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董晓可，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山西文学院签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文艺争鸣》《收获》《青年文学》等刊物发表评论作品70余万字，出版有评论集《盖茨比的鞋子》、学术专著《80年代文学的话语重建与转型研究》，荣获“赵树理文学奖”等奖项。

1990年2月14日，当旅行者一号飞到距离地球64亿公里的海王星轨道外侧时，天文学家萨根极力说服 NASA调转相机回眸太阳系，拍下了一组珍贵的“星空全家福”。在这一浩瀚的星空画面中，有一个占据0.12个像素、悬浮于太阳光散射光带的微弱光点，萨根将其命名为暗淡蓝点（Pale Blue Dot）。这，便是我们生活的地球。四年后，一部全景式回望与瞻望宇宙蓝图的著作《暗淡蓝点：展望人类的太空家园》问世，在书籍序言流传下了那篇数十年来震撼全球的精神独白：

再看看那个光点，它就在这里。那是家园，那是我们。

你所爱的每一个人，你认识的每一个人，你听说过的每一个人，曾经存在过的每一个人，都在这颗小点上度过一生。我们所有的欢乐与痛苦，成千上万种笃定的信仰、思想与经济理论，每一个狩猎者与采集者，每一位英雄与懦夫，每一个文明的缔造者与毁灭者，每一位君王与农夫，每一对热恋的青年男女，每一对父母，满怀憧憬的孩童，发明家和探险家，每一位品行高洁的师长，每一个贪腐的政客，每一位巨星，每一位领袖，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圣徒与罪人，全都栖身在这粒悬浮于阳光里的尘埃之上。

是的，阅读作家李骏虎的新小说集《白昼天空的星辰》，我脑海中一直萦绕着这段富有感染力的话语。它在很大程度上，见证了人类在面对浩瀚星空、追问存在意义时，所能展现的撼动人心的宏大格局与思想张力。无疑，相对于无垠宇宙，我们的地球只不过微乎其微的孤单尘埃。而面对这浩瀚宇宙中的“微小光点”的地球，我们作为与天、地并置的“三才之一”的生命体，该如何寄托我们的存在之思呢？这是所有志存高远的写作者必须回应的终极文学追问。在我看来，每一位心怀抱负的作家，都该拥有双重“萨根之思”：一是抬头凝眸遥远星空，进而向外求索人类存在终极意义；二是俯身凝望脚下大地，构筑人间大地的人文情怀。而在《白昼天空的星辰》这部小说集中，我们真切感受到的，便是此种远方生命哲思与世俗众生关怀的融合。弥足珍贵的是，作家自始至终带着强烈的时代叩问、厚重的历史追问与开阔的世界文学眼光，并将其落于三晋这片叶脉大地上，来重新定义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人间星光。进而，他将基于浩瀚星空外向探索的暗淡蓝点之思，转换为烟火白昼里向内探寻，发掘每一个普通人灵魂深处潜藏的精神底色，从而完成了一场自带哲学底色的现实主义拓展与审美路径革新。

叶脉大地：一种文脉的延展与重塑

一种文脉，自然是赵树理、马烽、西戎等山西前辈作家所坚守的扎根大地、书写人民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但在此之外，我想先说一说李骏虎身上沉淀的，源自晋南大地的丰沛文化底蕴和温润人文底色。

2023年，李骏虎的文化散文集《文明叶脉——中华文化版图中的山西》付梓。在这部集子中，作家立足三晋故土，足迹遍布冀、川、桂、东北等广袤地域，跳出单一地域视角，在整个华夏文明版图之中梳理三晋文明源流，将乡土抒情、文化思辨融入整体格局之中。在文集自序《那片来自春秋时代的桐叶》中，作家别有匠心地援引了春秋时期作为古晋国故事开端的“桐叶封弟”的典故，并直抒内心绵长故土深情：

今天的山西地图，也像剪成玉圭形状的梧桐树叶。这是我起书名的外因，内因是汾河是这片叶子的主脉，汾河的百余条支流是这片叶子的叶脉，数千年来，三晋文化随汾水注入黄河，汇入中华文明的永续血脉。

