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逸的智者——我眼中的诗人张学梦
诗人张学梦为我写过一篇评论，文章的开头这样写道：“每一个匍匐在缪斯脚下自愿献身的皈依者都得回答她的诘问：‘为什么？’”
这个问题，与“人为什么活着？”的哲学命题一样，始终与我的写作相伴相随，不容回避。面对这来自心灵深处的逼问，我不知道何时才能有一个令自己满意的答案。
我一直以为，是我的残疾决定了我少年时代对文学的追求。后来，我的爱人说：“其实只有在精神领域里，人才能找到真正的平等，这或许是你当初模糊不清的潜意识。”是的，残疾本身是一种局限，而首先引领我走出这个局限的是诗歌。
那是1984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在一位熟人的引领下，我怀着一种文学青年过剩的热情和极易萌生的崇拜去拜访他，当时我并不清楚自己接近的是怎样一颗历经种种锤炼的心灵。
我像一盏小灯一样惶惑的眼神，我的虔诚，以及我那空悬的袖筒，都使诗人无法拒绝我。我把自己写的诗呈给他看——一些孩子气的哀怨，一些软弱的祈祷，一些用晨曦编织的爱情梦幻，一些青春期的迷离和恍惚，一些尚未结核的痛苦……他在冬夜四面漏风的屋里边看边踱来踱去。他当时对我的赞美很谨慎，把我比作一只负伤的青苹果，正因为创伤，才过早地散发出香味。他不忍诓骗一个孩子，把朦胧的“端倪”说成隐约闪烁着才华的迹象。
他展读着我递给他的诗稿，一句一句地读，大多时候是读出声来。读的过程中，很快挑出里面的好句子。他读完后，不会立刻把诗稿甩到一边，也不会马上还到你的手上，而是习惯性地覆住自己的膝头。他从不吝惜自己的赞美，就像佛家讲的随喜赞叹，他说：“李白想象力再丰富，他的诗中也不会出现企鹅。”
1988年盛夏的一天，我揣着张学梦老师的推荐信，忐忑不安地敲开了青年诗人、编辑徐国强在《唐山劳动日报》的办公室。在很短的路途中，我几次把未封口的信拿出来读，信上的句子，在脑海中依然清晰如刻：“不合适的地方请你动动刀斧，以上算是我的请求。”信中简要介绍了我的情况，地震中致残，独臂，习诗多年。很快，那叠诗稿中的一首，发表在《唐山劳动日报》文艺副刊的“百花”版上。题目被改成《踏过青青的草地》，徐老师的评点紧附其后：“20岁的青年，能将诗写得如此精练、含蓄、情思飞扬，的确难得。”同时，也指出我的诗中还存有“学生腔”的不足。
事隔多年，徐国强谈起此事，说：“学梦老师太客气了。”
1989年秋天，我在散文《跨出更衣室》中写道：
我想，一个人的一生中总能找出一次对你以后影响至深的谈话。“都有不同程度的残缺。真的，除了傻瓜白痴植物人，每个人都有自己内心自卑的神经，都有一角隐秘而脆弱的敏感区。”
我遇到了一位深谙心理学的导师，他开导的语言像诗一般：
“十足的幸运儿从来没有，即使有一个公认的幸运儿，他自己也会找出上帝亏待他的地方。末了，十足的幸运本身也会是一条不幸。”
他鞭辟入微的哲学光辉，给我一种兴奋的痴迷。
“听着，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残缺，这是有根据的，而非阿Q或酸葡萄哲学。据科学调查结果表明：全世界50亿人口中有百分之八十多的人长得不对称，其中包括一些世界闻名的大影星。胖子为自己的脂肪发愁，瘦子为自己的干枯难堪。除了在欧几里得画的圆里，你不可能找到完美的东西。地球本身就是一个不规则的三轴椭球体，这些都是常识……”
我文章中提到的这位智者就是诗人张学梦。有幸以张学梦这样的智者为师，真要感谢上苍对我青睐有加。
大多时候，在诗人的书房里，我坐在那把贴墙的椅子上，掏出本子，摊在膝头，像小书记员一样飞快地用笔捕捉诗人说过的话，诗人呢？有时是坐在床上，但更多的时候，是在水泥地面上不断地绕圈儿踱步。他非常轻灵，有本事在那么逼仄的空间内回转自如，身体一点也不磕碰到别的地方，与他近在咫尺，也不用担心会与他发生肢体冲突。半天儿谈下来，诗人引领着话题走了很远，像是一种健身，功练立锥，拳打卧牛之地；又像一种最随意轻松的布道，让我这个聆听者如醉如痴，常常引起一种幻觉——我和诗人同处于一处开阔地带，旷远的场，芳草茵茵。
