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随着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获得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中文版译者余泽民也成为中外媒体争相采访的对象。然而当媒体纷纷夸赞他为译介匈牙利文学的“中国声音”时，却忽略了他的另一个重要身份——出色的华文作家。早在2017年4月匈牙利政府向余泽民颁发“匈牙利文化贡献奖”之前，他已创作多部作品，反映海外华人在异国他乡的伤痛，如《匈牙利舞曲》《狭窄的天光》《纸鱼缸》等。2021年，他在《江南》发表了小说《天笼》。2025年，他在《香港文学》发表了小说《命符》。余泽民的小说基本上都首发于中国内地文学期刊，如《当代》《十月》《中国作家》《大家》《小说界》等，其作品曾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全球华语小说大系”“新海外小说”等。他也多次获得各种文学奖项，如“21世纪文学之星”“中山文学奖”“吴承恩长篇小说奖”“京东好书奖”“开卷好书奖”等。

余泽民的华文小说无论在中国当代文坛，还是在海外华文文坛，都显得与众不同。这与他在翻译匈牙利文学的过程中，接触并汲取了诸多欧洲经典文学的养分不无关系。他早年熟读欧洲小说，后又从事文学翻译，这使他创作的华文小说尤其注重对人性及人物的情感世界的描摹。在其作品中，“真实的人性，就隐闪于日常性的悲剧中”（1）。他突破了海外华文文学习惯于关注华人的生活主题，而是将文学触角伸向异国他乡的厚重历史及时代风云。因此，他的作品更具有19世纪以来欧洲文学经典所具有的人文关怀、哲学意蕴、人性考察与历史隐喻的特征。这种置身于中西文化而又能自由出入的跨文化书写，无疑成为余泽民华文小说创作的显著特征。就文化学理论而言，所谓“跨文化”，是指跨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界线的文化。余泽民坦言：“我是刻意让我的翻译去影响我的语言，让我写出来的东西和国内作家不一样，这是我的特色，也是我努力的方向。以《纸鱼缸》为例，特别是一开始的那几页，我故意让读者一进入就觉得：这不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作家写的书。如果说‘像欧洲小说’，那我努力的目的就达到了。”（2）其实，翻译何止影响了他的语言，更是为他“放下了欧洲文学城堡的吊桥”（3）。

一

“戏剧性的经历使我获得了戏剧性的视角”

若从学科专业来看，海外华文作家中没有人比余泽民的“跨界”更让人惊诧的了。他1964年生于北京，200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他并未接受过写作专业训练，成为作家和翻译家，纯属出国后为生计所迫。不过他从小就有文学梦，他小时候的作文总被当成范文钉在校园宣传栏里。20世纪80年代有种社会偏见，即只有学习不好的学生才去读文科。因此，他高考填志愿时选择了医学专业。他考入了当时的北京医学院（后更名为北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1989年，他又考入中国音乐学院，攻读艺术心理学硕士学位。从医学跨到艺术，已经让人愕然，而他在研究生尚未读完时，又随着“出国潮”于1991年晚秋，“带着亲友的牵挂，带着自己年轻的本钱”，跨上横贯欧亚大陆的国际列车，离家远行，抵达匈牙利。他后来说：“直到出发，我都没有查过世界地图！既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哪儿，也不知那里人说什么话；既不知道数万同胞正在那儿淘金，更不知道窥伺自己的命运。到了匈牙利后，中文写作成了我情感表达的唯一途径，匈语阅读则成了个体生存的重要内容。”（4）出国后为了生计，他做过医生、果农、教师、记者、编辑、导游、插图画家、编剧、演员，五花八门的职业都干过，而他做得最成功的，无疑是成为欧洲华文作家及翻译家。

