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消失的海龟

我对植物园中央那个方方正正的动物园的最初记忆，是从一只海龟开始的。

遥远夏日的早晨，祖父带着我，穿过植物园里由侧柏树柔软枝条编扎成的一条绿荫长廊去看海龟。记忆中，长廊尽头那个动物园里的一切都是晶莹的——合欢树正在开花，数不清的虎皮鹦鹉羽毛鲜艳，在鸟舍里欢腾跳跃，而老虎们则在铁笼里来回逡巡着，身上披着一层金灿灿的阳光。我跟着祖父走过虎笼，到了那个铺着蓝色瓷砖、带有圆润弧度的桃花形水池。

我看到了那只蓝色水池里的海龟。在远离大海的这个中原城市里，我第一次见到海龟这种海洋生物，心中充满了好奇与激动。但和那些围观它的游客相比，那只海龟似乎并不怎么兴奋，只是懒洋洋地潜伏在有细碎阳光影子的池底，四肢偶尔幅度很小地划拉几下，像是在向这个世界表达，它还活着。

这有些出乎我最初对海龟的想象。为啥它不像一条欢快的鱼那样到处游动？它是不是感到水有点凉？要么就是它饿了？我扭着头，这样不停地问祖父。祖父扶着站在铁栏杆边的我，只望着那只海龟，并不说话。我手下的铁栏杆被人抚摸得非常光滑。水面的波纹里是高大的合欢树影，还有围在水池边的人的倒影。好多人在看海龟，在笑或大声地喊叫，往池水里吐唾沫，还有人不听劝阻悄悄往水里扔爆米花。

波光中，我看到那只大海龟缩在水池底一片弧形阴影里，显得慵懒又疲惫，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它为什么不动，也不吃东西，还显得一点也不快乐？我继续问祖父。祖父说，你仔细看看它的前肢。顺着祖父手指的方向，我看到海龟的一个前肢有一片狭长的红色瘢痕。祖父说海龟受伤了，所以它游起来就显得很慢。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它不适应这里的水质和气候。海龟生活在大海里，海龟时刻向往着的是海浪与沙滩，但人偏偏要把它带到这个远离大海的陌生地方，它肯定是不会高兴的。祖父这样对我说。

遥远夏天里的那只海龟，使年幼的我第一次对身边的事物产生了牵绊。自从见到那只海龟后，我脑海里都是那只海龟的影子，我的玩具与画册都未能超越那只海龟带给我的吸引力。我一直在为海龟受伤的前肢、为海龟因远离大海而生出的那种深深的孤独担忧。

我每天都渴望着能见到海龟，我担心，它会不会突然离开这个动物园，永远离开了我？这样的想法时刻悬在我的心头。只有当我再次去动物园见到它落寂的身影后，那种短暂的欣慰才使我悬着的心平静下来。

在夏天快要结束的一个周末，祖父带着我又一次去看海龟，像我所担心的那样，那个蓝色的水池里再也没有海龟的身影，甚至连池里的水也被抽空了。以往热闹的水池边变得空旷而寂静，一片树叶落下，擦过我的头顶，又一片树叶落下，落在干涸的水池底。

海龟消失了。我再也见不到它了。失望逐渐变为忧伤，我瞬间陷入一种令人无法接受的失落与沮丧中。海龟去哪了？我像是要哭出声来。

有什么比一个忧愁的孩子更让人忧愁？多年后我读到法国作家彭塔力斯的《窗》

里的这句话，我仿佛突然穿越了时空隧道，我看到了时空那端空池边陷入无限忧伤的我，那个因海龟的消失而无比伤感的小男孩。

咱们现在去找海龟。祖父看出了我的忧伤。他牵着我的手，走过虎舍，走过立在枯树干上发呆的秃鹫，铁笼子里的虎皮鹦鹉在谷壳和飘落的羽毛间飞跃着、追逐着，一点也不理睬我的忧戚。

在鸟舍边一个斜顶的木房前，祖父在一扇玻璃窗前停下了脚步。我眼前是一层暗色的厚玻璃，玻璃的后面是一个大木箱，有好几层蒲草垫叠压在木箱上，覆盖着昏暗中的沉寂。

祖父指着玻璃窗对我说，海龟在那呢，就在蒲草垫下的木箱里。祖父说，海龟病了，它需要休息，兽医要给它抹药，然后再给它打上一针，它就会昏昏沉沉地在箱子里睡去。就像你发烧去医院，医生要给你打上一针那样。这就是你在水池里再也看不到海龟的原因。

