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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花形态与协作互助机制 ——论网络文学何以成为“新大众文艺”
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 | 李强  2026年09月15日08:24

编者按:

“新大众文艺”被提出后,迅速成为新时代文艺评论与理论研究热点,两年多来,出现了一大批评论、研究文章,推动了创作发展,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影响其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紧贴艺术实践展开的更具理论穿透力、概括力的研究成果。为此,我们特约四位学者“解剖麻雀”,分别聚焦网络文学、游戏、竖屏微短剧、重大题材影视剧,既追溯其“新大众文艺”品格形成的历史、美学原因,更直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意见建议,希望对同道有所启发。

摘要:探讨中国网络文学与“新大众文艺”之间的关系,需要立足于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实践状况。中国网络文学是繁花形态的文学,至少由“抒情写手”“故事大众”和“文学青年”三类文学人群参与创造。这些形态背后有着相似的协作互助机制,让人人都是网络作家,写出自己的网络文学。协作互助机制推动了新经验的表达与新文艺资源的融合,让网络文学承担起了群众写作功能,实现主流价值引领,带来了“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的繁荣。

关键词:网络文学;新大众文艺;繁花形态;协作互助

中国网络文学规模巨大、内涵丰富,可从诸多视角展开研究。2024年下半年以来,“新大众文艺”成为理解包括网络文学在内的当前文艺的新坐标。围绕网络文学与“新大众文艺”关系的研究,拓展了人们对于网络文学的理解,也让“新大众文艺”的探讨有了具体支撑。但这些探讨需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若缺少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坐标,特别是革命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实践的历史视野,就很容易把“新大众文艺”等同于新媒介语境下的大众文化工业,只关注到网络文学作为文化工业的特征,而忽略其文化政治向度,便无法阐释大众文艺之“新”。另一方面,若局限于“纯文学”视野,从精英文学观念出发,容易将大众文艺视为“纯文学”“下沉”的产物,只会聚焦“纯文学”的“出圈”营销,远离了大众的文学实践现场,容易造成一种错觉:仿佛一切都是纯粹艺术在变得世俗化和大众化,而不是大众内部生成的自己的文艺在发展壮大。总体来看,当前文学格局已经高度分化,若立足于局部经验展开讨论,既缺乏穿透力,也无法提出针对性的建设意见。要探究网络文学何以成为“新大众文艺”,进而回答如何“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的问题,需要在社会主义文艺实践的总体视野下,深入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现场展开观察。

01

大众创造了繁花形态的网络文学

互联网媒介具有革命的潜能,但这些潜能的发挥受到现实条件的制约。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模式、管理方式与文化生态,由中国的现实语境决定。中国网络文学的实践主体,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进入互联网的广大文学爱好者群体,而非某种超历史、去政治化的“文学性”“媒介性”力量。这些爱好者的审美趣味、艺术追求塑造了中国网络文学的具体形态,也部分地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学的面貌。

从媒介技术发展的角度看,互联网并非一日成形、一成不变的,它有一个从“精英乐园”到“基础设施”的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进入网络的人群也在变化。他们所携带的文化资源、代际经验,所创造的“网络文学”也有差异。中国网络文学目前以类型小说(“网文”)为主流,但并非只有类型小说的“一枝独秀”,而是多种文体形态的“繁花竞放”。在不同时期被冠以“网络文学”之名的作品,内在差异巨大,甚至大过外部所谓的“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之别。其中的一些形态并非类型小说的过渡状态,而是独立、持续性的文学存在,它们的参与者规模和作品数量,可能比类型小说要大得多。中国网络文学这种多文体繁花竞放、多种可能性并存的形态,可以称为“繁花形态”。