成为作家及翻译家的余泽民，成了连接中国与匈牙利的文学使者。他翻译了当代匈牙利几乎所有著名作家的主要作品，包括200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凯尔泰斯·伊姆莱的《命运无常》《英国旗》《船夫日记》《另一个人》；202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的《撒旦探戈》《仁慈的关系》《抵抗的忧郁》《温克海姆男爵返乡》；有“匈牙利的乔伊斯”之称的艾斯特哈兹·彼得的《赫拉巴尔之书》《一个女人》《和谐的天堂》；与托马斯·曼、穆齐尔、卡夫卡并称的马洛伊·山多尔的《烛烬》《一个市民的自白》《我本想沉默》（译本《烛烬》于2017年12月获得首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卡夫卡奖获得者纳道什·彼得的《平行故事》三部曲；匈牙利当代著名诗人苏契·盖佐的《忧伤坐在树墩上》《太阳上》；巴尔提斯·阿蒂拉的《宁静海》；马利亚什·贝拉的《垃圾日》《天堂超市》《秘密生活》；萨博·玛格达的《鹿》；道洛什·久尔吉的《1985》；德拉古曼·久尔吉的《摘郁金香的男孩》；裴特尔斐·盖尔格的《裴多菲街8号》《熊猫的拥抱》；莫尔·费伦茨的《帕尔街少年》；桑托·T.伽博尔的《1945》；缪勒·彼特的《占卜书》等近30部作品。这些作品的翻译出版，对于当代匈牙利优秀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极大影响。余泽民也因此于2017年4月获得由匈牙利政府颁发的“匈牙利文化贡献奖”。颁奖词称：“他一个人相当于一个机构，当代匈牙利文学通过他得以在中国占一席之地”，他在这个领域扮演了“无可替代的重要角色”（5）。

匈牙利语对于一个母语为汉语的中国人而言是相当难学的。匈牙利语被称为“世界语言学上的两个孤岛”之一，“将匈牙利语比作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之一，并不为过。匈牙利语的形成比较复杂，其虽在欧洲但并非属于印欧语系，而是属于乌拉尔语系之一的芬兰-乌戈尔语族……匈牙利语中没有前置词，表示从属关系是由格的形式来体现。匈牙利语的时态、语态、主语表达都体现在词尾的变格上，比如一个动词会有十几或几十种变格，不同的词还有不同的变格方式，一个由几个字母拼写的短词，如果加上各种后置词尾，可能会长达几十个字母。可以说，即使你学会了一个单词的原型，在生活上也有可能用不上。余泽民最初的阅读是从电视周报开始的，一段简短的电影简介，常常要让他连查带问地琢磨半天”（6）。并且，有的匈语作家如凯尔泰斯·伊姆莱、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都爱用不加标点的长句，使其作品的翻译难上加难。2002年，余泽民开始翻译当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凯尔泰斯·伊姆莱的小说《英国旗》，“不料《英国旗》的第一句，就是占用整页篇幅复句套复句的一个长长的句子，为此我整整译了两天”（7）。度过艰难的起步期后，“渐渐地他觉得自己处于发现一个未知世界的惊喜之中。当面对身体的疲惫、劳累、困顿时，凯尔泰斯那些深邃、富含哲理，抑或令人不解、读来时常感到窒息沉重的富有肌理的语言，更让他有一种冥思苦想后释然的解脱和兴奋。作品中那震撼人心的生命力，让他有了一种脱胎换骨般的彻悟，在异国他乡漂泊的他和凯尔泰斯孤独的伟大，有了某种神祇的契合”（8）。余泽民说：“如果从（语言）难度讲，匈牙利语简直是魔鬼的语言，不过正是匈牙利语，为我放下了欧洲文学城堡的吊桥。”（9）后来，在“像蛀虫啃石梁一般颇怀壮烈地翻译完”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的《撒旦探戈》后，他表示：“整部小说从头到尾都是这样黏稠、缠绕、似火山熔浆涌流的句子，而且不分段落，让人读得喘不过气……翻译完这本小说，我感觉从人间到地狱里走了一遭。”（10）

这种炼狱般的翻译经历，不仅是跨越语种、跨越文化的磨砺和修炼，也使他几乎与翻译同时开始的华文小说创作，拥有了优秀世界文学作品这个参照系与高起点。此后，他出版了多部华文小说，包括中短篇小说集《匈牙利舞曲》，中、长篇小说《狭窄的天光》《纸鱼缸》《天笼》《命符》等，文化散文集《咖啡馆里看欧洲》《欧洲醉行》《碎欧洲》《欧洲的另一种色彩》《欧洲细节》，还有艺术家传记《一鸣西藏：油画家范一鸣的艺术与生活》等（11）。他对自己华文文学作家身份常常被匈语翻译家身份所掩盖这件事，颇感无奈与不甘，他曾对采访者特别强调：“我才是地道的欧华作家。”（12）他曾跟笔者谈起：“我的写作长期以来都被翻译所遮蔽，突然读到评论我小说的文字，亲切极了！”（13）他很在意自己海外华文作家的身份。