祖父说，海龟会像一只熊，冬天里的熊，在药物的魔法下，它会一直冬眠。

那它什么时候会重新醒来，再回到那个蓝色的池子里去？我问祖父。

海龟冬眠的时间会相当长。祖父想了想说，它会在你长大的时候醒来，几年，或者十几年的时间。

祖父的话让我一直深信不疑。祖父是位正直的医生，我相信他是不会骗我的。只要海龟不死，只要它能醒来，那就好。祖父的话让我因见不到海龟而生出的忧伤逐渐消逝了。

我一直在等候着黑暗木屋里的那只海龟再次醒来。那么多年里，我深信海龟没有消失，它就隐匿在玻璃的另一侧，隐匿在夕阳照耀不到的玻璃的深处。在那个木箱里，我想象着那里会有阳光，有沙滩，有椰子树与海浪，还有一窝海龟蛋，我猜测，这一切一定是那只冬眠的海龟梦里的事物。

那是我待在动物园最漫长的时刻。不知有多少次，我站在那个木屋的玻璃窗前，舍不得将视线从玻璃后面的虚空里抽离出来。我的目光多想变成一把利刃，让它穿透玻璃，让它撬开那个紧闭的木箱，将那只沉睡的海龟唤醒。

多年后，我带着女儿在这个植物园里漫游，和小时候的我一样，女儿也很喜欢坐在童车里，在绿色长廊尽头的动物园里走走停停，看她一直都看不够的孔雀、老虎，还有狮子。地上的茅草在阳光下晃动，一只鸟飞来，又远远地飞去，飞进虎笼里的光影里。记忆深处这个斜屋顶的木屋，一直是如此沉寂，没有多少变化。我坐在女儿童车后的木椅上，坐在蓝色水池与那个带有玻璃窗的斜顶木屋间的树影里，我仿佛又看到了多年前那只在水底缓慢舞动四肢的海龟。

那只海龟在我的记忆里冬眠着，而且还要一直冬眠下去，直到我的记忆随着意识一起在这个世界消失。我依然相信祖父安慰我的那些话，那一刻，我才意识到，祖父是个很会讲童话故事的人，他对我讲述的那只冬眠海龟的故事竟有如此温暖的质地。

我一直没有对女儿讲起那只我曾充满希望地等待它苏醒过来的海龟。到哪一天我会对女儿提起那只海龟呢？我说不准。但我一定会对她讲的，我这样想。

海龟从没远离。祖父的话让我深信，那只受伤的海龟依然活着，它就在木箱里，在映着我和女儿身影的玻璃窗的另一侧，在我的梦境与记忆之中。我们相互离得并不遥远，隔开我们的不仅仅是玻璃，还有时间深处那些看不见的细雨。

香草味的记忆

夏日里，没有什么能比一杯冷饮更为诱人的了。

在遥远记忆里，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冷饮里那种弥久留在味蕾上的香草味道。

我每次去放映厅看电影，或者去更远的地方，比如体育场与植物园，都得先从人民路上的这家冷饮店走过。记忆中，这个冷饮店的墙一大半是白色，从我肩膀高的地方以下是那种很悦目的浅蓝色。冷饮店的柜台上并排放着几只广口的保温瓶，保温瓶的外面还包了一层白色的小棉被。顾客来了，营业员就旋开瓶盖，从保温瓶里拿出冒着缕缕寒气的、被印着浅绿色或粉色雪花图案的纸紧紧裹着的冰棍。

这个豫东小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陇海铁路上的老车站为中心逐步发展起来的。城里几条主干道上的建筑，都呈现出一种颇具时代特色的苏联建筑风格。其中，人民路是一条最繁华的街道，在胜利路与全胜街之间的那段人民路的路东，沿街有一溜很长的两层楼，它的一楼有好多门店，从南面往北数起，第一家就是冷饮店，接着是副食品公司的卤肉店，一家我已忘记名字的招待所，百货商店；再接下来是一家刀削面馆和理发店；在人民路与全胜街的拐角处是一个照相馆，照相馆再往北是一家放映厅。我清晰地记得，在那家照相馆的外墙立面上，有一颗硕大的红色五星图案。