互联网在全球范围内兴起时,中国正经历改革开放后的社会飞速发展期。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文学需求多样化,亟待满足。网络空间的出现提供了多种文学发展的新通道,形成了多样的文学共同体。根据这些共同体的审美趣味、生产机制等方面的差异,中国网络文学的“繁花”至少可以划为三类:“抒情写手”的狂欢游戏,“故事大众”的类型小说生产消费和“文学青年”的“纯文学”技艺操演。与之相应的网络文学制度,是“榕树下模式”“起点模式”和“‘纯文学’预备模式”。三种模式对网络媒介潜能的发掘侧重点是不同的:“榕树下模式”的核心是榕树下网站探索的编辑审核制,主要是将网络作为稿件收集、发表的渠道,再依靠传统出版获得收益,维持运转;“起点模式”以起点中文网探索出的VIP付费阅读制度为核心,建立了依托于网络自身的文学生产体系;“‘纯文学’预备模式”是“文学青年”自发形成的成长路径,大量“文学青年”通过网络交流学习“纯文学”技艺,后来进入传统文学体系,为传统文学带去了新的特质,也为网络文学保留了商业化类型小说之外的可能性。

具体来说,“抒情写手”早期的代表有痞子蔡、李寻欢等。他们创作了大量心情日记、球评、时评、段子等碎片化作品,他们的小说(《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缘分的天空》等)具有自传性和表演性,也像是“抒情写手”的狂欢记录。“抒情写手”的创作在2000年前后一度成为网络文学的代表。在榕树下网站衰落后,“抒情写手”转移到了天涯论坛、QQ空间、博客、百度贴吧、豆瓣等平台,移动互联网兴起后,他们活跃在LOFTER、微博、微信朋友圈、知乎、小红书等平台。他们的创作形式更加丰富(加入了图片、音频、短视频等),互动性也更强。“抒情写手”的狂欢侧重个体情感表达,是中国网络文学最初、也最具生命力的形态之一。

“文学青年”特指以文学为志业的青年。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当代文学生产机制发生了市场化转型,“业余作者”通向“专业作者”的道路基本被阻隔。1“文学青年”中的大多数无法被转型中的文学体制所安置,他们亟须一个新的成长空间。互联网的出现为“文学青年”提供了通向“纯文学”事业的路径,这种路径可以被称为“‘纯文学’预备模式”。早期上网的“文学青年”,多是民间的文学社团成员。例如,1991年成立的黑蓝文学社,主打先锋小说,编印有文学杂志《黑蓝》。他们建立的黑蓝文学网,成为重要的网络“纯文学”基地。著名的论坛还有新小说论坛,活跃者有艾伟、徐则臣、盛可以、曹寇、李修文、张楚等“70后”。他们当时的创作,“更注重小城镇的个人成长经历和边缘化的日常生活经验,呈现与八十年代文学标本完全不同的非主流的面貌”2。正如张楚总结的,“这是一个自我修正、自我认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懂了自己,懂了别人,也懂了小说”3,网络之于“80后”,是更加日常化的交流空间。虽然此时文学体制中有了“新概念”作文大赛这样的选拔通道,但互联网仍然构成了他们在文学体制外的重要交流空间。这些空间主要还有萌芽、“暗地病孩子”(sickbaby)、黑锅等网络论坛。4张悦然认为,在网络论坛“那种安静的环境里,写作是简单纯粹的事,任何变化和发现,都让我们自己感到喜悦和满足。在写作最初,也许需要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阶段,让写作者把他的根扎得更深,更牢固一些”5。但“80后”写作的商业价值很快被“书商”发掘,他们先后离开了论坛,有的成为畅销书作者,也有少数依托于传统文学体系继续进行“纯文学”创作。后来,更多“80后”“90后”的“文学青年”聚集在豆瓣网,通过小组和书评、影评、乐评等交流区,探讨文艺作品,锤炼文学技艺。这些“文学青年”中成长较快的班宇、杨知寒、陈春成等人,6已成为“80后”“90后”作家中的翘楚。

在网络文学三种形态中,当前被讨论最多的就是“故事大众”的网络类型小说。起点中文网在2003年探索出了VIP付费阅读制度,采用“微支付”的模式,对单章连载的类型小说收费,以低廉价格吸引读者。与此同时,起点中文网也开始建立职业作家制度,保障网络作者的收益,让网络职业化写作成为可能,由此形成了“起点模式”。“起点模式”下的网络文学生产完全脱离了传统文学体制,源源不断地生产类型故事,满足着“故事大众”的消费需求,实现了依靠网络的正向循环。