诗人不烟不酒。他说：“我受不了尼古丁和酒精的刺激。”
诗人很少应酬。他说：“我有社交恐惧症。”
诗人以素食为主。他说：“大吃过，血脂高了，血压高了。于是拒绝动物脂肪。健康是我对家人的责任。”
诗人只喝白开水。他说：“咖啡因对我来说是多余的。”
诗人一直住小房子。他说：“买不起大房子。切莫把贫穷误认为简朴。”
诗人的房子一直没有装修过。他说：“老伴儿是过敏体质，怕甲醛。”
诗人全面操持家务，做饭洗衣。他说：“这是生活的基本内容，挺有趣的。”
诗人的屋内整洁，一尘不染。他说：“这是老伴儿的功劳。”
诗人屋内没什么摆设和挂件。他说：“我的生活哲学是：追求简单。”
……
天不知不觉黑下来，我的本子上看不清字了。诗人扬手拉灯绳，悬在头顶上的灯泡亮了起来。窗外各家的灯光，也参差错落着亮起来。我们的谈话进入尾声，诗人要做饭了。我知趣地将笔本装进书包，站起身，听诗人讲完最后的话头。
他拍拍我的后背，愉快地下着“逐客令”：
“快滚蛋吧。”
他有时候执意送我，不由分说，蹲下身换鞋，推门迈步，噔噔下楼，我还没来得及阻拦，他已经在楼梯的拐弯处站着等我。
诗人住简易房时，有一次我去拜访，恰巧碰到了同样去拜访诗人的小说家墨微（刘三伶），谈话间隙，蟋蟀声四起，墨微说：“你家还有蛐蛐啊？”
诗人不无骄傲地回答：“我家是动物园！”
诗人刚搬入24号小区新居的那一年，我去诗人家，遇到一位头发卷曲、留着络腮胡子、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中年男子，指间夹着点燃的香烟，样子长得很像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诗人向我介绍，这是小说家杨显惠。我很惊讶，说：“我还以为杨显惠是女的呢。”
诗人顺口开玩笑说：“你瞅瞅，他的胡子比女人的头发都长。”那一天，他们主要是谈小说创作，谈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也谈国内的作家。谈到小说的创作时，诗人说：“写诗是综合思维，写小说是分化思维，我可干不了写小说这个活儿……”
省内有一位老版画家，出了一本类似“口袋书”的作品集，请诗人为之配上文字。诗人很快写好，版画家看过之后，大为惊讶——不仅文采斐然，与他的画面相得益彰，而且评论非常准确到位，说的句句都是行话。“口袋书”出版时，诗人坚持隐去自己的真名实姓，改用笔名。
诗人对绘画是很内行的，他的书房曾挂着一本书画高仿挂历，他很喜欢其中的一幅，是齐白石画的寿桃。那幅画，红花墨叶，设色鲜活，古艳绝伦。诗人说：“我喜欢它的朴拙。”
说起齐白石，我不由跟诗人聊起那则发生在两位巨匠之间的“公案”——吴昌硕当年在沪上发牢骚：“北方有人学了老夫一点皮毛，竟暴得大名。”齐白石走上大师之路的“衰年变法”期间，一心沉醉于吴昌硕画作，数载闭门精研。齐白石闻听此言，捉刀刻石，咔嚓咔嚓，石花迸溅，如闻霹雳，长驱直入，痛快淋漓。他刻了个七个大篆：“老夫也在皮毛类。”
诗人听我讲完这段轶闻，平静地说：“老夫，可以是自指，也可以是他指。如果是前者，当然是自谦；如果是后者，就是齐白石在回应中引入了第三方：造化。”
是的，大师的老师是造化。齐白石《题画葫芦》诗曰：
别无幻想工奇异，
粗写轻描意总同。
怪杀天工工造化，
不更新样与萍翁。
这次，诗人打开了话匣子，说：“自从摄影技术发明之后，科学技术几乎把画家们逼入了死角……但艺术的生命力是顽强的，画家们找到了一条叛逆性的新路……从莫奈、梵高开始到什么野兽派……蒙克……到抽象派的康定斯基、夏加尔……画家们走出一条强调主观自我的表现主义道路……即画家主体观念的介入、扩张、弥漫……直至对画面起主导作用……比如毕加索的立体主义。他打破了反映写实的古典艺术哲学，拆开和篡改造化的原作……把我熟悉的机械制图方法应用到绘画上……重新拼装组合，再造了视觉物象……”
