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我最初的文学启蒙，来自中华古典文学连环画和红色经典故事。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晋南乡村的放牛娃最着迷的就是打仗的“小人书”——学名连环画，本地俗称“娃娃本”。我最爱看的是《三国演义》和《西游记》，不是图热闹，而是醉心于里面的故事和人物。那时买不起书，大多是借别人的来看。小村庄里的连环画数量有限，翻来覆去不过那几本，不够看，我便带上弟弟，去村边部队卫生所的垃圾堆上捡空瓶子、碎玻璃。等捡满一个装化肥的编织袋，两个人抬着走两三公里路，到镇上的废品收购站去卖。一“化肥袋”玻璃瓶能卖一毛六分钱，镇街上的书摊二分钱租一本连环画，还不允许两个人交换着看。于是我抱着四本《三国演义》，弟弟抱着四本《西游记》，坐在巨大的泡桐树荫下，靠着商店的外墙，一直读到太阳落山。那些年的每个周末，几乎都是这样度过的。这个童年时的心结一直伴随了我数十年，每当在旧书市场看到当年那套版本的《三国演义》连环画，我都会毫不犹豫地买下来珍藏。

红色题材的连环画同样迷人。《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轮流看，“好人”里的刘洪、王强、魏强，“坏人”里的刘魁胜、“哈巴狗”、松田，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和鲜活的人物仿佛就在身边，心底的革命英雄主义也在这种阅读中潜滋暗长。这些连环画，还让一个乡村少年的人生视野得到了拓宽——我最早知道的一个外省地名，山东“枣庄”，就来自《铁道游击队》。

后来到了小学高年级，能够通读书籍了，便开始看评书版本的《隋唐英雄传》《明英烈》《说岳全传》。当然，书是每天放学后跑到一位在城里上班的邻居家里借来看的。这些以历史故事和人物为蓝本、经过一代代说书人集体创作的口语化长篇作品，是那个时代深受群众喜爱的大众文艺。对它们持久而反复的阅读，成了我在艺术审美上的“童子功”。后来，我在乡土题材的长篇小说《母系氏家》里对《水浒传》人物塑造和情节设置的借鉴，以及在军事题材的长篇小说《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中对历史人物情怀的把握，都得益于古典名著与红色经典的长久滋养。

二

真正意义上的经典原著阅读，是从《红楼梦》开始的。大约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忘了从何处借来一套竖排本的《红楼梦》，足足有八卷，深蓝色的封皮很古典，好在内文是铅印的简体字。那个暑假，家里要侍弄些经济作物以赚取学费——棉花和西瓜是我们家主要的经济来源。我的任务是晚上去瓜棚看瓜，白天则带上弟弟，拉一小平车西瓜到村边的公路旁摆摊叫卖。每天黄昏，吃过晚饭后，我便一手提着防风的马灯，一手握着一卷《红楼梦》，走向暮霭笼罩的田野。心情是暗自激动的，因为夜里终于可以躺在瓜棚里读书了。我那个年纪，大约和宝玉、黛玉差不多大，因此读来并无障碍，反而激发了美好的遐想。美中不足的是马灯光芒微弱，又加上竖排本，要不住地点头追着字行看。

《红楼梦》是第一本真正激起我创作冲动的书。每次读完，总觉得没读够，不满足，不尽兴，心里涌动着一股强烈的续写欲望，恨自己才情不逮，只得恨恨作罢。后来才知道已经有了那么多续写版本，八十回后结局各不相同，才明白对经典痴迷的人，远不止我一个。

四大名著里，我格外钟爱《红楼梦》和《三国演义》，每三五年便要重读一遍。丁玲曾说过，《三国演义》胜在用小故事塑造人物。20多岁的时候，我实在想读更多的三国故事了，便以赵云为主人公，自己动手写了一部《三国之龙虎会风云》。那不过是游戏之作，纯粹为了娱己，没好意思拿出来发表。前些时收拾书房，翻出了当年的手稿，没舍得扔，又放回了书柜里。

也是在那个暑假里，我在部队卫生所的垃圾堆上捡玻璃瓶时，发现一个窗台下面扔着一本没有封皮的书。左右看看没人，一把抓过来揣进怀里就跑。那时还没学过鲁迅先生《孔乙己》里那句“窃书不能算偷”，心跳得快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下次再去公路边摆摊卖西瓜的时候，我随手从路边揪了一把蒿草，编成草圈放在小方桌上，又挑了一颗最大的西瓜搁在草圈上，安排弟弟坐到桌子后面招呼买瓜的人，自己则在小平车后面铺个麻袋片，躺上去偷闲看那本书。

那本书跟我从小读惯的古典文学和山西“山药蛋派”乡土小说都不一样。它塑造的人物是新鲜而现代的知识分子形象，故事背景放在城市和世界，把美好的爱情和爱国情怀完美地交织在一起。我不知不觉泪流满面，记住了那个美丽温婉又刚强坚毅的女科学家丁洁琼。后来才知道，这本书是张扬老师的《第二次握手》。这本书让一个放牛娃知道了世界有多大，时代有多么激荡，爱情有多么伟大，人格有多么崇高。

我之所以上小学就能看到那么多书，是因为我有一个做着作家梦的农民父亲。他总是被本分的老农们嘲笑不务正业，把辛辛苦苦从土地里抠出来的血汗钱，全部拿去买文学杂志。每个月风雨无阻，他骑着公社奖给他的飞鸽自行车，跑20公里路到临汾市的邮局，买回新一期的杂志。因此，在我还只能看懂连环画的那些年，家里到处都是《人民文学》《小说月报》《作品》，还有我们山西省作协主办的《汾水》——也就是《山西文学》的前身。《汾水》是“山药蛋派”的主阵地，写的几乎都是农村的故事和人物，仿佛我的左邻右舍，读起来比较容易亲近。