是的，正是生于洪洞、长于晋南旷野，自幼浸润尧舜古文明、浸染耕读家风，赋予了作家骨子里的深厚文化基因与对故土的赤诚眷恋。正是这份独特的精神滋养，使其在接续“山药蛋派”现实主义文脉之时，不仅能承袭其紧贴时代、直面现实的敏锐书写特质，还能温润地体察到散落于乡村、城镇、市井众生舒展间的，芸芸众生间的日常生活纹路，把控普通人的生存境遇、人情伦理与命运沉浮。

植根赵树理、马烽、西戎一脉赓续的现实主义优良文脉，加之晋南故土赋予他丰厚的本土文化滋养，李骏虎不仅拥有开阔的文学视野，而且具备精准捕捉时代现场的把控能力。如果从其1995年在《山西文学》正式发表短篇小说《清早的阳光》作品算起，在迄今长达三十余年的创作中，他的作品大致形成了三条长期共生、互为补充的书写脉络：早年《奋斗期的爱情》《公司春秋》《婚姻之痒》等都市系列，展现出对于市场经济转型浪潮中普通人的职场内耗、婚姻危机、都市男女情感纠葛等精神焦虑，形成直击世俗症候的写实创作特质。其后，他又将视域回归山西这块厚重的土地，凝眸晋南乡村，以《前面就是麦季》《母系氏家》等扎实的乡土作品，不仅接续了山药蛋派扎根黄土的平民传统，而且跳出了单一农耕视角，深耕乡土宗族、女性生存等人之生存难题，书写乡土伦理的裂变；再就是三晋红色历史叙事，《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等历史小说著作，立足表里山河的革命往事，挖掘发生在三晋大地上的红军东征革命往事，彰显深沉历史意识与鲜明山西本土情怀。

正是依托于三十余年多元、扎实的持续性创作基础，《白昼天空的星辰》实现了历史与当下、乡土与都市多元主题的融会贯通。在小说集中，大地叶脉的版图形成了包含多层时空的共同体，进而让乡村院落、生活小区、都市餐厅、沦陷老城等场域尽数编织，使得烟火琐碎、生活迷惘、时代变局、民族文化、历史追索得到了现代性语境下的层层追问，极大程度地实现了“山药蛋派文脉”在当代的延展与重塑。而这条主线，又分化为三个维度：其一，是深植晋南乡土的原生伦理作品，包括《木兰无长兄》《远房亲戚》《家谱》和《绵绵秋雨》；其二，是聚焦当下城市精神困境的作品，包括《白昼天空的星辰》《献给艾米的玫瑰》《忌口》和《飞鸟》；其三，是穿越过往战争乱世的历史叙事作品，包括《弦歌》《太原劫》《人民就是活菩萨》。三类文本虽内涵不同，却有着同一精神底色，那便是：打破“光只在夜间亮”的审美定式，以“白昼天空的星辰”的现实温情与精神困境探索，来探寻世俗大地上凡人困厄根源、书写困境中没有熄灭的心灵光亮。作家正是扎根于三晋大地这片沃土，描摹出形态不同但底色相通的时代精神困境，孜孜探究着这片文明叶脉之上芸芸众生的存在困局与突破路径。

人间星光：精神隐喻下的白昼叙事

小说集《白昼天空的星辰》，书名本身便暗藏着整部作品的思想内核。倘若必须用一个词语来形容，我愿将其称为“人间星光”。整部作品以一种当下现实介入的精神，来触及芸芸众生的生存困境，并进一步追问破解之道。作者以此昭示：只要心中有向光的笃定与温热，真正星光便不再遥远，而是就藏匿于乡野、街道、家庭、餐厅、校舍等市井俗世的每一处，蕴藏在普通人的柔软赤诚的本心与执念坚守之中。

