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杰:在苦涩中澄明——万胜现实主义小说的美学张力
万胜的小说多以沈阳作为故事的背景与发生地,在坚守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同时,辅以突破传统叙事的技巧,构建出具有东北地域特色的文学世界。万胜的现实主义小说作品如同一杯东北地产的烈酒,入口并非甜美可口,但在初尝辛辣之后则散发出丰富的香气,品味之后余韵悠长。这一感觉如同在东北“后工业”时代的生活中奏响优雅的交响乐,人们伴随着音乐翩翩起舞,富有浪漫主义色彩。这种交织着苦涩与浪漫的创作风格也赋予了万胜小说独特的美学张力。
一、转型期的苦涩:还原生存的本质
万胜现实主义小说给人的第一印象即是初读时的苦涩之感。作品坚守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从不回避现实问题和困境,不刻意追求舒适和谐的传统美感,而是勇于直面东北工业体系转型时期东北民众的苦涩生活。当人们既有的稳定生活状态遭到冲击之时,是颓废还是崛起,成为万胜作品追问的核心问题。
东北辉煌的工业历史在万胜小说中得到了完整的保留,并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万胜以真实的笔触,呈现东北工业体系转型期的现实困境,描绘了东北人民在苦涩中对生存意义的不懈追寻。在小说中,废弃的设备、荒芜的厂房、老化的街区等,都在诉说着东北历史的苍凉,但在万胜笔下,这种来自现实的苦涩之感,并不都是令人畏惧的绝望。他通过书写看似落寞的景象和不完美的感受,试图还原纯粹的生存本质,由此唤起东北精神中的勇气和力量,激励东北人民在新时代中不断奋进前行。
透过苦涩之感,万胜小说体现出天然不造作、忠于原始感受的创作风格。小说中展现的东北原生态环境、人物与事件鲜有人工斧凿的痕迹,而是具有浑然天成之感。如同海德格尔对于“纯然之物”的理解:“这块花岗岩石是一个纯然的物。它坚硬、沉重、有长度、硕大、不规则、粗糙、有色、部分黯淡、部分光亮。”(1)万胜笔下的人物形象正具有着如此“纯然”的特征,这使得他的小说焕发出自然质朴的本性,令人印象深刻。《执子之手》(2019)中逆来顺受的东一、《撸褶儿》(2021)中倔强的韩氏父子、《狼迹》(2022)中沉默神秘的马保、《仓惶之境》(2023)中渴望爱情的孟令、《驯兽师》(2024)中看似窝囊的老港等这些主人公虽没有完美的人设,但都带着东北天然的原生质感,在看似粗糙中显露出丰富的性格特征。
经典歌曲《水手》的歌词耳熟能详:“苦涩的沙,吹痛脸庞的感觉,像父亲的责骂母亲的哭泣永远难忘记……”苦涩之感虽然痛楚,却能够给人带来难以忘怀的记忆。万胜小说正因为具有着原生态的苦涩之感而富有魅力,这种感觉也许并不会带来令人愉悦舒适的美学感受,但具有鲜明的东北地域文化特征与审美风格。虽然东北在万胜笔下看似并不完美,但是恰恰在这种不完美之中,东北才得以穿透历史的幻象,直面“后工业”时代的现实。在大众的普遍印象中,东北地区属严寒之地,而工业的凋敝又使东北平添萧瑟,严寒与萧瑟也成为万胜小说的叙事基调,充盈着东北独有的味道气息,极具个人风格与辨识度。
万胜小说的故事背景大都集中于沈阳苏家屯地区。沈阳是一座较早进入现代化的都市,却又恰到好处地保存了东北的原生态气息,而万胜的家乡苏家屯是沈阳的一个区,其以独特的历史背景与人文环境,成为万胜笔下的“马孔多”(2),为万胜的小说创作带来了无尽的灵感,并由此建构了层次丰富的文学世界。对于如何将东北地方色彩和时代背景相结合,周景雷认为:“所谓地方色彩自然要带有鲜明的地方属性,对东北来说就必须有东北属性。这种属性既包括可能越来越被突破的地理空间,也包括其曾经有过的历史过程,也更包括在这个空间中产生、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演化并在当下现实中凝练且仍然发生着粘连作用的文化。”(3)正是在兼具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与丰富叙事技巧的创作中,万胜小说艺术性地还原出东北工业体系转型阵痛期的时代缩影,沈阳也与万胜不加掩饰的粗粝美学风格相得益彰,以其天然的地域文化属性承载起人们的现实生存,勾连起人们对历史进程与生存境遇的记忆。
