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数年前翻检家父旧物，陆续发现70多年前汪曾祺（1920 —1997）先生致家父戴不凡（1922—1980）的书札三通。

其一

不凡同志：

偶然试写了一个彷彿是京戏的东西，敬求法眼一观，看看是否尚有继续弄下去的基础。如果你觉得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请告诉我一声，我就把它扔了。

敬礼！

汪曾祺

十一月廿二日

此信是用《说说唱唱》信笺书写的，未署写于何年，也未注明汪曾祺先生写的是何剧本。原信夹在一油印剧本之中，剧本的封面上有红印“范进中举”“汪曾祺编”“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字样，另有钢笔书写的“54.11.20”小字。

汪曾祺1954年11月22日致戴不凡信札

汪曾祺编剧《范进中举》封面

1954年是清代著名作家吴敬梓（1701—1754）逝世200周年，汪曾祺先生曾在《两栖杂述》一文中这样写道：“那年恰好是纪念世界名人吴敬梓，有人就建议我在《儒林外史》里找一个题材，写写京剧剧本，我就写了一个《范进中举》。”参阅汪先生后人汪朗、汪明、汪朝编《汪曾祺年表》，“1954年（三十四岁）创作京剧剧本《范进中举》，刊登于1955年《剧本》增刊”。联系此信落款为“十一月廿二日”，油印本《范进中举》封面又署“54.11.20”，据此可断该信应写于1954年的11月22日。而这一年，汪先生“读《儒林外史》，并根据‘范进中举’一段情节，创作京剧剧本《范进中举》。这是汪曾祺的第一部戏剧作品”。前述此信是夹在油印本的《范进中举》剧本中的，故该信中提到的“试写”的一个“京戏的东西”，应该就是指汪曾祺先生写的第一个、后来成为汪曾祺先生代表剧作之一的京剧剧本《范进中举》。

关于《范进中举》的创作，汪曾祺在1962年4月10日给黄裳的信中说：“我那个《范进中举》初稿写出来后，老舍却曾在酒后指着我的鼻子说：‘你那个剧本——没戏！’”老舍“认为缺点是缺乏戏剧性”。或许因为这是汪先生首次创作戏曲剧本，所以完成之后，他将剧本分别拿给一些老领导、老同事审阅，以便征求一下他们对剧本的意见。可始料未及的是，剧本不被大家看好，甚至遭到否定（如老舍先生）。无奈之下，他才给我父亲写了这样一封信。

彼时，我父亲在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张光年任组长的剧目组工作，具体负责全国各剧种传统戏的审定，以及新编历史剧的创作、古典名剧及著名神话剧的改编等工作。汪先生之所以给我父亲写信，是因为他太想从这一指导全国 “戏改”的权威机构尽快得到对这个剧本的处理意见，以便决定是舍弃还是进一步修改，如若修改，应该从哪个方面来修改，等等。但如果得到的答复是“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那这个剧本就只有“把它扔了”的结局了。信虽很短，但字里行间显示出的急切和忐忑却跃然纸上。

其二

不凡同志：

文化处戏曲编导委员会昨天为我的剧本开了一个座谈会，很惨，一共来了两个人，李红即还珠楼主，还有研究院的韩力，韩力还没有看剧本，所以会“黄”了。

我把最大的希望原来是寄托在你身上的。但你没有看到给你送到剧目组的通知，遗憾遗憾。

说老实话，我对这个剧本热情是不高的。我没有写过戏，有时候我是个写散文短篇小说的人。写戏是没有办法，多少有点是投机。我从来没有一次这样的不忠实过，从来没有一次写东西不是完全从自己心里拿出来的，从来没有一次是“编造”出来的。但是这一次，你可以看出来，有好多地方，甚至大部分，是在无动于衷的情形下堆砌造作出来的。从这里头，你可以看出随处有痛苦，由于无激动无灵感的痛苦，由于美学的本能——感觉到不充实、不丰满、不均衡，和产生的痛苦，由于无生活无才能的痛苦。

