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过去”——蔡东小说论
第一次读蔡东的小说大概是十年前，当时的感受是蔡东的小说很有生活的质感，到处透露着她对这个世界的温和，她关注身边细小的植物、事物、人物，饱含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的赞美和对生存的体认，并自有一种女性的表达之力。但蔡东的小说往往又不拘囿于女性的眼光，是对更广大的人和更广阔的心的发现、探索，那些人类共通的爱恨、生死、孤独、落寞等，都是她小说的重要主题。
这次再集中阅读蔡东的小说，我忽然发现在其小说集《我想要的一天》中竟还留有多年前阅读时的圈画痕迹。“然而，她太累了，没有精力再关心春莉的困境，也不想深究任何人任何家庭的真实细密的悲欢。”[1]“显然，小屋的租客在困顿之余，依然对生活有所期盼，有一颗热爱和讲究的心。”[2]“他们生活在牺牲、操劳、恩义编织成的一张网里，紧密而沉重，谁都出不来了。”[3]“二十年过去了，傅源知道，他没生长成栋梁，稀里糊涂地活着，羸弱而单薄。”[4]通过这些痕迹，我们可以捕捉到蔡东小说另外的一些特点，她的细腻、感伤、迷茫等等。以此来看，蔡东的小说不仅是生活化的，还是情感化的，她对这个世界的感受和体悟有着一种发自内心的诚与真，但她几乎从不允许自己笔下的人物在困顿中沉沦、在痛苦中消亡，即使现实令人沮丧，依然要对生活保有理想和希望。正如何平指出：“在我们的时代，捕捉并透射出理想主义的微光，可能并不比揭破现实的假面更容易。正因不易，就更能理解不只是蔡东，小说家总会以个人生活理想取代更广阔人群和世界的理想，写‘应该’的世界。”[5]
“应该”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就这样在小说家的笔下形成一种虚实的比照和呼应。事实上，当我再次读蔡东的小说时，印象最深的不再是其对现实生活的敏锐感觉，也不再是其对复杂境况的细致描摹，而是她对人在这个世界上的活法的权衡和计算、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来回摇摆难以抉择的情感的冲撞和纠葛。在蔡东为数不多的小说中，我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时空场域——过去。蔡东的很多小说，都和“过去”有关。和“过去”有关，便和记忆有关，也便和时间有关，而这中间，又会涉及遗忘、承诺、真诚、分裂等相关概念，而我对蔡东小说的理解和阐释，也便从这些词语、概念出发，在时间的河水中逆流而上，去探求这个比现在、比未来更为驳杂宽阔的“过去”的世界。
一
记忆与遗忘
过去和记忆有关。因此，谈论过去，就绕不开记忆。记忆是什么？“从某一角度看，记忆以持久性为标志——它保存并适时推进着早期经验的残余物、痕迹、印象或废墟遗迹。从另一角度看，记忆又以回顾性为标志——它是一个基于当下的、重新描绘过去现实图景的努力，相比起被重构的过去的方方面面，它更加受到当下对意义与各种理解范畴的需求的激发和引导。”[6]蔡东的很多小说，都是关于记忆的，甚至很多时候，记忆就是叙事本身。比如小说《往生》，虽然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日常故事，但小说的叙事动能是记忆，并且在记忆中走向完结。
还有最后一丝意识，她想告诉穿寿衣的人。你叫刘长瑞，刘长瑞。她想带他走，一同往生极乐。她是老头跟这个世界的唯一联系。在他斑驳的记忆和狂野的虚构中，有时，她是初恋情人，在老家的乡间土墙上写情书示爱的热烈女孩；有时，她是姐姐，省下自己的半勺麻汁浇到他面碗里的姐姐；更多的时候，她是他的母亲，即使他神憎鬼厌，依然无条件爱他的母亲。[7]
事实上，在小说中，康莲在即将离世之前，不仅想到了公公刘长瑞，还回忆了母亲、父亲的死，想到了女儿和外孙的生，就这样，《往生》通过记忆建构起了自身的结局。《往生》讲述的是一个老年人的故事，六十一岁的儿媳承担起照顾八十五岁患阿尔茨海默病的公公的重担。仅就题材来说，这无论如何都算不上是一次让人感觉轻松的叙事。事实也是如此，小说一开篇就写到了这种照顾“失能”“失忆”老人的生活的糟糕和揪心，而这种糟乱直到小说结尾都没有结束。小说的结尾这样写道：