二

《匈牙利舞曲》：东西方“爱”的文化撞击

余泽民贸然踏上匈牙利国土之后，由于在异国他乡谋生的艰难与语言障碍，他一度患上了“语言功能分裂症”：“听和说用匈语，读用英文，写则用中文。这样一来，中文写作成了我情感表达的唯一途径，成了个体生存的重要形式，因为我是一个必须表达感情的‘聋哑人’。异乡生存，使我变成一个超现实主义与存在主义的混合体。”（14）“对写作的依赖越来越重，依赖写作倾诉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无人倾听的东西，表白内心世界无从假设的丰富情感。先是记录自己的故事，随后记录自己的情感，再后记录自己的观察……直到有一天，我能用文字筑造自己臆想中的现实世界，描摹自己心灵的多重影像。”（15）我们不难在其“匈牙利悲欢三部曲”（《匈牙利舞曲》《狭窄的天光》《纸鱼缸》）中看到，他从记录故事到描摹心灵的多重影像的创作轨迹，以及翻译匈牙利文学对他的创作，从情节到人物、从语言到文化习俗的影响。对此余泽民并不讳言，他说：“恰是发生在我身上的这种时空中的语言隔离，才使我别无选择地从欧洲文学中贪婪汲养，才使我沉心静气地执拗于人性的发现和情感的弘扬。毫无疑问，外语阅读对我的写作至关重要，无论从生存思维、文学品味、创作题材和语言风格上，都有意无意地熏染上了‘欧洲色彩’。”（16）

《匈牙利舞曲》是余泽民2006年出版的小说集，收入了《匈牙利舞曲》《火凤凰》《玻璃鸟》《送你一条鲨鱼》《狗娘》《蚊子的情人》6部中短篇小说。此时，他刚翻译完成并出版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斯·伊姆莱的《英国旗》《命运无常》等小说的中译本。从某种意义上讲，翻译凯尔泰斯的作品真正开启了余泽民的跨文化书写生涯，让他的文学感受有了质的飞跃。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品以其闪烁的睿智思想、丰富的人文情怀、对历史的冷峻开掘，以及质朴的文学精神，启发了他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和文学表现的新视角，这让他获益良多，并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此后的创作。他小说呈现的重点不仅是新移民所遭遇的种种不幸与挫折，更是华人家庭及其子女在异国他乡的真实处境与复杂心态。

中篇小说《匈牙利舞曲》讲述了一对华人夫妇在布达佩斯痛失爱子的不幸遭遇及情感纠葛。小说将读者引向对国族文化、民族心理，以及人伦天性、命运叩问的探究与思考。华人新移民韩钧与郁香冰本是20世纪90年代初“出国潮”中闯荡匈牙利的一对夫妻，他们在商界打拼，自创公司，在异国他乡站稳了脚跟。家中一对儿女乖巧温顺，一家四口都拿到了让人羡慕的定居欧洲的“蓝卡”。然而，随着公司业务的逐渐扩大，原本才华横溢的青年画家韩钧，似乎在跨出国门时就将艺术灵感和才气丢在了“二连（浩特）海关”；而出国前任中学地理教师的妻子郁香冰，却在匈牙利的商场上找到了人生价值，成了叱咤风云的商界女强人。于是，“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和家庭秩序被颠覆，韩钧退居家中，成了家庭“煮夫”，埋头于买汰烧、照料孩子的家庭琐事中。夫妇俩身份的互换，也使他们的婚姻亮起了红灯：妻子出轨匈牙利情人佐尔坦，并向丈夫提出离婚。小说中的人物关系设置，很容易令人想起作者翻译的马洛伊·山多尔的《烛烬》。《烛烬》的主要情节便是一位耄耋将军坐在空寂庄园的昏暗客厅里，对着访客，也是当年的情敌，彻夜长谈，倾诉对亡妻克莉丝蒂娜的怀念的同时，也审判其曾经的“出轨”行为，揭开了一段关于爱情与友情、忠诚与背叛的三角关系（17）。