但是，既已弄到这步田地，而且这里还有一点点一点点真东西，我现在想，还是一定得把它弄出来，弄好，弄得是个戏而不是代用品，弄成一个真东西，不是“第二流”的东西。这两天，——从昨天起，我有一点焦灼起来，我自己觉得很好，我准备就从这里开始，扔开原来的设计，完全、彻底重写一过。

因此，非常非常想听到你的、你们的意见。我将以你们的意见为准，决定我的方略。——我现在还是很“二虎”，该死的二虎！确定了，我就打算这一时期不再听什么人的意见，“埋头”去写了。时间的浪费和思想的松弛都十分可怕！盼望你的回信。

敬礼！

汪曾祺

二月五日

此信仍用《说说唱唱》信笺书写，虽同样未注明书写年代，然联系前信内容，可断此信应写于1955年。信中汪先生坦言“我没有写过戏”，又据徐强《人间送小温——汪曾祺年谱》的说法，《范进中举》是汪先生的“第一部戏剧作品”，故信中提及的“文化处戏曲编导委员会昨天为我的剧本开了一个座谈会”，这个剧本还是指《范进中举》。

汪曾祺1955年2月5日致戴不凡信札

翻阅家藏油印本的《范进中举》，见剧本多页有我父亲的亲笔批注，这该是他仔细阅读了剧本后写下的意见。可以肯定，这些意见应该也是与汪先生交流过的。由于当时父亲在文化部艺术局剧目组工作，1955年1月又任 《剧本》月刊的戏曲组组长，故汪先生才说在座谈会上“把最大的希望原来是寄托在你身上的”。抑或是父亲希望《范进中举》日后可以成为能够上演的“一流”剧本，汪先生受到鼓励后不再认为是老舍所说的“没戏”，故此他才下决心“一定得把它弄出来，弄好，弄得是个戏而不是代用品，弄成一个真东西，不是‘第二流’的东西”。

1951年5月5日，周恩来总理签署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简称“五五指示”）发表后，文化部艺术局剧目组便以此方针来衡量全国各戏曲剧团的编演剧目，这就不难理解汪曾祺先生信中所述“非常非常想听到你的、你们的意见。我将以你们的意见为准，决定我的方略”，当“确定了，我就打算这一时期不再听什么人的意见，‘埋头’去写了”。从这封信可看出汪先生从内心焦虑和犹豫不定，到下决心要改好这个剧本的心态转变。

顺便说一下，信中提到的李红，原名李寿民（1902—1961），笔名还珠楼主，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北派”武侠小说作家，其代表作品《蜀山剑侠传》，在当时影响极大，可说是开剑仙武侠小说之先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改名李红，历任总政京剧团编剧、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委员等职。李红与我父亲有些交往，1954年我父亲曾撰文《对京剧〈大漠双红〉的意见》，对他编写的《大漠双红》一剧提出批评，认为该剧不合乎历史唯物主义和民族政策的要求。李红虚心接受了批评，并对父亲心存感激，后来还经常将其新写的一些剧本陆续地寄给父亲，并来信恳请他提出意见。信中提到的韩力，时任中国戏曲研究院艺委会秘书,并兼任艺术科科长。

其三

不凡同志：

《范进中举》最后一场，胡屠户决定去打之前的白：“……好，给我来碗酒喝，我壮壮胆子。”请改为“……给我来碗酒喝！”“好，”及“我壮壮胆子”都无必要，有一句话带一个惊叹号就够了。

我今日起休假两星期，打算写点东西。但是一时还没有主意。《高老庄》已作废，这个剧本我暂时不想写它了，除非到了我明白了我要说些什么的时候。

裘盛戎回来了。北京市催我把 《姚期》 改好。我简直没有主意。改这个戏，原来是出于我的建议，因为我觉得马武进宫那一场风格与全剧极不相称，原来是个悲剧，忽以喜剧收场，把原来的效果都撞碎了。但是改一个什么尾巴呢？你是否在有空时想一下此问题？如能将高见见告，感激万分！