从当代文学变革与“新大众文艺”发展路径的角度看,三种形态的网络文学实际上对应着当代文学在新时期发生分化后的三大方向:“抒情写手”狂欢游戏的大众化特征最为鲜明,它是未被体制化、规范化的“文学”,进入互联网后,他们的创作不再受到纸质发表的容量限制,互动效率也大大提升。“纯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成为一种体制化的文学,需要走出纯粹的艺术实验探索,重建与现实生活的联系,网络提供了体制之外的“纯艺术”交流空间,可以孕育新的经验。“文学青年”虽未彻底脱离传统文学体系,但他们借助网络论坛、网络刊物、杂志书等形式,开辟了多种渠道来践行共同体的“纯文学”理念。“故事大众”热爱的类型小说是新时期文学中满足大众欲望的部分,通过在线付费阅读制度和职业作家制度,“故事大众”绕过了以“书号”为中心的传统文学出版体制,推动了类型小说生产的繁荣。这些形态不同的网络文学,满足着人们不同的文学需求,促进了“新大众文艺”的繁盛。

02

协作互助机制让“人人都是网络作家”

在讨论“新大众文艺”问题时,人们通常会说:人人都是艺术家。这句话不仅仅是在描述新媒介变革让普通人也可以创作这一事实,实际上也在强调审美民主、艺术平等的理想追求。在当代中国语境下,“人人都是艺术家”反映了社会主义文艺的理想追求。网络基础设施为“人人能创作”提供了现实条件,但要实现“人人都是艺术家”的理想,还需要具体的生产机制支撑。从社会主义文艺的使命来看,“新大众文艺”不是简单地将精英文艺变得大众化、通俗化,而是让文艺呈现人民大众在生活、劳动、情感等方面的新经验,并且发挥优秀文艺作品凝聚共识、鼓舞人心等作用。只有弄清楚是什么机制使“人人都是艺术家”,才能更好地完成上述使命,推动“新大众文艺”的繁荣发展。

在现代社会分工背景下,“人人都是艺术家”的文艺理想应该由协作互助机制支撑起来。协作、互助都是文艺实践中的工作模式。协作是指“若干人或若干单位互相配合来完成任务”;“互助”即“互相帮助”。7具体到文艺创作中,协作是文艺生产的各个部分在明确分工的基础上,相互配合,形成合力。互助包含协作之意,但一般是在更大的理想目标下,以自发的方式展开的协作,具有探索性、超越性。对于当前的文艺来说,协作对应的是当代文艺生产传播机制的专门化、分众化特征,互助对应的是个体的文艺创作实践分散化、圈层化的特征,普通作者需要联合起来,取长补短,发挥集体力量,创造出更高水平的文艺作品。

当前文艺市场中有影响力的文艺形式如网络文学、影视剧、电子游戏等,都是文化工业的产物。其艺术水平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化工业各部门的协作水平。网络文学的平台是多样的,大部分研究者关注的是“起点模式”下的类型小说生产平台,这类平台的协作互助机制高度商业化,但其基础是“去中介化”的,“从文学活动中最基本的作者—读者关系出发再造了整个文学链条”8。从作品内容看,网络类型小说的演进,离不开无数作者和读者的互动。这些小说有相对严密的世界体系,在元素融合、节奏控制、升级体系等方面,都有明确可控的路径,能够精准地形成“爽感模式”。这意味着创作变得有套路可以借鉴,能源源不断地吸引新人参与进来。随着新人的加入,这些小说的体系日益丰富,题材内容也会逐渐多样化。从外部看起来,网络小说是模式化的,但从内部看,恰恰是这些模式提供了互助基础,降低了创作门槛,让新人作者可以贡献新经验,展现个人才华。

