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振兴文学书写
“谁在发声？”是乡村振兴文学创作的首要关切。在此语境之下，写作“在地化”的呼声似乎已成普遍共识。“在地化”不仅强调现场感，更强调作家的“小我”融入乡村的“大我”，从而发出真正属于乡村的声音。同时必须看到，经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今日的乡村早已不是封闭的“桃花源”，而是一个高度开放的复杂场域。这就要求写作者不能止步于“在地化”，更需具备一种“去地化”的宏观视野，将乡村振兴文学书写置于百年乡土文学的传统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予以观照。有感于此，特邀刘小波、黄菲菂、董婕三位青年批评家，从新近揭晓的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相关获奖作品谈起，共同探讨新时代乡土写作的经验与启示。
——李北京（《南方文坛》编辑部主任）
低处飞行，贴近乡土大地
刘小波
从清溪村、路遥村这些文学村的破圈，到“中国作家驻村计划”的实施，文学正深度融入乡村振兴的宏伟事业。一大批优秀作品涌现，如钱小华《我在乡村做书店》、老藤《草木志》、李约热《李作家和他的乡村朋友》、卜进善《“花牛”为什么这样红》、罗倩《归禾》等等，作家们纷纷深入乡村，记录下乡村振兴伟业中的一帧帧珍贵瞬间，实现了作家与乡村的双向奔赴。近期，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名单正式公布，获奖作品中乡村题材作品占比不小。季栋梁的《西海固笔记》、陈启文的《穿越人间的象群》、丁捷的《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何玉茹的《她和她的麦子》、艾玛的《序曲》等作品均涉及乡土及乡村经验的书写。梁鸿长期聚焦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与书写，其获奖作品《要有光》同样关注到乡村青少年群体的心理健康议题。王计兵诗集《低处飞行》则在城乡流动的缝隙中，展开了差异化的乡土叙事。乡村振兴的时代命题为当代文学提供了充分的素材，作家依托多元创作路径回应这一命题，不断重构中国乡土文学的审美版图与表达范式。
在乡村振兴主题的文学书写中，报告文学与散文是对时代命题回应最为直接的两种文体。它们多以田野调查式的“在场”书写，替代一般书写中的“旁观”叙事。季栋梁的《西海固笔记》从微观视角切入创作，记录下那些脱贫故事中具体的人，以原生态书写方式刻画了这片土地从贫瘠荒芜走向生机焕发的历史蜕变。傅菲的《人间珍贵》以田野调查方法系统考察当地民众的生活样态、风俗习惯、收入结构与人口迁徙特征，看似细碎，实则串联起乡村振兴的核心时代命题。陈启文《穿越人间的象群》以在场的姿态记录了一场举世关注的迁徙事件，象群迁徙并非孤立的生态事件，而是与退耕还林、生态补偿、乡村产业转型等时代命题深度交织。艾平《天生草原》以呼伦贝尔草原为书写对象，为乡村振兴的文学书写提供了差异化的路径。梁鸿的创作长期聚焦中国村庄的历史变迁，《要有光》则将关注视角转向青少年心理健康领域，同样涉及乡土世界。作家耗时多年，足迹遍布城乡，沉浸式采访因情绪问题而失学、休学的少年及各方人士，以“观察+对话”的方式，追问日常言行中那些制造创伤的文化惯性，旨在为孩子与家长寻找走出精神困境的光亮。
这些贴着大地的书写者，以脚底的泥泞丈量时代的进程，在低处的飞翔中抵达文学最真实的苍穹。乡村振兴的文学呈现并非局限于宏大叙事与全景扫描，日常生活的褶皱之中，同样蕴藏着一个时代的深层发展脉络。小说这一体裁就开辟了更为迂回而内敛的观察路径。何玉茹的《她和她的麦子》表层叙事围绕个体情感疗愈展开，实则触及乡村振兴进程中一个极为普遍却常被忽视的维度。小说以温润克制的叙事，铺陈了平凡个体于破碎中重建、在疏离中联结的生命叙事，揭示出真正的家园感，源自个体对土地、对他人、对内在秩序微小却持之以恒的耕耘与守护。艾玛的《序曲》透过小说人物盲者的记忆棱镜梳理母子过往的生活脉络，聚焦当代乡土社会中法律与伦理的博弈。