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的学科“贸易逆差”化……
去年10月中旬，我收到一份会议邀请函，其上罗列的一项论题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来路与前景”，一时眼花，误把标题中的“来路”看成了“末路”。诡异的是，我居然没有觉得任何不妥、不对劲。一直到两个月后填写回执，我才恍然发现原来论题是“来路”而非“末路”。这波曲折引起极大的自我警惕：为什么我会这么看待自己身处的学科。说到“末路”，自然有点夸张、危言耸听，不妨更换比较平实的说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变化迹象，但是这个迹象确实是和危机症候联系在一起的。
如果借用一个商贸术语来描述，我们的学科好像逐渐变成了一门贸易逆差、入超特别严重的学科。我们学科的从业者，不管是资深的学者，还是年轻的学生（往往是那些优秀、认真思考问题的学生），在写作论文的时候会特别频繁地取法其他领域的视野、方法、问题意识和研究文献。我们学历史、思想史、社会史、哲学、政治哲学、批判理论，甚至法学、管理学、经济学……有时候光看我们学科生产论文的参考文献，几乎都猜不出来这是一篇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论文。如何来评估这种现象？从好的方面来说，我们学科谦逊好学、手眼灵活、融会百家之长……可问题是，一味只是在引入、学习、模仿，但是很少输出。我们去看邻近学科的论文，历史、哲学，或者更近一点，文艺学、比较文学这些领域的论文，很少会参引我们学科的研究成果。去年年底，朋友圈很热闹，不少人在转知网提供的“高被引学者名录”，我们学科的论文对这份名录想必作出了比较巨大的贡献，尤其大量去征引跨学科领域的成果。但是如果统计自身的引用率，谁在征引我们的成果呢？估计基本上就处于内循环的状态。其实“贸易逆差”本身是一个中性经济现象，从短期看说明国内消费（学习）需求旺盛，可如果逆差过大且持续，本国货币就会面临贬值压力。我们学科的逆差化、入超化，是不是应该引起重视？
真要揽镜自照的话，情况可能更不容乐观。去年3月王风先生领衔编选、推出三卷本论文集《重访五四新文化》。这自然是近年来检阅“五四”新文化研究成果、一套堪称典范的选本。我在翻读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这套选本中所收录论文的作者，为现当代学科出身的，差不多也就三分之一（其中“语言与文学”卷因主题所限，占比稍微高一些）。“五四”新文化是我们学科的中心论题，每年产出的论文不计其数，而且这套书的编选者俱为北大现代文学学科出身的学者，在打扫战场、检点收获之后，发现我们这群人虽身与其役，但贡献甚寡。如果放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来编选类似选本的话，大概很难想象，当我们在讨论“五四”新文化的时候，现当代学科的产出、贡献会如此贫乏。1997年王晓明先生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系统地汇聚了八十年代以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其中不少篇幅与“五四”新文化有关。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与《重访五四新文化》置放在一起，两套跨越了近三十年的论文集中，唯有两篇论文是兼收的（被两套论文集都收入）——钱理群《试论五四时期“人的觉醒”》与王晓明《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为什么这两篇论文值得我们一读再读？王晓明先生的文章提醒我们，研究“五四”文学传统，不但要注意诗歌、小说、报刊、社团，还要注意“它们所共同构成的那个社会的文学机制”。这在当时是比较新鲜的思考路向。更重要的是，他将《新青年》的个性提炼为：实效至上的功利主义，措辞激烈、不惜在论述上走极端的习气，绝对主义的思路，以救世主自居的姿态……文末的呼吁是：在赞同“重返五四”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提出另一个问题：怎样才能从五四文学传统——至少是一部分——的阴影下走出来”。这篇文章写于1991年，今天重读，还是能透过纸面触摸到彼时学者的窗外事与心底事。