我觉得这一看法挺新鲜。
他又说：“其实绘画艺术发展的这一路线，与人类思维发展，特别是工具理性思维的发展是呼应的，同步的……附和人类现代解构、还原……同时创造创新的主流思维……”
我说：“老师好像也懂画。”
“当然，”老师故意不谦虚地、夸张地说，“第一，我访问过意大利，参观过许多美术馆、博物馆、大教堂……观摩过洋画家们的名画真迹，受过熏陶。第二，你不知，我小时候，十七八岁的时候，在工厂车间里搞宣传、出板报、画壁画，受过锻炼。而我得到的第一笔稿费，不是诗文，而是画。当时，我在市日报的《工人的画》中发表过漫画和小连环画。”
1990年的初冬，我恋爱了。
当我第一次带着女朋友去诗人家，开门的正是诗人，没容我作任何介绍，诗人就猜出了我们的关系。诗人当面评价我的女友：“你长得很透亮！”写字台上正好有一本《星星》杂志社编辑的诗集，诗人在扉页上写了一行字：“初恋，是人生的朝霞。”当作第一次的见面礼，送给了我带去的姑娘。
回去的路上，女友一边翻看着诗人的赠书（那里面有一首诗人的《女工友》），一边对我说：“吓了一大跳，我还以为开门的是张学梦老师的儿子呢！”
诗人的确年轻，50岁，一点儿不显老，岁月竟然没把一星半点儿的艰辛和沧桑留在他脸上。实际上，他从小就担起家庭的生活重担，干过许多重体力活儿：当过搬运工、装卸工、建筑木工；修过公路、铁路；在机械厂砸过铁，干过造型工、化铁工、木模工……老师是深以这番经历为荣，他称自己是“什锦工”。他说：在他的青少年时代，劳动不仅给了他快乐，给了他价值感、存在感，也锤炼了他的身子。
我和女友恋爱五年之后，诗人参加了我们的婚礼。
又过了8年，妻子出书，请诗人作序。妻子没有想到，仅仅隔了两天，诗人就将序言写好，亲自登门送到了她的办公室。
在序言中诗人这样写道：“我认识杨静时，她还是一个学子，或者刚走出大学校门不久，一个并不执迷的文学爱好者，似乎正被萨迪所吟咏的那种爱情燃烧着。我们所进行的较深入的一次谈话并不是关于缪斯的。那天，她坦诚地向我倾诉了自己所遇到的小小的心理困扰，并寻求一个‘年长诗人’的辅导……
“若干年过去，有趣的是，已经成为一个成功的广播节目主持人的杨静恰恰是因为开创类似心理咨询的谈话节目而成功的。我听过她获奖的《倾诉与倾听》，她的成熟、广博、自信、爱心、敬业精神、沟通能力、谈话艺术都让我十分惊讶。在一个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在一个个人命运迅速跌宕起伏的时代，在一个主体意识日愈占据中心位置的时代，在一个竞争的、文化多元的，各种观念剧烈冲突的时代，心理压力、心理问题乃至心理疾病是难免会产生的。一些人一时或偶尔精神迷茫、适应困难、孤独消沉、无处诉说、无处宣泄、无处求助、无处碇泊……正因为如此，像《倾诉与倾听》这样的节目，就成了人们普遍需要和喜欢的精神港湾和精神憩园。给需要帮助的人送去爱、送去关怀、送去良言诤语；给失望的人点亮灯盏，给受困的人指点迷津；倡导积极的人生态度，传输通俗实用的生活智慧……这项工作的意义不管怎样高估都不为过。”
同样“有趣的是”，诗人张学梦本身就是一位心灵导师。凡是接触过他的人，无不对他深邃的人生智慧留下难忘的印象。
有一次，他笑着说起六十年代一段有趣的往事。
在工厂时，一位“哥们儿”不知什么原因，突来灵感，给他总结了“三大罪状”，并打了小报告：因他在车间写了一句列宁语录“只有会休息的人才会工作”而说他打着红旗反红旗；因他在冬天的更衣室养了一簇青草而说他散布小资产阶级情调；因他用泥捏了一个女孩头像而说他暗恋法国女郎……
