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学研究中的标识性概念问题
我们做文艺学研究的，归根到底就是做理论研究的。所谓“做理论”，就是对文学、艺术、文化等相关领域的一些问题进行理论思考。文艺学研究不同于依靠情感和想象的文学创作，也不同于更依靠史料考证的文学史研究，它的基本方式就是用概念进行思考。所以概念成了文艺学研究使用的基本工具。是否善于使用概念、分析概念，是否善于对概念自身所包含的问题进行反思，直接决定了文艺学学者的基本素质。与此相关，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文艺学界都在持续讨论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属于中国学者自己的独创性概念、原创性理论、创新性方法等。这背后其实是一个文化主体性问题。因为一旦你拥有了自主的知识体系，它将决定你能够发现什么问题，从哪个角度来思考问题，还有哪些东西被遮蔽掉了。所以反思概念、从概念着手，既是我们从事文艺学研究的一种工作方式，也是我们对文学研究问题进行反思，建构中国自主的文学知识体系的一个入口。
概念的形式载体通常是一个词或词组，但概念不等于词语本身。任何一个词或词组，无论是从字面意义上还是从词典意义上都有它的本义，也有它的比喻意义、引申意义等。我们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思考某个词或词组，往往会做的第一项工作是词源学考证。比如，思考英语、法语或德语文论概念时，我们往往会首先考虑其中是否包含着拉丁语的某个词根，它原来是什么意思，在构词法的过程中又出现了哪些变化，然后又是如何被整合到现代的语境。这种词源意义上的考古，是基于词的语言学意义上的一种反思或追溯。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它在历史长河中的意义是如何流变的。所谓“流变”，也就是进行语用学的考察。所以词源学和语用学的分析，往往都是我们在对概念进行分析时要做的第一步。
这也引申出了对作为学术概念的词语特点的判断，即作为学术概念的词或词组，往往是这一词或词组的非日常用法。一个普通的词或词组若想升格为学术概念，必须经历一次抽象化过程。这种抽象意味着：第一，它必须有明确的内涵，即它到底是什么意思；第二，它必须有非常清晰的外延，即它包括什么、不包括什么，边界一定要非常清楚；第三，它必须有相对稳定的用法，同行看到这个词或词组的时候，能够立刻产生共鸣，知道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概念之所以成为概念，是因为我们可以借助概念和同行进行有效交流。当我们充分意识到这个词或词组有着与其日常含义不太一样或者说更丰富的内涵时，也就开启了理论工作的第一步。
与概念相关的还有很多类似的表述，比如术语、话语、范畴、关键词等。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它们之间有很多区别，分属不同的学术领域。但如果仅仅从学术话语的角度来看，可以把它们放在一起来讨论。在理论工作中，若结合不同使用者对于这些概念的具体处理，便可凸显概念所处的不同维度。一方面，作为学术概念的“术语”一定是有明确理论内涵的，需要有学术界的共识；另一方面，这并不意味着术语是固定不变的，它随语境而变。在学术史上，一个基本方式是讨论同一个“术语”在不同时期、不同的人那里的不同用法，这就是概念史研究。所有的概念史，其实就是概念的用法史。伽达默尔对概念史做了一个基本定义，“概念史就是哲学，甚或断定哲学应该是概念史”。也就是说，仅仅客观地描述、梳理、总结概念生成、发展、演变的过程还不足以构成概念史，必须在此过程中展开对概念源流的批判性反思、概念用法的意义辨析以及对概念应用的有效性和局限性的审视，进而探索创造新概念的可能性，才能称得上概念史研究。
这是因为作为学术话语的概念背后包含的是问题。概念不是凭空产生的，每一个概念都对应着特定的问题域。我们在讨论“悲剧”这一概念时，会发现它包含着关于命运、性格、历史必然性等丰富的内涵。同样，我们讨论“真实”这个概念时，所碰到的问题也很复杂：在现实主义的文论体系中，真实性处于核心位置。我们要区分所谓的艺术真实、历史真实、生活真实、局部真实、整体真实等，还有真与善、美之间的关系。当这么多问题纠合在一起时，概念的内涵、内部差异以及那些细微和显著的区别，就会通过辨析被凸显出来。