在同名短篇《白昼天空的星辰》中，有一个“天台之问”的隐喻起点：烈日当空，校长何新之与意欲出走的学科带头人谢向南并立于天台，这时白日里刺眼的强光遮蔽了天际星辰。何新之一句“星星白天晚上都在那里，只是我们看不见”，道破贯穿全书的核心哲思：真正的光亮，正是散落人间的点点星光。而以“人间星光”为恒定母题，作品将落点重心放在了落在了所有篇目的共通性命题：平凡生命内在蕴藏的精神力量。

《白昼天空的星辰》这部小说集的艺术创造力，不惟表现在“人间星光”这一核心隐喻的巧思上。事实上，这是一部能集中展现作家开阔文学视野与深邃思想格局的优秀作品。甚至放眼近年来国内文坛，这也是当之无愧的一流佳作。整个作品意涵丰富，拥有多层套嵌结构。而更令我着迷的，并非短篇构制这一“刀尖上舞蹈”的难度本身，而是其借助大学校长何新之的一日行迹，所暗藏的“微型史诗结构”。而《白昼天空的星辰》的这一结构设置，显然隐藏着作家比照乔伊斯《尤利西斯》一日行程的雄心。在这部意识流小说的经典作品中，乔伊斯以近百万字的鸿篇巨制，完整记录了“现代尤利西斯”布卢姆在都柏林街头清晨八点至次日凌晨两点这一天的游荡时光。在此，没有宏大剧情抑或激烈冲突，有的只是买菜、聊天、发呆等日常琐碎。而这，正是他要构筑的作为现代普通人内心挣扎的“现代史诗”。不同于希腊史诗《尤利西斯》的宏大史诗书写，乔伊斯笔下“布卢姆的一天”别有深意：其显然隐喻了现代社会扁平、碎裂境遇下，海德格尔理论体系中“烦”“畏”“无家可归”的生存命题，映照出自我与世界加剧割裂、个体意识严重缺失的精神困境。

而《白昼天空的星辰》这部小说，显然也暗藏着以一天映射当下社会与众生心境的微型史诗抱负。且看围绕主人公何新之“一天生活”的三条主线：一条是压抑困顿的中年家庭线。作为一名拥有四万多名师生的大学校长，何新之深陷强势妻子的言语精神压迫，又为送高考儿子的焦虑不安，在家庭中始终处于隔阂与隐忍双重境地。一条是校园危机线。面对学科带头人谢向南因高薪挖角意欲离职，登上天台以轻生相逼，何新之火速返校、耐心安抚疏导，才暂时平息这场风波。还有一条是现实生活百态线。雷雨中妻子被困工地等待接应，高考家长自发组建“保护者联盟”，集体送锦旗恳请工地停工为考生让路。在此，三条主线看似平常细碎，实则蕴含丰富。一方面，其铺陈出何新之一天当中的难以承受身心负荷。另一方面，其背后也折射出诸多社会困局：家庭感情疏离、全民教育内卷焦虑，以及穿插进去的沉迷危险死亡游戏、附小教师体罚学生等高校治理难题。这一切家庭和工作双重疲惫叠加，昭示中年知识分子的负重与隐忍。

与之相契，《白昼天空的星辰》还安排了两处对照的“耳光”细节。一个是谢向南的袒露：他求学时的矿工父亲认定只有戴眼镜才算读书人，为此打了他一记耳光。赌气之下，他故意在大太阳下读书来刻意毁坏视力，结果却事与愿违。而别处院校的高薪邀约，便成为他佐证人生“成功”的宝贵契机；另一处是何新之的童年往事：他的秀才爷爷为了盼其成才，揣上自己舍不得饮用的白酒和半篮子新鲜苹果，恳请老师严加管教。后来何新之因顽劣犯错后，被班主任一记耳光造成听力损伤。此在两处耳光，折射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理念：谢向南的父亲所执念的是“眼镜”这一外在符号，其背后的“物”之执念，是无数家长对于孩子读书“成龙成凤”的功利心态所用。与之相对，何新之爷爷那一辈人，虽也认为读书、成才是唯一改变命运的路子，却并未浮于表面物化符号，而是寄望以严苛管教的正向教育之道。两段“耳光”教育往事，以一虚一实，照见两代人在教育认知上的巨大错位。而当其与校园乱象、全民高考焦虑彼此呼应时，便直指当下时代精神的失衡。而这份厚重犀利的现实批判，尽数收束在了《白昼天空的星辰》这一短篇文本之内，与前文三条叙事主线形成明暗交织，足见作家对于现实社会的精准把握与成熟的构筑功力。而这些，某种程度上使得整部作品成为观照当下社会的现实“警示录”。