漫长的夏天令人难熬。那时，家里有电风扇的都相当少，驱走身边酷热与黏湿的热气，只能靠不停地摇扇子。那个奇热无比的下午，屋里的湿热如一层令人生厌的黏稠外壳，紧紧裹住了我。我感到浑身乏力，就在家里昏头昏脑地睡，浑身不停出汗，把身下的凉席都浸湿了。

父亲的身影在我眼前闪动着。下班回家的他看到我无精打采的样子，摸了摸我的额头，说要么我是感冒发热，要么就是中暑了。父亲在抽屉里翻了一遍，没找到适合我的药，就将我从凉席上硬拽起来，要我跟他去医院抽血化验一下。

我的裤兜里装着一盒藿香正气水，跟着父亲从医院出来，沿着人民路慢慢回家。医生说我没什么大碍，像是中暑了。藿香正气水实在太难喝，我嘴里满是那种中草药汁的味道，还夹杂着一种酒精味。一路上，这种古怪的药水使我的舌头一直在发麻。

夕阳的余晖已从路边的白杨树枝间无声地沉落。天空渐渐在变暗，路边的房子和它们的阴影变得更为黯淡，但空气中的热浪依然一阵阵地朝人袭来。我跟着父亲，走过放映厅和照相馆，走过父亲经常带我去的理发店，从刀削面馆路过的时候，父亲问我，要不要吃碗刀削面？我摇了摇头，那时的我胃不舒服，里面像有一团火在灼烧。

街灯亮的时候，百货商店橱窗里的灯管也亮了起来，里面展示的缎子被面、皮鞋、毛线、套着衣服的人体模型都被那种亮白的光覆盖着。我看到了不远处的那家冷饮店，我的脚步开始变得缓慢，最后在冷饮店外的遮阳伞前停了下来。

那种微黄的白炽灯的光芒，从冷饮店浅蓝色木门上的玻璃那边透出来。我不想吃饭，只想喝冷饮。这是站在街头酷热夜色里的我的念头。但我还没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父亲已猜出了我的心思。

我跟随着父亲走进冷饮店，站在那面一半白、一半浅蓝的墙边，在放着几个保温瓶的柜台对面，我看到白瓷台子上还摆放两个粗硕的塑料桶，里面盛着冰水。

营业员问我，小朋友你想喝哪种口味的？那时的我正感到胃里有些反酸，就没有选橘子味的冰水，而是指了指那个浅薄荷绿色的冰水桶。营业员从柜台下取出一个大玻璃杯，用舀子盛了冰水往杯子里倒，那种浅绿色的诱人液体在杯子里逐渐抬升，不停冒出一串串密集的细微气泡。

营业员又加了几块碎冰，将那只晶莹剔透的、散发出梦幻般色彩的玻璃杯递给了我。父亲站在我身边，他不说什么，就那样关心地看着我。我每喝一口冷饮，他眼神里就透露出一种安稳与舒坦。

这种浅绿色的冷饮我还是第一次喝。玻璃杯里，几块带着清凉诱惑的浮冰在轻微漾动着。我喝得很慢，一小口一小口品味着这杯沁人心脾的冰水。除了令人舒适的冰凉和甜感，这杯冰水里还有一种醇厚的、令人无法用恰当的词语去描述的馨香。在那一瞬间，我身体里的燥热，还有口中藿香正气水的怪味一下子就跑远了。

那种冰水里的馨香，带给我极度的舒适感和愉悦感。它让我如此沉迷，有时候，那种冰水里的味道会从糖果和饼干里，从被纸包裹着的冰棒里跳出来，但我一直不明白，那种味道到底是哪种东西散发出来的，它虚无又缥缈，我既看不到它，也摸不着它。

直到多年以后，我在河南大学药剂实验室里拧开了一瓶香精，我取出一点点这种又叫香兰素或香草醛的细微晶体，让它溶解在放了适量糖的水里。随即，那种放了香兰素的液体散发出舒适的甜香味，里面还夹杂着一种柔和的奶香。

