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谈马伯庸的新作《楚弓计划》，可以先从近来颇受关注的“巴拿马计划”说起。美国AI巨头Anthropic被曝出公司正在实行一项代号“巴拿马计划”的“秘密行动”，即在全球范围内通过中间商大量采购二手图书，以破坏性的方式扫描提取文本后，再用机器直接粉碎并销毁实体原版。据说，这是近两年冷门学术著作、绝版读物在海外二手书市订单激增的原因。Anthropic近年主要开发的产品其实就是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Claude，对于技术乐观者来说，滞销或是畅销的书本通过这种方式被“喂”给AI，从而以数据和参数的形式为人工智能时代的知识景观提供高质量“语料”，当然不算一种遗憾。然而，另一个与之并存的事实是，纸质读物在我们“附近”的消失，以及书店、书摊、二手书市、报刊亭、阅览室乃至藏书楼的进一步消失。毕竟“书籍”已经具备“挣脱”这些文化公共空间的能力，那么，当“知识”真正掌握在了各个人的“掌上”时，曾经作为稳定常识的“书籍”，它们的尺寸、触感、重量、真伪等等，便不再成为我们构想“一本书”的基本标准。在一个文献与版本意义上的“书籍”变得无足“轻重”的时代，在一个“书籍”的读者未必是“人”的时代，马伯庸选择回头望月，借一起战时的典籍转移事件提请大家注意：在“书”与“人”之间，也曾有过一段“事关荣辱”的往事。

2021年，马伯庸在他的公众号发表了一篇“小文”，题为《千载谁是护书人》。作者自言，文章脱胎于吴真教授的学术成果，概括地说，1930—1940年代留守上海的郑振铎及“文献保存同志会”的文化抗战活动是一块相当丰富的研究版图，而马伯庸所作的工作，是将其整理与重叙为一个“惊心动魄”的、不仅仅限于学术体例的“故事”：南浔刘氏的嘉业堂，是民国时期具有相当规模的藏书楼，1940年前后，来自满铁调查部、日本东亚同文会、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有着伪北平和伪满背景的各类文化机构、汪伪汉奸、美国哈佛燕京学社的各路外部势力，都想将嘉业堂的藏书控制在手，而以郑振铎为代表的“文献保存同志会”，则依靠中英庚款专项经费，屡屡周旋于日军和特务的监视和搜捕之间，在隐秘“抢救”出大量古籍善本后，通过唐弢利用邮政系统分批寄往香港，并计划将藏书运往美国避难……随着香港沦陷，111箱古籍被日军劫至东京，日本战败后，“古籍猎人”长泽规矩也为了逃避战后归还，他将古籍分别藏入深山地窖与帝国图书馆的地下室中，直到1947年前后，中方凭郑振铎当年亲自确认的藏书目录和书册上的藏书印章，才将三万余册珍本带回了中国。[①]

以上，既是“史实”，也是“材料”。换个说法，如“文献保存同志会”的文化抗战经历这一类部分的、侧面的历史段落，对小说家来讲，本就是施展想象和演绎功夫的天然底本。马伯庸向来擅长捕捉历史的“细部”，并总能让这些“细部”有效地承担叙事功能，拿《长安的荔枝》来说，岭南荔枝何止是帝国矛盾摊派到小人物身上的一笔“坏账”，在整部小说中，唐代的荔枝保鲜工艺、驿户劳役体系、官场生态、边疆形势、藩镇隐患，都处于一种彼此咬合的关系之中，而这股合力，便组成了“盛世”的内部肌理。可以说，作为物质载体的“荔枝”，是用来给杜牧的诗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提兴的，马伯庸实际上是借“荔枝”的位移来测度、想象一个具体历史时段的“事感”和各类人的“情感”，这也是为什么像李善德这样一个唐朝的基层办事员形象，能在今天为我们带来那么多共时体验的原因。话说回来，如果仅就“材料”来看，马伯庸完全可以以吴真教授的研究成果为底本，将《楚弓计划》写成一部讲述“孤岛”时期的知识分子投身文化救亡活动的小说、一部献给进步人士的“救国传奇”。然而，相比于在“材料”的基础上推论、史证进而敷衍出一部“小说”来，马伯庸似乎更乐于为我们落实“历史”的耐人寻味之处，于是，在《楚弓计划》中，我们得以看见，被作者推至台前伸张正义的，是一个由纨绔子弟、舞女、军统特工、风流才子、苏联间谍、教师、传统文人和现代文人组成的临时共同体。那么，当郑振铎及“文存会”同仁在这部小说中继续“隐身”，如史实中那样依然不得不从事“幕后工作”时，“文脉存续”这一重大主题又该如何在1941年的历史现场获得另一种“讲法”？

