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在大学的电影社团看过一部当年入围ume某活动的实验片。片子是黑白像素的，点燃一支烟，烟雾不断释放出来，细碎地向四周弥漫，沙沙的女声旁白响起。到今年，我已经忘记了它的名字，但仍记得它给我被连接的感觉。

烟究竟是什么？它不像一张桌子，有清晰的边界。它有点像声音，只存在于感觉的终点。它从一个人的动作中产生，而后成为整个空间的一部分，随机地进入每一具身体。

小时候的我喜欢烟味。坐在返回县城的中巴车上，车上有人吸烟时，或者秋天，农民点燃野火，焚烧秸秆的烟，让我从晕车的状态中恢复清醒。 隔壁奶奶一直抽烟至寿终，吸香烟、卷烟，也抽烟锅子。我们常在一起玩，她听我这样说，认为我在未来可能也会选择吸烟。但最近开始，我也讨厌起了香烟的味道。

这变化未必是因为我早知道二手烟有害健康。烟和烟并不相同。焚香、篝火、秸秆焚烧产生的烟雾，在与氛围的互动中，成为某个地方的气味记忆。香烟则作为持续发生的个人消费行为，燃烧产生的气溶胶本身具有明确的健康风险。对于不吸烟的人来说，目前的争端主要围绕在一个人的选择产生的风险，为什么要由另一个人的身体承担这一问题上。也许正因为如此，今天人们对公共吸烟的厌恶，才会比单纯对一种气味的厌恶强烈得多。香烟带来的污染和健康风险，在非自愿暴露与这个时代强烈隆起的个人意识形成的对抗中，以及越来越明确的公共空间规则叠加在一起，让吸食香烟从私人习惯变成了公共事件。

空气的现代是滞后的现代，空气没有主人，所以成为我们必须共同决定的公德。

当下的禁烟运动或许可以被理解为人类某种迟滞的羞恼。那么先放下它，让我们尝试理解空气。为什么这样一种从来没有真正属于任何人的东西，如今却越来越被我们理解为一种我的东西？它为什么会进入现代人的权利意识？

电影《感谢你抽烟》中，主角尼克（左，艾伦•艾克哈特 Aaron Eckhart 饰）是烟草集团的说客。

从你的粘膜到我的粘膜

空气是一种奇怪的存在。我们很少意识到它，正因为我们始终生活在其中。空气没有轮廓，几乎无法被真正占有，不断流动，从室外进入室内，一个人呼出的气体，很快就被他人吸入。正因过分的熟悉，空气很长时间都像是一个不存在的背景。

人并不是一开始就把空气理解为一种公共资源。空气首先只是自然。直到工业化、城市化加之现代医学的发展，人类发现空气可以携带疾病和毒物，它才逐渐从背景中显现出来，成为需要被治理的对象。玛丽·道格拉斯认为，所谓污秽往往是处于不适当位置的物质，物质本身不具备肮脏属性。比如泥土在田野里不是污物，出现在餐桌上却是，洁净与污染的分异背后是一套关于事物应该处在什么位置的分类系统。

烟也是如此。抽烟斗或卷烟，黄烟地里的火灾，寺庙香火，或者制墨的松烟，都具有不同的意义。烟本身并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肮脏或者神圣属性，不断变化的是它与空间的关系。

一支香烟在吸烟者手里，似乎是属于他的私生活；可一旦烟雾扩散至旁人的鼻腔，性质就改变了。它不再只是我的东西，而是成为进入你的空间的东西。所以，禁烟实际上是一个关于什么东西可以进入什么空间的问题。

我们习惯于使用相当实在的物，比如墙，来划分私人和公共：屋子里面是私人空间，屋子外面是公共空间。但烟雾可以穿过缝隙，声音、灯光也都可以见证边界的模糊或失去，这时候它们都成为了污染。现代人所谓的个人边界，从来不只是皮肤、粘膜这一层薄薄的界线，它是一个区间，一段不断向外延伸的环境。

