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 “五四”时期“儿童本位论”的起源
在追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起点时，周作人“五四”前后关于“儿童文学”的理论探索，郑振铎主编《儿童世界》，以及叶圣陶《稻草人》系列童话的发表与结集，往往被视为具有关键意义的事件，也即“儿童本位”探索的开端。1923年，叶圣陶将陆续刊于郑振铎主编《儿童世界》上的部分童话结集为《稻草人》，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集子甫一出版，当时主持《小说月报》的郑振铎便不掩热情地宣告：“重要的文学书籍在这一月里出版的也仅有叶绍钧君童话集《稻草人》一部……内容共有童话廿篇左右，如《稻草人》《画眉鸟》诸篇尤能感人。”1935年鲁迅在翻译苏联童话《表》时，于《译者的话》中给出了一个更具历史分量的判断：“十来年前，叶绍钧先生的《稻草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的。”然而在这些作品问世前后，文学研究会同人对于它们并不适宜儿童，已有近乎一致的看法。在为童话集《稻草人》所作的序言里，郑振铎的见解已将“矛盾”呈现：他一面坦承叶圣陶的童话“融凝了许多‘成人的悲哀’”，“儿童所不容易明白”，一面却盛赞“全集中几乎无一篇不是成功之作”。赵景深同为文学研究会成员，也是《儿童世界》的童话作者，他的评价说得更直白：“我以为叶绍钧君的《稻草人》前半或尚可给儿童看，而后半却只能给成人看了。”而叶圣陶本人实则有更早的自觉。据郑振铎忆述，在给《儿童世界》供稿期间，叶氏就曾在致郑的信中颇有意味地探问：“今又呈一童话，不识嫌其太不近于‘童’否？”
一部在当时已被普遍认为“非儿童”的童话集，何以竟被“儿童文学”的倡导者们坦然接纳，甚至奉为“成功之作”？在已有的研究中，“儿童本位”往往被看作一个不证自明的教育理念，相关论述也大多据此去批评具体创作的“偏离”或“不足”。但问题的厘清还需要进一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当郑振铎们面对《稻草人》明显的“非儿童”性质时，他们心中的“儿童本位”与我们今天基于教育学常识所理解的“儿童本位”或“以儿童为中心”，是否存在某种距离？我们今天回溯“五四”时期“儿童本位”的起源，为何不是从当时似乎更具备知识合法性的教育学领域入手，而率先着眼于这群力行“新文学”的同人？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回到1920年代“儿童”话语生成的知识现场，辨析新文学同人使用的知识资源与同时期以教育学界为依托的“儿童”建构路径之间，形成了怎样的交错与分野。
一、 “外行”的主编与“新文学”的生意
1921年，年仅24岁的郑振铎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同年即受命创办《儿童世界》周刊——中国现代第一本专门的儿童文学期刊。将这一任命放回当时的语境中，其本身或许可以看作一个不小的事件。郑振铎在《〈儿童世界〉宣言》中坦言自己“不曾详细研究过小学教育”，也未曾“详细地考察过儿童生活”。
商务印书馆为何会选择一个“外行”来主编一本注定意义不凡的杂志？孙毓修自1908年起主编由商务出版的“童话”丛书，虽被茅盾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儿童文学”，但仍停留在“寓言、故事、科学”杂糅的阶段。孙毓修在《童话》序言中观察到“儿童之爱听故事，自天性而然”，并将“荒唐无稽之小说”视为儿童“甘之寝食”之物，这无疑是一种将儿童与文学相联系的朴素直觉，但尚在经验层面。他的“童话”丛书涵盖寓言、神话、小说、历史故事和科学故事，名称虽为“童话”，实则泛指各类儿童读物，内容边界远未清晰，无怪乎后来的学者评价这些作品“不全是纯粹的童话，只能说是‘儿童文学的材料’”。为什么儿童天性爱好故事？什么样的文类才是“童话”而非其他？这一系列问题，显然呼唤着一整套有关“儿童”的理论建构作答。
