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近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海内外公映，反响热烈。人们由此重新审视关于“南洋”的前世今生。

今天，人们提到“南洋”，绝大多数情况下指的就是东南亚，并且常常带有一种对波澜壮阔的移民历史及其产生的独特混合文化的怀旧与想象。“下南洋”与“闯关东”“走西口”，并称为中国近代三大移民潮。尤其“下南洋”，漂洋过海，闯出国门，更是增添苍凉与悲壮。

我们可以将“华侨华人、华文、华商”理解为一个支撑海外华人社会存在与发展的“三位一体”模型。华侨华人是主体与根本，是文化传承和商业活动的承载者。华文是文化与情感认同的纽带。中文的语言文字及其所承载的价值观、文学、习俗等，是维系族群认同、内部沟通和传承文化的精神血脉。华商代表着经济与社会的基石，是指华侨华人群体中的工商业者及其建立的经济网络，它为海外华人社会的存续与发展提供物质保障和组织力量。

这三个要素共同构成了一个稳固的“三角结构”，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海外华人社会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这个“三位一体”的结构，科学概括了海外华人社会的核心特征：华侨华人是根基，没有人的存在，一切无从谈起；华文是灵魂，失去了语言和文化，族群认同将逐渐淡化；华商是血脉，没有经济的活力，社会将难以维系和发展。这三者形成一个共生共荣的有机整体，共同支撑起海外华人社会的繁荣、韧性与独特身份。

在东南亚，华人社团、华文教育和华文媒体被视作支撑华人社会的“三大支柱”。它们相互支持，构成了华人社群传承文化、维系认同、争取权益的重要基石。东南亚华文作家，有不少都是“两栖”，甚至“三栖”。通过“华社、华媒、华校”三大支柱的支持，东南亚华文文学在文化认同与本土意识、现实主义传统与现代性追求的碰撞融合中，不断持续发展。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背景下，东南亚华人社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成为连接中国与东盟国家的重要文化桥梁。

中华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历史久远。东南亚华人通过集体记忆始终保持着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这一特点在文学作品中表现为对“故乡”的诗性探寻——从“记忆故乡”到“回望故园”，再到“重构故乡”，东南亚华文作家完成了一种文化上的身份定位。

正是有着中华文化的根性、中华民族的血缘，南洋华侨华人始终与祖国血脉相连，休戚与共。在许多关键时刻，南洋华侨华人发挥了关键作用。

南洋华人对辛亥革命的贡献颇为重要，在资金、舆论、组织和人员等方面给予了关键支持。孙中山先生曾多次提到“华侨乃革命之母”，其中南洋华侨的作用尤为突出。在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起义中，几乎都有南洋华侨的身影。南洋对于辛亥革命的贡献是全方位的、战略性的，它不仅是革命的“金库”和“舆论喉舌”，更是革命的“策划中心”和“人才输送基地”。

南洋华侨华人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期间，曾提供大量人力、财力、物力支持。其资金贡献，主要体现在捐款、侨汇以及投资与物资捐赠等。捐款与侨汇总占比为当时中国军资开支的43%。他们组织约3200名南侨机工，通过滇缅公路运送近50万吨军费物资，并且捐赠了大量飞机、坦克、救护车、药品等战略物资。

南洋华侨华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亦是历史性、开创性和全方位的。贡献体现于资本、技术、管理、市场观念和国际商业网络的引进等等，助力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转型和现代化进程。

在全球华文文学格局中，东南亚华文文学以其独特的地域特色和文化融合，展现了鲜明的个性与价值。东南亚华文文学经历了从“侨民文学”到“本土文学”的转变，在创作中表现出双重边缘意识、历史关怀和东南亚乡土情结。“南洋”也衍生出一种独特的文化意象，即南洋文化，它指的是中华文化与东南亚本土文化等元素经过长期交融而形成的混合文化。

东南亚华文文学是世界华文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走向“建立世界华文文学共同体”的构架，东南亚华文文学因其独具特色的创作个性，在这一共同体中占有重要位置。东南亚各国华文文学虽同属一个文化圈，但各具个性，异彩纷呈。创作手法上的多元互补，是东南亚华文文学的特色。

回顾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进程，不由深深缅怀我们尊敬的曾敏之先生，业内人常亲切地称她为曾老总，曾老总于《花城》1979年5月出版的创刊号上刊出了《港澳及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这篇文章对新马泰文坛进行了言简意赅的扫描。这在那时的国内文坛上，空谷足音，闻所未闻。

曾老总在《港澳及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里，曾以《泰华文学》月刊为例，富有诗意地描绘了泰华文艺的状况，那时，泰华文学正在“播种”，“是三月的槐树——开花；是四月的杨梅——结果；是沙漠里的仙人掌——常青”。如今，包括泰华文艺在内的南洋文苑已是枝繁叶茂、郁郁葱葱。

从那时到现在，已经整整过去了47年。在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建设这项事业已经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与时俱进，并不断发展壮大。在这个队伍中，涌现了一大批新生力量，出现了许许多多的“80后”“90后”甚至“00后”学者。新人层出不穷，学术研究硕果累累。回望既往，放眼未来，队伍代代相传，事业生生不息，这足可告慰曾敏之先生等世华事业的拓荒者们。

以泰华文学研究为例，近期出版的《泰国华文作家辞典》，收录泰国华文作家三百多位，有介绍，也有评析。“辞典”分为三部分：“文脉往昔”书写已逝作家，“风采隐逸”书写无法取得联系的作家，“砥柱中流”书写健在的老中青作家，时间跨度百年。《文脉往昔》卷首语，把泰华已故先贤喻为“泰华文学的奠基者”“文化血脉的守望者”，“通过对先贤生平、著述与文心的梳理，我们不仅是记述历史，更是在与先辈的灵魂对话，延续那一脉不息的文化灯火”。

编撰者之一是博夫。博夫撰写序言《为泰华文学立传——他们在南国撑起华夏文化一片天》，把该辞典编撰视为“对这段跨越三个世纪、跨越地域与族群界限的文化征途，所作的一次系统梳理与庄严致敬”。“它保存的，不只是姓名与著作，更是族群在迁徙、融合与再生中的文化脉动，一部写在海外的汉语史，一盏照见乡愁、信念与未来的心灯。”

博夫于病榻中进行这项浩大的系统工程，直至生命停止脉动。也可以说，倾力于辞典编纂，犹如个人的庄重的告别礼。博夫，本名樊祥和，1946年出生于江苏，20世纪80年代东渡日本，后定居泰国，2026年2月辞世。从长三角到湄南河畔，他的人生历程，也是南洋作家多元构成的典型缩影。

杨玲同为辞典的主要编撰者。她出生于泰国，祖籍潮汕。20世纪70年代到中国读书，高中毕业回到泰国，长期供职于华文报业。1996年参加泰国华文作家协会，现任副会长。为编纂辞典，她不辞辛劳，奔走于泰北、泰南，穿梭于会馆、校舍与旧书摊之间，“在尘封的报页与泛黄的剪报中寻觅遗文”。如斯钟情于泰华事业，可谓殚精竭虑。

东南亚华文文学既受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感召，选择现实主义作为基本创作方法，又吸收了现代主义的创作技巧，形成了两者互补、融合的独特发展路径。它犹如一面文化棱镜，折射出中华文明与东南亚各地文化交融的斑斓光谱。它既是海外华人的精神家园，也是世界华文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作者系华文文学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