海德格尔认为:“建立一个世界和制造大地,乃是作品之存在的两个基本特征。当然,他们是休戚相关的,处于作品存在的统一体中。”(4)当万胜以笔直粗犷的线条书写不失细节的高质感东北时,同样是在建立文学世界的过程中为东北大地赋予生命的色彩与意义,这正是万胜笔下的文学世界产生美学张力的根本原因。在此意义上,万胜小说与东北大地构成一个整体。“立于大地之上并在大地之中,历史性的人类建立了他们在世界之中的栖居。由于建立一个世界,作品制造大地。”(5)海德格尔将大地比喻为本无意义的自然之物,而建立世界并为其赋予意义正是艺术作品的使命。万胜小说通过建立文学世界呈现出东北大地上人们生存的真实状态,而原本看似无意义的“去工业化”景观空间,在作品中也被重新赋予意义,成为故事情节发生的重要载体。
优秀作家的创作往往孕生于整体的地域文化环境之中,存在论美学将这种区别于二元对立的整体性状态称为“在之中”。万胜的小说创作始终体现出植根于东北大地并与之融为一体的“在之中”状态,具有着源于东北原生文化的简洁且充满力量感的风格。万胜曾自述:“我这一时期农村题材的作品就是这个特点,我会尽量地删减无用冗复的文字,让文章尽量精炼。但后来我发现,我已经习惯了的这种表达方式,来完成城市题材或其他题材的作品就感觉到受限,而且老老实实讲故事的写法也让我觉得乏味。”(6)透过万胜的小说也得以见出,其现实主义创作风格与单纯反映现实的手法不同,写作技巧上的创新则令其作品粗中有细,在粗糙与优雅之间形成了巧妙的平衡。
东北地区粗犷的原生态风貌与细腻优雅的审美意象相叠加,是万胜现实主义小说富有美学张力的重要表征。例如,音乐意象作为万胜小说中优雅的隐喻,与东北的工业文化形成强烈的对照。东北工业题材电影《钢的琴》即巧妙地将钢琴、手风琴等意象与工业时代的衰落糅合在一起,产生强烈的视觉和听觉的双重冲击。万胜小说中的音乐等艺术意象,同样象征着东北地区的人文精神内核,隐喻着人们内心的希望与憧憬。但是这种优雅在万胜小说中似乎被有意地弱化,以便更精确地呈现隐藏在历史背后的故事与东北大地的真实质感。在《可预见的未来令我们如此狼狈》(2023)中,故事情节由交响乐展开,以交响乐结束,人们的现实生活在抑扬顿挫的节奏中跌宕起伏。但高雅艺术似乎只是观众看到的生活表象与美好憧憬,与小说中展现的残酷现实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反衬。即便是主人公文如此这样的高雅艺术家也难逃困境,甚至连艺术都并未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为他带来对现实的超越,而是在对比中更显无力与挣扎。
鲁迅的战斗宣言仍在不断告诫人们:“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万胜小说正是以这种猛士姿态,为读者展现出东北大地上的真实与优雅。尽管那些锈迹斑斑的工业遗迹、陈旧破损的街道与社区、似乎时刻被寒冷包裹的生活,成为近年来东北带给大众的直观刻板印象,很多东北人甚至选择逃离东北,但万胜小说从没有逃避现实,而是选择正视历史,坚持书写真实且完整的东北生存境遇。
万胜现实主义小说通过艺术性的表达将现实人生境遇完整呈现,使作品中的苦涩之味愈发鲜明。《执子之手》中一群不得志的中年男子嚷嚷着要为好友东一报仇,事实却都是面对着现实的窘境而无从发泄;《狼迹》中的马氏父子与兄弟都深陷于自己所设的现实牢笼;《可预见的未来令我们如此狼狈》中的文静、文如此不断承受着生活的挑战与冲击;《仓惶之境》呈现令人厌恶、恐慌的生存状态;《我们如此热爱生活》《驯兽师》中人际关系在现实面前的脆弱与崩塌等,都不加掩饰地体现出人们在现实生存中的挣扎状态。
萨特认为,被裹挟于现实之中的人,只有超越自身才能实现生存的意义(7)。面对“后工业”时代人们生活遭受变故的意义感缺失,万胜小说的主人公们并没有向现实妥协,而是通过抗争,让生活重获意义。虽然经济体制转型给人们的身心造成了冲击,这些冲击也延伸至社会伦理关系中,但人们仍凭借着顽强的生存意志努力跃出苦涩的现实,不断与生存困境相抗衡,为生存重新注入意义与希冀。