是它！就是它！那种我久久寻找的、薄荷绿冰水的独特味道迎面而来。

这种味道，重新唤醒了那个夏天里我的味觉记忆。那一刻，我有些小小的激动。原来我小时候喝过的那种香草味冰水里，放的是这种叫香兰素的香精。在大学的教材上，我才知道这种白色或微黄的晶体，它不仅能散发出一种令人愉悦的香草味，还可以增加食品的甜味。作为增香剂，香兰素已被广泛地用于食品、饮料、化妆品和制药等行业。

这种香草味的独特气息，还会时不时在我身边出人意料地弥漫开来。我从街角的奶茶店经过，从超市的烘焙区经过，我总被这种香草气息所包围着。它从蛋糕里，从冰激凌里，从奶茶里悄然逸出，像可爱的小精灵般朝我轻盈扑来。那样一种熟悉的香草味道，它使夏天的黄昏和那个冷饮店，还有父亲年轻的身影，如旧电影里的画面一幕一幕在我眼前浮现。

五金商店

从我家住的药厂家属院走到人民路口，再左拐去老票房时，路过的第一家店面就是五金商店。店门的铁锈红漆经风吹日晒，有着一道道不规则的裂纹。门上与我视线平齐的位置，有两个锃亮的不锈钢球把手。五金商店的门旁有两个大橱窗，里面陈列着巨大的齿轮、轴承，还有消防斧、灭火器、圈成盘状的亚麻色帆布水管等这些消防设备。

除了经常去附近的老票房看火车，家属院的小孩们喜欢聚在五金商店橱窗下，在水泥台阶上玩游戏。男孩们玩玻璃弹珠和跳房子，女孩们则在五金商店前的水磨石地上没完没了地跳皮筋。而我则喜欢一个人坐在台阶上，看缓慢靠站又缓慢开走的1路公交车，看从我眼前经过的那些提着行李匆忙赶火车的旅客。

时间不知不觉在流逝着。暮光里，天空的颜色在一点一点地暗淡下来，直到黑夜降临，家里的大人呼叫着自家的孩子，我们才一个个意犹未尽地回家吃饭。

记忆里，那时五金商店前的白杨树绿影婆娑，风吹过，身边会响起树叶相互碰击发出好听的“哗哗”声。夏夜的傍晚，五金商店虽已关了门，但它门前比白天还要热闹。家属院的人吃过晚饭，都把网床、凉席从家里搬出来，在五金商店的台阶上，在台阶前相对宽阔的水磨石地上摆了一长溜。大人们摇着扇子在彼此聊天，有时候会有人从家里拿来西瓜，切开分给彼此邻席而坐的邻居们。那时候西瓜籽是舍不得扔掉的，女人们把西瓜籽收集起来，放在手帕或者蒲扇上，回家用水把西瓜籽上的那层黏膜洗掉，再晾干，将这些西瓜籽攒起来，煮茴香瓜子吃。

男邻居们喜欢围聚在白杨树下，凑着五金商店前的高压汞灯下棋或打扑克。印象里，下棋最上瘾的有两人，一位是肖老师，在人民路北头的红旗中学教语文，还有一位是在这个五金商店当领导的杨主任。

不同于我常见的那种象棋，他们对弈的时候，摆弄的是手里的黑子或白子，那是那个年代普通人很难见到的围棋。我对他们玩的这些扑克牌和围棋都没什么兴趣，反倒是喜欢听他们天南地北地聊天。杨主任是从部队转业的，转业前的部队驻扎在黑龙江。说上几句，杨主任总会习惯性地把话题转向当年的中苏边境冲突。他讲起珍宝岛自卫还击战，讲边防战士如何击毁并打捞出那辆沉在江底的苏式坦克的往事。而肖老师则三句话不离本行，他讲起民国作家来头头是道，比如鲁迅、胡适、梁实秋、周作人，还有郁达夫、萧红和萧军。有时候他会顺着杨主任的话题，聊起当年的东北抗联，还能大段大段地讲长篇小说《林海雪原》。

