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此生可惜》以一位七十九岁乡村母亲晚年赡养困境为叙事主线，聚焦一个普通农村家庭亲情的拉扯与生活真相。整部小说没有离奇桥段，没有脸谱化的恶人，写的是城镇化进程里千千万万中国乡土家庭的真实缩影。这位操劳一生拉扯大五个儿女的母亲，晚年意外摔伤住院，原本血脉相连的亲情，被迫直面赡养分工、经济开销、陪伴照料、人格尊严等一系列现实考题。儿女各有生活重担，孝心与无奈交织，体谅与计较并存，一次次家庭商议，一轮轮矛盾妥协，铺展出当代乡村最本真的亲情样貌。

城乡人口大规模流动，打破了传统世代同堂的居家养老模式，流传千年的“养儿防老”，在现实生存压力下摇摇欲坠。旧有的乡土家庭伦理逐步瓦解，适配新时代的养老秩序却尚未完全建立，这是转型时代的阵痛。《此生可惜》紧紧抓住这一现实痛点，借一个家庭的养老难题，照见乡土社会伦理重构的现实困境。

我笔下的底层人物，每个人身上都并存善良与私心、担当与软弱。文中五个儿女，没有纯粹的不孝之人，也不存在完美的孝子。大哥顾全大局，却无力调和家庭矛盾；二哥家境拮据，难免生出计较之心；三弟远赴外地务工，有心尽孝却远隔山海；女儿被自家生计拖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们都感念母亲一辈子的劳苦，心中常怀愧疚，却被务工谋生、家庭琐事、生活压力牢牢困住。面对赡养责任，他们会盘算开销，会心生抱怨；也会心疼母亲，愿意付出担当。只是其中的纠结，只有当事人自知。

现实生活本就是如此，普通人很难做到全然高尚。现实主义写作的要义，就是接纳人性的多面，不去苛责底层人的局限，理解生活重压之下的身不由己。这份温和的悲悯，是我所有作品一以贯之的精神内核。

我试图让《此生可惜》实现个体叙事、家庭叙事与时代叙事三者的统一；试图让作品立足乡土转型的时代背景，直面老龄化、城乡流动、家庭伦理重构、乡村养老等现实命题，不回避生活残缺，不掩饰人性弱点，拒绝廉价圆满。小说结尾没有安排皆大欢喜的救赎。八十大寿宴席热闹过后，养老的现实困境、老屋即将拆迁的怅惘、亲情之间难以抹平的亏欠，依旧摆在那里。这是我刻意的选择。或许读者读完故事，不只是同情这位母亲的晚景，也不只是简单评判儿女的对错，而是透过这一户农家的悲欢，看见时代转型的阵痛，看见千千万万中国式家庭共通的亲情困境与生命遗憾。

小说的核心人物，这位乡村老母亲，不是符号化的苦情圣母，而是一个有执拗、有自尊、有隐忍、有心思的普通老人。她一辈子扎根土地，老屋、菜园是她全部记忆与精神归宿，打心底抗拒轮流吃住的“轮养”。哪怕病痛缠身，她也不愿沦为儿女的累赘。更令人唏嘘的是，她那些看似任性胡闹的举动，背后却藏着沉甸甸的母爱。她故意制造麻烦辗转各家，只是想借着自己的赡养补贴，悄悄接济日子最困苦的孩子。

中国式母亲的伟大，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牺牲，而是落到尘埃里的成全。晚年的她，承受身体衰老、亲情撕扯、时代变迁带来的落寞，依旧守住心底的善良与体面。这个人物承载着我对乡土老一辈劳动者的敬意与悲悯。

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现实中发生的事件比小说更精彩。这话说得不假。曾有人做过访谈，问我是不是我的作品都有原型。我坦率地告诉他，我所有的小说都是有原型的。但文学是一门艺术，绝对不能照搬生活。生活提供素材，只是毛坯；需要以更高的认知、更高的文学理念观照，对它进行剪裁、提炼、补修，才能使之成为艺术。《此生可惜》正是如此。故事的原型，来自滇东北乡土无数普通家庭；现实里的养老纠葛、亲情拉扯，远比凭空虚构的情节更加复杂沉重。我把散落的生活打捞起来，删去琐碎枝蔓，放大真正见人心之处，让一个家庭的悲欢，长成千万家庭共同的镜像。文学不负责直接解决现实问题，但可以记录现实，共情众生，唤醒思考。

《此生可惜》延续我朴实走心、克制留白的写作风格，多用生活化的表达。小说里的场景、对话、细碎细节，都来源于真实乡村生活：斑驳的老屋、打理不休的菜园、老人的生活习惯、一家人的争执与和解，我试图褪去文学滤镜，保留烟火原生质感。让所有心酸、无奈、愧疚与暖意，都藏在日常细节之中。寿宴上的热闹喧嚣，反衬老人内心深处的不安；表面团圆的温情，掩盖现实难题依旧未解。悲喜交织，冷暖共存。

回望多年乡土写作，我始终坚持扎根大地、书写凡人、心怀悲悯、直面真实。所谓“此生可惜”，可惜的是母亲倾尽一生付出，晚年难获安稳体面；可惜血脉亲情，常常被生计裹挟；可惜故土家园慢慢消逝，旧有的伦理秩序悄然流变。但悲凉之中依旧留存人性微光，普通人在残缺生活里相互体谅、勉力支撑，便是人间最珍贵的底色。这种种可惜，难道不是一种沉甸甸的珍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