二、蓄势待发的舞动:生存意义的回归
在万胜小说作品中,即使面对着残酷生活,人们仍在其上奋力高歌,翩然起舞,生存的意义在此过程中也得以生成。透过小说中斑驳的历史痕迹,本被隐藏的强大生命意志在作品中逐渐浮现,这种意义呈现的方式只能通过艺术作品来表达,也只有亲身经历过,才能理解“后工业”时代如何在人们的生存抗争中被赋予意义。在东北工业体系转型期,人们的歌唱与舞动也并非浪漫和欢乐的,而是质朴而含蓄的,庄严而令人动容的。
海德格尔用“抛”(8)一词生动地比喻人在现实当中的生存境遇。在东北工业的繁荣辉煌时期,工业体系不单是东北人的生存基础,更是一代东北人的精神依托,而当工业体系面临制度性转型,人们的精神世界也随之震荡。巨大的现实与精神冲击打破了东北人稳定的生活,与往日的落差让人们一时间陷入无所适从的恐慌,随之而来的现实生存的异化更加剧了社会矛盾的演化。
异化是万胜现实主义小说中的重要内容:“我觉得小说就像是能够解开作者真实身份的密码,现实生活中的我们都是被异化了的,不真实了。我希望最终能达到这个目的。”(9)随着东北工业体系转型时期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日益加剧,社会与人的异化状态也愈演愈烈。《执子之手》中夫妻关系的异化,《狼迹》中朋友情谊的异化,《可预见的未来令我们如此狼狈》中人的精神的异化,《仓惶之境》中爱情的异化,《我们如此热爱生活》中师徒关系的异化,《驯兽师》中家庭关系的异化等,都是伴随工业体系转型衍生出的社会症结。生产力的衰退滞后使原本紧密的生产关系也陷入信任危机,社会伦理关系不断异化。《我们如此热爱生活》中,师父吴长义与徒弟马顺之间原本亲密如父子的关系,随着工业生产结构的调整被消解破坏至扭曲变形,取而代之的是因为微小利益而反目成仇的敌对态度,最后甚至导致师父气极身亡。悲剧产生的原因正是巨大的现实冲击导致了伦理关系的异化,人与人之间失去了原有的信任和对彼此的希望。
异化的现实遮蔽了人们对美和希望的向往,对现实的恐惧和人生意义缺失带来的虚无之感投射在了时代群体当中。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计划生产时代的集体归属感和荣誉感都面临着消费时代的冲击。“消费”一词在西方早期诞生之时的含义是“完全消耗、吞食、浪费、花费”(10),“铁西三剑客“之一的郑执以“生吞”形容人们面对消费时代的恐惧与无力,其笔下的“穷鬼乐园”中挤满了生活受到冲击后看不到人生意义而借酒消愁的人群。万胜小说同样展现了人们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挣扎,长期的思维定式也导致人们难以在短时期走出精神困境:“工人们三个月领不到工资,生活陷入窘困……工人当惯了,如圈养的鸡鸭,思维受限,观念难改,大部分人还是把活路寄托在工厂上。”(11)人们的思维因惯性仍旧停留在过去,这也导致人与异化现实之间的矛盾更为凸显。
王夫之赞扬《诗经》“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12)。这种通过情景形成反衬的艺术手法也体现在万胜的小说创作中。东北工业辉煌的历史令人无限缅怀,面对着遗留的工业景观与异化的现实,鲜明的今昔对比更令人们难以释怀。《我们如此热爱生活》中,往日充盈着幸福和希望的生活与充满着艰辛和异化的当下生活令人备感唏嘘:“这片土地变得热闹又充实。人们用自己造出来的红砖建造住所,人们把住所建在了河岸边,那是一排排红色的房子,在明媚的阳光下就像是新鲜的果实。大地为他们展开了胸襟,人们与土地为伴,开始他们充满了新鲜汁液的生活。”对比小说中已经异化的现实,这种充满热情的生活状态只能存在于人们的回忆当中,也不禁让人们心生追问,异化和虚无是否即是人生的本质?