然而，余泽民所写并非马洛伊式耄耋将军对青春、爱情及难堪的三角恋的暮年追忆，更非“致富后移情别恋”的俗套翻版，而在于经商成功后的妻子对于“糟糠之夫”的嫌弃：在她眼里丈夫不过是“窝囊无能”的代名词。作者也无意将这个在海外华文文学领域司空见惯的伸张女权、否定夫权的题材老调重弹，他将这场婚姻变故、家庭解体之时的人性、情感、命运的拷问，引向文化、教育乃至生命意义的叩问：在布达佩斯一家英国双语学校就读的17岁儿子韩陌，与同学骑车去多瑙湾郊游发生意外而身亡。在接下来处理儿子丧事的过程中，母亲郁香冰在追悔莫及的自责自省中，意外发现了儿子的真正死因：他不仅是同性恋者（这在匈牙利是很平常的事），因与恋人托卡契争吵才发生意外，而且在生前就吐露过“自己很孤单，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爱他”（18）的想法。郁香冰此时才意识到，儿子死亡的悲剧根源在于自己“从来没有跟孩子说过一次‘爱’字，我从来没有想到孩子需要我们把这个字说出口”。韩钧也扪心反省：“这不仅是我们的错，也是我们父母的错，我们祖父母的错，我们曾祖父母的错，是我们文化的错”，因为“可能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样，心里即使有这样的感觉，也不能说出口。我们总觉得，心里有爱就够了。你想想啊，就在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都没有跟彼此说过这个字”（19）。这其实就显示出中国人表达情感时的温柔敦厚、含而不露的文化基因，在遇到开放张扬的西方文化后的种种不适与尴尬。因此，韩陌的死与其说缘于一场交通意外，毋宁说是起于一场东西方“爱”的文化的撞击。于是，作者何以将这部与音乐并不相干的小说取名为“匈牙利舞曲”，也就不难理解了。“匈牙利舞曲”本是德国音乐家勃拉姆斯最著名的由21首钢琴曲所组成的曲集。音乐最能表现民族性格，音乐的力量就在于聆听者的情感会随着音乐的起伏而变化，语言无法达到的效果，恰是音乐的妙处与魅力。“匈牙利舞曲”既表现出匈牙利民族友善又不无忧伤的缠绵之情，又带有匈牙利查尔达什舞曲热情奔放的文化特征。当含蓄内敛的中华文化遇上热烈浪漫的匈牙利文化，岂能不受其影响？余泽民的《匈牙利舞曲》同样写新移民在异国他乡的遭遇，却非同一般地写出了异质文化对中华文化基因的侵蚀。

三

《狭窄的天光》：窥伺与诅咒的心理揭秘

2007年出版的《狭窄的天光》，是余泽民创作的首部长篇小说。它以匈牙利一个偏僻而古朴的小镇为背景，描写20世纪90年代赴欧华人的生活故事与情感遭遇。主人公林斌是一位在匈牙利“练摊儿”的华人小商贩，但他与大多数华人淘金者不同，他娶了一位当地姑娘克拉莉，并生了一个混血女儿小林娜。这段戏剧性的异国情缘，让林斌的人生具有了浪漫传奇色彩。但作者并未着墨于林斌所代表的中华文化与妻子所代表的波希米亚文化的隔阂与冲突，而是浓墨重彩地书写了他们一家所居住的匈牙利小镇的神秘与诡异，以及小镇上的人们看似平静却充满不安和冲突的生活。从某种意义上看，林斌一家所居住的小镇，正是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的《撒旦探戈》中那个令人不寒而栗的荒诞农庄的现实翻版。他们一家的生活始终笼罩着一种不祥的氛围，小镇居民莫名的窥伺与敌意，以及克拉莉的神秘身世，无时无刻不在惊扰他们，最终摧毁了林斌一家的幸福生活：女儿小林娜跳下钟楼身亡，妻子克拉莉带着患有精神病的弟弟消失得无影无踪，徒留林斌一人被带到警察局，陷入“彻底的空寂，说不清是失落，还是解脱”（20）。