在明确了何为概念、何为学术话语的概念之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讨论何为“标识性概念”的问题。其一，标识性概念一定是在一个完整的、由一系列不同层级概念体系构成的理论中，居于中心性、主导性甚至具有理论命名性的概念。人们一看到这个概念，就能立刻联想到对应理论的核心概念。所以，只有那些最具辨识度、最能集中体现某种理论立场、方法与观念的概念，才有可能被称为标识性概念。其二，标识性概念还是具有原创性的概念，即“人无我有”的概念。比如谈及巴赫金，我们就能立刻联想到他的复调小说理论、狂欢化理论。“复调”“狂欢”也就成了巴赫金理论的标识性概念，这两个概念在其他小说理论的概念中很少出现，甚至几乎不存在。这也恰恰体现了其理论的原创性。其三，标识性概念还具备鲜明的生产性，能够激发丰富的理论想象力，甚至能够引发广泛的学术探讨与争议。我们提出这个概念，能让人产生全新的理论思考。我们研读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的《作为手法的艺术》一文会发现，“陌生”与“熟悉”只是从日常用语层面做出的区分，而理论层面的“陌生化”（Oстранение，曾译为“反常化”），其相对的是“自动化”。二者并非简单的日常语言层面的对立，这也是我们需要厘清的理论关键点。陌生化理论侧重于文学内部规律，其理论取向有别于现实主义文论中的“逼真”“反映”“再现”等观念。因此，不少对陌生化理论的批评，其实是从现实主义的理论原则出发来对它进行的批评。所以“陌生化”可以引发出很多理论想象，由此还具备了很强的解释力、广泛的适用性以及理论的延展性。
探讨中国古代美学和古代文论的标识性概念，除了“精”“气”“神”“风骨”这些概念之外，可能谈论最多的应该是“意境”。在一般人眼里，“意境”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古代美学最有标识性的一个概念。不过，“意境”这个词的产生是近代以来的事情，并且与西方的意象理论有一定的关系。如果大家去看《人间词话》，一定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人间词话》的正文没有使用“意境”这个概念。王国维使用的是“境界”，即“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那么“意境”在哪里？它只是在《人间词话》一稿的序里出现了。这里就带来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大家都认为“意境”是王国维的独创？所以关于意境说的讨论，应该还不至于很快终结。关于意境说的分析，近些年较有代表性的是2018年发表的文章《关于“意境说”的若干问题》，这是对后续王国维研究中有关意境的讨论提出的一些反思，尤其是对一些时下流行的学术观点提出了一些批评。这一案例也揭示出标识性概念的人为建构性。很多被视为“从来如此”的标识性概念，实则是在古今中西的学术对话中被逐步凝练、追认甚至重构的。因此，“标识性概念”本身就是特定学术史语境的产物。
讨论这些问题的意义在于：我们去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是对一些所谓标新立异的概念形成一种自觉的认知判断，并把它作为研究和反思的对象。我们去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是在与一个巨大的文学传统、文论传统，与一座座理论高峰进行对话。这个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所做的理论工作变得很有意义。
如果“概念”想要发挥作用，一定是让“概念”连成“命题”。当皮埃尔·马舍雷说“在所有文学作品中，都能找到这种内在断裂与去中心化的痕迹，以及其对特定可能性条件的从属依赖性证据”的时候，“文学”这个概念其实就是一个命题了。命题是对概念之间关系的判定，是理论论证的基本单元。因此孤立的概念无法完成理论阐释，只有通过判断组合为命题，才能形成完整的理论陈述。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讨论的所谓“理论”，其实就是对由相关概念组成的一个个命题进行的讨论。
怎么样去处理概念和子概念的关系呢？当有了众多概念时，概念之间一定会有层级。如果一堆相似的概念属于同一个层次的概念，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范畴”。“范畴”事实上是人类思维对于世界最普遍本质的一个概括。当我们对一堆问题进行了细致分析之后，我们一定会从这一堆概念里面提炼出更为本质性的东西，这个本质性的东西就是“范畴”。比如，风格中会有很多概念，叙事学中也会有很多概念，我们一般把它称为“范畴”。当然，“范畴”自身的内涵及分类也有多种。在《范畴篇》中，亚里士多德确定了“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遭受”十个基本范畴；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也提出十二范畴，分四大类，每类含三个范畴等。所以标识性概念也是从具体研究中提炼出的、具有范畴高度的核心概念。它不仅能统摄次级概念，也能规定整个理论的基本视域。