夏夜里，家属院经常停水。纳凉的人口渴的时候，杨主任就打开五金商店的店门，让我和他家的小孩拿着茶缸，到店里的自来水管接水喝。我从五金商店里的两节柜台间的通道往里走，靠墙还有一溜L型的长柜台，木质的柜台和货架上也摆满了金属工具和五金构件，比如各种尺寸与规格的轴承、螺丝钉和螺丝帽，大大小小的铁钉、螺丝钉、拉手、插销、门锁、窗钩，还有千斤顶、螺母、铆钉、链条、弹簧、扳手、钳子、电钻、电锯、钢卷尺等这些金属工具与金属制品。

在五金商店L型的长柜台的尽头，能看到有一条狭长的连廊通往门店的最后面，那是一个逼仄的方形院落，四周的墙壁剥脱，黑黢黢的。小院的中间有一棵很粗的苹果树，树下是水池和自来水管。我和几个小孩接好水就赶紧跑出五金商店，因为院子里的一只日光灯管坏了，它一明一暗在不停闪烁，这让夏夜里的幽深院子显得有些吓人。

一个周日，杨主任的妻子胡阿姨见我母亲在拆被褥，就热情地拉着我母亲跟她一起去五金商店的后院，洗这些不太好洗的床单和大件的衣服。那天，我掂着洗衣粉和肥皂，跟着胡阿姨和母亲走进了五金商店。

周日的五金商店里空空荡荡。里面一位顾客也没有，空气里有一股浓重的金属和油漆的味道。从卖电线电缆的柜台再往里走，那种橡胶的味道也越来越重，里面还夹杂着铁锈和油脂的气味。商店最里面，那个被青砖瓦房包围起来的院落，潮湿，阴凉，墙角处堆放着一卷卷的油毡和空的油漆桶，地上长满了一层青苔。

这个小院被青砖老屋围着，像一朵喇叭花，朝向天空静寂地盛开。当一列火车从不远处的陇海铁路隆隆驰过，火车的汽笛声和轰鸣声在小院里被放大，好像火车就近在咫尺。

院中央那棵壮硕的苹果树枝叶浓密，暗褐色的树干上长着一层苔藓。这棵苹果树在这个狭小的天井里顽强向上生长着，几乎把整个院子的上空都遮住了。苹果树下，那个横截面为倒梯形的水泥池，很像农村牲口棚里喂牛的石槽。那棵树上果实累累，把枝条都压弯了，但苹果却有些小。因离铁路太近，那些苹果和树叶都蒙了一层暗淡的煤灰。

胡阿姨踩着水池的边缘，伸手给我摘了几个带着树叶的苹果。这棵被禁锢在逼仄天井里的苹果树似乎与世隔绝了，它是那样孤独，连它的果实也显得与众不同，小小的，像那种养分不足的样子。

在那个气味复杂又古怪的五金商店的后院，我举起洗好的青苹果咬了一口，但出乎我的想象，我手里的苹果还没完全长熟，虽然很脆，但一点也不甜，相当酸涩。那时我刚掉了一颗门牙，咬起这个小苹果也有些费劲，我就趁胡阿姨不注意，悄悄把这个带着咬痕的苹果扔进了墙角。

这种经历是那样独特。五金商店后院里，那个奇酸无比的苹果的味道令我记忆犹新。只要每次我再见到苹果，当年那个街角处的五金商店和它后院的那棵苹果树就会在眼前闪现。我想起那棵仿佛是世界上最孤单的苹果树，想起了树下堆在角落里的废旧水泵、铸铁管道，还有周围那种油脂、清漆与铁锈混杂在一起所散发出的复杂气味。

种玫瑰的盲阿姨

李阿姨住的地方不远，从我家出来，沿着五金商店后面的那条小巷往东，大概走几百米就到了。

那条小巷的尽头是一个家属院。走过青砖砌的月洞门，再往里是一个方形的院落，院子西北角的一间小屋就是李阿姨的家。李阿姨总是戴着墨镜，出门时手里会持着一根竹竿，她是个盲人。

多年前的一个晴朗上午，母亲带我去李阿姨家玩。那是一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平房，平房外搭了一个简易棚，棚底下是李阿姨平日做饭的煤炉，靠墙摞着几大摞煤球。李阿姨的家虽然狭小，但床铺桌椅都收拾得很整洁，平房的顶棚是用秫秸秆编扎的，靠南墙的窗户边摆着个脸盆架，架上搭着洗得干干净净的毛巾。

