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的批评观：

从会通处着手

孙尧天

古典与现代的关系是什么？如何看待中学与西学？这两个“至大无外”的问题，在我准备选择以现代文学作为志业的时候，就开始以一种或隐或显的方式困扰着我。最初，这只是一个切身性的问题，无关乎任何宏大叙事。

在中山大学博雅学院这个崇尚阅读古典、经典的学院中，为何选择从知识背景到思想关怀都看起来毫无关系，甚至有点“离经叛道”的中国现代文学呢？当关心我的师友来问，连我自己仿佛也要先“石化”一会，有时感觉自己真是异类。大学四年，我并没有上过一门名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课程，仅凭着对鲁迅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热情，就要踏进这个据说早已拥挤到“水泄不通”的领域？我确乎感到了某种知识谱系的断裂，并对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感到担忧。但颇为庆幸的是，吴晓东师从不限制我的阅读，甚至鼓励在选题和写作上自由发挥，我也是从他的研究生课上正式领会了“科际整合”的学术意义和魅力。

正是在写作博论过程中，明确地发现自己始终被这两个问题引导着，或者不如说，是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不断在要求我对此认真思考。在我的脑海中，至今仍时常回响着“比较既周，爰生自觉”这两句话。这是鲁迅《摩罗诗力说》开篇表达的对于中国现代转型的总体观点，这一观点既开启了他早年以改革国民性为“第一要著”的文学运动，也贯穿了他毕生的言说和行动。鲁迅的思想、文学虽然驳杂而难于命名，但“自觉”是一个根基性的命题。他说起这两句话的语境，正是中国文明衰弱到了最谷底的时刻，他认为只有对现代西方了解到精深的地步，同时对中国自身传统发起深刻的反思，才可以获得真正的“自觉”。

尽管历经百年多变革，中国早已摆脱了曾经的苦难，但鲁迅的视野、问题仍在激发每一个对时势敏感的当代中国学人。这就是，如何在古今、中西多重势力交汇的时代重新复兴中国的文明。由于所说的是“复兴”而非“复古”，在当代语境中，鲁迅的命题甚至变得更加急迫。这种语境和问题意识也决定了，开启对鲁迅及其代表的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必须兼顾古今、中西多个方面的知识与思想脉络。事实上，鲁迅也在他的行文中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引用，表露了自我思想世界形成的过程。对于今天的研究者来讲，这正是一条通向鲁迅，进而通过鲁迅思考中国现代性问题的道路。当然，这道路也延伸到当下。

这也意味着，为了进一步的研究，仍然要去读鲁迅曾读过的书，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也无论是现代的，还是古典的。通过鲁迅的阅读、引用，按图索骥地复原他的知识图景，似乎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被描述为史学化的趋势有一定相通之处。不过，相比史学的兴趣，我更愿意尝试从这些知识、思想链条相互扭结的地方，去努力发现鲁迅的意图、困惑与创造，并将其视为中国文明自我再造的活力的表征。

我并不把鲁迅与中国文明传统对立起来。在我看来，鲁迅恰恰是中国文明自我反身、重造的最佳代表——正如在论述“文明”这一议题时，他每每不能忘记“野蛮”所蕴含的刚健、清新的力量，这既是一种深植于“文明”传统内部的自我批判的力量，也提示着鲁迅为其自身在古今、中西多重博弈关系中寻找到的历史性位置。从晚清到民初，鲁迅所身处的世界，是中国文明古今之间的大断裂，也是东、西文明的大交汇，从文本和思想的缝隙处精心捕捉那些力量的撕扯、拉拽，既是为了进入鲁迅的世界，也是期望以鲁迅作为坐标，进而超越鲁迅的视界，看到更远、更深的地方。

“合众事而观其会通”，是史学家吕思勉先生的名言，他也将学者分为“专门家”和“普通史家”两类，并对后者多有要求，如“其所综合的，基础必极确实而后可”。这种问题其实鲁迅在《名人和名言》中也有察觉，所谓“博识家的话多浅，专门家的话多悖”。诚然，“观其会通”是一种美好的学术理想，虽更具挑战，要求的心力、精力注定更多，但总让人心向往之。