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小说有着公开与隐形两个主人公，公开的主人公是匈牙利华人商贩林斌，而隐形的主人公则是那个令人窒息的匈牙利小镇及镇上的居民。余泽民曾在《狭窄的天光》后记中交代，小说的故事背景是冷战结束后的东欧。20世纪90年代初，因匈牙利一度对中国人免签，从而导致“不到三年时间，涌入匈牙利的中国人多达四万！他们的成分形形色色……小说的主人公林斌，就是一个被出国潮卷出来的东北小伙儿。对他来说，出国既是风险，也是机会，一次从天而降的艳遇，改变了他命运的轨迹。不过，这部小说虽然是以一个去东欧淘金的中国人为叙述线索，但我不希望读者将它当成一本‘反映海外华人生活状态’的海外文学来读。事实上，这是一个象征性的关于人群的故事，是一出可能发生在任何年代、任何地方、任何人群的寓言剧”（21）。这就告诉读者，《狭窄的天光》并非一部普通的叙事小说，而是一出充满隐喻意象和象征符号的当代寓言剧。

小说首先讲述了小镇居民对于异乡人的排斥与仇视。这个远离尘嚣的小镇，也令人想起20世纪40年代中国作家师陀笔下的《果园城记》。小镇上的人们世代过着寡淡、宁静，甚至麻木不仁的生活，他们不想也不愿改变现状。然而，顶着一张与他们完全不同的脸、说着并不流利匈语的异乡人林斌，不仅娶了当地姑娘克拉莉，生了一个活泼可爱的混血女儿，还开了一间杂货铺，在小镇上牢牢地安营扎寨。对于镇上的人们而言，这无疑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他们对林斌一家既充满好奇，又满怀敌意，甚至将此后小镇上发生的所有不幸都归咎于林斌一家。一场暴风雨后，邻居家的屋顶被冰雹砸穿，而毗邻大树的林斌家却安然无恙，邻居皮洛什卡大婶心态失衡，在谩骂克拉莉“连男人都偷”后，又对老伴霍夫曼抱怨：“你说上帝公不公平？天上下雹子，凭什么他们躲在树下平安无事，我们的房顶却被砸漏？没错，那棵树是帮了他们，却把本该掉到他们头上的雹子砸到了我们头上！”（22）皮洛什卡大婶、乌尔班夫人等人的胡搅蛮缠，是小镇居民对异乡人林斌一家恶意与敌视的具体呈现。正是这群人最终将林斌一家逼上了绝路。

小说还写了小镇居民通过窥伺缓解好奇引发的焦虑和对立情绪。小镇上的土耳其人、吉普赛人，以及祖祖辈辈生活于此的当地居民，虽然一起做弥撒，一起聊天喝酒，看似亲密无间，其实人心隔肚皮，谁也没把别人当作朋友。表面的一团和气都是假象，实则以邻为壑，甚至满怀敌意。他们“既希望与周围人产生联系，又担心失掉自己用长久的孤独所换取到的安全感。于是，许多人选择了防卫过度的自我隐藏，选择了既满足私欲又避免面对的暗中盯窥，就像两户同住塔楼的对门邻居，即便整日扒在‘窥视孔’彼此偷看，也不愿在楼道擦肩而过时主动打招呼。这是一种猥琐、病态的脆弱关系，是一种虚设、单向的不真实关系。这种关系，在处于社会改革和经济转型期内的东欧社会，更是暴露得淋漓尽致”（23）。这不禁让人想起那部曾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电影《窃听风暴》（Das Leben der Anderen）。影片讲述了东德国家情报局“斯塔西”以非法手段窥探公民私生活之事。渴望升迁的东德秘密警察卫斯勒，奉命监视著名剧作家德瑞曼和他的女友西兰的私人生活。这一令人发指的窥探行动，后因良知未泯的卫斯勒的改变而告终，剧作家及其女友也得到了善意保护。但在《狭窄的天光》中，作者向我们展示了当代人共有的时代癖症——窥伺。夫妻间的窥伺、邻里间的窥伺、孩子间的窥伺，人对动物乃至天使的窥伺……层层叠叠的窥伺网，折射出当代人在日益分化的社会中孤单、陌生、惶恐、怀疑、好奇的心态。暴风雨过后，皮洛什卡大婶之所以谩骂克拉莉，就是因为她偷听到林斌一家对于自家门前大槐树能遮风挡雨的赞叹，她听到克拉莉说：“咱家只要有这棵树在，屋子根本用不着人看。你看，刚才下了那么大雨，咱家就连窗台都没湿。”（24）因此，这棵树也被她视为“祸根”。之所以对窥伺这种带有普遍性的“性本恶”进行描写，余泽民曾向笔者强调过，是受到了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撒旦探戈》的启示。