一切都快结束了。她闭上眼睛，听到丈夫慌乱的脚步声，接着闻到药丸熟悉的气味，苦而凉。她瘫在丈夫怀里，听到他喊，你得活着，得活着。恍惚间，遥远的天空中仿佛也传来恶作剧般的叫喊声，让她活着，让她活着！她接上一口气，悲喜交加，原来，还是走不了，还要熬下去。熬下去。[8]
蔡东在这段慌乱的描写中，调动了听觉、嗅觉以及各种感觉，让原本即将获得解脱的个体，再次回到一种逃不脱的命运之网中，既荒诞又凄凉，既可笑又残酷。是的，要活着，再苦再累都要活着，而且这活着甚至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别人。在《往生》中，康莲对公公刘长瑞的感情是复杂的，她一方面认识到这种不可推卸的伦理责任，另一方面也感受到脱离这种生活之后的轻松，但更多的时候，她处在一种若即若离的“盲目”之中，她想逃离，但能逃到哪里去呢？只能逃到过去，逃到记忆里。但这种逃离，不是易卜生笔下娜拉式的出走的决绝和不计后果，而更接近于爱丽丝·门罗笔下的卡拉（《逃离》主人公）那种企图逃离但最终回归婚姻生活的无奈。对此，杨庆祥曾说：“蔡东意识到了这种盲目性——爱的盲目性和生活的盲目性——她真实地呈现这种盲目，因此她超越了女性写作的观念拘囿，有一派阔大的境界。”[9]因此，在小说通过女性如何面对现实困境来探讨人性的普遍矛盾这个问题上，蔡东和爱丽丝·门罗达成了某种内在的一致。“往生”也即“逃离”。只不过在《往生》中，她所倾心的对象是老年人，而非年轻人。由此来看，蔡东的小说从来都不是以轻松的姿态触摸生活，而是以一种尖锐的思想刺向生活的最本质之处——人就是在命运的召唤中陷入一种接近于无解的“死循环”。她的小说也由此超越了生活本身，而具有了一种哲学般的宽阔和高远。
《我想要的一天》也是现实生活中的故事，但这个故事依然是围绕“记忆”展开的。麦思的好朋友春莉放弃工作追逐自己的写作梦想，而和这一行为对应的，是麦思的丈夫高羽对自己生活的沉思。麦思从不解到理解的过程，是通过记忆推进的，也是通过记忆完成的。“麦思心底最深处的恐惧，被春莉攫住了。幼时看到的一幕，此刻不期然再次迫近到眼前。这几年她才意识到，她曾是某个历史节点的旁观者，才明白了那个场景的微言大义。”[10]以这次记忆为发端，麦思也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她和高羽貌似主动又充满痛苦的坚守，霎时变得滑稽可笑。心底张皇，哪里安稳过，不过是无抵抗地腐烂罢了”[11]。蔡东就是这样，总是在一种平静和淡然中，让人毫无防备地跌入情感的苍茫，原来看似波澜不惊的生活，其实早已一地鸡毛，只是不愿意面对和承认。“两个人都意识到一些真正的困厄和痛苦。仿佛幽闭于黑魆魆的山洞，从一个绝境走向另一个绝境，始终没寻觅到通往光明之门的道路。”[12]《我想要的一天》是一个让人心碎、心痛的故事，苦闷的生活在现实中找不到解脱的出口，于是还是要借助记忆，小说就是在关于过去的记忆中走向了结束。
她屏住呼吸，拿起来掂掂，颇有分量，很快她就凭借常识看出来，这是一把仿真枪，青春期少年们的最爱。接着她往里看，看到一台望远镜，小小的，小得让人心疼，让人想流泪。[13]
蔡东并没有告诉读者“我想要的一天”具体是什么样子的，或者并没有这么完美的一天，但正是借助于这些生活中的“叛逆者”，蔡东实现了她小说的叙事目的——过去从未过去，现实的苦痛之外，还有过往的柔软和旧时的悲悯。“心碎和心软，是蔡东小说中的两种滋味。这是她所探察的生活世相和她几乎出于本能的情感反应。前者以故事方式直观呈现，取决于她包容的眼光；后者以细节形态婉曲表达，取决于她厚道的心地。”[14]如果说现实生活的质地是坚硬的、强悍的，那么人们总是能从记忆中捕捉到时光漫漶之处的慰藉和心安。“车窗外面，一排排红房顶的度假别墅轻快掠过。海里，渔船上的人正在撒网，身体一旋，两只手臂抡出去，把张开的网送向空中。这多像记忆深处的一幅旧画。”[15]“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她跳舞。也许过往的记忆都已模糊不清时，那个片段仍免于湮灭，随时能从一团晦暗中跳出来，放射异彩。”[16]这就是蔡东，一个心软的小说家，一个于过去的时光中寻找生命安慰的生活家。