孙尧天，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批评家印象记

孙尧天学术印象——阅读史、谱系学与鲁迅研究

李国华

对于孙尧天，我是未见其人先读其文的。查了查电脑里的文档，应该是2013年秋天，突然收到尧天的本科毕业论文，关于章太炎、鲁迅两代人对儒家的态度的，从章太炎《诸子学略说》谈到鲁迅《故事新编》。一看题目，就感慨，这该是怎样的学术抱负和勇气呢？再读文章，更是佩服，如此年轻，却如此博学，如此难题，却如此识断。后来便见到了尧天其人，何年何月失记，淡漠的印象存留，个子不高，温柔敦厚，此后多有交往，更知其人，学有所崇，道有所守，不偏不倚，令人期许。

陆续读到尧天的新作，有关于奥巴赫的，也有关于丁玲的，但总体上都是关于早期鲁迅的，2018年4月读到他的博士论文《“本根”之问：鲁迅的自然观与伦理学（1898—1927）》，大开眼界。都说鲁迅研究是烂熟之地，是难以进入的城堡，是前人研究山积海淹的所在，但凡能做些别的，就不要做鲁迅研究。尧天的博士论文却令人感觉鲁迅思想的研究是一片生地，大块大块的知识和思想地层都是才翻出来的，生机勃勃，冒着热气。一边佩服着，一边也就暗暗警戒自己，不读书，无以言。如果说北冈正子、李冬木等前贤的研究让人看到的是鲁迅思想表达中所借用的一个个具体的知识点，尧天的论文则似乎更上一层楼，让人看到了鲁迅思想表达更为完整的知识、思想的土壤和气候，牵动着清末民初的中国、东亚和世界。尧天的论文无疑汲取了北冈正子、李冬木点对点式的实证主义研究的成果和学术思路，同时却更为深入地揭示了鲁迅思想表达与语境的关系。在尧天的论文中，鲁迅就像一条在清末民初的知识和思想大海中游动的鱼，鱼的声息和动静，密切联通着大海的生态。当一个研究对象不再是二维平面的标本，而是三维世界的生命，相应的研究很难不是别开生面、充满可能性的。如此对待研究对象自然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和智慧，尧天博士毕业后继续在鲁迅思想研究领域精耕细作，不仅连续发表相关论文，将博士论文打磨成书，于2022年12月出版，而且将相关思路推进到对于1927年之后鲁迅的自然观和伦理学的理解，学术上表现出强劲的生长性。以赛亚·伯林谓人类思想有狐狸型和刺猬型两种，狐狸兴趣广泛而刺猬兴趣专一，尧天自然专一如刺猬，但因其对待鲁迅的方式要求着广博的知识和思想兴趣，尧天也许同样有着狐狸的敏感和活泼。

以我观之，尧天的研究得益于阅读史和谱系学的双重视野最多。按照我的朴素理解，所谓阅读史，钩稽书目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读研究对象读过的书，尽可能在知识和思想上做到与研究对象对等，如果能覆盖，更是求之不得。鲁迅读书多，读私塾时已读完十二经或十三经，《山海经》《荡寇志》《二十四孝图》《鉴略》之类的，也许不是最重要的，南京求学时期所读，新书新报自是关节，尧天所论亦重在此，但隐而不彰的内容，似乎仍多。其后留学日本时所读新书新报，虽有文言论文可按图索骥，有周作人的回忆可资参证，学界亦广有抉发，但诚如李冬木、姜异新、宋声泉等人的学术工作所启示的，阅读调查仍有待于进一步完成。至于民元以来的大读佛经、野史，大革命之后的被挤着读社会科学，虽有哈迎飞、谭桂林、薛羽等人的学术工作，但似乎仅得其大概，晚年所读书报情形则尚未见自觉调查。因此，读鲁迅读过的书，就是有待于开展的学术工作，照例能读出新意，也着实如蛮地开荒，费时费力，令人生畏。尧天能积十年之功，遍读与鲁迅攸关的中西群籍，对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严复、梁启超、章太炎、尼采、海克尔、拉马克、卡莱尔、康德、泡尔生、丁达尔、有岛武郎、拜伦、雪莱、福泽谕吉、托尔斯泰……的思想行迹如数家珍，严谨地指出鲁迅对科学主义、群学、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的理解和批判，分梳鲁迅所接受的进化论与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严复、拉马克、海克尔、尼采的具体关联所在，尤其分析进化论的生物学路径和谱系学路径之不同，强调尼采的谱系学进化论在鲁迅小说《狂人日记》中的位置和意义，等等，令人在醍醐灌顶之余，不得不由衷佩服尧天用功之勤、用心之细，进而期待尧天进一步读完鲁迅读过的书，对鲁迅进行整体性把握和研究。