二

小说围绕古籍珍本《相台岳氏五经》展开。1941年岁末，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驻上海公共租界，藏书主人顾道周为了防止“镇楼之宝”《相台岳氏五经》落入日本“古籍猎人”马场琢磨之手，于是提前与西谛先生（郑振铎）布下“楚弓计划”。随后，顾道周不惜选择在藏书楼当众焚书自尽，以造成所有藏书均被烧毁的假象，而珍本《相台岳氏五经》实则在殉书前一晚，便被装入一只书箱中被人带出了三省楼。顾道周的“六出四散”之计可谓用心良苦，为了掩护珍本转移，他一共安排了六波身份各异的“执行人”前往三省楼，将六只形制、封条完全相同的书箱交由他们取走，“执行人”互不相识，只是各自秉持“楚弓楚得，汉籍汉收”的信念，将书箱从藏书楼带进了上海的市井街巷之间。而顾道周之子——不学无术、长期沉溺于赌局和风月场合的顾正镌，在马场琢磨、保安队长钟三宝以及76号特务的威逼下，也被迫卷入这场“劫书—护书”的争斗之中。于是，“敌”“我”之间的斗法也就正式开始。

既然六只书箱中一定存有“真本”，那么，以探案、谍战小说的通常写法，一般可以把悬念留到最后，然后大篇幅聚焦正邪两派的“相互勘查”与“死守”，这样写既符合大众对“抗战”题材中“智斗”桥段的期待，同时，又能相对便利地诉诸各方“抗日力量”，以在关键时刻将日本宪兵、特务、汉奸等等置于死地然后为快。其实，这是很多“故事”在讲述“抗战年代”时屡试不爽的套路之一，即不假思索地认为历史、事件、情节就应该按一个特定的结果去发展。然而，如果抛开历史的后见之明，1941年的上海，软硬兼施的日军一方面急于清除异己势力，一方面则不断宣扬、美化“大东亚新秩序”“驱逐欧美殖民、解放东亚、实现共荣”等口号，在这样一个“至暗时刻”，古籍的去留自然与“家国大义、民族气节”挂钩，但共同承担了运书“风险”的个体，以及这些个体的联合，可能才是一种更为典型的、能够被放置在历史的显微镜下观察的时代切片。

小说中，六只书箱的守护者身份各异，立场、使命甚至历史任务也不尽相同。身兼记者、编辑与作家三职的赵椴，是沦陷区从事地下文化工作的进步文人代表，本就具有相当自觉的文化救亡意识；百乐门舞女林小妹、陈鹊儿、吴雪三人，之所以参与护书，更多出于对顾道周的报恩心理以及乱世时代特殊的“姐妹”情谊；军统特工叶东山的行动逻辑则属于服从组织指令，护书只是附加任务；李所之虽是旧式文人，但对版本、目录格外熟稔，也深明“文脉存续”的大义；苏联间谍艾伦·蓓薇曾受郑振铎荫庇；而最神秘的“第六人”蠹伯则是《相台岳氏五经》的旧主……之所以作这样的罗列，是因为这群临时聚合起来的行动者以及他们在道义层面达成的“默契”，一方面蕴藏了“抗日年代”中一种特有的团结特征，另一方面，这种有限度的团结的确在小说中与“楚弓计划”的最终诉求完美契合在一起。毕竟，珍本《相台岳氏五经》在“楚弓计划”中仅仅是最初的环节，是诱饵，而计划的核心，则是将“文存会”秘密从藏书界搜集的五百余册孤本、珍本、稀见资料转移至安全地带。小说中已经点明，“楚弓计划”其实包含两个任务：“一个是带着书箱六出四散，混淆视听；还有一个任务，就是为真正的楚弓计划提供方便。赵先生编书目，你（李所之）来汇典籍，艾伦·蓓薇女士负责提供载重卡车；林小妹周旋于官场，保驾护航；叶东山负责开车与押运……这里面只有蠹伯最为纯粹，只是一心殉主而已。”至此，六种恩怨、六种入局姿态得以被“楚弓计划”整合进同一股协作链条中，进步者的“志”与非进步者的“义”也由此共同绘就了1941年沦陷区的一种经纬。