我们不妨回到马克思关于人的异化的经典论述:“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样使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13)“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14)人在现实困境中的挣扎容易导致人自身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但异化作为社会发展中矛盾的生发点,同样能激起人们对异化的反思与抗争,人的生存意义也在此过程中得以彰显。《执子之手》中,下岗工人东一被迫出国打工,造成了夫妻之间的疏离与猜忌,生活的困境虽然导致了亲情的异化,但异化的现实反而激发出人们的生存斗志,篇末男人们纷纷燃起决斗的欲望,与其说是为了同伴复仇,不如说是对于自身生存现实的抗争与跃出现实的渴望,生命的色彩在奋起抗争中得到醒目的呈现。
善于描绘底层人物现实生活的五条人乐队,在歌曲《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中呈现了与“穷鬼乐园”中人群类似的生活窘境:“告诉大家,我的朋友他喝醉啦!哭叫得一塌糊涂,还把别人的车给砸了,醒后赔了一千五……”底层人物被压抑的情绪在现实中无从发泄,却也潜藏着对于现实的愤怒与抗争。由于“下岗潮”等历史原因,当代东北文学作品中并不缺乏底层人物形象。在万胜小说中,底层人物形象被展示得尤为透彻,并且这些人物形象中都隐含着与现实的抗争精神。《狼迹》中颇具神秘色彩的马保,其行为总是出人意料,无人能理解他的想法;《驯兽师》中郁郁不得志的老港,在生活中饱受压抑与屈辱,童年时代驯兽师的梦想成了他的精神寄托……对此,张维阳认为,万胜小说“呈现了他所了解的底层人物的精神世界,他抓住‘感受’和‘情绪’这些走进底层群体内心的通道,表现他们的精神状态与生存状态”(15)。展现底层人物的怨与怒是万胜小说的一贯主题,也成为万胜小说的标志性特色。究其原因,万胜小说旨在通过对底层人物生存境遇的书写,展现底层群体在现实困境中激发出的生存意志与绝境反弹,借由人物的行为张力形成对人的生存意志的高度礼赞。
萨特认为,生活的价值需要人用实践赋予:“生活在没有人去生活之前是没有内容的;它的价值恰恰就是你选择的那种意义。”(16)萨特在《禁闭》《恶心》等作品中描绘的“他人即地狱”,旨在揭示西方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扭曲异化的状态。被异化的现实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被异化现实压迫的人们则渴望解放,重新寻回人生的意义,为能够自由地选择而顽强抗争。万胜小说中的主人公大都具有着鲜明的抗争精神,无论抗争的结果是否成功,都展现出东北人面对困境无所畏惧的生存斗志。《仓惶之境》中,当工业体系转型的结果蔓延至人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彼此的“仓惶之境”。“仓惶之境”精准地概括出当代人的精神状态,即烦恼、畏惧以及操心等共同构成的精神困境。但无论是现实中的苦涩苍凉,还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反而激励着人们更积极地寻求人生的意义。小说颇有预见性地谈及未来机器人的发展,借由机器人模仿人类的情感表达,影射出人类面临的情感危机:“在机器人模仿人类的6种表情中,其中5种都是负面情绪,这足以说明人本身就是个消极的动物,如果我们所做的一切脱离不了悲观的圈套,还有什么意义呢。”(17)机器人对于人的情绪模仿恰恰形成了对人与人之间处于“仓惶之境”的反射,激发着人们重新去思考和实现人生的意义。
笔者在论及杨知寒的小说创作时认为,当代“新东北文学”中的悲剧美学精神并非为单纯地表现现实生存中的悲痛与困境,而是化悲痛为强壮的力量,令人们重新获得生活的勇气(18)。万胜小说中呈现苦涩现实的原理同样如此,即通过凸显人们与现实中的苦痛相抗衡的生存状态,激励着东北人不断成长走出困境。如同《水手》结尾对于生存的坦然面对:“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东北人正是以自身的勇气与实践,在“后工业”时代重新振作,让生活重新焕发意义。
