我本人，我觉得挺好。所以我充满了期待，可能会写梁庄二十年、三十年，至于怎么写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十年之后梁庄是什么样子，现在已经五年过去了，时间是飞快飞快的。

这五年，我主要在写《要有光》。《要有光》出版后，大家非常震惊，怎么梁鸿突然转到青少年心理健康主题了。但对我来说，特别自然。写《要有光》的时候，我的第一身份是一个母亲，面临孩子束手无策，非常痛苦，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痛苦，不知道怎么去理解你的孩子。我睁开眼睛看看四周，像我这样陷入迷茫困顿的家长非常非常多，不乏很多高知。但是，面对孩子时，大家却是一片空白。再去深入观察会发现，这几年我们十八岁以下的青少年，因为情绪问题休学失学退学在家的非常多。10月10日央视公布了一个数据，在校的十六岁以下的青少年学生，17.5%有情绪问题。这是多大的数目？五个孩子中间就有一个有情绪问题，还不包括那些藏在自己心里不敢叙说的群体。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当年我写梁庄的时候，我自己想知道真实的村庄到底是什么样子，在我看了那么多的文本里面我没有找到，我想自己找一找。写《要有光》也是一样，我想知道为什么我这么痛苦，为什么孩子这么痛苦，为什么那么优秀的孩子到最后闭门不出，遭受着这种抑郁、焦虑包括惊恐情绪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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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见《芳草》202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