随着约翰·杜威1919年访华讲学与“儿童的发现”理念的广泛传播，一批具有海外教育学、心理学知识背景的知识者已经成长起来。概括来看，1920年代参与“儿童”话语建构的，除了以周作人、郑振铎、叶圣陶为代表的新文学阵营，教育学界的陈鹤琴、吴研因、沈百英等人构成了另外一条建构“儿童”的“心理学-教育学路径”。陈鹤琴有关智力、心理测验科学体系的搭建深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观念影响，其《儿童心理之研究》《家庭教育》等在此前后均依托商务印书馆出版；商务印书馆在1920年代出版的《儿童文学读本》共八册，署名编者即为吴研因、沈百英等人。简单来说，商务印书馆若想找一位“懂儿童”的主编并非难事。文化市场与新文化运动之间的互动关系，为我们理解商务印书馆的这种选择，提供了一层不可或缺的视野。有研究者指出，1920年代传播新文化最有影响力的并非《新青年》等，而是商务印书馆等出版同业，其参与主要出于市场考量。“五四”前后，商务印书馆因出版物内容陈旧遭新文化界猛烈抨击，导致营业衰退。为此，商务印书馆的主持者张元济起用沈雁冰、杨贤江、章锡琛等年轻知识人进行改革，改组后的《小说月报》发行量由2000本猛增至10000余本，与文学研究会的力量汇合，成为新文学运动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郑振铎进入了商务印书馆的视野。张元济看中的不仅是郑振铎个人的编辑才能，更是他背后那个正在成形的新文学网络。首先，周作人1920年在孔德学校的演讲《儿童的文学》反响热烈，使得他所代表的新文学阵营在“儿童”这一议题上取得了先声地位。其次，1920年底郑振铎作为“最积极的联络人”参与发起文学研究会。据茅盾回忆，张元济和高梦旦1920年11月到北京时，曾与郑振铎等人见面，“郑等要求商务出版一个文学杂志，而由他们主编（如《学艺杂志之例》），张、高不愿出版新杂志，但表示可以改组《小说月报》”。更明确地说，商务印书馆看中的，是由周作人的号召力、文学研究会同人的创作、郑振铎的组织才能所构成的一整套新文学的资源。在这个意义上，郑振铎的外行不仅不是缺陷，反而是一种优势——他的“无经验”意味着与孙毓修时代那种杂糅着教训与趣味的旧儿童读物彻底切割，也使商务印书馆借此与新文化运动中最活跃的力量结成了同盟。中国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就此被一种制度性的力量召唤出来。
二、 “因为儿童生活上有文学的需要”
郑振铎关于《儿童世界》的办刊方针，受到了周作人“儿童”理论的深刻塑造。郑振铎1921年发表的《〈儿童世界〉宣言》，无论在理论框架、核心概念还是辩护策略上，都透露出对周作人1920年著名演讲《儿童的文学》一文的深度依赖，几乎可以视为该文的简化翻版。这种影响关系至少从三个方面鲜明地体现出来。而正是在这三重合辙中，二人表面一致援引的麦克林托克学说，恰恰暴露出其“儿童”观与麦氏本意之间微妙的错位——郑振铎所接受的，实则是经过周作人的透镜折射后的“麦克林托克”。
第一重相同，也是最显在的理论旗帜，是两人都将麦克林托克的“三条原则”作为“儿童文学”教育的根本宗旨，且表述高度吻合。周作人在《儿童的文学》说：“据麦克林托克说……小学校里的正当的文学教育，有这样三种作用：（1）顺应满足儿童之本能的兴趣与趣味，（2）培养并指导那些趣味，（3）唤起以前没有的新意。”郑振铎在《宣言》中则以近乎同步的声调宣示：“麦克林东以为教儿童文学及其他学问都要：（一）使他适宜于儿童的地方的及本能的兴趣与爱好。（二）养成并且指导这种兴趣及爱好。（三）唤起儿童新的与已失的兴趣与爱好。”郑振铎特意注明出处为“MacClintock’s Literature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 P17”，意在表明他直接征引的是麦氏原著[15]，但接下来的更多重复，却透露了《宣言》真正的来处。