然而，警钟敲响仅仅是作品浮于文本表层的冰山一角。而水面之下的庞大山体，是作家以伤痛弥合为内核、构筑而成的现实主义基座：一部温柔却不失力量的“抵抗之书”。诚然，在我们这个已然被理性规训与消费逻辑操控庞大现代体系中，古希腊史诗那种豪壮与悲怆兼具、力与力正面碰撞的英雄抵抗已然不复存在。当下文学的抵抗姿态，更多呈现为两种样态：一是意义消解之后的陌生化省思，二是精神裂痕处艰难信仰之塔的重塑，而《白昼天空的星辰》显然选择了后者。小说以何新之为中心，写出了中年知识分子全方位的生存困境，并在不动声色中见出主人公直视内心、重新扛起精神照亮使命的担当。循着这一隐性叙事链条，我们能清晰看到作家在主人公身上倾注的温情笔触，以及通过他找寻白昼天空“人间星光”的笃定精神建构。反复阅读小说，我多次为何新之感动：纵使深陷多重困局，依旧葆有温和而踏实的行动力量。正是他这种不动声色的行动力，让裂痕暗生的家庭与校园，得以被一点点修补，维系着其日常秩序的平稳运转。某种意义而言，正是有一个又一个何新之这样的普通人，散落在社会各处彼此联结与支撑，才使得我们步履不停的白昼，始终存留着不曾黯淡的人间星光。

何新之这一艺术形象，所蕴含的丰厚社会学意涵，也引发了我诸多关乎知识分子人格的追问。他让我思索在当下世俗化中国社会“知识分子何以自处”，以及更具本质意味的“人间星光何在”的问题。追溯本源，“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最初仅指具备智识的知识占有者。但自启蒙运动以来，尤其是在二十世纪西方思想语境中，这一概念被赋予了更多面向公共大众的社会责任期许。如在葛兰西、萨义德等人的言说中，知识分子成为守护普遍正义、坚守永恒真理，主动开展批判的一批人。比如在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中便将知识分子界定为拓展人类知识、天然站在边缘、弱势群体一侧的“说真话的人”。这套兼具道义立场与批判精神的理论，曾对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知识界产生过深远影响。但随着1990年代以来，数十年来市场化浪潮在带来物质丰裕的同时，也催生了单一价值体系：弥漫社会的拜物倾向，以追逐利益、攫取资源为核心的单向度人格，进而陷入“二十岁的人没有青春，三十岁便成熟为买办。人们缩成一具衣架，笑是假笑，只为钱哭”（陈福民语）的扁平灵肉体。正是这种大范围的精神降格，让我们愈发钦佩那些守住精神底线、笃信人间星光的知识分子坚守。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李骏虎在塑造何新之这一知识分子时，没有采取我们惯常看到、基于“道德优势”与“知识优越”心理的激进批判式书写。他在躁动世俗与现实困境面前，既没有做高高在上的精神旁观者，也没有沦为世俗准则规训下的顺从附庸，而是以务实的担当和温和的共情，用点滴行动来完成知识分子的公共使命：调和家庭的隐性矛盾，安抚陷入精神绝境的学者，体谅普通家长的教育焦虑，包容底层人的生存难处。这是一份不张扬却努力做事的入世坚守，而这份坚守恰恰见证了一位知识分子在当下该有的公共价值坐标：于功利洪流与日常裂痕中葆有信仰，在坚守“白昼星辰”的笃定中让世界更富有温情。而这，也正是《白昼天空的星辰》这一小说集的核心所在，所谓白昼天空的星辰，绝非那种远离人间孤高星辰，而是散落于寻常街巷、校园、家庭中细碎、温情的人间光亮。

