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对我来说，人生既难又容易，标签一旦贴定，接下来按部就班就行；但有时候也因为过于清晰、清醒和用力，没有了那种忽隐忽现的走失，觉得整个人生都不够带劲。阿摩司·奥兹在他的小说《地下室的黑豹》中写道：“我一向觉得迷路的人具有某种令人极其喜爱之处。这些人走在人生旅途上，整个世界仿佛陌生城市中的一个陌生的公共汽车站，他们错误地在此下车，不知错在哪里，不知如何出站，不知去往哪里。”

这些“迷路的人”被夏商定义为“失踪小说家”，好友谢凌洁也在这份名单上，成了当代文学里如今不再写作或不再屑于写作的作家之一。根据夏商的划定，他们是一群走着走着下车了的人，他们迷失在写作和生活这两个现实的夹缝之间，徘徊在文学的出口处和入口处，最后把写作的门毅然或犹豫地关上。这一动作显得隐秘而无情。

但谢凌洁其实并没有“失踪”，要不然我也不会遇见她。维度不一样，物种也不一样，“看见”和“看不见”也会完全不一样。例如，谢凌洁现在正与一个同样热爱写作、将她捧在手心并自甘成为她写作秘书的比利时先生生活在一起；例如，她现在热衷于一种“综合写作”，这是我们俩发明出来的一个说法，即长篇小说，而且是史诗类的那种长篇小说。她乐不可支地现身在那个维度，辛勤得像只工蜂，每天都在开满玫瑰的花园里写小说，对于寻常的现实完全不在意。每天她都大声说话，将视线凝固成一根很小的线，只让它扫过写下的字和她喜欢的字，明亮地看人，也明亮地看待自己的写作未来。每隔两三天，她会给我打来一个电话，问我这几天怎么样，然后一起畅快地讨论当代文坛。

当年介绍我们认识的原《花城》主编朱燕玲就是这么向我介绍谢凌洁的，她说我要向你推荐一个人，她与你气息相通，你们俩都是那种愤怒的人。但与我的表现形式为温和与暧昧的愤怒不同，谢凌洁的愤怒更透明，更彻底，更直来直去，纯度更高。她很早就开始写作并发表作品了，当年是广西最为重要的几个青年作家之一，为此被推荐进京上过鲁院；但是忽然之间，她急速掉头，结束掉一段不愉快的私人感情，辞职，异地恋，然后远渡重洋来到比利时。她不再在杂志上发表已写得很圆熟的中短篇小说，而是野心勃勃，打算“干几票大的”，将其他作家习惯的东张西望的视野拧成一股粗绳，专注于自己正在写和将写的几个长篇。《双桅船》是她首航的一艘巨轮。她先生代理了她的翻译出版，夫妇俩每天早上用完早餐后，一个在楼上打磨她的中文作品，一个在楼下整理夫人的英文和荷兰文译本。这种工作方式一度让我很眼红。

我见过她的“乔斯”。我们被介绍认识后，恰好阎连科来西班牙做新书活动，我们于是约好一起去拜访阎连科并聊聊文学。乔斯是那种很理性的文学男，双鱼座，皮肤白皙，说话不急不缓，教养很好，阅读量惊人，难怪他能一眼识中谢凌洁，并将后半生的宝都押在她身上。我们一起在一个小广场上喝过咖啡，然后乔斯以欧洲东道主的身份请我们三人吃了饭，当我们聊文学时，他假装听懂了每一个字，及时给我们送上一副表示赞同或反对的表情。他是谢凌洁的另一极，是她凸对面的凹，是她感性旁边的理性，是她响亮后面的沉默和阴柔。对于女作家来说，这样的力量非常重要也非常必需。就更不要说乔斯在她边上有意无意给她布下的那种知识分子小圈子了，他那个圈子里有作家、音乐家、出版人、老师、媒体人，有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乌克兰人，有些是他交往了四五十年的老朋友，他们谈政治也谈文学和艺术，正是这个圈子弥补了她“失踪”后的所有精神缺失。她为此感到满足。