第二重相同，是对“儿童心理与初民心理相类”这一“复演说”命题的共同信奉，并以此作为大量采用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的学理根基。周作人说得极其明白：“照进化说讲来，人类的个体发生原来和系统发生的程序相同……所以儿童学（Paidologie）上的许多事项，可以借了人类学（Anthropologie）上的事项来作说明……文学的起源，本由于原人的对于自然的畏惧的好奇，凭了想象，构成一种感情思想，借了言语行动表现出来……儿童的精神生活本与原人相似……他的文学是儿歌童话，内容形式不但多与原人的文学相同，而且有许多还是原始社会的遗物，常含有野蛮或荒唐的思想。儿童与原人的比较，儿童的文学与原始的文学的比较，现在已有定论。”郑振铎几乎是将周作人的结论直接搬进了《宣言》，毫不迟疑地宣布“又因为儿童心理与初民心理相类，所以我们在这个杂志里更特别多用各民族的神话与传说”。不仅解释了他所列出的以印度神话、日本童话、北欧传说等为主的书目偏好，也规定了《儿童世界》在内容上向着原始想象与荒古叙事倾斜的基本面目。
第三重相同，在于两人都对时人有关童话中“荒唐怪异之言”的疑虑，给予了几乎雷同的正面辩护。周作人反对“儿歌童话里多有荒唐乖谬的思想，恐于儿童有害”的论调，并提出两大根据：一是“儿童有独立的生活”，其内在精神世界与成人不同，应予尊重而非强行矫正；二是“儿童的生活，是转变的生长的”，那些怪诞之思终将自然推移，不必过早抑制。郑振铎同样在《宣言》中专门回应了“故事、童话中多荒唐怪异之言，于儿童无益而有害”以及“多言及皇帝、公主之事，恐与现在生活在共和国里的儿童不相宜”的来信，他断定：“这都是过虑。人类儿童期的心理正是这样；他们所喜欢的正是这种怪诞之言。这不过是儿童期的爱好所在，与将来的心理是没有什么影响的。”从立论逻辑到措辞口吻，都直接呼应着周作人的论述。
尽管周作人和郑振铎都征引麦克林托克，但他们所理解的与麦氏原著的本意之间存在着不小的距离，恰恰揭示了周作人“儿童”理论的深层特质，以及郑振铎的“儿童文学”思想究竟受到了谁的真正塑造。麦克林托克理论深受杜威主义教育学说的浸润，是杜威主义在小学文学教育领域最直接的延伸。在这一知识背景的映照下，周作人《儿童的文学》一文的开篇就显得意味深长。他起笔即引述美国学者斯喀特尔与麦克林托克的观点，指出“他们以为儿童应该读文学的作品，不可单读那些商人杜撰的读本。读了读本，虽然说是识字了，却不能读书，因为没有读书的趣味”。对此，周作人礼貌地回应“这话原是不错”，但随即话锋一转，申明自己虽意用同一标题，却“怕要误会，以为是主张叫小学儿童读高深的文学作品，所以改作今称，表明这所谓文学，是单指‘儿童的’文学”。这一细微的措辞调整，已然划开了他与麦氏的分野。既往学者多着眼于周作人对麦氏理论的吸收，尤其是对“三条原则”的征引，往往将其视为麦克林托克影响的直接产物。然而，细读《儿童的文学》一文，并将之与麦氏《小学校的文学》的论述语境对勘，便会发现二者关于“三条原则”的落点实则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麦氏在书中解释这“三条原则”的缘由时，曾写下这样一段关键的说明：
如今已鲜有如此蒙昧的父母或教师，会否认应当让孩子在尽可能多的快乐与自由中成长：追随其本能的兴趣，抒发其本真的原始冲动——这既能给孩子带来纯粹的愉悦，也具有切实的教育价值。
但我们必须遗憾地承认，现代儿童终究不会生活在原始社会；他们当下生活于此，未来也将继续生活在一个复杂而先进的文明社群中。大体而言，他们必须学会适应并融入这个社群的运行准则。因此，我们必须对孩子的兴趣与活动加以疏导和指引；必须唤醒他们尚未萌发的新兴趣；在某种意义上，必须在他们尚且年幼之时，就让他们掌握人类历经无数代才积累下来的文明成果。
因此，在文学教育中，正如在其他所有学科中一样，我们必须努力做到三件事：
（1）尊重并恰当满足儿童与生俱来的本能兴趣与审美偏好；
（2）培养并正向引导这些兴趣与偏好；
（3）在他们心中唤醒那些尚未萌发，或是已然缺失的新兴趣与新品味。
在麦克林托克及其背后的杜威主义脉络中，“儿童”被视作一个朝向现代公民成长的中间形态，教育需根据其心理发展阶段，辅以恰当的文学引导，以助其逐步掌握文明社群的准则与成果。麦氏的“三条原则”构成一个由“顺应”到“引导”再到“超越”的递进结构，重心明确落在第三点，其意在表明文学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引导儿童走出原始冲动，习得文明准则，成长为合格的社会成员。在麦氏的蓝图中，儿童那些“本真的原始冲动”是需要被疏导、指引并最终被超越的对象。而周作人对这一结构的理解和改造却是彻底翻转的。在列出麦克林托克的“三条原则”之后，他立刻加以注释：“（1）便是我们所说的供给儿童文学的本意，（2）与（3）是利用这机会去得一种效果。”而所谓“效果”，在周作人这篇文章的语境中，正与“读书的趣味，智情与想象的修养”一样，只是教育的副产物，并非首要目的。他如此阐述自己的立场：