但人毕竟不能靠记忆活着，甚至很多时候，记忆也并不可靠。记忆一方面捕捉着过去，但同时也遗漏着过去，甚至于遮蔽着过去。“无论我们怎么看待它，回忆似乎总是与遗忘紧密相连。过往的经历并非一盘可以通过记忆来倒回的磁带，记忆无法通过一系列连续的被回忆起的事件向后追踪，直到所有事情都被清晰明了地重述：回忆往往是一件推测性的、引导性的工作，是对一片或多或少被遗忘的土地上被承认之点的追踪，而这整片土地是我们从未给予过稳定关注的。”[17]记忆中的“过去”其实是作者借助于小说重新建构出来的，以此来看，小说是一门重建“过去”的艺术。重建过去的历史、重建过去的生活、重建过去的时间，甚至由此对过去的世界进行重建。小说《伶仃》讲的是一对老年夫妻的情感困境，但其实也不过是对彼此“过去”时光的一次重新打捞和梳理。小说中写道：“回想过去几十年的生活跟回忆一场梦境有些相似，一样的模糊不清，一样的零碎混乱，任意流淌，没有形状，而且，你能记起和描述出来的都不是全部，总会漏掉点什么。”[18]人在记忆和遗忘之间穿梭，总会记住一些，也总是会遗忘掉一些。
蔡东小说中写了很多沉浸在记忆之中的人，但她同时也没有忘记那些被记忆抛弃的人——比如《往生》中的刘长瑞、《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中的乔兰森——这些迷失在时间之中的个体，和那些在时间之中彷徨的个体，就这样不可避免地结合到一起，共同构成现实中令人迷茫又无法摆脱的多样人生。而人生也就是这样一个持续的“记忆—遗忘”的互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过去和现在互动，现在和未来互动。有记忆，也便有遗忘。有人被记住，就总有人会被记忆淹没。
二
原谅和承诺
“原谅”这个词其实也是一个和“过去”有关的概念。我们只能原谅过去发生的事情，而不可能原谅未来。哪怕是原谅一个人，原谅的也是他过去的行为，而不可能有预见性地原谅他以后的所作所为。而承诺则相反，承诺是对于过去的反拨，它是面对当下甚至是面向未来的，它从不为过去负责。同时，原谅和承诺也是一种道德概念，它关乎基本的道德伦理和生命情感，它们是和具体的人发生关联的。
读蔡东的小说，让我感受到了她和很多“80后”作家的不同，她的小说始终在道德的天平上行进，有对自由的向往，更有对责任的承担；有对个性的尊崇，但更多的是对自身的内在要求。她笔下的人物，对自己总是会比对别人苛刻。李德南曾经分析指出：“蔡东的写作，也重视这种具有自主性的、内在的人，但她笔下的人物，和现代主义小说和现代主义艺术中的人又多有不同。他们有现代人那种强烈的自由意志，渴求自我实现，又有古典时期人的那种强烈的道德意志与责任意志。他们是现代人，是带有古典性的现代人。”[19]《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也是一个和“记忆”“过去”有关的故事，小说讲述的是周素格和因阿尔茨海默病失忆、失能的丈夫乔兰森之间的情感历程。而推动这一进程的，或者说小说的叙事的推进，靠的就是记忆，就是周素格对于过去的回忆，也是在这个过程中，“过去”实现了自我的重建。“那一刻她确信，他们抓住了一点儿不变的东西。那是个安全和确定的晚上，每次世界又让她惊惶难安时，只要一想起有过那样一个晚上，她就觉得心里踏实了。总有一些不变的东西。”[20]“她看着丈夫，此刻的他，是裸露的，诚实的。借由脑部的萎缩退化，他再度成为十几岁的少年，那段幽密的记忆突然开始放光，纤毫毕现。”[21]
然而，过去的记忆越是美好，反衬之下的现实便也越发残酷。周素格一方面在记忆之中寻找现实之外的精神补偿，另一方面也在现实的困顿之中不停地挣扎。在小说的最后，在经历了关于生死的困顿之后，周素格选择了原谅生活，这一刻，作为读者的我并没有为她感到长舒一口气，而是有了更大的感慨，也生出了更多的敬意，因为这样一种“承诺”本身就意味着更多的牺牲、妥协、不由自主，就这样，“承诺”又不可避免地回到了一种自我循环之中。然而，也是在这西西弗斯一般的命运的轮转中，人也实现了对自我生命和对现实生活的超越。“她记得她亲吻了丈夫，她记得亲吻时，半是沉醉半是痛楚地闭上了眼睛，那一刻，万人体育场空旷无比，仿佛就剩下她一个人了。”[22]