李阿姨家的窗外，一片玫瑰正在阳光里怒放。我坐在桌边，仍能感到一阵阵奇异的香味向我袭来。我注意到，那种迷人的花香是桌上的几枝玫瑰散发出来的。李阿姨对我母亲说着这些玫瑰，她说，黄色的叫“黄和平”，粉色的叫“伊丽莎白”。

原来，院子里的玫瑰竟然都是李阿姨自己栽种的。这不仅令我惊奇，就连我母亲也感到不可思议。一个问题萦绕在我心头许久，我终于忍不住问母亲：李阿姨的眼睛既然看不清东西，那她是怎样分辨出玫瑰的颜色的？母亲想了想说，这两种玫瑰的香味是不同的，那些玫瑰肯定是你李阿姨在玫瑰盛开时买的，估计卖花人会让李阿姨先闻一下“黄和平”，再闻一下“伊丽莎白”，这样李阿姨就深深记住了它们各自的独特香味，两种玫瑰在香气上的细微差别，就被李阿姨敏感地捕捉到了。

不要低估了盲人。母亲这样对我说，他们往往在听觉上和嗅觉上要比正常人更细致。李阿姨自己摸索着给玫瑰剪枝，除草，她用手摸一下玫瑰根部的土，就知道该不该浇水。我努力去想象着，李阿姨是怎样给这些玫瑰浇水、松土、剪枝或捉虫子的，那么多的刺，李阿姨她不怕被扎吗？

有一次，我也听到母亲这样问她。怎么不怕？被玫瑰的刺扎一下很疼。李阿姨说。但她平时会戴上厚手套。她举起手掌向我和我母亲展示着，我能看到她手指上被玫瑰刺扎的好几处痕印。母亲对她说，赶紧吃点消炎药，万一感染了就麻烦了。

母亲是与我父亲结婚后才与李阿姨认识的，但相互熟悉了之后，我母亲只要有空，就去找李阿姨聊天。母亲的心地是那样善良，在她看来，一个独居的盲姑娘，在这座城市里形单影只，要是自己不去帮帮她，就会感到不安。母亲经常把从老家带来的萝卜、红薯、芋头这些地里的收成给李阿姨送去，顺便再帮她修剪一下她种的那些玫瑰，将那些开败的残花剪掉，以便枝条能生出更多的侧枝。

但李阿姨是个自理能力相当强的人。母亲去李阿姨家，本来是想帮她干一下缝补衣服、拆洗被子这些家务活，但母亲每次到李阿姨家，就会感到自己根本帮不上什么忙。李阿姨自己炒菜、擀面条、蒸馍，就连缝缝补补这些针线活，她也做得头头是道。

我至今不明白，李阿姨做针线活时是如何纫针的？是如何将棉线穿过那个细小针眼的？有一次，我站在李阿姨身边，看着她先将线头放进嘴里，然后捏着针，也将针孔的那端放进嘴里，她的舌头蠕动着去调整线头和针孔的位置，只是在短短的瞬间，我看见她捏着穿过针孔的棉线，将口中那根闪着银光的针朝远离身体的方向拽出来。

我一直对李阿姨的日常生活很好奇，她是怎样生火做饭、晾晒衣物的？还有令我无法想象的是，李阿姨竟然还会织毛衣。我记得母亲和她在一起时，总会谈论起毛衣新的织法。

有时候，李阿姨会让我母亲随手剪几朵玫瑰带回家。玫瑰的香气从我家那个三斗桌上的一摞书间浮起，在屋里轻盈地弥漫开来。在玫瑰香气里沉静下来的我，开始思考一些诸如生活、意义这些遥远又虚无的、我那个年龄段的孩子们所无法想象到的东西。比如说，李阿姨就是如此神秘，她虽然看不到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出门也只靠手里的那根竹竿引路，生活里有那么多的不便，但我看不出李阿姨有任何的忧愁和哀怨，她是那样和善，那样隐忍与谦让，我从未见过她对人发脾气，或透露出内心的烦恼或不安，她时刻给人一种她活得很快乐的样子。