“抒情写手”主要活跃在网络论坛和社交平台,他们很难进入(或者忍受)类型文学网站这样的协作机制,其写作更多地呈现出个体化、分散化特征,体现了网络创作的互助性。从早期的网络论坛到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微博、微信朋友圈、小红书等,这些平台上生产的作品是非类型化的,很难形成某种叙事模式、基础设定,但它们在一定时期内反映的情绪是极其相近的,互动性并不弱于类型小说。每一个抒情者,都是一种情绪的转化与传播节点,这些互助最终促成了网络文学的共创与流传。

在“纯文学”论坛上,“文学青年”彼此鼓励,交流、切磋文学技艺,也获得了互联网这个全新的观察现实生活、思索生存意义的通道,他们理解的文学与时代、虚构与现实等关系问题,与前辈出现了差异。这个互助过程相对复杂而漫长,从线上到线下,再到进入文学体制,能形成更加紧密的“纯文学”共同体,给传统文学带来更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需要在新视野中才能理解,例如新小说论坛上的活跃者后来也是“70后作家”的代表人物,他们早年在网络共同体中呈现的“小镇经验”,在某种程度上主导了人们对“70后写作”的想象。但这些交流经验并非从传统文学出发的“70后写作”概念所能涵括的。9随着互联网成为基础设施,网络共同体的交流互助对当代作家的影响会更深入。对这些作家作品的研究,除了挖掘他们在现实中的地域、身份、教育等背景因素之外,还应该发掘他们参与网络共同体的经验。对互联网条件下的文艺生产来说,后者或许更重要。

“抒情写手”“故事大众”“文学青年”几乎同时出现于网络空间,他们游走在不同“模式”之间,身份可以转换,作品形态也可以转化。当《繁花》以《独上阁楼,最好是夜里》的名字连载于上海弄堂论坛时,它是上海怀旧故事的集缀,没有主线。这是典型的“抒情写手”在分享怀旧故事。作者匿名,连载中并无多少发展“文学志业”的雄心。但作品连载期间引来了读者的“围观”,获得了不少即时反馈。金宇澄要“做一个位置极低的说书人,‘宁繁毋略,宁下毋高’”10。“有时候我写了一段非常静态的,底下的回应就很沉闷,没有几个人,我就会警惕:这段是不是太闷了。这个网站里面都是看小说的,五十岁上下的小学中学老师特别多,人也客气,不会骂你。他们应该代表了基层的文学读者。”11这种状态像极了“故事大众”的创作,只是没有进入“起点模式”。弄堂网的网友贡献自己的“上海故事”,金宇澄将它们吸纳到《繁花》中。金宇澄后来以资深文学期刊编辑的眼光完成了作品修订,让《繁花》得以符合“纯文学”的标准。在改编为网络剧时,王家卫团队为《繁花》找到的故事主线则是商战,这是小说原著中没有的内容,却是网络重生小说中常见的桥段。在影像化过程中,“故事大众”的“升级爽感”,“抒情写手”的“怀旧碎片”,与“文学青年”的“雕刻时光”,完成了深度的协作互助。应该说,大多数网络文学作品并不具备《繁花》这样的转化契机,但他们的探索经验和协作互助并未停止,而是沉淀在无数作品中,共同制造了网络文学的“繁花形态”。

03

互联网条件下的群众写作与主流价值引领

在论及网络文学与“新大众文艺”的关系时,许多论者注意到了网络文学与20世纪大众文艺实践之间的历史联系,这是必要的“长时段”视野。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时段”视野下,更具有参考价值的坐标是群众文艺和“主旋律”文艺,二者都是国家体制主导的文艺实践形态,曾在繁荣大众文艺的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在网络时代也需要转型升级。

群众文艺是“20世纪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服务于群众、群众创作的文艺形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群众文艺开始衰落,基层群团组织也随着单位制的瓦解而被边缘化。”12互联网提供了新的群众文艺实践空间,许多创作者并未直接加入群众文艺组织,也没有进入群艺馆之类的场所,而是通过互联网交流,自发形成了无数的文艺共同体,这些共同体是群众文艺繁荣的基础。这些文艺共同体依存的网络空间,是由国家建设和维护的基础设施,因而也可以说网络群众文艺间接得到了国家体制力量支持。但这些文艺共同体在发展中面临的诸多问题,需要更直接、更有效的扶持和引导。研究者应该聚焦于这些实际问题,深入现场去做群众和体制之间的沟通桥梁,而不是拿着理论找材料,做一些居高临下、隔靴搔痒的精致文章。