《狭窄的天光》中的这棵大槐树之所以会成为影响甚至改变小镇生活的“祸根”，并非在于树本身，“而是人们折射在它身上的、诡谲多变的人性演绎。小说里的树，是一个符号，一个象征善良的生命符号。生活中，每个人都会怀有这样那样的隐秘负罪”（25）。理解了这一点，也就能理解《狭窄的天光》的题旨：狭窄的不只是天光，还有人心。这也是余泽民翻译的诸多匈牙利作品所揭示的“隐秘负罪”的集体潜意识。

四

《纸鱼缸》：

包裹在青春肌肤下的国族痛史

余泽民直言自己不想做个“只写中国人的华语作家”（26）。小说集《匈牙利舞曲》中的主人公，大半还是在异国他乡谋生的中国人；长篇小说《狭窄的天光》虽把男主人公孤零零地置于小镇居民的窥伺目光下，但讲的还是华人在域外的生存与情感之殇。而在2015年完成的长篇小说《纸鱼缸》中，新移民故事已不再是他写作的核心。该小说平行展开的三条线索相互交错，异乡人与本地人的戏剧性相遇穿越了文化冲突的表层，更多地带出了匈牙利人的家族、传统与历史，以致给很多读者的感受是：不像中国小说。作者也并不讳言：“在这本书里我有意识地做了几件事：讲述别人没讲过的青春关系，讲述中国读者不熟悉的欧洲历史，讲述几个别人写不出来的文学场景，当然还有讲述本身，我希望能在我的文学语言里呈现出一个跨文化写作者所该具有的跨文化的华语特质。不管这些野心是否实现，但我的努力是诚恳的。”（27）

《纸鱼缸》虽然“不像中国小说”，但其切入点依然是一个中国人与欧洲文化、历史的相遇相交。司徒霁青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北京，其家庭受到过“文革”冲击，这令他整日担惊受怕。经历过动乱的荒诞岁月，他一度信念崩塌，对其生活的环境总是怀着一种排斥、逆反心理。长大后，他对浑浑噩噩的生活感到厌倦，在其忘年交兼精神导师梁钺的帮助与怂恿下，他选择出国，阴差阳错来到了美丽而又充满冲突的匈牙利“练野摊”。而此时，苏联和东欧刚解体不久。在匈牙利他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匈牙利青年佐兰。他与佐兰一见如故，小说围绕这两位青年，讲述了一群年轻人的生活故事、爱恨纠葛，以及他们的家庭、种族、历史、时代与个人命运的悲欢经历。《纸鱼缸》突破了海外华文文学仅关注中国移民在异国他乡生存的主题，转而将文学触角伸向了欧洲的厚重历史及其时代风云。因此，《纸鱼缸》具有了19世纪以来欧洲文学经典所具有的人文主义元素与历史沧桑感。

小说讲述了司徒霁青，一个曾经历过动荡时代的青年人，他与大多数成长于“文革”时期的青年人一样，原有的价值观崩塌，怀疑自我的身份并感到焦虑。别人出国为“淘金”，而司徒霁青则是为了逃离。在踏上匈牙利的土地后，他希冀在异国他乡寻找到真正的自己。而匈牙利青年佐兰则一心想逃离清凉谷这个令他感到窒息的小镇，想要逃离这个承载过多历史遗存之地，虽然最后佐兰付出了生命代价也未逃离此地，但这两个不同国度的青年的逃离，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一种双向奔赴。司徒霁青与佐兰等一群不同出身、经历的年轻人，在匈牙利的土地上走到一起，共同谱写了一段浪漫而又悲壮的历史。“他们就像纸鱼缸里的鱼，鱼缸是历史，也是他们的青春，他们看似美好、自由的青春，只是一个一不小心就会被捅破、根本无法装水的纸做的鱼缸。”（28）装在“纸鱼缸”里的“鱼”面对着不可知的重重危机，命运岌岌可危。在马扎尔族与吉普赛族激烈的冲突中，佐兰惨死于异族之手。他像殉道者一样，成为匈牙利种族争斗舞台上的祭品。