新来的嗅觉敏感的“头头”，并不知道他在的全厂人缘儿有多好，于是，在职工大会上通报新动向，组织班组批判他……结果上上下下达成默契，共守“甘地主义”，谁也不配合，批判会变成了说笑闲聊会。戏演不下去了，只得不了了之。
后来，我向他询问与人相处之道，诗人说：“要与人为善。只栽花，不栽刺，和为贵。一切都会过去的，别在意……须知，所有的心理伤害都是自我伤害……再补充一句：请求原谅和宽恕，也原谅和宽恕……”
他是一个诗人，同时更是一位智者。诗人的思想从哪里来呢？为什么一位诗人的思想力可以如此强劲？除了禀赋、阅历、天启、词语的碰撞与思绪的游弋，除了诗人孜孜汲取的现代意识，他对于儒释道三家的借鉴与融通，都在诗人的思维中实现了恰到好处的交融和展示——儒家的折衷主义，释家的因果报应，道家的祸福相倚，他都有着深刻的理解。他笃信，对所有人的最后的审判一定是道德审判……
有一次诗人问我：“你说说诗人与学者的区别？”
我一时语塞。
诗人自问自答：“学者以拥有知识兼生产知识为职守，而诗人只有一条道：智慧创造。但诗人也有一个好处，即允许他不断说废话，而只要他说出一句精彩的话，他这个诗人就成立；而学者的难做之处，就在于他真的博学……”
在同一座城市中，我虽然有获准进入诗人家门的“特权”，但并不敢滥用，有时候我更愿意给诗人写信。一般情况下，我总能很快就收到诗人的复信。
志勇：
我很少到单位去，你寄来的杂志，我5月8日才收到。
我习惯把诗当诗人来读。确切说，我习惯把诗当“心电图”和精神分析资料来读。这组诗反映：你现在的心境趋于平和，应力减小，张力增大。开始用“复眼”看世界。思维呈现出结构性、分离性变化。基调依然是淡蓝和浅绿，但开始出现阴影和立体主义的错动。智性（知性）因素加强，采撷到哲理，并且还有那么一点点“禅”意。有了距离感：亲历者亦是旁观者。视野开阔了。有了理论上的自觉……总之，写得更深了，更好了。我最喜欢《这个忧郁的春天》。
戛然而止。就说这些。如果我给予的赞美比你期待的少，那就请你原谅我的吝啬。
代问杨静和你们的小女儿好。
张学梦
2007年5月8日
另一封：
志勇：
你好。信我今天才拿到手。寄来的《何为好诗》我读了。写得不错。道理这玩意至少是双子叶，有的像洋葱头分层，有的像大蒜分瓣，且又都在嬗变中。因生缘起。随机组合。又是主观的、相对的，所以咋说咋有理。一个人只要有见解有主张就好。你现在有自己的诗歌观点了，这是一大进步。
我已经老了。知趣地把自己边缘化了。不再掺和事。什么事也不掺和了。这叫“老年自闭症”。
代问杨静好。
张学梦
2010年10月4日
诗人的字写得很有特色，大小不一，既随性又有章法。我多次赞美过诗人的字体，夸他懂得线条运用。对我的夸赞，他总是不以为然，笑笑说：“你居心叵测，在赞美我的短处。”
1979年，《诗刊》编辑王燕生收到了一份张学梦写得“很不像样儿”的手稿。一沓打字员使用的油光纸，用半截铁丝串起，模糊的字迹忽大忽小，标点符号也是高兴时点一下。但他却从这沓油光纸上看出了亮点，并决定见见作者。在唐山大地震的一片废墟中，他在防震棚里找到了张学梦。屋里没有一件家具，墙壁上订块木板，上边排列着几十本中外书籍。他十分感叹作者在这种简陋的环境中竟能写出这样充满现代思想的诗歌来。
那首诗，就是张学梦的处女作——《现代化和我们自己》。
那首诗，当年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滚动播出一个月，成为新时期文学划时代的揭幕之作——
……
努力使自己现代化吧！
难道这不是一个
烧着了眉毛的问题？
在2000年的门栏上
挂着这样一块木牌：
“愚昧无知的人勿进！”
是真的！是真的！！
学习吧！！！
现代化的人们呐，
我赞美你。
1980年7月，《诗刊》社组织创办了第一届“青年诗作者创作学习会”，这个被称为“青春诗会”的学习交流活动一直坚持至今，被誉为中国诗坛的“黄埔军校”。