在城市里，人们每天都与大量陌生人近距离接触。几乎每一个公共场合都要求我们与陌生人共享空间，却又不能把这种共享变成相互干扰。

戈夫曼有一个很有名的概念：civil inattention，通常译作文明性疏忽或礼貌性忽视。它指的是公共空间里的陌生人彼此意识到对方的存在，却不持续关注、不打扰对方。比如擦肩而过的人会短暂地看见彼此，一般不会盯着对方看，很快就会移开目光；乘坐公共交通时也是如此，知道旁边有人，但不会不断观察对方。我承认你的存在，同时承认你不需要被我持续介入，这是人类在公共空间共处时习惯的品德。

公共空间并不是大家都可以做自己的事情的地方。恰恰相反，它要求每个人都对自己的行为设置某种限制，因为你的自由总是在别人的身体附近发生。而烟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无法被文明性疏忽轻易忽略。你总不能闭上鼻子，不能简单地把自己的肺从空气里撤出。

被二手烟打扰的经历让人思考，一支烟把公共空间里原本抽象的规则变得具体：你知道我存在，我也知道你存在，而你的身体行为正在进入我的身体。

这比公德心三个字复杂得多。

电影《咖啡与香烟》剧照

空气如何成为一种权利

人类很早就知道空气与身体相关。古希腊自然哲学把空气视为构成世界的基本元素，古代医学也已经注意到居住地的气、水与健康之间的关系。但在很长时间里，人所意识到的只是空气会影响我，而不是我有权要求某种空气，这两者之间隔着一段漫长的现代化史。

工业化和城市化真正改变了这种关系：当人口被压缩进密集的城市，煤烟、工厂排放、垃圾和污水开始共同塑造城市环境时，空气不再只是自然给予人的生存条件，而逐渐成为公共卫生的问题。

19世纪的卫生改革者开始讨论通风、人口密度、住宅和城市规划，空气由此进入政府治理的视野。这里发生的第一个重要转变是：空气从自然条件变成了公共事务。工业革命又使这个问题进一步复杂化。污染不再只是自然环境本身的状况，而越来越可能是某些人的生产活动制造出来的东西。工厂从烟囱中排出的烟，对生产者而言是生产过程的副产品，对附近居民而言却可能是必须吸入的空气。于是，一个此前并不存在的问题出现了：如果一种人的私人或经济活动，会持续改变另一群人的生存环境，那么这种行为究竟应该被理解为自由，还是应该受到限制？

这里其实已经触及现代自由观念中的一个重要矛盾。按照以赛亚·伯林对自由的经典区分，消极自由意味着一个人免受他人干涉的自由，积极自由则关乎一个人能否真正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在当时，是严重的工业污染让区别变得具体：工厂排烟可以被理解为生产者行使经营自由的一部分，但附近居民要求不被迫吸入污染物，同样是在要求一种免受他人侵扰的自由。当两种自由发生冲突时，问题就具体到了一个人的自由究竟可以把他的影响延伸到多远，而无关乎公权力的限制了。

空气让这个边界变得难以回避，也显露出它的政治性质。你的自由可以发生在自己的厂房里，却可能以我的身体承担后果为代价。它无法像土地一样被明确划界，却可以承载一个人的行动后果，并把这种后果传递给别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及其自然代价有这样的分析：生产活动能够把一部分成本排除在商品价格和生产者自身之外，而由环境和其他人承担。空气污染因此不仅是环境问题，也是一个关于责任和分配的问题：谁可以决定空气是什么样的，谁又必须承受这种决定？

20世纪以后，科学技术进一步改变了人们理解空气的方式。空气污染逐渐从一种模糊的感受变成可以测量、统计和比较的对象。伦敦烟雾等严重污染事件使人们看到，空气污染并不是单纯的不舒服，而可能造成大规模的疾病与死亡；流行病学、毒理学和环境科学则进一步建立了污染物与健康风险之间的关系。空气于是经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它从我觉得这里空气不好，变成了可以通过浓度、标准和风险加以描述的公共事实。现代社会因此获得了一种过去没有的能力：不仅能够呼吸空气，也能够测量空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科学实际上扩大了人的感官，使原本不可见的空气变得可见。当一种污染可以被测量，当一种风险可以被证明，个人对空气的抱怨也就有可能从私人感受转化为公共诉求。