敬礼！

汪曾祺

七、卅、

此信是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信笺书写。据汪朗、汪明、汪朝编《汪曾祺年表》，汪曾祺先生是“1955年（三十五岁）2月调至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任《民间文学》杂志编辑”；又据《汪曾祺年表》，《范进中举》“刊登于1955年《剧本》增刊”，据此可推，此信应是写于1955年7月30日。

汪曾祺1955年7月30日致戴不凡信札

这封信一方面陈述了《范进中举》在发表前汪先生对剧本所做的最后修改情况，另一方面又告知他奉命准备修改京剧剧本《姚期》等。汪先生对《姚期》原剧中“马武进宫”一场戏的喜剧收场不甚满意，认为与全剧的风格不符，破坏了全剧的整体悲剧效果。他将此想法写出以征求我父亲的意见。

写此信之前，汪先生曾参加了1955年4月1日至6月27日文化部艺术事业管理局与中国戏剧家协会在北京举办的第一届戏曲编剧讲习会。举办讲习会的初衷是为了帮助戏曲作者提高创作水平。讲习会由文化部艺术事业管理局局长、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担任主任，艺术事业管理局副局长、中国戏剧家协会秘书长张光年和剧协副秘书长伊兵担任副主任，参会学员则是由《剧本》月刊编辑部提名，他们都是全国各省市有一定编剧基础的作者。参会时，学员们携带着自己创作的剧本，供大家讨论研究，以便修改。

当时我父亲在讲习会“负责第三小组的辅导工作，该组成员及参会讨论的剧本有：上海京剧院编剧陈西汀的《屈原》、北京市编导委员会编剧汪曾祺的《范进中举》、山西省文化局剧目组组长刘鉴三的《燕燕》、著名京剧余派老生陈大濩的《铸剑》以及西安狮吼剧团负责人樊粹庭（未带剧本）。会上组织对这些剧本进行讨论，并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在1963年3月1日至7月9日，文化部委托中国戏曲学院也举办过戏曲编剧讲习会，“陈仁鉴、范钧宏、杨兰春、吴祖光、汪曾祺等著名剧作家都参加了这届讲习会的学习”。也就是说，汪曾祺先生曾先后参加过两次戏曲编剧讲习会的学习，但在汪朗等编写的《汪曾祺年表》、徐强编《汪曾祺年谱简编》、徐强著《人间送小温——汪曾祺年谱》等著作中，均未提及汪先生参加过这两次戏曲编剧讲习会。应该说，这两次讲习会，对汪曾祺先生后来的剧本创作是有很多启发和帮助的。

戴不凡在《范进中举》剧本上所作批注

我父亲于1973年8月13日在与其好友、著名编辑家谢狱伯伯的信中谈到《儒林外史》时写道：

……你说起《儒林外史》，鄙见亦同。范进中举一段，北京去年仍入选为初中课本。但此书的确不很走运，一则缘于其所写生活，与今距离颇远，难为少于我们一辈的年青人所理解。再则，亦缘于讽刺之作，终非盛世之音。犹忆1955年提倡讽刺剧时，我正在全国首届编剧讲习会，一手抓了两个《儒林外史》的剧本：一为评剧《牛布衣》，作者徐汲萍；一为京剧《范进中举》，作者为汪曾祺（和我辈年龄差不多的新诗人，后在北京京剧团。样板戏《沙家浜》即系他改编，他三四年前即已登天安门成为名人矣）。两剧作者均甚有才华，较读之不成文而讴之成律之作，实高出数倍。两剧均已发表，且上演过。京剧为奚啸伯所演，尚略有观众。评剧本则观众聊聊。后来，人们不再言讽刺剧，这两个戏从此长眠矣……