此时此刻，世俗生活已然被藏匿到了时间之外，而只剩下一种康德所说的“道德生活”的不可摧毁的精神坚固。“如果一个人真的接受或接纳了某种信念，他就会体验到这种情感：信念是情感的充分条件，而情感则是完整信念的必要条件。”[23]我在前文中就说过，蔡东的小说是情感化的，这种情感又往往和人物的生活信念紧密相关。他们的情感的游移、转变、坚定，都来自生活的变动和不确定，但几乎无一例外，他们对生活又都抱有最后的信心。施战军说，“蔡东小说的根子或者说芯子，是生活信念”[24]。因此，《月光下》中，不管“我”和小姨之间的情感如何变化，在经历过生活的动荡之后，“我”对小姨的“不当行为”选择了原谅，最终归于理解与和解；《伶仃》中，面对夫妻之间的情感纠葛，卫巧蓉始终以自己的方式抵抗着生活的冲击，最后迎来新的转机；《照夜白》是一个和“说话”有关的故事，然而，如果我们将其看作一个对不善于表达的自己的“原谅”，并给予一个全新的自我的“承诺”的故事，也并无不可，这中间其实是一种生活信念的转变，只不过这种转变的媒介是语言。读蔡东的小说，我想起了英国的小说家简·奥斯汀，奥斯汀的小说透着一种平静，而少有激越，即便是傲慢，即便是偏见，也总带有理性的眼光，还有着对责任的坚守，因此，在奥斯汀的笔下，爱都是建立在责任基础上的，爱因为责任而高贵。“小说教导我们，通往‘高贵’的唯一道路是对当下存在状态的明确肯定而不是否定，是对责任的认可和恪守，是根据当下存在的各种条件来完善自我，是矢志不渝。”[25]
作为一位“80后”作家，蔡东有着自己对自由的追求，但她更明白责任的意义。比如在《来访者》这篇小说中，她就写道：“我不赞成把成年人的困境都归咎于过去，童年、家庭、父母等，不要忘了你自己的责任，人要为现在的自己承担应该承担的那部分责任。”[26]事实上，我之所以被《往生》《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这类小说打动，就是看中了她小说中那份责任意识和苦修精神。“人，最勇敢和最惯于苦难的动物，在自己这里并不否认苦难：他想要它，他甚至探求它，前提是，人们向他指明了，这里有一个意义，苦难是为了这个。苦难的无意义，而非苦难，是播撒在全人类之上的诅咒，——而苦修理想给了他们一个意义！它是迄今唯一的意义；不管什么意义总比完全没有意义好；无论在哪个方面，苦修理想都是迄今为止‘不得已而求其次’的最优者。”[27]不管是《往生》中的康莲，还是《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中的周素格，面对生活的困境，她们一定会有更多的选择，但她们不约而同选择了一条似乎最艰难的路，这种艰难一定是她们能够预料到的，也一定会是超出预料的，但她们还是义无反顾。这是她们的承诺。“承诺回应的是不可预见性，它是心灵的间断性和我们行动的一系列后果的复杂性产生的；承诺用掌控未来的能力，就好像关系到的只是当下，来对抗人类事务的这个双重不确定性。”[28]
如果读过蔡东的小说，就会发现，她的很多小说围绕家庭而展开，家庭是蔡东理解生命、理解他人甚至理解世界的第一窗口。蔡东的小说关注的是每一个家庭中的喜怒哀乐，生活如此艰辛，而一切仍需自我来面对。因为只有在直面中，人才能获取其自身最大的意义。我不知道蔡东是不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但她一定希望自己笔下的人物都能获得完满的人生，即使艰难，也不放弃。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蔡东的小说有了一种区别于他人小说的特质，那就是对“承诺”的固守。“蔡东小说在向人们说着什么呢？她在说，极有可能是要在承受住前者的煎熬和折磨的基础上，才有望得到些许后者的慰安——这些许慰安，就是生活底细上的细碎而珍贵的光斑，不耀眼夺目，不逃避不冷血，但不至于一团漆黑，一腔愤懑。”[29]
三
真诚与分裂