我想儿童教育，是应当依了他内外两面的生活的需要，适如其分的供给他，使他生活满足丰富，至于因了这供给的材料与方法而发生的效果，那是当然有的副产物，不必是供给时的唯一目的物。换一句话说，因为儿童生活上有文学的需要，我们供给他，便利用这机会去得一种效果，——于儿童将来生活上有益的一种思想或习性，当作副产物，并不因为要得这效果，便不管儿童的需要如何，供给一种食料，强迫他吞下去。所以小学校里的文学的教材与教授，第一须注意于“儿童的”这一点，其次才是效果，如读书的趣味，智情与想象的修养等。
周作人将第一条“顺应满足本能兴趣”指认为“儿童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将第二、三条中的“培养指导”和“唤起新兴趣”降格为副产物，这与麦氏以“文明”化为归宿的阶梯式设计形成了根本的对调。对于周作人而言，麦氏所谓“本真的原始冲动”非但不是需要排除的障碍，反而是“儿童”本体论存在的核心表征。在他那里，“儿童”并非朝向现代公民成长的中间形态，而是一种具有独立意义与价值的哲学性存在，“蒙养之最要义”是“保其自然之本相”。麦氏与周作人虽共享“复演说”的理论前提，但被麦氏视为起点且终将被超越的东西，在周作人的理论中却被推向了本体论的高度。《宣言》中虽然直接打出了麦氏旗号，但紧随“三条原则”之后的论证逻辑完全是周作人式的：他用“人类儿童期的心理正是这样”为荒唐怪异的故事申辩，用“儿童心理与初民心理相类”作为多用神话传说的依据，却似乎不曾认识到麦氏所强调的“掌握文明成果”“适应社群准则”与上述观念之间的矛盾。换句话说，郑振铎的《宣言》实质是对周作人《儿童的文学》一文的浓缩和实践性转化。
三 、“童话的性质是文学的”
在周作人那里，“童话与儿童的”关联另有一套逻辑：“童话”之所以属于儿童，不是因为它的读者是儿童，而是因为它的心智状态是“儿童的”。他反复申说的“儿童心理与初民心理相类”，并非浪漫的譬喻，而是当时普遍流行的基于进化论的一种“科学”话语。周作人概括得极为简洁：“童话者，原人之文学，亦即儿童之文学，以个体发生与系统发生同序，故二者，感情趣味约略相同。”这句话透露了他真正关切的首先是“原人之文学”，其次才是“儿童之文学”。
周作人的“儿童文学”思想有两条来源不同、性质各异的路径：一条是民俗学的、文学的，另一条是心理学、教育学的。两条路径并非浑然一体，其间保持着不易觉察的错位，否则便无法解释他思想中那个令人困惑的特征：他一面积极宣讲麦克林托克、主张“儿童本位”的文学教育，一面却对“童话”本身投注了远超“儿童读物”范畴的关切。这种从文学内部出发的兴趣，根基不在儿童心理学，而在民俗学与文学一脉。中国1920年代围绕“儿童”的话语建构中，陈鹤琴的科学测量，吴研因、沈百英及麦克林托克的文学教育，虽取向各异，却共享着杜威主义的“启蒙”前提——儿童是一个朝向文明成长的中间形态，文学的任务在于引导这一成长。而周作人从借助民俗学资源的“文学路径”出发，更为关心的并非儿童如何“成长”，而是“童话”作为“原人之文学”的本体价值。
不过，在更多公开的场景中，周作人更倾向于将二者拼贴起来呈现。这种“错位拼贴”曾症候性地表现在他绍兴时期主编的刊物中。1913年，留日归国的周作人在地方政派斗争中莫名当选绍兴县教育会会长，他在《知堂回想录》中自嘲这不过是“敷衍故事”的“桃偶脚色”，唯一的实际工作是主编本县教育会月刊。后来收入其自编集《儿童文学小论》中的《童话略论》《古童话释义》《儿歌之研究》等文，最初就发表在这份月刊上。同一时期，他还刊发了一批引介日本“儿童学”的篇什：翻译黑田朋信《游戏与教育》、新井道太郎《小儿争斗之研究》，撰述《遗传与教育》《玩具研究》等。从目录看，两组文章共享“儿童”这个话题，仿佛是一位教育会会长在本地刊物上系统地进行教育学启蒙。但两组文章的知识来源实则完全不同。那些讨论儿童教育的文章，其知识来源于明治末期至大正初期日本蓬勃发展的“儿童学”，其源头可追溯至19世纪末美国心理学家斯坦利·霍尔以进化论和实验心理学为基石开创的“儿童研究运动”。霍尔将进化论延伸至心理领域，主张个体的心理发展重演了种系的精神进化历程。