在王晓明先生看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显现出可贵而鲜明的特征——“当代性”，从研究者的角度而言，即“对当下社会的精神和文化问题的敏感（不但及时凸显，而且试图回应），与当代最活跃的社会思想的互动（既领受其影响，也给予反馈）”。至少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止，“许多现代文学研究者是明显以这个‘当代性’自傲的，他们相信，正是这个‘当代性’为现代文学研究注入了活力，使它成为8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科之一”。然而从90年代初开始，伴随着对“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倡导，一路经典化、学科化，甚至古典文学化、一直到今天蔚为大观的“史料学转向”……此处没有篇幅细致梳理学科发展史，但其间得失已可窥见：一方面是学术规范日趋严密，学科本位的气象呼之欲出；另一方面在“不要越界”的呼声中，我们的学科越来越贸易逆差、入超严重，为其他学界同行所尊重的品质越来越稀薄、流失，今天大概不会有人像80年代那样，认为现代文学是领风气之先、“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科之一”。
将学科逆差化的板子打到“史料学转向”的身上，这是不公平的，笔者没有半点这样的意思。史料是文学史研究的基础，任何时代都不可或缺。而且史料与“当代性”并不矛盾，“非碎无以立通”。狐狸或刺猬，研究者因才性有异而各展所长，没有任何问题；此处警惕的是，“史料学转向”中对“当代性”的稀释、遗忘，甚或主观上的拒绝、不屑。在一篇观察“我这一代人”的学术方式的约稿中，我曾经感慨：一方面是“考史”时代的到来，另一方面是压在纸背后的现实关怀的消失，“我这一代人的学术，似乎总无法兼顾深耕细作与元气淋漓”。
因为“史料学转向”似乎成为近期学科发展的一个标志性阶段，且再多说几句。任何时代的研究都需要史料的参与，史料的整理与完善无疑是学科发展的必经之途，但是什么样的时代，会把史学、史料作为着力倡导的方向？余英时先生研究清代考据学兴起的时候先要提问：“这到底是内在理论的转换，还是外在环境的影响？”我觉得这本身可以成为我们一个观察的角度。一方面史料的发现与整理成绩斐然，但另一方面注意力只在材料的拼凑和领地的占有，“人人从事于造零件，作螺丝钉，整个机器，乃不知其构造装置与运用”（钱穆：《〈新亚学报〉发刊词》）。章太炎尝谓“清朝一代能够考史，而不能撰史”，“考史”满足于材料的征集与考掘，而“撰史”则需要史家“通古今之变”的识断与手眼。而且今天的“史料学转向”又是在史观更新乏力、问题意识模糊情况下面的史料扩张。“当问题形成后，史料才会出现：没有社会史与女性史的兴起，就没有人会想到花费许多年去仔细研究一位不为人知的18世纪新英格兰妇女的日常记录”，这里指的是女性史的经典名著《产婆的故事》（A Midwife’s Tale）,“历史知识的发展是通过结合新问题、新信息和新阐释的转变来实现的”。而我们目前的情形是，在新问题和新阐释没有更新甚至无从产生的时候，新信息在自行爆炸。我们常说有两种形态的“历史”，一种是原生态的、不管人看不看得到，信息都弥散、陈列在历史洪流中；另一种是需要“探照灯”打开后，在光照范围之内的材料被择取出来，进入历史的编织程序。这盏“探照灯”在以往时代是自明的，它可能叫作“革命”“启蒙”或“现代化”……但是属于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探照灯”似乎还未被发明出来。非常耐人寻味的是，当学术界将史观的提出拱手让人之时，这块空地却迅速被所谓“民科界”接盘，近年来坊间关于“西方伪史论”“皇汉史观”“1644史观”，甚至B站上热闹地对于《红楼梦》和电影《芳华》的影射解读，无不与史观的冲突有关。要打造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既具学理又合乎人心的“探照灯”，大概就需要“当代性”、现实关怀的积极参与。
萨拉·马萨曾郑重提醒：“不寻常的史料的确存在，但只有在具有非凡创造力的历史学家想出如何处理这份史料时，它才能获得不寻常的地位。”无独有偶，在“第五届青年学者创新研讨会”，钱理群先生在面向青年学者的“最后寄语”中，同样提到了作为关键词的“创造力”，其言铮铮，其情殷殷，引来作为本文结语——
我今天在这里郑重其事地讲我的这一人生和学术的主要经验，就是因为我在观察当今的中国学术时，最感失望与焦虑的，就是这样的学术好奇心、想象力与创造力的缺失……在我看来，这正是当今的中国学术（其实是不止学术）缺乏活力、生机的重要原因之一。我深感痛心与不安，忍不住，就趁今天的机会，多说几句。我在这里强调学术研究的好奇心、想象力与创造力，还有一种现实的迫切性。这就是今天我想和诸位讨论的问题。不知道在座的年轻朋友，还有没有好奇与想象：在未来你们所主导的学术研究与教学，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历史变革，会遇到什么新问题、新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