萨特用“战斗”形容文学写作的性质:“文学把你投入战斗;写作,这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一旦你开始写作,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已经介入了。”(19)书写东北同样需要这种战斗精神,只有通过反复不断触底才能形成有力反弹,正如班宇将东北的1990年代形容为“即便后来没落凋敝了,也凶猛干脆”。东北人的历史是充满勇气的历史,闯关东时代的无畏精神构成了东北人的性格底色,当人们面对现实的困境时也并未退缩,而是以自身的抗争展现出生存的真谛。正如《撸褶儿》中倔强的韩江山、韩奇父子,两人虽然都看似世俗意义上的“失败者”,但仍然执着于各自的精神追求,从不轻言放弃理想。
经由对异化的抗争,现实的困境并未击倒东北,反而推动了东北文艺的振兴。艺术的繁荣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关系是马克思对于文艺发展的重要观点:“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20)社会矛盾的演化推动艺术表达的升级,使悲壮的东北文学不断发展强大。虽然辉煌的历史不会永恒,但历史的荣光可以在文学中凝固不朽。《锈色海棠》等作品都表达出岁月逝去的了无痕迹,但是一个个故事记录着几乎被遗忘的历史,旧日时光如同遗存下来的工业景观,不断褪色、氧化、开裂,这个过程既充满着苦涩,又充满着韵味,成为东北辉煌与重生的见证。当美和希望自然地融入作品当中,如同阳光穿过茂密的树林,作品即被去除了遮蔽而变得豁然开朗,仿佛进入到一片澄明开阔之境。
三、粗糙中的精致:东北大地的澄明敞开
由于历史文化背景与工业时代的审美传承,东北人内心追求的浪漫与美并不是柔弱的优美,也不是西方传统美学中所追求的对称、光滑之美,而是植根于东北大地的粗犷、笔直、质地坚硬的美,代表着东北人勇敢顽强的生存斗志。在“后工业”时代,东北文艺作品展露出的不再是对于永恒不朽的渴望,而是对岁月逝去的缅怀。这种富有历史性的美感有着深刻的寓意,即借助不完美的历史守护着东北的兴衰与记忆。只有在这种看似不完美的美感体验中,现实遮蔽才得以去除,人们才能真正接触、感受东北的真实质感。万胜小说携带着来自东北大地的简单质朴而并不完美的质感,没有浮夸和过度的装饰,甚至略带粗糙和粗鄙,给读者带来自然不造作的审美体验。这种独特的美学风格既保留了东北历史的原汁原味,有着岁月的沉淀之感,又具有着中国传统禅宗美学的哲思,即通过回归简单质朴和刻意不完美来表达真正的艺术之美,透露出在历经沧桑之后能够坦然面对事物本质的态度。这成为近年来东北创作题材盛行的美学依据。
万胜小说中浓厚的在地性风格令读者印象深刻。沈阳苏家屯的地域文化风貌在万胜笔下得到了生动的呈现,无论是颇具地方色彩的人名地名,还是充满东北土味的俚语方言,“撸褶儿”“倒骑驴”“骚乒冒”等带有地方性甚至“土味”的词汇都让读者感到十分亲切,为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平添了生机与活力。同时,中国传统美学“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特征也在万胜小说中得到了继承。尽管面对着苦涩的现实,但万胜小说中从不缺少东北人特有的幽默调侃,正如杨丹丹所提倡:“‘新东北文学’的审美特征应表现出显在的东北性,但要拒绝猎奇式的肤浅炫耀。”(21)万胜的小说创作能够熟练地通过贴近日常生活的方式充分表达东北的地方意识和经验,收放自如地为读者营造轻松愉悦的氛围。