彼时⽗亲虽然处在特殊时期，然⽽在这封信中他依然称赞徐汲萍、汪曾祺⼆⼈的创作才华。1957年出版的《剧本·戏曲剧本专刊》第三辑收入了徐汲萍的《牛布衣》（评剧）、汪曾祺的《范进中举》（京剧）等剧本，其《编后记》中这样写道：“为了供应戏曲剧团上演剧目的需要，我们编印了剧本戏曲专刊第三辑……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脍炙人口的小说。可惜还很少有人把它搬上舞台。这里，发表了根据 《儒林外史》改编的京剧《范进中举》和评剧《牛布衣》。这两个剧本对‘科举迷’范进和冒牌诗人牛布衣的描写，基本上是符合原著精神的。在观众需要讽刺喜剧的今天，这两个戏是不失为较有意义的作品的。”可见，经汪曾祺先生数次改稿的京剧《范进中举》，终于得到了相关部门的肯定而公开发表出来供剧团上演。

1956年，《范进中举》由被称为“四大须生”之一的奚啸伯先生首演。1962年，奚先生又修改复演。汪曾祺在1962年12月9日写给黄裳的信中说：“奚啸伯在上海演出，以《范进中举》打炮，曾往看乎？‘听’说他对原著‘整理、加工、提高’了（此是贵报所云），不知‘高’到如何境地也！”上海京剧院著名编剧陈西汀先生在看了《范进中举》后这样评论道：“这次石家庄专区京剧团来沪演出《范进中举》获得成功，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戏的风格是新颖的，人物的表现是深刻的，可以看出，剧作者、导演、演员，对于《儒林外史》的研究，是花了颇大的精力的。全剧以富于诗意的抒情的笔调，着重于人物的精神世界的发掘，从容不迫，真实细致，不是金刚怒目，剑拔弩张，但却收到对于封建科举制度以及这种制度下面的那些具体人物的嘲讽、暴露、抨击的效果。”“剧本的得意之笔，要算范进为着考举人求助不得丧气而归的一段了。词写的妙，唱也唱的好，他一边走，一边叹息，忽然河上的人声，道上的马嘶，惊觉了他，那些都是有钱的人考举人去的。‘河边人语舟争渡，道上尘飞马不停’，羡慕、伤感、寂寞，不假雕琢，直抒胸臆。‘这真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甚至它不能不引起人们对他的不幸暗暗表示了同情。”陈西汀先生称赞奚啸伯先生“在这里运用了‘二黄原板’的唱腔，纾徐不迫，有如行云流水，无迹可寻，表现力达到了相当真实完美的程度”。“这个戏的许多小人物也是塑造得相当成功的。胡屠户、众秀才，性格都很鲜明，对于范进的刻划，起了烘云托月的作用。其中胡屠户的造型，尤为突出，红脸，白发，黑服，大胖子，三句不离本行，活活画出了一个势利而又愚蠢的屠户的形象。因为写出了许多次要人物，对于剧本的主题意义，大大的加深和丰富了。”由此可看出，汪先生的《范进中举》经奚啸伯先生在舞台上的精彩演绎，不但大受广大观众的欢迎，而且也受到了戏剧界专家的高度赞赏。

京剧《范进中举》，奚啸伯饰范进

1985年春，笔者曾赴上海拜访了父亲的好友、著名剧作家陈西汀伯伯。他对我说：“你父亲在讲习会时，对我写的剧本《屈原》、对汪曾祺写的《范进中举》以及其他人写的剧本，都是以无比的热忱投入到我们的具体创作过程中来。《屈原》《范进中举》等剧本里都有你父亲的劳动啊！”陈伯伯曾在《香冢埋时骨不妍 ——周年怀不凡》一文中，详细讲述了当年在戏曲编剧讲习会上那些令人难忘的往事……

汪曾祺先生这三通书札篇幅虽不长，但却包含了诸多信息：如信中提及汪先生曾改编过《高老庄》《姚期》等京剧剧本，经查1998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8卷本《汪曾祺全集》及201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12卷本《汪曾祺全集》，均未收入这两个剧本；在汪朗等编的《汪曾祺年表》、徐强编《汪曾祺年谱简编》、徐强著《人间送小温——汪曾祺年谱》中，也均未见提及汪先生改编过《高老庄》《姚期》这两个剧本。总之，这三通书札，既可使人们了解到汪先生创作京剧《范进中举》过程中的情感心态，又对他所创作和改编过的京剧剧本有所补充，这对于研究汪曾祺先生的戏曲创作经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