那次见面之后，她开始经常热心过问我的生活，因为她感觉到我正在复制她过去某段让人不安的生活，就是那年她离开广西在北京鲁院进修时那种颠沛流离的艰辛和不知所终，我的恶房东也复刻了她在北京胡同与人合租时引发的诸种不快，我的形单影只也应和了她经常性的无助、无力和面对复杂现实时的踌躇。女作家在独立、孤单和私人感情上的命运似乎都有某种相似性。让我想起苏青、萧红和张爱玲。但我们都很迥异于这几个先辈，我更愿意将她看成雌雄同体，自身能量很充沛，能够迅速自我更新长出新的肢体的桑塔格这类女作家女知识分子。事实上她们俩那种轮廓鲜明、有点粗黑体的长相的确有几分相似。有一天我把桑塔格的照片发给她后，她瞬间同意了我的看法。这种外形和气质上的特征也表现在她的小说里，她的小说局面很大，叙述密度很紧，画面感强烈，男性化特征非常明显，她发给我她的《双桅船》时，才读上几页，我就将她与翁伯托·艾柯和黑塞搞混了。也就是说，她的文字的“去女性化”让人印象非常深刻，而这正是我们想要的那种“世界性”。我向来对那种所谓的“女性文学”极为反感，对时下里中文圈中正在流行的写作者是谁的文学风尚和文学批评不以为然。真正的好文学都是有共性的、通用的。去掉作者名字，看不出他是个女性还是欧洲人或中国人，是快递员还是大学教授。

我是一个非常不善于表达的人，我表达自己时总是左支右绌，我如今也没有了放声大哭或喜极而泣的时刻了，我很容易在表达前就在自己的内部将自己融化了。但谢凌洁不一样，她的喜欢和不喜欢一直界限分明，她用她的它们来给事物分类，也给人分类，就像国境线一样，能将她看不上的或者让她感到不快的东西及时拒之门外。悲伤来临的时候，她也会给自己以机会，让那些硬的东西借机得以舒展，隐身，届时她会哭得像个小女孩，哪怕身边有个像乔斯那样的守护神也帮不了她。几天前的一个深夜，她就忽然哽噎着给我打电话，因为她很难受。她说我一想起我亏欠给我儿子的童年就很难受。她说的是她放弃广西优渥的银行职员生活去北漂的那段日子，七岁的儿子被她寄养在了女友家里，而正是这段经历给她儿子造成了某种不愉快的记忆，哪怕后来他出国并且有了自己幸福的生活。她忽然在一个疲惫的写作之后的深夜想起这件事，然后感觉到一切不可原谅。她还经常与我说起她过早离开的兄长和去世已久的父亲，每次说她都特别伤感。她那个兄长几乎影响了她整个智力生活，而父亲则宽容地给了他们所有成长的空间，现在他们都去了另一个世界。也就是说，那些被她无意伤害过的亲人，那些逝去的亲人让她无法与自己也无法与这个世界和解。她从来不吝表达。她就是那种硬的时候像钢铁，软的时候如春水的人。她能自由到达和往返这两极，这让她的文字也顺势变得具有一定的弹性，并发出一些颇有意味的回响。而我作为一个平庸的写作者总想抹平这两者，总想让自己显得中立，不悲不喜，由此失去的也就是文字中的张力。但谢凌洁一直将这种张力深含在体内，将它置于她的笔下，让它成为一个轴和核心。她轮廓鲜明地活在这个世界上，轮廓鲜明地写作，轮廓鲜明地爱，为的就是滋养这样一种张力。

1835年，戈蒂埃在他的《〈莫班小姐〉序言》中这样写道：“不，愚蠢的人！不！你们这些傻瓜和白痴，一本书不可能是一盘汤；一本小说不是一双靴子；一首诗不是一只喷壶；一出戏不是一条铁路……不，无论多少次，也是不。”不知怎么的，我几次觉得这是谢凌洁的声音。我很想在写完这篇印象短文后把这段话发给她，我感觉这很像是很多年前戈蒂埃借谢凌洁之口说出的。当我们一起批评某种糟糕的文学时，这就是她铿锵的声音。

不！无论多少次，也是不！！

不！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