值得注意的是，在“楚弓计划”所预设的这一条砥砺人心的“护书”/“护国”路线中，马伯庸并未致力于刻画一个目标高度统一、信念纯粹的英雄集体，虽然计划的最终完成仍然有赖于每一位“执行者”的奋勇，但小说却在总体上显示出一种反英雄意味。“楚弓计划”自拟定始，就潜藏了诸多先天的意外与不确定。虽然计划背后仍有文人学者在参与、支撑，但“古籍猎人”马场琢磨在汉学、版本、考据层面的“功力”同样深厚，他懂得古籍的价值、真伪，也有“劫掠”的野心与耐力，因此，“楚弓计划”这场博弈，本就可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那么，当“护书”这样一个让文人学者心之念之的历史任务，不得不交由“他人”来完成时，如果没有全知全能的英雄现身，如果缺少了一致的革命情谊，“楚弓计划”的胜算究竟几何？前文说过，参与护书的人中，有纨绔子弟、军统、舞女、间谍、风流才子、旧时文人和进步人士，在传统的抗战小说与影视作品里，这些形象基本上互不统属，甚至在常年的文艺作品中，已经形成了一种彼此交锋的对峙景观。因此，这些角色在《楚弓计划》中的联结，对于他们的形象谱系和讲述模式，都构成了一种有益的“反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伯庸写出了另一种统摄于“家国大义”但又不失喧嚷与纷呈的历史真实。毕竟，“楚弓计划”需要各位“执行人”以个人为单位，来秉持“不负本心、各自成全”这样一份来自郑振铎的嘱托。这种以集体掩护核心秘密、每人承担计划一环为叙述主线的路数，早在《水浒传》中的“智取生辰纲”和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东方快车谋杀案》中被成就为一种经典写法，而从《风起陇西》《三国机密》等前作来看，马伯庸的确擅长借用文学经典中那些相对成熟的叙事模型，并以此作为反映“历史实况”的一道切口，甚至可以说，马伯庸的小说其实就是以“现代侦探”的视角来对历史作一次筛捡和翻新，而这一视角落实到《楚弓计划》中，便构成了一次对“局外人”的被迫入局与破局故事的再次讲述。

三

小说最后，面对前往苏北根据地的邀请，顾正镌还是觉得留在上海花花世界“开心”，他说，“如果内藤大佐活下来没被撞死，我就去投奔他，凭着举报马场和钟三宝的功劳，说不定还能混个一官半职。”然而，历经“楚弓计划”之后的顾正镌，他人生的下一阶段难道还会是“世俗”或者“堕落”吗？小说其实点明了，这个当初被迫参与“护书”、频频被推至时代的风口浪尖的“青年”，他即将以“潜伏者”的身份开启另一个新篇。至于这样一个“青年”又该如何在日伪势力身边卧底下去，这就是《野火春风斗古城》《风声》《永不消逝的电波》或者《伪装者》中的故事了。