这是一部波澜起伏的匈牙利民族的悲壮历史。如同天使般善良与纯真的佐兰，他的青春与生命虽然短暂，其身上却隐藏着一部波诡云谲、不乏悲情的匈牙利国家变迁史。佐兰出身于匈牙利贵族莱哈尔家族，曾经祖祖辈辈承袭爵位。随着历史风云变幻，曾经的莱哈尔家族已荣耀不再。佐兰和他的家族见证了匈牙利最动荡不安的一段历史。其祖父莱哈尔·莫里茨“年轻时险些改写过匈牙利历史”（29）。1943年，他作为匈牙利摄政王充分信任的秘密使者圣·久尔吉·阿尔伯特教授的得意门生，参与了当时的秘密活动。这位经历过1919年匈牙利革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官，因匈牙利突然被希特勒出兵占领、摄政王被软禁、阿尔伯特教授流亡国外，不得不藏匿于清凉谷，“从那之后他放弃了事业，对祖国失望，当了隐居山林的职业猎手”，远离社交圈与政治圈，成为两耳不闻窗外事的隐士。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佐兰的父亲卡洛伊和母亲尤安娜竟然成为秘密警察的“线人”和告密者，在东欧发生剧变之前，他们互相监视（窥伺）并彼此隐瞒了几十年。“自从母亲的那段历史在媒体上曝光，佐兰跟外界的联系突然少了……尽管他不相信母亲会是恶人，但那毕竟是一段不光彩的历史，至少他不得不正视人的复杂。”（30）而佐兰作为一个经历了1989年东欧历史巨变、匈牙利社会还处在激进和痉挛中的青年，这个“虽亲历了历史、但还不了解历史的年轻人来说，选择激进要比理智容易也更合理，年轻人的进步更趋向于破坏、否定和简单化”（31）。

佐兰及其家族的命运，贯穿着一部20世纪匈牙利国土面积锐减、体制更迭、纳粹入侵、东欧剧变等国族痛史。20世纪初叶，国力强盛的匈牙利王国以奥匈帝国成员身份参加一战，于1919年爆发革命，被迫签订《特里亚农条约》，丧失领土面积的四分之三，变成一个小国，国力与国际地位严重受损。二战爆发时，匈牙利为雪国耻，先是加入轴心国，曾短暂收复部分失地，最终因苏联反攻而战败，再次被迫割让土地。战后的匈牙利彻底丧失主权，成为“华沙条约”盟国之一。1957年，更因苏联强行出兵镇压布达佩斯民众而爆发举世震惊的“匈牙利事件”。1989年苏联解体后，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消失，随后出现的匈牙利共和国突然倒向西方阵营，墙头改插资本主义大旗。书中两位主人公司徒霁青与佐兰的相遇相识，就处在这国家、民族、历史阵痛的皱褶之间，这注定要给他们的青春成长带来悲痛与迷惘。

马扎尔人与茨冈人（吉普赛人）的种族冲突，也是匈牙利国内长期无法调和的民族矛盾。佐兰与其同性恋人贝拉，一个是清凉谷马扎尔贵族后裔，一个则是茨冈人后代。在他们生活的清凉谷，马扎尔人与茨冈人有着种族世仇。佐兰与贝拉跨越文化偏见与种族仇恨而相爱，最后还是难逃成为种族争斗祭品之厄运。在激烈的种族冲突中，无辜的佐兰被贝拉的父亲拉斯洛暴打，又被茨冈人凌辱折磨而死。匈牙利民族矛盾冲突造成的人类之痛、人性之殇，在小说结尾处达到高潮，“世上最博大的宽恕莫过于死亡。佐兰死了，周围人之间的恩怨慢慢都自动归零”（32）。参加佐兰的葬礼让亲历中国和匈牙利两国两段动荡历史的司徒霁青，深深感到了自由的不易和生命的珍贵，以及个体在历史中角色之渺小。

正如余泽民所说：“《纸鱼缸》这本书，我是第一次有意识地植入历史，努力用个体的记忆抵抗集体的失忆。”（33）他还引用一位书评者的话：“这段历史于我们是如此的熟悉，在我们不忍直视自己的历史之际，他人的历史就犹如一面镜子，照出我们的来路。”（34）这段话不仅是余泽民创作《纸鱼缸》的本意，更是他在与匈牙利作家，如凯尔泰斯·伊姆莱、艾斯特哈兹·彼得、纳道什·彼得和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的交往与作品翻译中，所感受到的“用个体记忆历史”的作家责任感。