可以说，我和父亲都是读着“山药蛋派”的作品学习写作的。有趣的是，父亲半生的梦想，就是能在《山西文学》上发表一个短篇小说，但他最好的成绩，是一篇《马房故事》过了二审，止步于终审。而我呢，19岁那年就在《山西文学》发表了短篇小说《清早的阳光》。后来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前面就是麦季》，写的也是乡土题材——“山药蛋派”经典的滋养，早已深入血脉当中。

三

自从我开始发表短篇小说，父亲便搁笔了。他不再执着于自己的文学追求，却为我们营造出“晴耕雨读”的家庭氛围，这在那时的农村，实在不多见。

其实早在我上初中的那个暑假，也就是在瓜棚里读完竖排本《红楼梦》的那个夏天，这种氛围就已经形成了。西瓜卖完后，秋庄稼尚未成熟，连绵的秋雨便拉开了序幕。雨天不能下地，也不能割草放牛，却成了全家最惬意的读书时光：竹帘外雨声淅沥，竹帘内的堂屋里，每人各占一把小椅子，父亲和我们兄妹三人都捧着书，借着天光静静地读；母亲坐在旁边打毛衣，祖母则把头埋进膝盖上的小簸箕里，专心挑豆子里的小石子。

我读的是一本有前封没后皮、纸张已经发霉发硬的书——《悲惨世界》。已经记不清是借来的还是捡来的了，皲裂的封皮上残留着“雨果著”几个字。那时我并不知道雨果是谁，但那个雨季里，我被芳汀和珂赛特母女的悲惨命运深深触动，也被冉阿让的善举与崇高人格所感佩。书中那些黑色背景的木刻插图，让我第一次领略到那个时代的黑暗与迷乱，而冉阿让与珂赛特之间的父女之情，又仿佛暗夜里的一堆篝火，温暖着读者的心。后来才知道，我读的仅仅是《悲惨世界》的第二部。虽然不完整，但它是我读到的第一部外国经典名著，也是我第一次接触世界文学大师的作品。我被雨果深深折服，在此后的岁月里，几乎通读了他所有的作品及相关传记，并在很多年里始终难以置信，这些伟大的作品竟是一个人用有限的生命创造出来的。

如果说中华文学经典塑造了我的审美，那么雨果则用他的巨著开启了我对人性和生活的认知。那种阅读体验，与成年后读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截然不同：托翁将人物命运置于历史洪流之中，没有雨果笔下的苦难诗意与人格力量，却充满了爱国热情与民族大义。我后来创作以红军东征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其中对战争形势的审视和战场情景的描述，便深受《战争与和平》的影响。

四

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读到了王小波的作品。他颠覆了我对传统小说技法的固有观念。抛开他小说中的荒诞性不论，其艺术手法和诗意叙事，与川端康成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都借鉴了打破时间线性的意识流叙事，又各自根植于本国的传统文化背景。我收藏了王小波和川端康成的所有作品。读他们，不像读福克纳那样令人沉醉，却与我有一种个人化审美上的高度契合。

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让我对有趣味的智性小说产生了阅读偏爱。找不到类似的作品，便只好去重读钱锺书先生的《围城》。这一读，不再像少年时代那样为方鸿渐与唐晓芙的错过而落泪，而是为钱先生的嘲讽笔调击节赞赏，笑出眼泪。书写那样一个动荡流离的年代，他竟还能以这样的心态落笔，真是一个坚定而自信的人。有人说《围城》不够厚重，那是他没读出其中的人生况味与历史内涵。作为学者的钱先生，可以谦逊地说自己写小说不过是游戏之作，我们却不必当真。仅凭起首那句“红海已经过了”，便足以让它跻身世界文学名著的经典开头之列。

对于中国小说名著，我有一个很私人的评价坐标：《红楼梦》之后是《围城》，《围城》之后是《白鹿原》。不同时代的中国故事，贯穿着同一脉中华文化传统。我之所以敢这样评价，根本原因在于这三部作品我都阅读过5遍以上——它们是隔几年就禁不住要再读一遍的经典。关于《白鹿原》，我将其解读为写透了“传统与革命”的关系，是一部已经经典化的当代巨著。陈忠实老师是前辈名家中我屈指可数的有忘年交的一位。我应约为他的《原上的日子》写过点评，也在为《白鹿原》撰写的评论文章里，指出过他塑造的朱先生身上的“品格”瑕疵。陈老师毫无芥蒂，在去世前不久还专门打电话感谢我的评论。那个午后我们大约聊了十几分钟，后来他说不能再聊了，心脏供血不足，话说多了头晕。我说平时可以吃点阿司匹林，他说：“吃着呢。”活着的时候作品能够成为经典，是大多数作家的毕生追求，而陈忠实老师做到了。

如果人生中没有读过这么多经典名著，生活或许会是另一番模样。那么，经典对我们人生的意义究竟在哪里？我想起雨果在《海上劳工》里描写的那位渔夫吉里雅特——一个喜欢沉思、爱幻想、读伏尔泰《老实人》的人。雨果写道：人们共同拥有一个拥挤的世界，而吉里雅特一个人拥有另外一个世界。

（作者系山西省作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