当我们有了一组概念或概念群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们组合在一起构成理论，若干个支撑理论就构成“理论体系”。一般的学者能够创造一个概念，创造一个别人从来没有用过的概念，或者创造一个新词，或者赋予旧概念以新用法，已十分不易。如果能够创造出“概念组”“理论体系”，那就更厉害了。因此，如果我们想要成为真正的理论家，其目标就是创造出“新概念”“概念组”，最终形成“理论体系”。
了解这些背景之后，我们怎么样对这些概念进行学术性的研究呢？在我看来，有如下几种思路。
一是概念史研究。其实概念史就是问题史。对概念的历史研究涉及词源考证、语义学辨析、跨语种转义、创造性误读、旧词新用等多种方式，也即所谓“新瓶旧酒”“旧瓶新酒”“新瓶新酒”“旧瓶旧酒”等问题。它们是概念的不同呈现形式。我们有了这个判断标准之后，再去讨论概念在不同学者那里是怎么用的，在不同的时间发生了什么变化，这就梳理出一段问题史。在从事文艺学研究的学者中，方维规有鲜明的德国学术背景，十分注重概念史研究。他对概念史的界定相当有趣，认为“概念史的大部分情形都是如此：概念史也是语言政治，语言政治则利用概念史”。从概念史的角度来看，“词语”与“概念”之间也不能简单划等号，“‘词语’的含义重心在语言和符号层面，‘概念’则更在于精神因素，强调‘理解’，即对事物有无概念的问题”。一旦有了概念史意识，许多问题都可以进行研究，比如关于“文”的问题、关于“现实主义”的问题等。“文”的概念是如何演变的：最早是“纹饰，修饰”的概念，然后就逐渐有了“文采”的含义，接着有了“文笔”之争，最后又出现了关于“文以载道”的问题等。“文”的概念会不断地调整、丰富、发展。“现实主义”也是同样的问题。如果要做现实主义问题的研究，最值得去阅读的就是韦勒克的著作。他对作为批评话语的现实主义概念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当现实主义被引入中国之后，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数不胜数。在概念史研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就是“概念还原”。借用胡塞尔现象学的观点，就是“回到‘实事本身’”。概念被很多人使用，开始变得面目全非，怎么样回到这个理论与之相适应的概念的原初意义上来重新讨论，就变得非常重要。比如，当我们讨论复调小说时，围绕复调小说是否存在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
二是比较的方法。以比较的方法开展诗学研究涵盖了古今中外四个维度。不过，目前的比较诗学研究经常存在一种时空错位的问题，即研究者尝试将中国古代的概念与今天西方的概念进行比较。其中，中国学者有很强烈的学术动机，就是要进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比较也不是完全客观中立的。在《比较诗学》一书中，迈纳明确指出：“比较诗学的中心问题：西方诗学与世界上其他地方诗学之间存在的显著差异。”在该书中，“西方诗学”一词出现了13次，显示《比较诗学》比较的目的在于通过与世界其他地方诗学的比较来获得西方诗学独特性的确认，可见“比较诗学”也是包含西方中心主义倾向的。
理论旅行对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带来了巨大挑战。很多人简单地把“理论旅行”归为比较文学的方法论之一，但事实并非如此。影响接受研究往往只在两点之间进行单线研究，而在萨义德那里，理论旅行中的各个主体之间没有主次之别。另外，影响接受研究往往以起点为终点，带有原教旨主义倾向，比如研究巴赫金对中国的影响时，很多比较文学研究者会天然以维护巴赫金思想的原真性、原本性为评价标准，进而指责他人误读、误用巴赫金。但理论旅行的研究恰好相反，是站在接受者主体的角度，不是以起点为终点，而是以终点为起点，更关注影响接受中的误读和变形问题。理论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它不是在真空中产生的，它总是在不断地旅行中获得新的生命。所以“做理论”的时候，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会碰到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地缘文化语境中概念的移植、变异、再生问题。