《楚弓计划》止于顾正镌成长为“新人”的最后一刻，似乎并未提供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完满结局。从读者受众层面来说，倘若小说主人公能继而投身到抗战史、革命史的正面交锋中去，上演酣畅淋漓的对抗戏码，这才算得上是符合大众期待的“爽点”。如今，随着短剧、爽文的日益发达，这种被反复推崇的“代入感”正变得可疑，面对那些不顾社会历史具体情境而普遍生产出来的脸谱化角色，我们究竟能将自己代入多少，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就《楚弓计划》来说，顾正镌所交代的自己的“出路”，其实是作者锚定“孤岛”时期的历史现实所给出的一种权益选择，也是一个处在落魄边缘的“公子”在经历了“护书运动”之后所能为自己寻得的一个出口。就此来看，马伯庸无意将人物强行接续进“谍战大戏”的英雄谱系中，而是在顾正镌完成了自己的“精神/信仰”成人礼之后，便收束整个故事，这种策略明智得多，某种意义上也给今天很多按部就班的历史书写松了绑。

对于“小说”如何激活“历史”，马伯庸曾在创作谈中给出了自己的创作心法，他认为，“历史小说”可以被视作一个由宏观史事、微观细节与史证逻辑组成的“三明治”结构。他说，“最上一层是宏观史事的真实。历史作品题材一定会涉及同时代的大事件或关键性事件。这些事件的发展与结果必须要遵循真实历史的走向，不容改变……宏观大事决定小说质感，而微观细节则负责营造故事氛围……史证逻辑的真实，并不要求客观上的真实，而是要求基于历史人物的生平、性情、身份、形势、时间节点来展开想象，想象要言之成理。”[②]借这套“历史小说”写作的“三明治”理论，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马伯庸以正史轮廓来复原普通人的具体心理与处境的用心所在。

回到上文所说的 “材料”，亦即《楚弓计划》的前文本，在《千载谁是护书人》一文中，马伯庸其实已经交代了虚构顾正镌这一人物的创作来意。小说的史实基底，源自日军对嘉业堂藏书的掠夺，以及郑振铎与 “文存会” 同仁艰难的护书行动，而嘉业堂藏书主人刘承幹，正是马伯庸塑造顾正镌形象最重要的史实凭依。文中提及，刘承幹曾向伪满铁大连图书馆售出 44 册《永乐大典》，此后，满铁调查部、东亚同文书院、东亚文化事业委员会等机构，便纷纷将掠夺目光锁定在了刘承幹的藏书之上。可以说，刘承幹虽然精通古籍文献与版本，但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殉道式的藏书家，在乱世的生存压力之下，毕竟做出过不少备受争议的选择。据吴真教授提供的研究材料，1940年前后上海古籍市场乱象丛生，在郑振铎等人的劝阻下，作为“历史当事人”的刘承幹仍试图多方面寻求高价卖家，因为其时古籍价比黄金，珍本善本更是价值连城。刘承幹一方面与“文献保存同志会”的张元济、张寿镛是至交好友，一方面则与满清遗老及满铁方面的关系密切，因此，郑振铎曾评价他“举棋不定、欲望甚奢、反复无常、言而少信、素性懦弱寡断，易为人言所惑”，这算是嘉业堂的古籍转移长期处于僵持状态的原因之一。[③]这些有史为证的材料，以及刘承幹在“护书”抉择中真实存在的犹疑和动摇，被马伯庸投射到了顾正镌这一形象身上。小说并不回避顾正镌的算计、权衡或者自我争辩，但在由此向上掘进的过程中，马伯庸巧用了左翼文学中以高尚者的牺牲来感化处于“中间状态”的个体的常见写法，至于“觉醒”了的顾正镌后事如何，作者没写。或许，这本就是一种基于历史切片的合理想象，而其中的史证逻辑和虚构逻辑，也在历史当事人的生平、身份以及相应的形势之外构成了留白。

综合来看，《楚弓计划》从传统“抗战”题材及相关的“解谜”“追捕”“智斗”叙事中偏离了出来，马伯庸所内置的种种“个人的周折”，终究以一种“小说”的方式还原了——在“敌强我弱”并且不能保证“必胜”的境遇下，一个暂时的护书联盟如何在自危时期完成共渡与自渡——的“历史”段落。

注释

[①]参见马伯庸：《千载谁是护书人》，“马伯庸”微信公众号

[②]马伯庸：《历史小说当代性刍议》，《当代作家评论》2025年第5期。

[③]参见吴真：《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