事实上，在蔡东为数不多的小说中，我们可以很清晰地捕捉到她小说的核心，不是青春，不是爱情，不是反抗，而是时间、记忆以及人与人之间最本真的情感。从这个意义上看，蔡东是一个偏于怀旧的小说家。蔡东喜欢在时间的长河中徘徊，她最新的一本小说集，便取名《河水从北方流淌而来》，这看似是一种空间上的物质流变，实则还是和时间相关。中国人常说，日久见人心，蔡东就是在时间中见人、见心、见万物。
在我看来，蔡东小说的最迷人之处还是真诚，以及和真诚相伴随的人的复杂情态。真诚和道德相关，但有时候真诚也和过去、时间有关，因为真诚和人不可分割，而人又一直处于时间之中。所谓真诚，不过是人如何面对时间长河中那无数个不确定的自我。而事实上，真诚往往又和分裂相对应，因为真诚之外，人还面对眼前更为严苛的“现实”和“真实”，以及由“现实”和“真实”所引发的分裂。蔡东的很多小说，都涉及“真诚”与“分裂”，比如前面分析的《往生》《我想要的一天》《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其最新的小说《薄冰上》，也涉及这一主题。小说写了一对青年男女的情感故事，但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是如此的脆弱，就像薄冰，一碰就碎。虽然“我”一直在努力，“走在终点在望的一段路上，我变得小心翼翼，经常偷偷观察，揣测他今天心情如何，看他情绪尚好就暗暗松口气，整个人也跟着轻快起来”[30]。但那种勉力维持的感情，总是脆弱又不可靠的。
那又如何？大学四年，再加上短暂实习两个月，已足够让人经历诸多磨折，人生中堆积起一些不愿想起也不愿提及的人和事。突然涌起的激烈情感如智齿和盲肠，多余，无用，还可能带来急性疼痛。相比孤单，亲密更令人畏惧。这关键紧要的时候，更不该任由自己陷入到可能的混乱中。[31]
而这种瞬时的“分裂”，也因随之而来的图书馆事件走向了真正的告别。不过，即便“我”知道这样一种情感的不可靠，但当最终的“失败”来临时，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接受，尤其是以一种被“出卖”的方式。“什么东西从脸上消失了？是水分。脸像紧挨一堆火，被烤得发红，又像被阳光灼伤，一阵阵蜇刺般的疼。接着，是冰冻感，如幼时吃冰棍，几口下去额头生疼生疼的，脑袋哪里结了冰。”[32]就这样，那种从内心升腾起的情感热浪，一下子就跌到了冰点，原来，从真诚到分裂，也不过咫尺。
而弥补这种创伤的方式，还是依靠记忆，依靠记忆中那稳定而安全的过去，“躲进房间，里头保持旧时模样，只新换了枕套和床单，不同厚度的被子叠放在床头，这时，眼泪才终于流下来。熟悉的气息环绕着我，自离开那刻起，时间仿佛凝固，不再往前流动。此后向往的容身之地，似都有这小屋的影子。千里外的角落，一番整改，应该已不复存在，想到这，心重重地哆嗦了一下”[33]。然而，记忆总还是“过去”的，它能给现在提供一种精神的补给，却不能代替现在，由此，创伤虽然从表面愈合，但内里总有痛的残留。“我看着全新的身体，知道有些事情它还没忘记。”[34]
在蔡东的小说中，记忆永远是重要的。因为，记忆证实着人作为时间中的一种存在，证实着其精神的连续性对于自身的重要意义。“我们感到，不仅我们正在回忆的东西是我们真正经历过的，而且塑造（并且可能激发）了我们当下回忆的方式的，也是在那一过去经历中，而不仅是在我们当下处境中的东西；将记忆固定在过去经历中的这种做法，证实了我们自身作为有意识的个体的根本连续性。”[35]因此，即便我们知道“过去”不可复现，却可以重建，“我们保存着对自己生活的各个时期的记忆，这些记忆不停地再现；通过它们，就像是通过一种连续的关系，我们的认同感得以终生长存”[36]。
同时，真诚和分裂是关乎心灵的，是和人的心理状态息息相关的。蔡东的小说，关乎人和现实，但她更重视的是人在复杂现实中的心理状态，比如《来访者》，就是一篇和心理咨询、治疗有关的作品。这个故事也和记忆有关。心理的疗救，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回忆过去。“接下来的几次，回溯童年，梳理记忆，细细翻看密密麻麻的褶层。久远的场景和事件苏醒过来，初时，江恺像个局外人一样在描述，说着说着开始可怜自己了，开始动怒了，攥紧拳头，脸涨得通红，音调升高，身体却瑟缩起来。