在讨论文论的引进与外传问题方面，王国维的《论新学语之输入》是一篇内涵丰富、极具启发意义的文章。它清晰地阐述了中国近代新学语的引进过程，更令人敬佩的是其中体现了王国维的学术理念——“学无中西”，这是一种非常开放兼容的学术态度。我也曾借此提出“现代汉语学术传统”的问题，认为现代汉语学术传统带有欧化的痕迹。现代汉语的概念以词为单位，虽然文言文也以词为单位，但文言文的词多为单音节词，其实就是单个的字，极大地消解了古汉语以字为单位的多义性特征。现代汉语学术传统的形成，一方面得益于古词今用，另一方面也受到外词中译的影响。字与字的组合并非单个字的意义的简单叠加，而是通过相同、相似、互训、验证等方式，实现字与字之间的意义规约，进而更准确地表达含义。因此现代汉语以词为单位，是在汉语欧化过程中，为追求语词达意的准确性而形成的，当然这种对精确化的追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概念的丰富性，这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此外，概念还有外传的困境。中国古代文论之所以难翻译，就是因为它的意义过于丰富，难以找到精确的对应翻译，存在“不可译”的问题，“气韵生动”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
三是创造新概念。关于概念的学术化的研究方式还有如何创造新概念。许多文学家、艺术家终其一生想要探索一种全新的、前人从未使用过的技法。那么对于理论家而言，他最大的野心可能就是创造一个新概念。伽达默尔的《作为哲学的概念史》道出了我们在进行概念思考时最痛苦却最有学术快乐的时刻。如果说问题的意义是在问题的提法和使这种提问成为可能的概念性中形成的，“那么概念与语言的关系就不仅是语言批判（Sprachkritik）的关系，而且还是一个语言发明（Sprachfindung）的问题。我认为这就是哲学最极度惊险的戏剧，即哲学就是不断地努力寻找语言,说得更感人一点：哲学就是不断地感到有语言困境”。所以语言发明在哲学中所起的作用就非常重要。理论思考什么时候是最有意义的时刻？其实就是伽达默尔所说的，当我们碰到了所谓的语言困境的时候，当我们用现有的词、现有的理论、现有的句子已经无法来描述所发现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个时候所感到的困难。因为如果我们设法突破这一表达的困难，就意味着我们获得理论创造的可能。如果我们感觉找不到更合适的已有的词来描述这个问题，怎么办？那就创造一个词，新概念的创造可能就成功了。
语言的困境正意味着理论创造性的开始。在《什么是装置？》这篇文章的开头，阿甘本提出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哲学中，术语问题很重要。就像我最尊敬的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的那样，术语乃思想之诗意的时刻。”术语究竟是什么？术语是我们在思考中突然产生前所未有的新意识、新观点后，为固化这些认识而形成的概念指称。它揭示出来的其实就是理论工作中最富有创造性的时刻。
那些名不见经传、比较冷僻，还少有人关注的概念或术语，也可能有其意义。很多研究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介绍前人未曾涉及的内容，或是发掘前人未曾发现的观点。别人很少谈及，自己多做一些阐释、引发关注等，这是另一回事。但其中最具有理论挑战性的，是对关键词、基础性问题的讨论与回应。因此，我主张文艺学研究要勇于“回到基本问题”。“回到基本问题”，其实就是从这些标识性概念出发，抓住最根本性问题，把它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这样做，会让自己的理论更有冲击力。与此同时，自己的研究也可能获得更多的关注，从而不至于很快就泯然众人。这也是为什么在所有概念当中，我们要特别凸显“标识性概念”。
所谓做文论研究，其实就是做理论研究，而做理论研究，就是用概念进行思考。概念是理论的基本工具，有了概念，我们才能进一步展开思考。德勒兹所界定的“概念性人物”，不是具体的某个人，而是某种特质。哲学就是一门形成、发明和制造概念的艺术。概念需要概念性人物来帮助规定自身的性质。有了概念之后，我们还要有问题意识。因为理论思考的最终目的是解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