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楚弓计划》后记
这篇小说的故事缘起，来自吴真老师的一篇论文。她钩沉抗战史料，抽丝剥茧，考证出了郑振铎先生与日本“古籍猎人”长泽规矩也在上海抢夺嘉业堂藏书的一段藏界往事，十分精彩。我获得吴老师允可，将其论文附在（今后出版的）书后，以飨读者，这里不必赘述。
至于小说最核心的关键元素——《相台岳氏五经》，则要感谢我的好友红茶魔术猫。我构思之初，发现以藏书为主题难度太大，深感学养浅薄，力有未逮，不得已把他请来做外援。茶猫专治宋史，兼通版本学，更难得的是对文学别具锐目。他听完我的想法，当即建议以《相台岳氏五经》为线索，大有空间可挖。蒙其点破，当即开悟，此后便一路顺风顺水。
所以我在后记里，现学现卖一番，简单说说这一部《相台岳氏五经》的源流。
南宋有一位大刻书家叫廖莹中，他于南宋景定年间刻了九部儒家经典：《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他广采诸家注释，详加校勘，又不惜工本，刻印极尽精美，使得这部《廖氏九经》成为宋椠中的神品。
可惜的是，廖莹中后来卷入朝堂政争，自杀身死。他所刻的这一套《廖氏九经》几经磨难，至元初时无论版、书，皆已不存。好在后人出了两种翻刻本：旴郡刻本，以及本书的主角相台岳氏刻本。
相台岳氏刻本在《廖氏九经》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公羊传》《谷梁传》，一共十一部儒经，合称为“九经三传”，并附了一篇《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申明版本源流。这套书无论版式、字体、文本等等，几乎是完美覆刻《廖氏五经》。在卷末镌有“相台岳氏刻梓荆谿家塾”十字亚形木记。
“木记”又称“牌记”，是印在书本内封或书尾的一种标识，一般会镌有书名、作者、年代、刊刻地点等信息，功能与现代图书的版权页类似。到了明代，明人根据这一道木记，认为《相台岳氏九经三传》是出自南宋岳珂之手。
岳珂是岳飞的孙子，曾刊刻《金陀粹编》《金陀续编》等书，尽力搜集岳飞文章、诗词以及相关御札、文书等资料，为祖父岳飞辩诬。今日我们对岳飞的了解，大部分都是来自岳珂的搜集整理。除此之外，岳珂还先后刊刻了《桯史》《媿郯录》《玉楮集》《孟子注附音义》等等，极得时人推崇。因为岳飞这一支的祖籍是相台（今安阳），是以岳珂把开设的刻坊叫作相台书塾。
明人一看《相台岳氏九经三传》的名字，便想当然地认为这是“相台书塾”所出。历代藏家又乐于攀附名人，于是这套书便归为岳珂名下，“相台岳氏”遂成“相台岳珂”，流传甚广。
到了清代，乾隆下令在天禄琳琅里搜检相台本儒经遗本，一共检出《左传》《周易》《尚书》《毛诗》《礼记》五部，置于昭仁殿后庑，单立一间“五经萃室”。乾隆犹嫌不足，又召集人手誊写翻刻，在武英殿刊行了一套仿本五经。从此《相台岳氏九经三传》又另分出一种《相台岳氏五经》，而“相台岳珂”的说法，更加深入人心。
清嘉庆二年，乾清宫突遭大火。《岳氏五经》尽数焚毁，只有武英殿仿刻五经留存于世。至于民间所藏《相台岳氏九经三传》，迄无全套，唯余若干残卷，散见于诸藏家与机构之手。
北大历史系有一位张政烺先生，学问精深，考据功底深厚，涉及甲骨、金文、陶文、碑刻、通俗小说等许多领域，多有开创之功，是一位不世出的天才学者。张先生在1943年三十一岁的时候，写成一篇《读〈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不过到了1981年才正式发表。
张先生在这篇文章里，考辨了若干细节，最后认定《相台岳氏九经三传》的作者并非南宋岳珂，而是元代宜兴的一位刻书家岳浚。张先生的考证手法抽丝剥茧，论证条分缕析，调动了诸多冷僻史料，推论层层递进，无可辩驳，即使作为一部推理小说来看，也极精彩。是文刊发之后，学界才算是把《相台岳氏九经三传》的源流弄明白，正本清源。后来又经更多学者接力考据，挖掘出更多证据，才算是厘清了这一部书的前世今生。
我在书中特意安排了一位没出场的角色叫“苑峰”，是他判定了五经版本真相，才有了后面的一系列故事——“苑峰”即张政烺先生的字，算是间接申明一下学术成果的归属。
另外，本书将《相台岳氏九经三传》称为《相台岳氏五经》，一则为了简化，方便读者阅读；二则也是稍作改换，以免混淆史实。恐怕读者质疑真书何在，干脆最后把这一部虚构的《相台岳氏五经》沉于黄浦江底，不致反侵现实。
说来也是缘分。我刚刚敲定欲用此书为主题，转天就看到一则书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两种）》，而且书后附录了张政烺先生这篇大作。可见冥冥之中，书真的会选择人。
书中有一个重要源头——即东方图书馆被焚事件，影响到了书中很多人的命运。该事件颇有名气，这里不必抄书，读者可以自查，唯独有一个细节可以说说。
很多人把“东方图书馆被焚”和“商务印书馆被炸”两件事混淆。1932年“一·二八”抗战期间，商务印书馆在1月29日先后遭到日军飞机三次轰炸，燃起大火，殃及旁边的东方图书馆。所幸馆员扑救及时，并未产生影响。但在两日之后，也即2月1日上午，馆内突发大火，无法控制，以至彻底焚毁，成为一大惨事。
事后经过调查，警方逮捕了四个闸北流氓。据他们供认，有一个日本浪人唆使他们前往纵火，开始许诺每人三十元，后来又逐次增加，最后一共许给每人三百五十元。这些流氓随后被十九路军枪毙，可惜针对那个主使者的调查，却因为日本使馆的介入而不了了之。
这件事对上海文化界的冲击是巨大的，从创始人张元济先生到郑振铎先生，无不哀痛至极。“墨蝶之喻”，即出自郑振铎先生《劫中得书记》。我作为一个爱书之人，每次读到这一段，都扼腕连叹，心痛不已，与诸位大家感同身受，于是也想通过这样一个故事，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件事。
可惜在抗战胜利后，东方图书馆未能原址复建，如今早已融入上海市区的一部分，欲凭吊而不可寻。唯一可庆幸的是，张元济先生当年早有预感，提前将574种、5000余册最珍贵的宋元善本移藏至租界内的银行保险库中，总算保全，现大部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最后说一下江海关的那批黄金，这个事件也有原型。1941年12月，日军趁着进驻租界的机会，从江海关掳走一大批黄金，使用装甲车秘密送往外滩正金银行。而当时的76号保安副队长吴四宝得到消息之后，派了一批手下埋伏在四川路汉口路交叉口，冒充抗日组织，意图劫车。由于押车警卫提前发出警报，他们未能得手，仓皇离开。事后日本人发现幕后主使是吴四宝，大为愤怒，将其拘押起来。后来吴四宝在监狱里离奇暴亡，一说为人下毒灭口。
可见现实往往比小说更加离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