李阿姨长得非常漂亮，服饰也总是很得体，夏天她喜欢穿一件黑底印着淡色梅花图案的绵绸裙。她面部的线条是那样柔和与流畅，在倾听别人说话时，她总是神情专注，面庞微微上昂，白皙又细长的脖颈呈现出一种美好的弧度。

我记得从李阿姨那里回来，我母亲会轻轻叹息一声：这么标致的姑娘，怎么偏偏会得这种治不好的眼疾？一次，当着我父亲的面，母亲开玩笑地对我说，如果你李阿姨的眼睛是正常的话，说不定这个家的女主人会是她，你会是她生的孩子。对这个话题，我父亲倒是回答得异常平静，他说我们俩是邻居，现在又是同行，仅此而已。我俩不可能过到一块去，因为相互了解得太深了。

我母亲和李阿姨碰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题。李阿姨最喜欢的，就是和我母亲一起去逛街看电影。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跟她们去看一部老电影，喜剧片《大李小李和老李》。我坐在她们中间，李阿姨的面孔朝向屏幕的方向，脸上随着剧情不时露出笑意。电影放完了，我不解地问母亲：李阿姨的眼睛看不到电影画面，这电影她能看懂吗？母亲俯下身来，轻声对我说，你李阿姨的听力是正常的啊，她可以听电影里的人说话和背景音乐，这电影她会弄懂的。

我难以理解，对失去光明的人来说，他们所感受到的这个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在跟着母亲和李阿姨去百货公司买布料的一个上午，我走在日影斑驳的人行道上，那一刹那，我突然有一种古怪的想法。我在阳光下紧紧闭上自己的双眼，模仿着李阿姨的样子悄悄走了一段路。那是一种令人惊恐的体验，我不知道自己留下的脚印是直还是弯，我的视野里一片漆黑，甚至说，我已经没有了视野，整个世界是死寂般的没有颜色没有光线的虚无深空。那些对温暖光线里的种种记忆突然凸现出来。失去光明与颜色，那将令人多么恐惧？我吓得赶紧睁开了双眼，我重新看见了马路上的公共汽车，看见了飞翔的蝴蝶，看见阳光在树叶上跳跃，我重又回到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里。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在我小学尚未毕业的那年冬天，我家遭遇了一场巨大的变故——我母亲突然因病去世了。那个悲凉的春节过去不久，我和父亲搬到他上班的那所医院的破旧家属院里去住。母亲的离世，陌生的环境，使我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像是得了自闭症，经常陷入沉默，越来越不合群，只是一个人静静躲在角落里或在街上孤独地漫游。小城是那样小，在那条叫人民路的主干道上，我不时会遇到李阿姨。但我每次都是匆匆跟她打个招呼就转身离去，我怕看到她在我面前讲起我母亲时，脸上浮起的那种悲戚的神情。我尽可能躲开她摸索着向我伸过来的手，拒绝她的抚摸。我不想让她提起的那些有关我母亲的往事，像刀子一样在我受伤的心里割出新的伤痕。

虽然与李阿姨见面的次数少了，但我还是禁不住回想起她与我母亲在一起时的画面。我想起李阿姨摸索着走路的模样，想起她种的那片玫瑰，想起她花瓶里的那些玫瑰散发出的浓郁芬芳。玫瑰为什么让李阿姨如此痴迷？是的，玫瑰的香气。那肯定是缘于玫瑰的香气，我这样认为。那些绽开的玫瑰虽然无法在李阿姨的视网膜上呈现出美妙的图像，但那种玫瑰的香味，就仿佛一道照进她内心深处的神圣而奇异的光芒。有玫瑰的陪伴，李阿姨就会深深感受到，世界是多么美好。也许，这就是李阿姨痴迷种玫瑰的意义。

李阿姨直到四十多岁时才结婚。小时候的我对身边的世界有许多疑问，比如说李阿姨为什么一直对我那么好？我曾经有过这样的猜想：当年有没有这种可能，我母亲去世后，我父亲会考虑选择与李阿姨结婚？这个疑问我一直没有向父亲提起过。直到父亲去世，这也成了一个永远的谜。那年的深秋，李阿姨一路打听，摸索着来到我们的新家，给我送来一件她为我织的灰色毛衣。她让我穿上它，张开手掌一拃一拃地量着，似乎感到毛衣的尺寸偏大了，袖子也有些长。李阿姨说不行的话就拆了重织。我父亲则感激地说，不用重新织了，大一点好，可以再多穿两年。那个深秋的黄昏，李阿姨在我家坐了片刻就准备起身离去，我注意到一个细节，临走时，李阿姨摸索着的、显得有些慌乱的手碰倒了她面前的水杯。那一刻，她和我父亲都陷入了短暂的沉默，好像彼此都找不出如何去安慰对方或相互道别的适当词语。在那一瞬间的沉寂里，我能感觉到，李阿姨似乎有千言万语要说。