整部小说集正是以此精神隐喻为原点，由个体精神困境延展至整个社会的精神症状，并依托“山药蛋派”一脉相承的现实主义底色，搭建起了以温柔抵抗、精神重建为内核的文学表达体系。而在《白昼天空的星辰》这一小说集的众多篇目中，作者持续立足现实痛点求索精神突围之路，呈现出对于现实主义文脉多重维度下极具温度的延伸与重塑。

家园之思：灵肉迷失中的本真回溯

学者刘再复曾言：“希腊两大史诗象征着人生两大经验模式，《伊里亚特》象征着出征、出击，也就是‘正向努力’；《奥德赛》象征着返家、回归，也就是‘反向努力’。”事实上，回望我们数十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经济发展史，其中隐含的全民追逐物质财富历程，某种意义上正是一种伊利亚特式单行度的“出征史”。而其背后，是我们整个社会全速向前、一路狂飙的背后，所滋生出的单向度人格与深层创伤。而《白昼天空的星辰》这部小说集的珍贵价值，正在于让我们看到心灵光亮被遮蔽的社会镜像学根源：那便是，世俗社会中人们对于这套单向度现代性范式的臣服，以及对于作为本真精神之心灵世界的长久忽略。在同名小说中，何新之面对以死相逼想要跳槽的博导谢向南，抛出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谢老师，你说白天有没有星星？”对于谢向南的不解，他继而解释道：

其实我们都是小孩子，人的成长，就像装套娃，从幼年、少年、青年，一直到中年、老年，肉体的壳一个比一个大，一层套着一层，但最里面的那个还是孩子的心灵。

在此，我们仿若看到了作家对于我们当下时代人之本真灵韵沦丧的痛惜。而正是循着这一核心脉络，作家在整部小说集中正是通过“一映千灯”的发散式笔法铺展全篇，将作品主题延伸至急速奔涌的现代化进程中。进而聚焦物质扩张与心灵荒芜所形成尖锐二律背反，以及由此催生的芸芸众生精神漂泊、无家可归的生存困境。借此，《白昼天空的星辰》整部小说，发出了独属于当代人的奥德修斯式“家园之思”，与伊利亚特式的“出征史”形成鲜明的叙事对照。

其中，最让人震撼的，莫过于《献给艾米的玫瑰》与《木兰无长兄》两部小说。

《献给艾米的玫瑰》是一部“走得很远”的小说。说他“走得远”，一是作品涉及90后青年作为新一代的崭新价值观念，二是其中所涉及的全球化语境下的跨国同性之恋。在作品中，四位不同国度的90后大学生共处一个宿舍，四人性格各异——葛蕙通透现实、李瑶瑶温和内敛、艾米执着纯粹，黄璇内心摇摆，相与构成全球化语境下青年精神群像：她们不再遵循着父辈们“毕业—工作—婚配”的单一模式，而是在人生轨道上有了更多自由选择。这就如同作家李骏虎在创作谈《未来已来》中所坦言的创作缘由：

我发现“90后”们渐次进入社会，并且他们已经悄然改变了我们的传统社会结构，他们的存在和运转已经启动了未来。所谓大风起于青萍之末，我们驻足的海边虽然还看不到，但新的浪潮正在远海滚滚而来。 毕业，分配工作，应聘，打工，升职，组建家庭，抚养下 一代，这些约定俗成的轨道，已经被蚕食一般分解重构。“90 后”的年轻一代，他们没有喊口号，甚至没有想过改变别人、改变社会，他们只是服从自己的内心，尊重自己的兴趣，不愿像前人那样为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委屈自己，却反而让社会结构为之改变。