更有意思的是，余泽民的长篇小说《纸鱼缸》，其植入历史的文学书写与艺术价值也获得了匈牙利文学界的认可。其匈牙利语版《纸鱼缸》于2023年7月由科舒特出版社出版。他的这部作品被誉为“匈牙利当代文学的中国声音”（35）。这充分表明，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以打破语言的壁垒，成为具有世界性的文学瑰宝。

结 语

综上所述，余泽民不仅在翻译、传播匈牙利优秀文学作品这个领域扮演了无可替代的重要角色，更是一位能写出传递人类精神内核的出色的欧洲华文作家。难能可贵的是，他对于现实世界始终保持着敏锐、感知与思索。他在2021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天笼》（36）中，以魔幻现实主义的笔致，描写了一位在布达佩斯不幸染上病毒而死亡的华人移民的亡灵，在离开肉身后对前世今生的追忆与忏悔。这篇小说秉承了余泽民由《匈牙利舞曲》《纸鱼缸》等作品一贯的对于东欧华人移民在异国他乡的生存现状，以及生命、爱、欲望、命运、情感世界的关注与描述，但不同的是，此篇更为注重的是对客死他乡的灵魂归属的叩问与生命意义的审视，既是异国移民的警示，更是华人生命的哲思，因而更具有震撼力与颠覆性。

从这个意义来说，余泽民的小说不仅突破了海外华文文学关注中国移民在异国他乡生老病死的寻常主题，将其文学触角伸向异域的文化、历史、时弊及其族群命运，更具有19世纪以来欧洲文学的人文关怀、人性考察、哲学意蕴与历史隐喻等特质。这种置身于中西两种文化之间而又能自由出入的跨文化书写，无疑成了余泽民华文小说与众不同的闪亮“名片”。

注释：

（1）（14）（21）余泽民：《一群善良人的无辜罪孽——〈狭窄的天光〉创作谈》，《狭窄的天光》，第342、338-339、341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

（2）（12）（26）（33）（34）卷虹：《作家余泽民：我才是地道的欧华作家》，《南方人物周刊》2016年11月8日。

（3）（4）（9）（15）（16）周晓枫、余泽民：《旅鸟之翼（访谈）》，余泽民：《狭窄的天光》，第324、325、324、322、325-326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

（5）《余泽民获“匈牙利文化贡献奖”：翻译家是孤狼》，中国作家网，2017年4月27日。

（6）（8）董兆林：《一个人和一个“小国”的伟大文学》，《文学自由谈》2018年第3期。

（7）钱虹、余泽民：《成为他们的“中国声音”》，《文艺报》2026年3月4日。

（10）余泽民：《活在陷阱中跳舞》，〔匈牙利〕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撒旦探戈》，第3页，余泽民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

（11）余泽民作品主要在2005年后陆续出版，包括中篇小说集《匈牙利舞曲》，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长篇小说《狭窄的天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长篇小说《纸鱼缸》，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文化散文集《咖啡馆里看欧洲》，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欧洲醉行》，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碎欧洲》，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欧洲的另一种色彩》，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欧洲细节》，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7；艺术家传记《一鸣西藏：油画家范一鸣的艺术与生活》，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6。

（13）2025年10月17日余泽民与笔者的微信交谈内容。

（17）见〔匈牙利〕马洛伊：《烛烬》，余泽民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

（18）（19）余泽民：《匈牙利舞曲》，第41、41-42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20）（22）（24）余泽民：《狭窄的天光》，第320、141、140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

（23）（25）余泽民：《后记》，《狭窄的天光》，第342、341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

（27）余泽民：《历史，在青春的肌肤下》，《文艺报》2016年12月30日。

（28）顾祎、程方圆：《流浪诗人余泽民》，《别样凝眸：欧洲华文文学研究》，第19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29）（30）（31）（32）余泽民：《纸鱼缸》，第171、169、169、384页，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

（35）《匈牙利读者俱乐部分享余泽民作品〈纸鱼缸〉》，中国作家网，2023年7月4日。

（36）余泽民：《天笼》，《江南》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