我没有介入，放任他在痛苦中待一会儿，再待一会儿，差不多了才让他自由联想，继而邀请他一起分析。”[37]可以说，正是通过记忆，通过对过去的回忆、分析和重建，那个不真实的自我才慢慢恢复成为一个完整的自我。在《来访者》中，蔡东通过人的心理世界的复现，呈现了人的多样和复杂。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她表达了对人自身脆弱的不安和抚慰。尤其是在对“过去”的追忆中，通过对人性的温暖触摸，去抵达一个个真实的时刻。“事实上，不仅是《来访者》，蔡东的小说叙述者或多或少承担着心理医生的功能，这使得她的小说能够抵达人性和世界的褶皱和细枝末节。从这种意义上说，蔡东的小说迹近心理现实主义。也许真的可以撇开我们前面试图对蔡东的小说进行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划分的困扰，现实的幽暗、理想的微光、生命的痛楚和欣悦，在蔡东，是一个普通人的心理时刻。我们不愿意指认这一个个的她和他是边缘人、零余者和失败者，她和他生活在我们每个人中间，我们也生活在她和他中间。当蔡东捕捉到我们这个时代普通人的幽暗和微光、痛楚和欣悦的心理时刻时，她的小说时刻就降临了。”[38]然而，也是在这个抵达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更多的人的“真实”时刻和“分裂”瞬间，而这些真实和分裂又承担着更为深重的痛。“江妈上面，我看到一条粗大的脉络从遥远的地方延续下来，江妈只是其中的一环，江妈背后，深厚久远的传统巍然而立，押着她，押着许许多多的生命。”[39]在这个意义上，蔡东又实现了她大多数小说中所不愿意去触碰的“批判性”。蔡东的小说是柔和的，但并不妨碍那种尖锐的思想性。
有些东西，深藏在我的体内，用我觉察不到的方式决定我的命运。幽灵跟我寸步不离，牵引着我一次次回到熟悉的情境，我以为妈妈还在背后，鞭策着我干大事，一件接一件。再看看自己，长大了强壮了，能不依靠妈妈就活下去了，于是我把往日的怒火喷向现在。此时此刻压迫者并不存在，我这半生都在跟想象中的压迫者做斗争，这个百变的压迫者易容乔装，化身为工作制度和生活秩序，……化身为一个弱关系的朋友，也时常化身为某位萍水相逢的服务业人士。我跟他们斗争过后，那种熟悉的压抑感也回来了，我又不舒服了，我需要让自己不舒服。[40]
就是在这种真诚和分裂的不断斗争中，一个人正在努力找到那个最真实的自我。“如果真诚是通过忠实于一个人的自我来避免对人狡诈，我们就会发现，不经过最艰苦的努力，人是无法到达这种存在状态的。”[41]读蔡东的小说，我想起了弗洛伊德，想起了他在《精神分析引论》之外，另外一部同样享有盛誉的著作《文明及其不满》。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类在建立其文明的过程中，人的心灵也同样遭受压迫。受此压迫，人们越发严苛地对待自身和自我，而这种严厉很多时候是没有必要的。我不知道蔡东是否受了弗洛伊德的影响，但在她的小说中，我们其实也能看到这种人对于自身的严格。而当自我的要求不能实现时，那种为求得生存的不懈努力和生活的希望之间，也由此出现了巨大的裂隙。因此，我之所以说小说是一门重建过去的艺术，就是基于其在对过去的追忆、重建之中，去缝补这种因时间的漫漶而带来的裂痕。它所谓的对当下的直面和对未来的展望，其实都是和过去相关的。当然，对于过去、现在、未来的理解，我们也不能仅仅采用一种时间的维度，而是要有更宽阔的视野。
……并非过去生产出了现在，而是——至少在比喻意义上——现在，通过创造性或分析性的想象，生产出了过去。在这种理解中，过去不是过去发生的所有事件的总和——因为我们永远不应该对理解这一总和抱有希望——而是我们所“感知”到的过去，存在于当下意识之中的过去，通过反思与回忆、研究与想象性表现的复杂混合而建构起来的过去，它让我们有了一种有意识地回顾的感觉。由此而建构起的过去，或许在某些方面与前一种理解中的实体性存在的过去有所联系；至少，认为我们所感受到的是一种回顾性的意识而不是一种幻想这一信念，就暗示了我们相信这一过去与实体性存在的过去是有联系的。然而，在其内在固有的选择性中，也在那种为其赋予意义的重要性中，这一过去不应被视为已有的过去的继续，而应被视为对于当下有意义的过去。[42]