是的，在此作家无意以传统的道德标尺来审判新生代的情感选择，而是以看似客观的记录，描画出全球化浪潮下年轻一代的生存样貌。

但我总觉得，作家的真正格局与立意，绝非单纯的新“故事景观”铺陈，而是更有深意。其深意便在于，精准地叩问了我们在“未来以来”的世界大潮中，沉淀于民族性格深处、难以冲破的固化观念困局。从标题来看，《献给艾米的玫瑰》显然是对威廉·福克纳《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的东方本土化改写。而在原著中，南方贵族出身的艾米丽执意追求那份跨越阶层、南北对立的恋情，最终以数十年在婚床上拥抱恋人骸骨的极端方式，来守住内心至高无上的爱情。而在《献给艾米的玫瑰》这一小说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更具全球化意味的跨国之恋观念冲突，所酿成的爱情悲剧。作为同性恋人双方，英国女孩艾米跨越国度追求爱情的纯粹自由、赤诚热烈，与中国女孩黄璇深陷家庭重压、内心迷惘纠结形成鲜明对比。而正是黄璇在反复犹疑、进退两难间最终的情感背叛，导致了艾米的割脉自杀。这出悲剧，看似东西方文化隔阂催生的结局。但，我们真的能只用“文化隔阂”简单概括一切吗？正如作家所言，当下在很大程度上“肤色和人种的区分已被‘90 后’忘却，在他们眼里或者说意识里，没有老外不老外的概念，‘不都是人吗？跟我们没什么分别’。”但现实的残酷之处在于，深植于民族文化心理的固有认知与价值观念，早已形成难以撼动的思维定势，这份精神枷锁，绝非年轻一代的口头观念包容便能轻易打破。

本质而言，这是一个触及民族性格内核的命题。单以爱情观来看，我们长久以来就推崇一种“思无邪”与“门当户对”的中庸、实用价值取向。且看我们的古诗是怎么描述这种克制爱情的：“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李之仪《卜算子》），“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王昌龄《闺怨》）……即便是“五四”开启的现代文学叙事，我们也很难产生诸如《荆棘鸟》《情人》这般，为了奔赴挚爱，甘愿飞蛾扑火一般、不惜承受灵肉破碎的极致纯粹爱情书写。阅读《献给艾米的玫瑰》，我一再想到创作谈标题《未来已来》的深意：“未来已来，我们真的做好准备了吗？”由此，我进一步联想到百年前我们的同类小说，比如郁达夫的《沉沦》、老舍的《二马》等早期涉及跨国情爱题材的作品。如果说，彼时作家聚焦跨国情爱主题，更多是立足于我们积贫积弱国家的国民，所面临的古老民族的现代转码难题，以及由此衍生的精神阵痛。那么《献给艾米的玫瑰》给我们带来的，是我们现代文明发展一百年后，在物质生活已然丰足，而思想观念在“世界性”与“本土性”的交汇碰撞下，所依然无法敞开的“心门”。这种自设的精神桎梏，与卡夫卡笔下土地测量员始终无法踏入城堡的严苛现代性规训相比，其蕴含的精神困局，显然更值得每一位国人警醒与深思。

如果说《献给艾米的玫瑰》是借由外部镜面来透视我们的精神困境，那么《木兰无长兄》则是从内部出发，来直击我们社会高速发展进程中，长久被漠视的人之泥土底色与灵肉本源。小说标题，显然取自北朝民歌《木兰辞》中的名句：“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来看一看小说中我们的主人公“小木兰”吧，他自幼无父母照拂，肆意地释放着自由的天性，纵情奔跑、翻墙越窗，甚至大院居民打上“黑狗转世”的野性符号。而其居住的大院，本身也暗含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交接地带的灰色隐喻。然而，随着城镇化浪潮的飞速席卷，原有的乡土家庭结构的快速破碎，悲剧的链条层层铺开：父母离异、重组家庭，致使其在被迫两边辗转中丧失了固定的栖身之所；亲缘纽带断裂，年迈姥姥返乡离世，唯一的亲情依恋沦丧，使其处于无人托举的孤独中；父权式粗暴对待、动辄打骂，让其脆弱内心日益敏感；加之校园学业压力，造就了其长久抑郁的人生轨迹。于是我们看到，在作品最后的盛夏偶遇中，那个曾经神采飞扬的“小木兰”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墙角蹲坐、身形浮肿、患上重度抑郁的少女。