丹尼尔·贝尔认为:“一个城市不仅仅是一块地方,而且是一种心理状态,一种主要属性为多样化和兴奋的独特生活方式的象征。”(22)万胜的小说创作植根于沈阳这座工业城市,其创作成为对工业时代历史与生活的保存方式。长期的工业积淀使沈阳城市的空气中都散发着铁锈的味道,但万胜却在创作中巧妙地将这种锈色与美丽的海棠花相连,赋予这座城市不同的美学韵味。《锈色海棠》与万胜其他现实主义小说略有不同,其采用先锋叙事方法,将多个主人公的命运交织相连,令人想起同样采用多视角叙事方式的东北题材作品,如双雪涛的小说《平原上的摩西》,剧作《漫长的季节》等,但与这些作品中营造的悬疑氛围不同,《锈色海棠》通过多个紧密串联的故事,更直接地展现出东北人的现实生活与顽强意志。当海棠花在布满铁锈的“后工业”时代绽放,好似人们坚强地从现实的苦涩中破土而出,焕发出生命的光芒和色彩,而一抹锈色则更添东北的阳刚之气,隐喻着当人们不再向命运妥协低头,努力去生存、去抗争,生命则获得了敞开而至澄澈明朗的境界。
澄明之境是海德格尔存在论美学中的重要概念,用来形容美的形式被去除遮蔽而获得照亮,从而显现出其与真理关联的完整明朗状态。“美属于真理的自行发生(Sichereignen)。美不仅仅与趣味相关,不只是趣味的对象。美依据于形式,而这无非是因为,forma(形式)一度从作为存在者之存在状态的存在那里获得了照亮。”(23)而这种照亮的前提是去除遮蔽,如同人们需要穿过艰涩的路径去探索生存的真理,才能最终照亮生存之路。万胜小说正是以苦涩之感和顽强的抗争精神实现了对东北历史与现实的照亮,经由现实生存与浪漫理想的持续纠缠,得以抵达更高层次的审美境界。
《狼迹》结尾处,主人公在深山密林中迷路,隐喻着生活陷入了困顿与迷茫,然而这同时也是绝处逢生的开端:“一抬头,眼前的密林突然不见了,一片开阔。那是一片湖面,我从未见过的湖,被大雪覆盖,白白一片,平坦得像一张宣纸。”(24)这片森林中的湖面如同一片澄明之境,“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看似迷失的过程恰恰成为豁然开朗的前奏,为困顿与迷茫中的主人公带来了新的希望。康德认为,理想是美生成的必要条件:“这一规格理念不是从采自经验的各种比例、即被规定的诸规则中推导出来的;而是只有根据它,这些评判才是可能的。”(25)正是理想和希望带给人们信心和勇气,带领人们历经苦涩和艰难抗争的磨难,进入完美的澄明之境。
万胜小说正是以东北特有的美学韵味守护着东北大地的历史。“艺术作品的本源,同时也就是创作者和保存者的本源,也就是一个民族的历史性此在的本源。”(26)艺术作品中保存有一个民族的历史,东北工业时代的历史遗迹、人伦情感、抗争精神都在万胜小说中得到了守护。其小说如同梵高的画作《农鞋》,将反传统的美学风格在艺术作品中发挥到极致,在看似粗鄙的外表下隐藏着内在的精致,充满美学张力与想象空间;又如牧溪画作《六柿图》中青涩的柿子,虽然成熟的柿子更加甜美,但青涩的果实反而更能显现出柿子原本的特征,更加令人回味。正是这种借助不完美来表达完美的艺术手法,万胜小说体现出具有历史沉淀感的美学张力,在东北人生存的历史进程中呈现出东北的独特魅力。
经由富于美学张力的表达,万胜小说中埋藏的主线变得愈发清晰明朗,作品中蕴含的优雅和精致感也逐渐浮现。东北大地在万胜笔下逐渐剥去了现实的遮蔽,显现出独特的质地。透过苦涩之感,作品中对于完美细节的追求和呈现才更加真切。《可预见的未来》中,音乐会上优美的交响乐串联起跌宕起伏的故事,而东北大地上发生的故事也如同交响乐一样,充满着复杂的变奏与生命的喧嚣。相比音乐会上优美动听的交响乐,现实生活中的交响乐更显大音希声,一系列的故事虽然看似复杂却又都秩序井然,如日落月升、四季变化,默默守护着东北大地上人们的诗意栖居。
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所言的“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27)是人们常常吟诵的诗句,然而真正的诗意栖居从来不是逃避现实的浪漫幻想,而是在与现实的持久抗争中彰显生存要义。生成于苦涩大地上的浪漫才能更显出诗意栖居的壮丽本色,才是东北人心中真正的无言之美。当大众沉浸于东北带来的喜剧表象之时,东北大地上的精致美感却被置于角落。只有当“后工业”时代的苦涩被人们的生存赋予意义之时,其中蕴含的美才呈现出真实的容貌。万胜对于东北这片土地的热爱毋须多言,他以热爱书写着东北大地上的故事,东北大地也源源不断地滋养着他的创作,共同守护着东北大地上的美和希望。