而后杜威继承了霍尔对儿童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视，他在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中，以机能心理学和实用主义为基础，发展出一整套以儿童心理发展规律为依据的教育哲学。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这一运动经高岛平三郎、黑田朋信等日本学者译介与整合，形成了以实证观察、顺应自然、游戏美育为核心的日本“儿童学”话语体系。周作人正是借由这一日本中介，将这套带有明确启蒙意图和职务色彩的教育学话语引入中国。这条路径与前两节中陈鹤琴、麦克林托克等人所接续的杜威主义传统分享着极近的知识光源。《童话略论》等篇则另有所本：它们来自周作人留日期间因个人兴趣而接触的安特路朗等人研究神话的人类学派民俗学著作。这些文章本非应教育会月刊的宗旨而作。周作人后来回忆，《童话研究》《童话略论》早在1912年、1913年便已写成，投出去却“并无刊物接受”，只好托鲁迅登在教育部月刊上。此后编绍兴县教育会月刊，为了“塞责”，才又将《童话略论》与“拿去凑篇幅”而写的《儿歌之研究》《古童话释义》发表出来，结果“也不见有人要看”。换句话说，周作人的“童话”论从一开始并非他所引介的那些儿童教育理论的派生物，而是其民俗学与文学兴趣在“儿童”这个题目上的投射。
两条路径的歧异，在《知堂回想录》中以一种耐人寻味的方式得到了印证。周作人两次忆及“民初这两三年”这批文章的写作缘起，说法却彼此矛盾。在“自己的工作四”一节，他追溯道：“因为涉猎安特路朗的著作，略为懂得一点人类学派的神话解释法，开始对于‘民间故事’感到兴趣，觉得神话传说，童话儿歌，都是古代没有文字以前的文学，正如麦卡洛克的一本书名所说，是‘小说之童年’。我就在民初这两三年中写了好些文章，有《儿歌之研究》，《童话略论》与《童话之研究》……”而在“儿童文学与歌谣”一节中，他却换了一套说辞：“民国初年我因为读了斯喀特尔（Scudder）、麦克林托克(Maclintock)诸人所著的《小学校里的文学》，说明文学在小学教育上的价值，主张儿童应该读文学作品”，“我很赞成他们的意见，便在教书的余暇，写了几篇《童话研究》《童话略论》这类的东西”。同一段事实的两种记忆，实则对应着上述两条进入“儿童”的不同路径，也对应着两种自我身份感：前一段回忆里，他是“五四”前在地方教育会混迹的闲散文人，用民俗学的方法琢磨文学与“童话”，与教育他人无太大干系；后一段回忆接续的是1920年在孔德学校演讲《儿童的文学》之后的形象，是一个面向基础教育工作者、以“儿童本位”为旗帜的儿童教育理论家。两种记忆的矛盾，实则是他置身于不同语境，对两套知识资源微妙操控的结果。
在《神话与传说》一文中，他细致辨析了神话、传说、故事与“童话”的界限，神话的性质是宗教的，传说的性质是历史的，故事的性质是传记的，它们都附着于某种外在功能：或解释神迹，或记录英雄功业，或讲述名人行状，人与事并重，时地多有着落。“童话”的旨趣不在传达、记录等实际功能，而在叙述本身。这种文体与他的民俗学趣味一脉相承。在周作人看来，“童话”之所以在文类上最具“文学性”，正是因为它最直接地保留了原人叙事的“纯然”状态，“儿童的文学”也应如此。由此也可理解，周作人与赵景深通信时为何要特意强调“童话”就是Marchen，真正给儿童读的Marchen应当别立一个“教育童话”的名字。即是说“童话”的规定性在于“文学”而非“儿童”。周作人借法国查理·波都安《心的发生》自序中的话转述自己的立场：“艺术家是一个在某方面还保存童心的人。”在周作人看来，“艺术”与“儿童”因共享“童心”而具有本体层面的统一性。就此而言，其“童话”论，与其说是一种教育理念，不如说是一种以“儿童”为中介的浪漫主义艺术起源论。正因为“童话的性质是文学的”，它才不必然单向地朝儿童敞开。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叶圣陶的童话虽然“不童”，却并不因此在文学上失效。因为它作为一种体裁类型的创作，自有其超出儿童读物边界的文学价值，也即郑振铎所强调的“感人”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