所谓谱系学，深究起来是一门复杂的学问，尼采、福柯各擅胜场。尧天看重谱系学蕴含的非线性史观，认为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所描述的虫子、猿猴、人类和超人等四种精神类型，并非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而是关联着人类自我理解能力的谱系学，鲁迅在《狂人日记》《阿Q正传》《春末闲谈》等各类文学表达中写到的动物即是一种谱系学隐喻，其中并无线性进化的想象。这就意味着在尧天看来，鲁迅在《破恶声论》中所批判的“兽性爱国”、在《狂人日记》中所批判的“吃人”等，都隐含着谱系学的线索。尧天因此进一步发现，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所展现的生物进化意识以及《坟》的前言后记中所表达的“历史的中间物”意识，都不是达尔文意义上的进化论，而是与尼采的谱系学密切相关的人类理解。尧天认为鲁迅行文中的“桥”和“桥梁”，意义与“历史的中间物”等值，但它们更为明确地标识了鲁迅与尼采的思想联系。在尧天看来，尼采喜爱的“桥梁”意味着生命的变动不居和自我超越的本能，这是生命意志问题，而非自然选择问题。尧天注意到尼采思想背后拉马克学说的影响，而鲁迅同样重视拉马克的生物进化论，尼采取消了拉马克的目的论因素，鲁迅同样对目的论不大感兴趣。由此可见，鲁迅之接近尼采并受到尼采影响，与其说是因为鲁迅留学日本期间正盛行尼采，流风所被，概莫能外，不如说是因为鲁迅的思想和知识兴趣正好共鸣于其时盛行的尼采，因而得其浇灌，此后更终身得其滋养。这些地方都极大地推进了鲁迅研究。受尧天的启发，我还想说的是，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固然都是重要的，然而相同或相似的精神类型越过线性时间的限制而发生共鸣、共振，在思想、情感上产生相互发明、因应，也许是同样重要的。以尧天细读过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为例，正如尧天所看到的那样，鲁迅之所以认为父亲无恩有爱，是受到了生物进化论的深刻影响，但他幼年读《二十四孝图》所留下的关于孝道的困惑和痛苦，也许才是他成年以后接受赫胥黎、斯宾塞等人的自然观和伦理学的根底。因为幼年感受过王祥卧冰、割股疗亲、老莱娱亲的残酷和虚伪，鲁迅才能深刻体会人禽之辩，才能认为恩是残酷的捆绑，才能希望一种一般生物的爱，同时又希望高于一般生物的人之爱。所谓“人之父”的设想，即缘于此吧。关于人伦日用的体察、感受、经验和理解，鲁迅幼年已有，他需要的不是接受影响，得以启蒙，而是近现代的科学和伦理发现替自己正名，为自己的体察、感受、经验和理解赋予近现代知识的表述形态。如果这样的理解也能够成立，那么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传统现代的交锋、先进落后的痛苦、文明野蛮的杯葛就都不算是对于事件本质的描述，而只是利益纷争的深浅不同的表征，人类之交流互通或隔膜厮杀，也是精神类型相似或互异之缘故。当然，此种谱系学的变形演绎，既不是为了抬高谱系学的理论价值，也不是为了非历史化地理解研究对象。盖因思想、精神之发扬，须有其土壤和气候，即以鲁迅而论，鲁迅自谓其思想中有人道主义和无治主义的消长起伏，所谓消长起伏，当然不是自身思想内部的自洽运作，而是受到一定的土壤和气候影响而表现出来的外观，鲁迅和鲁迅的精神类型大体是不变的，但消长起伏而为历史的形状，却也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虽然鲁迅自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轰毁了对于进化论的信仰，也不能据此说鲁迅的思想发生了突变，鲁迅从此断裂为两个鲁迅，鲁迅只是更深刻地把目的论的因素悬置起来罢了。苛细地分析起来，无论是认为1927年后的鲁迅仍是启蒙主义者，还是无产阶级革命者，都无法否认进化论仍然在鲁迅思想中起着重要作用。