蔡东是一个怀旧的人，她对时间中的旧人、旧事、旧物自有一番思量。蔡东小说中最为打动人心的时刻，都是和“过去”相关的，但一定又不仅仅是“过去”，她从不沉湎于“过去”，而是在和“过去”的交互中去实现当下自我的新生。蔡东的小说，理性而克制，但总会有一些感性的瞬间让人猝不及防，然而也正是这样一个个由过去时刻催生的感性时刻，使得蔡东的小说变得和她笔下的植物一样，盎然，鲜活，给人希望，给人温暖，也给人力量。
注释：
[1][2][3][4]蔡东：《我想要的一天》，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30页、91页、181页、199页。
[5][38]何平：《日常世界的痛楚和等量的喜悦——蔡东小说论》，《当代作家评论》2022年第1期。
[6][17][35][42][英]杰弗里·丘比特：《历史与记忆》，王晨凤译，译林出版社2021年版，第82页、81页、83页、29-30页。
[7][8]蔡东：《往生》，《河水从北方流淌而来》，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5年版，第28页、28页。
[9]杨庆祥：《小说即“往生”——读蔡东》，《文艺争鸣》2013年第11期。
[10][11][12][13]蔡东：《我想要的一天》，《河水从北方流淌而来》，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5年版，第54页、54页、48页、57页。
[14][24][29]施战军：《生活底细上的光斑——读蔡东的小说》，《河水从北方流淌而来》，蔡东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5年版，第263页、265页、263-264页。
[15][18]蔡东：《伶仃》，《河水从北方流淌而来》，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5年版，第117页、124页。
[16]蔡东：《她》，《河水从北方流淌而来》，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5年版，第138页。
[19]李德南：《内宇宙的星辰与律令——论蔡东的现代古典主义写作》，《南方文坛》2021年第1期。
[20][21][22]蔡东：《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星辰书》，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275页、290页、294页。
[23][美]玛莎·C.努斯鲍姆：《爱的知识：写在哲学与文学之间》，李怡霖、于世哲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47页。
[25][41][美]莱昂内尔·特里林：《诚与真：诺顿演讲集1969—1970年》，刘佳林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5年版，第101页、9页。
[26][37][39][40]蔡东：《来访者》，《河水从北方流淌而来》，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5年版，第222页、167-168页、209页、213-214页。
[27][德]尼采：《论道德的谱系》，赵千帆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95页。
[28][法]保罗·利科：《记忆，历史，遗忘》，李彦岑、陈颖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53页。
[30][31][32][33][34]蔡东：《薄冰上》，《长江文艺》2025年第11期。
[36][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