从《木兰无长兄》这一标题来看，传统语境中“女子本弱，无兄则刚”的固有主题，显然经过了现代改装，转而指向了“无兄庇护”的精神流浪状态。而此在“长兄”身份的缺席，很大程度上无疑直指我们身心寄托之所的丧失，以及由此带来的当下国人精神生态危机。而更进一步来看，作品显然隐含着作家李骏虎对于日新月异城市化与物质富足的同时，我们精神层面的现代性隐忧。本质而言，现代性是“现代化”了的社会文化特性，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深刻的一场革命，其所带来的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波及了人类生活方式的根本与整体变化，进而引发了人们心灵层面的巨大震动。无疑，现代性预示着一种持续进步的、无限向好的线性时间观念与发展态势。而依此出发必然开出“现代性之花”、结出“现代性之果”，也成为人们无比期待也笃定坚信之物。而这背后，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身心透支、人情淡漠、价值悬空等“现代性之踵”，以及芸芸众生对于灵肉需求的漠视。是的，正如海德格尔所认为的那样，我们日益丧失了同本真世界沟通的能力，在公众意见和现代科技双重压制体系下，沦为扁平化与碎片化的无名者。这种灵肉主体性的丧失，在作品《飞鸟》中女主人公于忘年恋、相亲对象、外国旧爱之间反复摇摆的“迁徙飞鸟”状态，在《忌口》中尹南平周旋于不同女性之间，温柔表象下暗藏精神空洞的现代困境中亦有生动体现。

依此出发，我们可以窥见作家李骏虎在《白昼天空的星辰》这部小说集中，所触及的一个根本性命题：在当下，于“伊利亚特式”所象征的向前奔赴、开拓进取的“出征”时间之外，我们始终需要的那份奥德修斯式“家园之思”的回溯性精神向度。如果说，自改革开放至新世纪初“农村人进城”所形成的热浪，早已成为文坛经久不衰的核心叙事母题。那么，近些年来这些肉身定居城市、精神却始终半悬漂泊的都市群体，其复杂的心灵处境，更值得我们的文学予以多元视角深度描摹。当然，此在的“出征”与“回归”之辩，绝非单纯社会发展史的留存，其核心指向是现代人所背负的精神包袱与心灵枷锁。循着这条叙事脉络，我们会发现作家在小说集中所设置了一条隐秘叙事路径。在作品中，作为乡土底层民众，尽管也会有危难抉择，但心底却有着相对淳朴、厚重的故土精神根基，因为痛苦往往会相对小一些，精神底色也往往更为平和。比如《远房亲戚》中那位来作为相亲的护士，在疫情暴发之际义无反顾地舍家抛子驰援武汉，这份纯粹担当正是乡土底色孕育出的品格。而倘若将视线继续往前拉，及至更为久远的战争年代，我们看到在《太原劫》《人民就是活菩萨》等作品中，乱世百姓在饿与恐惧中隐忍骨气的坚守，百姓与队伍彼此守护之深厚羁绊中的人性之光。

在这条看似逆向的“现代性”省视中，实则暗含了作家对现代性的深刻反思。他在对于山西这片“叶脉大地”的精神皈依中，孜孜找寻着人之为人的灵肉割裂与精神迷失，并试图重新找回生命的本真存在。是的，置身全球化与本土文化交融碰撞的当下，我们的现代之路还很长。而在此过程中，我们既要有“拿来主义”的眼界，来破除思想观念之狭隘。亦要有守住我们的精神原乡，以及其所孕育的质朴乡野秉性的自信。而这，既是作家李骏虎对于当年赵树理所进行的“民族化”与“大众化”文脉的承继，也是他对于当代现实主义写作持续深耕、不断拓新的自觉实践。进而，作家以“白昼天空的星辰”的温情书写立场，扎根这片“叶脉大地”的厚重现实土壤，抵达了新时代现实主义小说的美学革新。