津子围的提名作品《上游》在直面政策执行中某些问题的同时，深刻展现了乡村政策如何通过调整与人性化落实，最终为普通个体带来切实便利。哲贵《彼此》以信河街倪家三姐妹为核心叙事对象，捕捉了互联网经济浪潮中电商从业者奋进的精神气质。罗伟章长期以来聚焦乡村生活，获奖作品《屋檐》严格意义上来讲并不属于乡土书写，但内在依然与乡土有关，作品呈现的一种现代性危机说到底源于人失去了和土地的联结。作品聚焦普通人的生活日常，描摹时代变迁背景下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与内心情绪，昔日的拥挤空间中邻里温情、彼此包容，与当下都市年轻租客的疏离状态形成鲜明对照。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中涉及乡村书写的作品还呈现出一种更为深度的创作转向，即从物质关怀走向精神关注。无论是何玉茹笔下丁老师于麦田中完成丧夫创伤的疗愈，傅菲笔下赣东北山民的生命韧性与日常生存，还是艾平笔下草原场域中人与自然的生命联结，乃至江非、张二棍诗歌中对大地与乡村的深度情感凝视，不约而同地将精神世界的描摹置于书写的核心位置。在一段时期内，乡村题材文学创作往往将乡村振兴简化为经济数据增长、基础设施完善与村容村貌升级，此类书写虽具备相应的社会功能，却难以触及文学的深层内核，而这届获奖作品恰恰在这一维度实现了突破。乡村的时代变迁不只在于经济数据的罗列或成就的宣示，还在于对个体如何在困境中安放情感、如何在与土地和他人的联结中重建精神秩序的忠实记录。丁捷的《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书写古筝演奏家奔赴大别山深处支教的经历，作品超越了“好人好事”式的典型塑造，深入人物的精神世界，呈现出“向死而生”的生命叙事与“双向救赎”的关系建构，更关注人的心灵世界。
诗歌类作品在呈现乡土精神风貌上着墨更多。江非的《大地为万物彻夜生长》以大地与乡村经验为核心书写客体，捕捉大地生命的内在律动。张二棍的《我愿埋首人间》则依托独特的底层视角书写乡村与边缘群体的生存境遇。两位诗人通过差异化的诗学路径共同完成了乡村经验的诗性转化，而这一转化的核心机制为情感灌注。王计兵的《低处飞行》并未止步于记录他们的生存状态，而是深入挖掘其精神世界中的情感纽带，对故乡田埂的牵挂、对留守子女的愧疚、对土地耕作记忆的反复摩挲。当这些骑手在城市里“低处飞行”时，他们的情感始终与身后的土地保持着隐秘而坚韧的联结，乡村振兴的文学情感版图从静态的乡土扩展至流动的城乡之间。
纵览这些作品，作家不再仅仅满足于以文学形式论证或依附于某个时代命题，转而致力于以文学叙事呈现时代进程中人的生存处境、情感结构与命运轨迹。非虚构写作依托田野调查式的“在场性”确立了书写的伦理根基；小说透过日常生活的微观褶皱捕捉时代变迁下个体的精神脉络；诗歌则以抒情话语完成了乡村经验的诗性转化。乡村振兴的文学书写本质上是“人”的书写，是对在土地上劳作、在变迁中挣扎、在逆境中坚守的普通民众的书写。正如傅菲在《人间珍贵》中传递的，人间珍贵是平常，正是个体的命运与日常，构成了乡村振兴最厚重的文学底色。当作家愿意俯身低处、扎根大地、埋首人间，文学便能把握时代最鲜活的脉动，创作沉潜入大地深处，便拥有了讲述时代最深沉有力的回音。
（作者系西南科技大学特聘教授）
从更广阔视野进入乡村振兴的写作
黄菲菂
在同题书写趋于饱和的情况下要写出新意来是不容易的，脱贫攻坚以及乡村振兴的主题书写在一定程度上就显示出这样的困境。引人注意的是，在近年来书写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报告文学文本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写作意图与现象。
民族地区文学创作一直以书写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为叙事中心，然而随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不断深化，自觉从边地书写中心，从地域变迁观照时代主题的写作转向逐渐形成。这些文本主动融入时代主题，将各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与国家命运关联起来，书写和建构中国故事中的民族故事和民族故事中的“中国形象”。