20世纪60、70年代的环境运动进一步完成了从公共事务到权利的转换，环境主义运动提出人应该拥有生活在清洁、健康环境中的权利。1962年《寂静的春天》所推动的环境意识的形成，以及美国1960—70年代形成的环境立法，都标志着这种语言的变化。此时，洁净空气已经不只是政府应该提供的公共服务，而越来越被理解为个人应当享有、政府必须保护的一种基本利益。空气由此获得了一种新的政治属性：污染不再只是治理失败，它也可以被理解为对人的权利的侵犯。随后，环境正义运动又把这个问题进一步推进：既然空气是一种共同的生存条件，那么谁住在污染最严重的地方、谁从污染中获利、谁承担污染的代价，就成为了正义和人道的问题。

而到了今天，这种权利意识发生了尺度上的变化。早期的空气权主要针对工业、汽车和城市污染，关注的是大环境；现在则越来越关注日常生活中微小空间。拥有清洁空气的权利成为一种更私人化的语言：我有权不吸入你制造的东西。 这也是为什么吸烟会成为一个如此具有对抗性的公共问题，人们实际上争夺的是对共同空气的处置权。

空气权利经历了一条漫长的转化路径，这个变化实际上记录了现代社会公共性的扩张，目前在人类社会对公共空间这一概念的共识中，其边界已扩散为我们共同暴露、共同承受的物质世界。

进入空气时代

彼得·斯洛特戴克在《空气震颤》中讨论现代战争时发现，现代暴力开始直接针对人的呼吸环境。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毒气的大规模使用，使空气第一次明确成为战场的一部分：空气不再只是承载战争的背景，而成为可以被武器化、可以直接杀死人的环境。斯洛特戴克由此把现代性的一部分理解为环境意识的诞生：人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生存发生在一个必须被维持、也可能被破坏的环境中，它并不是中性的。

但这种环境意识并不只产生于战争。它同样发生在现代社会日常生活的组织之中。诺贝特·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考察欧洲社会饮食、排泄、身体暴露、攻击行为等习惯的长期变化时发现，许多今天看来理所当然的行为规范，恰恰是在社会关系越来越密集、相互依赖越来越深的过程中形成的。人们越来越需要预先考虑自己的行为会给别人造成什么影响，于是越来越多原本属于外部社会的约束，逐渐转化为对自身身体的控制。

文明化意味着人不得不越来越多地管理自己的身体。不能随地吐痰，不能随地排泄，不能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不能在拥挤的空间里随意触碰别人，也不能把自己的身体气味毫无顾忌地释放到别人身边。吸烟只是这个漫长过程中的一个新节点。我们很难简单地说，这是现代人变得更有“公德心”了。更准确的说法是：现代人的生活越来越相互依赖，因此个人行为越来越难以被理解为纯粹的个人行为。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现代个人主义并没有把人变成彼此隔绝的原子。恰恰相反，当个人对自己的身体拥有越来越明确的权利时，身体之间的边界也变得更加重要。如果我有权支配自己的身体，那么我是否也有权决定别人不能把什么东西施加到我的身体上？在二手烟的问题上，“我的身体属于我自己”最终会转化成“你的烟不能进入我的身体”。个人主义由此制造出更细密的相互要求：我们越承认个人拥有和控制自己的身体，就越需要共同管理身体之间的边界。

空气使这种边界变得格外复杂。因为空气本身无法像土地、房屋或者其他物品一样被清楚地划分。一个人的呼吸会进入另一个人的呼吸环境，一支香烟释放的烟雾会跨越身体之间原本想象中的界线。于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不再只是社会关系意义上的依赖，也表现为一种物质性的相互暴露：我们不得不共享同一片空气，也不得不共同承担空气的后果。

现代治理则进一步把这种日常经验制度化。空气质量指数、排污标准、职业暴露标准、无烟区、公共卫生政策等制度的出现，意味着空气开始从一种几乎不可见的背景，转变为可以测量、计算和治理的对象。福柯在《安全、领土与人口》中讨论现代治理时，特别关注人口、环境与流通的问题。现代治理并不只是通过法律直接禁止某种行为，也越来越通过统计、风险、概率以及对环境的调节，使人口能够在特定空间中以某种方式流动和生活。