我以为与谱系学视野有关的是，尧天将进化论中涉及的自然观和伦理学对应为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中的天和人；而这当然也得益于尧天对严复的深入阅读。在鲁迅的思想表达中，中国传统的思想语汇天、人已经淡出，从鲁迅本身无法读出天、人与自然、伦理的对应关系，只有在严复那里，因为严复还执着地使用晚周诸子的语言来传递赫胥黎、斯宾塞、史密斯的思想，表达相应的理解，才能读出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中的天、人对应着自然、伦理，一系列跟随语言现实发生的思想现实的变化，正在剧烈地发生。但在谱系学的视野中，这并不是传统向现代的变迁，更不是文明对野蛮的更替，而是同样的精神类型或人类生存的问题在不同的语言、思想系统中的展开，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的变形。由于尧天的阅读足够宽广深入，他既注意到了严复作为语言思想的中间物的一般存在，也注意到了先秦思想中的基本元素和类型迭经变迁，在清末民初以新的形态出现了。因此，当尧天在论述中将鲁迅思想中的关键概念“立人”追溯到《易经》时，我倾向于认为那不是思想史或概念史的一般习惯使然，而是谱系学的追溯和还原使然，它既是非历史的，又是充满历史感的。如果鲁迅的思想表达正如其留日时期的文言论文所呈现的那样，既有《人之历史》所含有的超人类的时间尺度，又有《摩罗诗力说》所含有的特殊的人类精神的时间尺度，既有《科学史教篇》所含有的知识类型学与人性建构关系的中庸论述，又有《文化偏至论》所含有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对特定知识的重视，鲁迅对历史的理解本来就建基于超人类的时间尺度和非目的论的偏至，他就不能不对历史充满现场感和即时感，他的原理是非历史的，因而思通古今中外，毫无窒碍，他的因应是此时此刻的，因而充满历史感，往往要求非此即彼，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鲁迅并不是在原理的意义上认为文学是救治国民的第一要著，非要成为文学家不可，而是在历史的意义上选择了文学，后来更成了寂寞新文苑中荷戟彷徨的文学家。尧天的谱系学视野使得他没有把文学视作鲁迅必然的标签，阅读史视野则强化了相关认知。只要尽可能读过鲁迅所读的书，就必然会来到鲁迅及其所在的知识、思想的整体土壤和气候中，就会发现鲁迅的所思所想以及所表达的内容，本不局限于科层制的知识、思想理解，他庞杂的汲取、会通和略有体系的构建，与清末民初诸多知识者一样，乃在于发明一种系统性的文明再造方案，以求从根底上应对和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且，正如《文化偏至论》对19世纪、20世纪世界的普遍关注一样，鲁迅的目光并不局限于一国之内，也不局限于东亚一隅。这都需要研究者有相应的眼光、思想和阅读，尧天本科就读中山大学博雅书院，认真读书的年纪即已无分学科畛域，此后更倾尽全力读清末民初知识者所读的书，疏通关节，洞悉脉络，积十余年工夫，终究具备了与鲁迅对话的知识能力。鲁迅研究界往往割舍不下以鲁迅解鲁迅的诱惑，尧天得天独厚，反而不被诱惑，拥有宽广的与鲁迅对话的知识视野。不是姿态、立场上的对话，而是知识上的对话，这一点也令人佩服。

将自然观、伦理学与天、人对应，不仅有助于将传统引渡到现代，或者识别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延续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有助于将“本根”的探究落实到便于讨论、分析的知识层。如果进化论所讨论和建构的自然与人的关系正是中国传统思想所谓天人之际，那么鲁迅及其同时代人对进化论的译介、消化和吸纳就是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就是在“本根”上进行思考。“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固然不是分科之学，进化论也有着长长的博物学背景，还不是后来的分科之学，而一旦分解为自然观和伦理学，就是极为成熟的分科之学了。也正是在这样的分解中，尧天才不需要继续重复生物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自然选择、进步主义等的讨论，而可以在立人和家庭伦理层面展开完全贴近鲁迅思想和文学的表达形态的讨论。的确，除了《人之历史》一文，鲁迅从未正面系统讨论过进化论，那么鲁迅与进化论的关联在哪里呢？尧天通过将进化论分解为自然观和伦理学，极为妥帖地找到了进化论在鲁迅的思想和文学中的具体表现。不管是在《文化偏至论》《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思想文本中，还是在《故乡》《鸭的喜剧》《兔和猫》等文学文本中，尧天都找到了鲁迅进化论书写的具体印痕，他对《故乡》《鸭的喜剧》《兔和猫》等小说的解读都独具特色，打开了新的理解空间。这就意味着，尧天的鲁迅研究起手处和落脚点都不是文学，但最终都打开了理解鲁迅文学的新的空间和格局。所谓文学，往往并不能从文学本身获得说明，对于鲁迅而言，尤其如此。