我上高中后，每天去学校，要经过红旗路上一家按摩诊所，李阿姨就在这所按摩诊所里上班。她诊室的窗户朝向路边敞开着，我从那扇窗前经过，能看到在一层淡绿色的窗纱后，穿着白大褂的李阿姨的身影。李阿姨擅长用手法治颈椎病和椎间盘突出，慕名而来的病人很多。有时我看到她站在病人身后做推拿，有时候会看到她站在按摩床上，双手扶着头顶上两根被手掌摩挲得异常光滑的木杆，在病人背上踩着做治疗。那面墙上，时针似乎静止不动，阳光照进窗子，在李阿姨身上形成一片斜斜的光影。

我总是站在窗外，看几眼李阿姨那熟悉的身影，又匆匆离去。我没敢打搅正在工作的她，尽管她看不到我，但我知道，如果我要是隔着窗口跟她聊上几句，她将会是多么高兴。

在我即将参加高考的那年初夏的清晨，我去学校的路上，在按摩诊所的门前又遇见了李阿姨。她的丈夫——一个个头不高、看起来敦厚朴实的中年人陪着她，走在国槐下的人行道上。李阿姨的手臂挽着那个中年男人，另一只手拎着一个布兜，看样子，他们像是在上班的路上，顺便在附近的菜市场刚买菜回来。

那些翠绿的芹菜叶子从布兜里伸展出来，随着李阿姨轻缓的步伐在轻微颤动。在树影下，我叫住了她。李阿姨只迟疑了片刻，马上就猜到了，她面前跟她说话的这个年轻人是我。

她又一次伸出手，如同多年前那样，缓慢又迟疑地在空中探索着向我伸来。这一次，我没有躲闪，她像是想凭多年前的记忆抚摸一下我的头顶，但她只触到了我的胳膊。哦，你现在长这么高了。她的表情里有一种晶莹而明亮的内容。她平静而舒缓地跟我聊着，像有说不尽的话。

别耽搁孩子去上学呀。直到她身边的男人轻轻拉一下她的衣襟，提醒她，李阿姨才依依不舍跟我道别。我看着他们缓缓走进按摩诊所，身后有几朵青白色的槐米在寂静中飘落。那一刻，我站在晨光里，不由得发出这样的感叹：如果我母亲还活着，如果她能看到李阿姨现在幸福又温馨的生活，心里该是多么欣慰？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这个豫东小城，工作，恋爱，结婚，过着普通人过的那种最平常的日子。逢年过节时，我和妻子都会去看望李阿姨。最近这两年，因商合杭高铁穿城而过，大半个老城区都被拆了，李阿姨住的那个小院和那所按摩医院都被夷为一片平地，取而代之的是高铁站前的一大片绿地。

最近这一年里，我一直没有李阿姨的消息，她留给我的手机号码也联系不上。我曾向李阿姨当年的同事们打听过，但都说不清楚她最后搬迁到了哪里。每次开车从高铁站附近经过，我会减慢车速，朝绿地广场多凝望那么几眼。这片熟悉的地方，让我无比眷恋那业已消逝的旧时光。

不知现在李阿姨家里，还有没有那些绽放着的玫瑰？多年前她桌子上那本灰色布面的厚书，我小时候曾悄悄抚摸过的书，一直在我眼前打开着。那本书的页面上是由密密麻麻的凸起组成的盲文，在那些我永远也读不懂的神秘字符上，摆放着一枝被压瘪的、仍散发出淡淡幽香的玫瑰。

【作者简介：宋晓斌，河南商丘人。作品见于《青年文学》《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西部》《散文》《散文选刊》《莽原》等刊，获首届师陀小说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