这对于理解空气尤其重要。空气治理只能将原本连续流动的自然环境局部地转化为制度可以识别和管理的对象。空气因此拥有了质量，并进一步拥有了与身体权利相关的政治意义。我们开始说自己有权呼吸清洁空气，有权不吸二手烟，有权在无烟环境中工作和生活。公共空间也因此发生了变化：它不再只是法律意义上属于所有人的地方，而逐渐被理解为所有人的身体必须共同承受的环境。

从这个意义上说，禁烟并不只是现代治理变得更加专制的一个例子。它当然会产生规训，产生过度管制，但这就是亟需回应的现代问题的表现之一：当人口密集到一定程度，仅依靠个人自觉不足以维持共同生活。公共空间必须被设计、规定和维护，这种设计最终管理的是身体之间不可避免的物质交换。

这个过程也可以从战争年代一直延伸到今天。

当我们开始看见室内空气质量，关心病毒如何在空气中传播，或者雾霾、甲醛、二手烟时，过去那个几乎不可见的背景越来越成为生活本身的对象。我们对空间的认识也正在发生变化：空间是一段不断穿过身体、进入身体并参与身体生成的物质条件。

人不是先作为一个完整的个体存在，然后进入一个已经存在的空间的。人从一开始就被空气、温度、湿度、声音、气味、建筑材料各种元素以及其他的身体包围着，环境并不是人的外部。环境不断进入人，人也不断向环境释放。我们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身体散发气味，皮肤脱落细胞；汽车释放尾气，工厂排放污染物；一支香烟产生气溶胶。人与环境之间从来不存在一条绝对清晰的线。

因此，公共空间最终也不是一块供所有人共同使用的空地，它是一个不同身体不得不共同参与其中的物质系统。现代社会真正进入的，或许正是这样一个“空气时代”：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共同生活并不只是共享道路、建筑、土地和制度，它更意味着我们要共享着持续进入身体的环境。空气由此从背景变成对象，从自然条件变成公共问题，也从一种无人拥有的东西，逐渐成为所有人都必须共同维护的东西。

电视剧《广告狂人》剧照

我们如何共同呼吸

如果这样回头看今天的禁烟争论，问题就变得复杂了。一方面，反对吸烟的人确实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权利。他们不愿意再接受“别人抽烟是他的自由，我躲开就是了”这种说法。因为他们逐渐意识到，空气不是可以随意绕开的东西。另一方面，某些反对吸烟的表达又确实走得太远了。当请不要在这里抽烟变成抽烟的人就是没有素质的人，当对一种行为的限制变成对一类人的羞辱，公共道德就开始发生另外一种变化。它不再只是划定行为边界，而开始划定人格边界。这恰恰是公共道德危险的地方。

现代社会需要越来越多的共同规则，因为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密集；但规则越细密，人也越容易把对规则的遵守变成对他人的道德审判。于是，不要把烟吹到我这里逐渐变成你不应该成为这样的人。这两个判断之间，其实隔着一整套现代社会最复杂的问题。前者要求一个人的行为有所限制；后者则要求一个人的身份受到否定。

如果说禁烟真正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什么，也许恰恰是这个边界：一个越来越重视公共性的社会，如何避免公共道德变成一种新的相互羞辱？我们没有必要回到过去那个谁抽烟谁自由的世界，也没有必要把所有吸烟者都塑造成现代文明的敌人。真正需要改变的，也许是我们理解公共的方式。

公共并不是要求所有人拥有相同的生活方式，也不是要求陌生人彼此喜欢。它只是要求我们承认：当我们共享同一种空气时，一个人的自由不可能完全停留在自己的身体之内。而这可能就是现代公共空间最深的悖论。

我们越强调个人，就越需要承认彼此的边界；我们越强调自己的权利，就越需要限制自己对他人环境的影响；我们越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身体，就越会发现，这个身体从来没有真正独立过。

因为二手烟而产生的对立让一件平时难以察觉的事实突然变得可见：我们从来不是分别呼吸的。空气让我们彼此进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真正开始理解公共空间究竟是什么。

也许人面对的本就不再只是禁不禁烟的问题，而是一个更古老、也更困难的问题：一群互不认识的人，究竟应该怎样共同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