第九届鲁奖获奖作品《西海固笔记》是一个典型文本。西海固，一个“苦瘠甲于天下”的地方，苦难是它的代名词，是人们精神上的集体无意识，苦难叙事也是这里古老的文学母题。但这块苦难之地却在四十年来党的脱贫政策支持下发生了沧桑巨变，摆脱了绝对贫困。作品从吊庄移民、梯田建设、沙漠治理、引黄灌溉直到菌草种植、滩羊银行等标志性工程，全景式记录西海固半个世纪的脱贫史。百姓也因此获得了尊严与自信，他们不再像以前见有人来早早躲避在崖下、旮旯，走进村子，他们热情地请你进屋，有话了，爱说了。作者季栋梁说：“这天翻地覆的千年之变让我放下正写着的小说投入了这部见证时代大变迁的非虚构作品书写之中。”他为西海固人的信仰和梦想而写，为党的扶贫伟业而歌。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翻山越岭走了二十三里路专门来水库看水，他感叹：“哎呀，没见过这么多的水，没见过这么清亮的水，看了一阵子，眼睛都清亮了。几百公里管道引水，国家把钱花上了，感谢得很啊。”言语之间传达了百姓的感激之情，国家意志与民间立场自然融合，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在一个个原生态的细节中树立起来。
书写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事业的美好图景，让时代主题被赋予了一种民间情感，主流话语与民间声音在作品里形成共鸣。这样的民族故事必然是中国故事最精彩的篇章，西海固在新时代的文学表达中已然焕发出崭新的时代精神与美学向度。
从西汉丝绸之路“萧关古道”的著名地标到“秦时明月汉时关”的映照，从泾、渭、清水河河谷孕育中国远古文化到唐诗中塞外边关的象征，作者不断定位着西海固在华夏历史中的坐标，确认情感和身份的同根同源性。作者还重点介绍了长征时期党在民族政策上对回族同胞的尊重团结，以及他们对党的真诚爱戴。“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写的是长征胜利的豪情，又何尝不是今日中国式现代化征途的写照呢？
另一部写西藏地区脱贫故事的报告文学《幸福的旋律——西藏脱贫交响曲》中，作者吉米平阶写到纪念江孜百姓抵抗英军入侵、誓死守卫家园的江孜宗山英雄纪念碑在江孜宗山上高高耸立；纪念在和平解放西藏时136名进藏先遣连英雄的先遣连纪念馆在阿里的阳光下站成永恒。它们是汉藏民族共同保家卫国的见证，是中华民族共有集体记忆的无声丰碑。民族叙事在融入国家叙事的整体视野中达到一种文化的共融，以及人心的共鸣。
与以上直接进入主题叙事的文本不同，还有一类文本以学者和社会学家的身份做深度田野调查，以主体性视角介入乡村振兴主题。这类文本往往兼具情感主体性、学术理性和文献价值，厚重中透着轻盈。刘大先的《去北川》深度见证了北川新时代的山乡巨变之路，看到了它“很好的样子”。作者丰厚的民族学和人类学知识背景，挂职副县长的主体身份，以及长期田野调查的经验，让他的写作一开始就远离主题先行的目的性和概念化，而着手从民族记忆、地理变迁、历史人文、风物传统的多维度考察中思考北川走自身振兴之路的资源独特性和现实可能性。他在羌族神话中写出这个民族的坚韧顽强，在打造少年大禹形象品牌时他相信情感与信仰上的人物比实证的历史人物对民众而言更重要，而经历重大灾难后重生的北川人则有更强大和乐观的生命意志。一个县城的多重变迁在百科全书式的写作中展现，文本也因此呈现出调查手记、民族志、文化评论的学术理性，又因其深深融入这片乡土的真挚而氤氲着散文的诗性与情感。这不仅是经济的振兴，更是一个中国边地在复杂历史和现实语境下走出的一条中国式现代化之路。超越于这一主题书写的，是融合着自然地理、古老神话、历史人文、民族宗教的北川作为典型的羌族文化代表性地域完整地显现出来。