何以新之：现实主义美学的本质突破

当作家李骏虎在浙大西溪校区宿舍，偶然撞见“何以新之”四个字，一条旨在实现现实主义本质性突破的美学革新求索之路，便在他笔下绵延不绝地铺展开来。如果说，作品集《白昼天空的星辰》中的十一篇作品，天然构筑起了其美学革新的肉身与血脉。那么，贯穿于核心篇目的四则“创造谈”，则形成了一条逻辑自洽、层层递进的内在骨架支撑，从精神内核层面呈现了作家为突破现实主义陈旧笔法与固化题材，推动其创造性转化的持续理论思考。

其中，《现实主义，何以新之》是整部集子的理论总纲，深刻反思了两类写作弊病：传统“山药蛋派”的表层复刻弊病与先锋文学的悬空式炫技危险。在此基础上，作家提出了“靡革匪因，靡故匪新”的创作准则，主张从革新的本土文明根基与东西技法融合共生中，来探索当下现实主义文学的本质性突破路径。以此为纲领，作家又从青年题材、都市人格、历史叙事三个维度，具体阐释了其对于审美革新的具体理解。其中，《未来已来》以补齐山西地域文学长久缺失的青年书写版图为目标，来完成地域文学的现代性扩容；《没有贺涵，也没有尹先生》力图告别传统现实主义打造完整链条、刻画具象典型人物的固有技法，而以当代人精神缺口与内心欲望为载体，捕捉碎片化的精神瞬间，依托微小日常场景折射庞大的时代精神症候，来完成深度心理书写；而《总是能够在劫难中涅槃》则展现了其摒弃宏大革命叙事的框架，以劫难之中普通人无声的坚守，诠释民族精神底色，彰显出独特的纵向价值立场。在此，四篇“创作谈”彼此勾勒，构建起“守传统、融西法、向内书写”的全新现实主义核心准则，并与具体作品融合，实现了作家在山西传统现实主义文脉承继、扬弃与创造性转化中，独具个人特质的创作实践体系的践行。

可以说，在《白昼天空的星辰》这一著作中，作家正是将此浑然一体的新现实主义理念，融入一篇篇作品的鲜活主题与人物行动中，进而在题材版图、叙事美学、精神内核诸层面实现了本质性的革新，构建起了兼具本土厚重与现代深度的现实主义美学体系。而这，又具体表现为互文融合的四个层面：

一是眼界打开与疆域扩容。在此，小说集中极力消解了城乡二元、时空割裂、代际隔绝的书写壁垒，跳出了山西文学最擅长展示“黄土乡村”的文学桎梏，以全球化、青年、都市心理、乱世市井等多元题材，有效拓宽了山西现实主义文学的叙事边界。

二是现实主义精神内核的把控。作家将叙事重心由“外部写实”转向“内外共生的精神写实”，进而以平实克制的笔触，来探寻现代文学的心理深度，在传统现实主义与现代审美表达之间达成可贵的平衡。

三是温情现实主义理念的确立。他以三晋叶脉大地濡染的自我温暖情怀出发，跳脱对具体人物的审判，转为社会生态拷问基础上人之生命状态的温情投射，从而将书写重心放在了人的存在困境与人性之光的哲学式思辨之上，极大程度地完成了其境界跃升。

四是地域文学价值的升格。在此，作家敢于打破对“地域文学”的偏见，以三晋大地为基点观照当下众生，兼顾全球化时代图景与本土伦理根基，向内挖掘共通精神底色，极大地克服了“地域”与 “现代”之间二元对立的书写困局，一定程度上为山西现实主义文学建构了可资借鉴的书写范式。

总体而言，《白昼天空的星辰》积淀了作家李骏虎三十余年的文学求索，以纵横交错的三晋叶脉大地，铺展开一幅完整的当下人间生存图景。在此，作家于当代人的精神困境中，始终坚守白昼天空的人间星光，以富有暖色调的温情现实主义照亮普通生命个体。这部短篇小说集，不仅是作家个人写作道路的关键蜕变，也为当代山西文学呈现了一部兼具本土底蕴与现代人性探究的成熟文本，在新时代现实主义的文学版图中，留下了属于三晋大地温润而有力的文学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