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26年5月，诗人小海的诗集《温榆河上的西西弗斯》和家政女工施洪丽的非虚构作品《嬢嬢勇猛》正式出版，两位都来自北京新工人文学小组，是第一次出版作品的素人作家。随着“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普通人参与文学创作已经成为新大众文艺时代重要的文化现象。这些从事物质劳动与文化劳动的新型脑体劳动者，不仅改变了被书写者的位置，而且实现了本雅明意义上的“作为生产者的作家”，通过改变文学生产关系让读者从消费者变成生产者。

作为创作主体的劳动者

在新大众文艺中，素人写作现象非常突出，有一批劳动者用文学的方式讲述自己的故事、书写精彩人生。2017年4月，家政女工范雨素在互联网媒体“界面·正午”上发表《我是范雨素》一文，瞬间成为爆款。这篇文章以自传的方式呈现“我”的故事，既是女性个体的生命经验，也展现了作为隐身人的家政女工从事家务劳动的过程。这成为后来素人写作的两类典型故事：一是个体的生命史，二是把劳动和工作作为书写对象。2023年，随着胡安焉的非虚构作品《我在北京送快递》、王计兵的诗集《赶时间的人》的流行，开启了素人写作的新浪潮，青年批评家项静、霍艳等借用素人演员的概念来描述素人写作。其实，1936年茅盾在《中国的一日》的序言中就把书中大部分普通人写的作品命名为“‘素人’的‘处女作’”，这或许可以作为素人写作与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的遥远呼应。

素人写作是指普通人进行文学创作，是新大众文艺中的重要类型和代表。实际上，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涌现的大量职业作家都经历过从素人到专业作家的转变过程。早在根据地时期，下基层的新闻、文艺工作者就鼓励群众参与新闻写作，形成了工农通讯员和群众写作运动的经验。这种业余创作、大众写作一方面可以弥补农村缺少的专业化知识分子，另一方面也是人民群众以主体的方式参与新闻实践、文化生产实践。新中国成立后也专门培育过工农兵作家，可以说素人写作是20世纪以来群众写作、业余写作的当代延伸。近十多年来，新兴的素人写作有两个重要背景：一是2010年非虚构写作理念的引入，很多素人写作一开始都带有非虚构写作的底色，如范雨素、胡安焉等；二是移动互联网时代，智能手机为作品创作和发表提供了技术便利，如家政女工李文丽和施洪丽都用手机在工作间隙进行创作，而更多的素人创作者通过自媒体平台发表作品。

2024年第7期《延河》杂志上发表的《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一文提出，新大众文艺是“一场创作者的革命”，“无论身份，不论阶层，门槛消弭，圈子打破，人人皆可为作者，老少皆可成博（播）主”。素人写作具备新大众文艺的典型特征，即普通人是文艺生产的主体。大部分素人作家都是普通劳动者，比如陈年喜、范雨素、胡安焉、王计兵、小海等，他们观照自身、观察时代，用鲜活经验和生动语言给文学创作带来新面貌。素人写作具有双重文化价值：一是重建了文学与时代、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他们以文学为媒介展现多彩的人生阅历和生活经验，使得文学作品充满了生命力，如《我在北京送快递》《我在北京做家政》等作品通过对工作细节和劳动过程的描写使得生产者、劳动者从隐身状态变得可见，这本身是对以消费者为主体的大众文化的反思；二是文学、文艺生产作为一种创造性的精神劳动满足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来自新工人文学小组的范雨素、李文丽、小海等凭借新大众文艺创作者的身份参与各种文学交流活动，认识了许多喜欢文学的朋友，反过来激励他们变成更自信、更自主的劳动者。

近期，范雨素以新大众文艺代表的身份在《求是》杂志（2026年第5期）发文《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特别提到“文学创作让我从被动活着转换成主动活着”，正是文学、文艺赋能普通劳动者，使其成为更具主体意识的文化生产者。

新型脑体劳动者的社会意义

素人作家有可能转变为专业作家，也有可能保持业余状态。这些从事物质劳动与文化劳动的双重生产者突破了传统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二元划分，成为了具有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双重属性的新型脑体劳动者。随着新大众文艺的兴起，这种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相融合的新型脑体劳动者成为新的主体状态，既联系着后工业时代脑力劳动体力化的趋势，也与体力劳动者有更多的机会以“用户生产内容”的方式参与非物质劳动有关。

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分化过程与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有关。18世纪工业革命的爆发使脑力劳动被逐步剥离出生产现场，形成了脑力劳动主导生产、体力劳动执行操作的分工。脑体劳动的对立不仅有社会制度的支撑，更有西方现代哲学身心二元论的思想来源。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确立了精神优先于肉体的认知，这种身心二元论直接转化为脑力劳动是理性、智慧、支配的象征，体力劳动是感性、肉身、服从的象征，如《绿野仙踪》（1900）、《大都会》（1927）等文学、电影作品将这种二元对立具象化，把人类简单区分为“有脑子的人”与“做体力的人”。以体力劳动者为主体的素人作家通过双重劳动实践打破了传统脑体劳动的二分逻辑，其创作实践具象化了新型脑体劳动者的特征，显示了新大众文艺的社会价值。素人作家多从事快递配送、外卖骑行、家政服务、建筑施工等工作，他们利用业余时间，以文字为媒介，将自身的劳动体验与生命情感转化为文学，实现了精神层面的非物质生产。这种劳动以智力、情感、思想为要素，为社会提供了独特的文化视角。

素人写作构建了体力劳动者的主体间性认知，打破了脑体劳动的身份隔离。在素人作品中，体力劳动者通过近距离观察，发现脑力劳动者同样面临着时间焦虑、工作压力、生存困境等问题。如范雨素曾写过两篇关于记者话题的文章《2017，我采访了11个记者》和《我采访的记者》，认为“记者也是很辛苦的劳动者”；李文丽曾在文章《家政人的一天》中观察到雇主们也处于一种紧张的工作状态，是另一种“没有多余的时间”的“赶时间的人”，这些认知打破了脑体劳动的界限。后工业信息时代，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重构了脑力劳动的形态，如程序员、新媒体从业者、平台运营者等脑力劳动者，其劳动体验与体力劳动者高度趋同。脑力劳动者开始用“打工人”“搬砖人”等体力劳动话语进行自我命名，这种戏仿式的话语是对自身劳动者身份的重新确认。如大厂职工张小满创作的《我的母亲做保洁》以第一人称视角书写了母亲作为保洁员的劳动日常，“我”作为同样“困在系统里”的主体，对母亲、对体力劳动者有了更多认同。这也正是以书写劳动、工作为主题的素人作品之所以获得流行的社会基础。

可以说，新型脑体劳动者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文化现象，而是后工业信息时代劳动形态转型的结果。在互联网技术下，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不再是相互割裂的两极，而是呈现出体力劳动者智力化、脑力劳动者体力化的双向趋势。这推动了新型脑体劳动者的主体建构，为形成尊严、平等、包容的新劳动者文化提供了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