这样的写作在陈涛书写甘肃临潭驻村经历的非虚构作品《在群山之间》中有很好的呼应。两年时间，作者埋首于甘南乡土，去理解、思考、接纳这块土地上复杂的生活和人性，也在无数个孤独的深夜与自我对话，自我省思。这段经历让他学会了“从生活的内部去生活”，也在为村庄修道的同时自我“修道”，“让整个人生充满愈发丰盈辽阔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包含重大时代命题的现实文本同时是记录他们所在古老土地风物与心灵的历史文本与情感记录。作家们不断发现、调整新的自我，建立知识与实践真实联系的过程，也恰在这一系列现实与历史的考察中得以完成。在以时间线索、英模人物、重要事件为基本架构的乡村振兴主流书写模式之外，这样的主体性介入式写作，填补了时代主潮中的某些缝隙，记录了许多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样子。
如果谈论得更远一些，还有从其他主题出发最终观照与思考乡村振兴实现的文本。作家陈启文的《穿越人间的象群》是一部生态主题作品，但当我们为了保护象群建立食源地时，会发现村民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种植、田间管理、树皮造纸、养蜂等一系列与生态相关的产业发展起来，“大象吃饱了，我们也安生了。”人们享受了另一个物种生存带来的红利，形成了生态与生存的良性循环，提示我们探索地方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当我们把人类主体位置适当交还给自然，在一定程度上主动变为自然或其他物种生命的“他者”时，人类获得了丰富的馈赠。这或许是乡村振兴和生态保护共融发展的一种更广阔的思路，是真正意义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命运共同体的未来。
其实各个地方乡村振兴的书写，既是新时代的中国故事，也是人类现代化发展史上的世界故事。中国不再是被凝视的异域，而是在一个现代性发展和书写维度上能提供独特而成功的经验的重要参与者与引领者。乡村振兴主题因此不仅是中国社会和文学的议题，更是人类社会发展与文学进步的命题。
（作者系长沙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深度在场：新时代乡村叙事的写作姿态
董婕
不可否认，中国文化的根与魂依然在乡村。因而，谁写乡村，怎么写乡村，写乡村的什么，就成了着手写乡村题材的作家绕不开的待解命题。这一系列命题的解答，表露并深刻呈现着作家自身的写作姿态，它不仅贯穿于素材收集、叙事策略、人物塑造、情感表达和价值输出等全部创作链条，更是在一场基于生命体验的情感实践中，在较为稳定的身份立场和价值立场的羁绊中，谨慎地处理“书写主体-书写对象-读者群体”三者关系，形成整体性的、稳定的叙事立场与实践方式，相较于创作风格、叙事手法等概念，写作姿态具有更底层的创作范式属性。
回顾上世纪乡土小说的代表作品及其发展脉络，不难发现具有典型文学史价值和意义的三种写作姿态。其一是鲁迅等作家以“侨寓者的启蒙审视姿态”完成了对故乡的回望、审视，形成了“看与被看”“离去-归来-再离去”的经典叙事模式，主动背负了“启蒙与被启蒙”的时代宏旨。其二是沈从文等作家以“诗化守望的姿态”完成了诗意乡土世界的书写，在日常风物和人情往来的叙写中讴歌人性美和人情美，以纯粹的审美姿态守护了乡土文明的诗意内核。其三是柳青等作家以“扎根大地的实践建构姿态”担负了乡村社会变革的建设者、记录者，甚至是宣传员的时代使命，融入当地村民的农业生产和生活，力图用文学的力量推动传统乡土社会向现代化乡村的转型。可见，文学写作姿态的嬗变紧贴着中国社会发展的伟大进程和时代赋予文学的使命，一起脉动、交响。
新世纪以来，中国乡村最重大且最伟大的实践莫过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十一届茅奖作品《宝水》和九届鲁奖作品《西海固笔记》，就是时代使命和文学一起脉动、交响的硕果。《宝水》的中心围绕乡村振兴，《西海固笔记》的重心是脱贫致富。后者更是连片贫困区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最好的庄稼“西海固文学”的代表。马金莲《亲爱的人们》更被誉为“乡村振兴的文学新样本”。广西作家红日的《驻村笔记》和李约热的《李作家和他的乡村朋友》也是这方面的力作。这些反映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作品类型各异，有报告文学，有虚构长篇小说，也有非虚构纪实文学，但毋庸置疑且难能可贵的是，都表现出了作者深度在场的写作姿态，并很好地解答了“谁写乡村，怎么写乡村，写乡村的什么”这一系列核心命题。