按照尧天的理解，当下又是一个重估鲁迅研究的时代，土壤和气候已大不相同，文化自觉和文明自信的氛围强劲，鲁迅提供的批判性和颠覆性认知仍具不可忽视的关键意义。诚哉斯言！21世纪确实已逐步展现为一个独特的世纪，列国的争持愈见无序，人工智能的潜能和挑战愈见深刻，“汝其为国民乎？”“汝其为世界人乎？”“科学之光”照耀，“汝其为类人乎？”人之历史当然还需要凭借人类的生命意志继续书写下去，人类世并未结束，然而“物欲来蔽”的状况也许要远比19世纪汹涌，如何通过重估鲁迅的批判性和颠覆性认知来因应当下，超越“类人”的困境，超越“国民”和“世界人”的政治选择，也许确实是具有关键意义的吧？尧天很难说是鲁迅的信徒，对鲁迅的心灵世界还不暇省察，他的思考大体上也不是接着鲁迅继续思考，但他对鲁迅的重估反而因此格外清醒，既充分注意到了鲁迅的优长，也毫不回避鲁迅的缺点和不足。鲁迅对于科学、迷信、宗教、文学之关系的审慎思考固然令人着迷，鲁迅对于文学（或文艺）的信心则令人困惑。自从他青年时期确定以摩罗诗力救世疗人的主张之后，所遇到的最大机遇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此外则多是挑战、困顿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持，投向现实和历史的投枪、匕首式的杂文写作，也往往是战士的哀歌，是为失败显影。这一切都充满伦理色彩，也许不妨借着尧天对自然观和伦理学的宽广论述，将鲁迅视为伦理家，或者更传统一点，道德家。在当下各种各样的鲁迅面相中，标举一下伦理家或道德家鲁迅，大概也不是毫无意义的吧。至于这标举是不是为尧天所喜，我也不去逆料了。

据我了解，尧天的学术取径并非孤身独往，寂寞无朋，当下的学术研究愈来愈重视材料和细节，愈来愈重视知识基础和积累，尧天堪称其中翘楚。他的鲁迅研究极大扩充和厘清了鲁迅思想发生的具体土壤和气候，而且进一步使得鲁迅与进化论、科学、宗教、浪漫主义、文学之关系的研究具备了吻合鲁迅生活时代的知识和思想基础。有了尧天的鲁迅研究之后，鲁迅作为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在知识上的一般属性和特殊价值，就更加不再仅仅是理论阐释的问题，而且是知识清理和分梳的问题。有知识基础和积累的学术研究更能行稳致远，这大概是人所共仰的吧。

但我有时候也会喜欢片言居要式的表达，看上去没有多少材料的使用，也没有多少理论的摄入，然而切中要害，直指人心。知识的超量堆积会使人心枯寂，而文学应该使人心明眼亮，与文学有关的研究也应该心有灵犀。从尧天最近的《故乡》解读来看，他也许正在努力平衡知识和心灵的位置，捕捉鲁迅作为一个现代人跳荡不安的灵魂。对于很多人来说，鲁迅灵魂的冷热仍然在改变自己的温度，尧天也不能外。

最后，再说一点尧天带来的启发。鲁迅读过的书，如果都努力去读到；鲁迅写下具体文字时的心情和思想波澜，如果都努力去仔细体会；鲁迅的思想和文字形态所得以表现的媒介空间，如果都努力去琢磨，鲁迅研究正未有止境吧。这些当然也都是尧天在继续用功的地方。相信以尧天的努力和智慧，假以时日，他必然贡献新的令人敬佩的学术工作和成果。

 李国华，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