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文艺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促进了文艺的多样化,但文艺多样化也伴随着思想多元化,容易造成价值失范等问题。弘扬“主旋律”,是在多样化的文艺格局中坚持社会主义主导文化。“主旋律”文学是“反映国家所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或社会文化价值的文学作品”13。“主旋律”文学作品众多,其中一些通过影视改编获得了较大知名度,但也存在模式化、套路化问题。时至今日,文艺多样化的格局并未改变,新媒介的出现反而加强了文艺的分众化特征,“主旋律”文学则窄化为一种特定题材的“订制文学”,对大众的引导教育作用有限。正如邵燕君所指出的,“只有文艺市场上大多数受众的审美诉求、娱乐诉求乃至一定程度的政治诉求得到较好的满足,‘主旋律’文艺才能不仅保持其在政治上不可撼动的权威性,并且真正能在文化市场众声喧哗的大合唱中居于‘领唱’的地位”14。繁荣新大众文艺,应该注重来自大众文艺现场的协作互助实践,从中发掘真正行之有效的实践机制,总结有鲜活生命力的实践经验,不能按照惯性从上而下“订制”大众文艺。

如果目光不局限于类型化的网络小说,而是关注繁花形态的网络文学,包括线上线下联动的文学实践,就不难发现,当前成功的群众写作实践大多是由互联网条件下的协作互助机制支撑起来的,其中的代表是皮村工人文学小组的探索。相对于以往的“打工文学”“底层写作”,皮村工人文学小组的协作互助特征更鲜明。在文学小组中,作者居于主导地位,不需要被谁“代言”,但由学者、记者、学生等组成的志愿者和商业化的图书工作室,在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5这些参与者各展所长,实现了群众写作的协作互助:作者本人的文学兴趣和表达意愿,让他们能潜心创作,并将自己的生命经验升华为艺术创造;学者的学术视野和专业眼光,能帮作者看得更深远,帮他们理解文学创作的基本技巧;记者不仅宣传作品,还使小组的创作活动成为社会话题,吸引更多关注,获得更多支持。在此过程中,这些志愿者都可以协助作者创作、改稿,让作品有了更多可能性。图书工作室运作出版这些作品,形成一定的市场反响后,吸引更多人参与书写,讲述自己的故事。这些协作互助依托互联网展开,使文学小组的活动范围和影响力早已超出皮村、北京,成为新时代群众文艺实践的一个标杆。

在网络时代发展群众写作,实现主流价值引领,需要重视新经验的发掘和新文艺资源的转化。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等因素,影响着人们的存在体验,其中一些新体验落实到文艺创作上,往往会催生新文艺资源。新文艺资源起初大多以亚文化的形式存在,在协作互助机制下逐渐进入主流文化。近年来大众文艺中流行的“盛世如你所愿”叙事,便是其中代表。2015年9月3日,网友“周顾北的周”在观看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时发布微博:“这盛世,如你所愿”,并附上了周恩来总理的黑白照片。背后的历史故事是,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因飞机数量较少,周总理让飞机飞了两遍。躬逢盛世,飞机数量足够,不用再飞两遍。该微博在一天之间转发量、评论数量都超过百万。一年后,朱彦创作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漫画里,有两位分别来自1937年和2016年(网友后来将其改为2017年)的小女孩在隔空对望,配有文字:“那年乱世如麻,愿你们来世拥有锦绣年华。”在2017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期间,该漫画产生巨大影响。网络作家骁骑校受到上述作品的启发,创作了小说《长乐里:盛世如我所愿》,他设想,“如果我把1937年的小女孩带到现在,让她免于战争该有多好”16。该小说讲述的是年轻人赵殿元与杨蔻蔻在上海抗战中杀敌,赵殿元意外穿越到了八十年后的故事。他对当代的幸福生活有了切身感受。最终他返回历史,救出了爱人,还鼓励当代青年勇敢生活。小说通过“穿越”设定,尝试让牺牲的前辈见证今日盛世,也让当代青年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这种隔空对话,不仅以生动的形式唤起了人们的爱国情感,而且还通过“历史互动”来提醒当代人以行动回应前辈、书写新的历史,有利于增强当代人的历史使命感。