“谁写乡村”不单是表面上追问谁掌握乡村书写话语权的问题，更深层需要追问的是掌握乡村书写话语权的写作者是否拥有足够厚重的乡村生命体验，是否积攒了数量可观的关联乡村生活的心灵事件。在时间的斗转星移和空间的物是人非中，穿过岁月的褶皱，穿越乡愁的迷思，重新遇见故乡，重新发现自我，拥有体察一切人和洞悉乡村奥妙的能力。简言之，“谁写乡村”的核心着力点在于写作者乡村生活实感的有效获得和岁月馈赠之下生命智慧的累积。以乔叶为例，她童年在乡村生活，成年后有离开故乡再慢慢回归故乡的心理体验。她说故乡的土地和土气如影随形地拥抱着她，是她命中注定的精神基因和心灵滋养。因为写作，故乡在她心里一遍遍地生长。
“怎么写乡村”更多涉及的是乡村题材的整体驾驭能力，侧重于写作技法的层面。包括素材如何获得，视角如何拟定，情感的表达是零度的克制，还是零上的讴歌与敬意。事件如何铺叙，是纪实还是虚构等等。《宝水》《西海固笔记》和《驻村笔记》都是第一人称叙事，一切在“我”的讲述之下真实可信，包括情绪的萌发和情义的流动。《宝水》源于跑村和泡村，《西海固笔记》源于自由式的“自助游”。作为西海固脱贫致富实践的亲历者和旁观者，季栋梁情感的羁绊也最深，他有两个怕，一是怕写得失真，遭遇乡亲们的耻笑甚至训斥，二是怕写得不够细腻，不能散发出泥土的芬芳。
“写乡村的什么”首先关涉作品的内容和主旨，是重在乡村四时节气与伦常的描绘，还是乡村历史的风云激荡，抑或乡村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宝水》里的九奶一生无儿无女却孝子满堂，因为宝水村人信奉的是“天下老人皆父母，世间晚辈尽儿孙”。故事在全村人用善意成全九奶的巡山和安葬仪式上落下帷幕。借葬礼写乡村的人情之美，是作者的巧思，更是回归故乡的佐证。其次关涉读者的阅读和接受。前者是对隐含着写作动机、写作目标在内的宏大意图的整体性感知，后者则包含了写作之初潜在读者的设定，以及作品问世后千人千面的理解和阐释。季栋梁因把西海固的父老乡亲作为潜在读者，最终在敬与怕的情感羁绊中完成了书写。
可见，深度在场的写作姿态渗透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写作的各环节。但不难发现这种深度在场的写作姿态与上世纪乡土小说的三种典型的写作姿态有着千丝万缕的相似之处，抑或承续关系。乔叶、季栋梁、马金莲、红日和李约热等作家，均置身乡村场域调研或生活，延续着柳青等人对素材的掌握路径，同样存在“看与被看”的关系、“离去-归来-再离去-再归来”的叙事视角。同为西海固作家的郭文斌，其代表作《吉祥如意》和《农历》也以诗意守望的姿态完成了对乡村文明与人性之美的守护和礼赞。
然而，不论是在上世纪典型的三种写作姿态中提纯思想的启蒙，提炼审美的价值，提取文学介入现实的力量，还是在新时代深度在场的写作姿态中凝视时代赋予文学的新使命，乡村题材文学作品的写作和阅读本质上是一场涉及人数众多且声势浩大的情感实践。基于此，无论是脱贫攻坚，还是乡村振兴，都首先要在“实然”的层面，直面现实本身，描绘乡村本来的样子，发掘乡村本身的问题，回答好“是什么”的问题。其次，要在“应然”的层面，大胆表现理想，抒发期盼，彰显作家充分的主体性，体现文学的审美价值导向，回答好“应该是什么”的问题。无论是实然层面，还是应然层面，上世纪的启蒙乡土文学和诗意乡土文学，都做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兼顾，成了时光淘洗后的文学经典。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强调以文学力量反映并介入现实的一些乡土作品在时光的流逝中，逐渐失去了读者，更多地彰显着文学史的价值。这一现实，值得新时代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文学版图上辛勤耕耘的作家们反思、警醒并付诸行动。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