注释:
(1)(4)(5)(23)(26)〔德〕海德格尔:《林中路》,第6、30、31、65、61页,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2)《百年孤独》的故事发生地。
(3)周景雷:《新东北文学要在历史与现实的互动中寻找坐标》,《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4年第1期。
(6)寇俊松:《作家万胜:我的家乡在苏家屯》,《沈阳日报》2020年3月27日。
(7)(16)见〔法〕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第35、34页,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8)海德格尔哲学中的“被抛性”(Geworfenheit),指人在此在中无法选择却已然身处的既定生存处境,是其存在论的基础,“被抛”是人的生存的起点与限制。
(9)林喦、万胜:《在历史与现实中做一个“游客”——对话作家万胜的小说〈王的胎记〉》,《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10)〔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第85-86页,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11)(24)万胜:《狼迹》,《芒种》2022年第4期。
(12)见《姜斋诗话》卷一:“‘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
(13)(14)〔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3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第58、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15)张维阳:《底层人物的怨与怒——万胜对底层群体精神世界的文学呈现》,《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17)万胜:《仓惶之境》,《鄂尔多斯》2023年第4期。
(18)见张永杰、陈羽佳:《新东北文学中悲剧美学范式的生成——以杨知寒小说创作为中心》,《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5年第2期。
(19)〔法〕萨特:《为什么写作?》,柳鸣九编选:《萨特研究》,第24页,施康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20)〔德〕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摘选〉导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1)杨丹丹:《“新东北文学”的东北问题、写作传统和新东北故事》,《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4年第1期。
(22)〔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154页,赵一凡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25)〔德〕康德:《判断力批判》,第71页,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7)〔德〕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第35页,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