转化新文艺资源的效果,取决于作者的思想视野和价值追求。同样的资源,是用来拓展视野、寻求对话,还是用来固化观念、制造对立,会导致不同的境界。前者是建构性的,启发人们去思考,弘扬正面价值;后者是解构性的,会把价值异化为数值,使人堕入虚无。这就要求“新大众文艺”的创作者首先要拥有稳定的价值坐标,才能在吸收、转化新文艺资源时有明确的底线和理想方向,在尊重多元文化的基础上求同存异,进行正面价值的引领。穿越元素古已有之,但它大量出现在当代文艺作品中,并非当代人都热衷“恶搞”或“嗜古”,而是因为穿越设定更能表现当代人的时空体验和想象力。穿越元素是一种浪漫主义装置。如果考虑到相对论、量子力学等科学理论的话,这一装置也可以称为“面向未来的现实主义装置”。讲述“盛世如你所愿”的作品,并没有像一些穿越小说、穿越剧那样随意改写历史,而是在宏大历史中打开一个窗口,由穿越者带领读者和观众从当下“回到”历史现场,感受历史之厚重,或者通过系统等设定,让前人看到当下的美好生活。事实上,当前许多博物馆都在运用VR技术让参观者沉浸式探索历史,与古人展开“互动”。在《青春之歌》等红色文艺经典作品中,也有让革命者畅想新中国人民美好生活的故事。这些故事没有明确采用穿越、系统等设定,但也提出了“前辈的奉献牺牲是否值得”“我们能否珍惜当下生活”等追问,开启了跨越时空的对话。“盛世如你所愿”的叙事,正是借助穿越元素来回答这些追问,其中的优秀之作可以达到润物无声的教育效果。

“新大众文艺”是人民大众在新环境中书写自身经验的文艺。书写者个体的力量是有限的,依托互联网空间的协作互助机制,他们可以紧密相连、互通有无,找到合适的形式来呈现新经验。互联网条件下的大众写作,重要的并非某部精雕细琢的作品,而是大众持续参与创作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对共同体的建构与呵护尤为关键。在民间自发的协作互助机制基础之上,国家文艺体制力量可以调动更多资源,提供更大的展示舞台。国家文艺体制应该先以协作者而非裁判员的身份深入现场,参与大众的文艺实践,为共同体提供切实的平台、资金、技术等支援。同时应该少一些形式主义、精英立场的干预,切实以服务的心态去维护新文艺的探索空间。在此基础上,才能由内而外地对这些共同体产生影响,协助大众完成从“人人能创作”到“人人都是艺术家”的跃升,引导大众开创“人人都能讲好中国故事”的文艺繁荣局面。

[本文系北京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网络文学的北京书写研究”(编号:25BJ03133)阶段性成果]

1 邵燕君:《网络时代的文学引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页。

2 黄立宇:《当年,他们灿若星辰——新小说论坛始末》,《西湖》2017年第4期。

3 张楚:《永远的新小说论坛》,《西湖》2017年第4期。

4 霍艳:《文学与情感共同体的缔结:“80后”作家与文学论坛》,《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4年第3期。

5 张悦然:《沉入海底的船》,陈思和、王德威主编:《文学》2016年秋冬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7页。

6 相关内容参见谭复:《班宇作家形象的生成——兼及当代文学传播方式的新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12期;李玮、喻越:《改变已然发生——谈网络文学对“纯文学”的参与》,《上海文学》2023年第9期。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449、5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