首届“青春诗会”邀请了张学梦、梁小斌、叶延滨、舒婷、才树莲、江河、杨牧、徐晓鹤、梅绍静、高伐林、徐敬亚、陈所巨、顾城、徐国静、王小妮、孙武军、常荣共17位青年诗人，为当时的中国诗坛揭开了青春篇章。报到那天，在《诗刊》社编辑部的楼道里，柯岩见迎面走来一位身材颀长、眉目清秀的男子，问：“你是哪一位？”对方答：“我是张学梦。”柯岩上下打量了两眼，拊掌大笑，说：“我原以为你是满脸大胡子的海盗模样呢！”张学梦脸一红，睿智地回答：“欠缺什么就表现什么吧。”那是张学梦第一次走进《诗刊》编辑部，柯岩的爽朗，热情，一下子打消了他的拘谨。那年他40岁。
他回忆起“第一届青春诗会”的花絮：顾城的速写画简洁、传神，多用短线；舒婷游泳像热带鱼一样自如；自己曾给舒婷画了一张速写，“画家”自以为画得很像，舒婷却并不买账，甚至还有点微微的愠怒。
他说，长着一张瓜子脸的王小妮最聪明机智，说她有小母亲、小阿姨的味道。在这届“青春诗会”上，王小妮与徐敬亚恋爱了；之后，他们结了婚。再后来，徐敬亚写了《崛起的诗群》，只身南下，落脚深圳，王小妮带着孩子滞留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大概是1983年，《诗刊》某一期的同题诗会“远去的帆影”，有王小妮的一首诗。我拿到那一期杂志后，去张学梦家里给他读。
……
那试图跨越海峡的力气
是人的翅膀
人的翅膀
往往无形
他一边走，一边点头，自言自语道：“挫折使人成熟。”
20世纪80年代，在东北某次笔会上，诗人张学梦曾与诗歌编辑邵燕祥有过一次深谈。邵燕祥比张学梦年长7岁，是成名已久的诗人，也是一位慧眼识珠的编辑。1980年，他曾专程赶赴唐山，参加“张学梦作品讨论会”。在宿营的森林里，他们边走边聊，张学梦颇感兴趣地问他：“请谈一谈您的精神构成。”对方回答：“我的精神世界并不丰饶，但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就是虚无主义占有百分之十的比例，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带有终极意义的‘配伍’……”
1986年3月，诗人出版的《现代化和我们自己》诗集，获中国作协举办的“全国第二届优秀新诗集奖”。在北京颁奖现场，张学梦问坐在他身边的一位衣着简朴的老者：“您贵姓？”老者转过头，面含微笑，轻声回答：“我叫冯至。”面对这位当年被鲁迅先生评价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张学梦不禁肃然起敬，他热爱的里尔克的诗作，正是这位学者型诗人翻译的。那一次，获奖的还有诗人艾青，艾青的获奖感言中透着睿智，揶揄中含着自嘲。突然，艾青脸色苍白，捂住胸口喃喃地说：“坏了，丧钟敲响了，我听见了彼岸的召唤……”艾青被抢救过来，众人长舒一口气。张学梦在现场和杨牧共同抬担架送艾青去救治，他也目睹了大诗人艾青将幽默和诗性思维保持到了“生命最后一刻”。
那一年的三月，在京领完诗歌奖的张学梦，参加了丁玲的追悼会。
诗人曾在诗作中把自己比作工蜂，勤勉是他的天性，也是他数十年如一日锤炼出来的品质和能力。诗人仍旧用笔写作，他习惯用圆珠笔。很多年前，他那支圆珠笔的笔头裂了，他用橡皮膏粘上，继续写。他与郁葱和大解合著的《人类诗篇》，堪称诗人的巅峰之作，曾作为国礼，由国家领导人献给参加“联合国成立60周年”庆典的所有成员国。诗人用自己炽烈的笔触，深情的吟咏，开阔的胸襟，全球化的人文视野，“在人类整体文明的发展中，在世界多元文化的交响曲中，发出中国文化的声音”。诗人把博爱与祝福献给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将炽热的吟唱献给自己的祖国。他把思想的累累果实，献给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这部诗集发挥了最大的诗歌功用，甚至超出文学本身，必将载入世界和平与文化的史册。
我得到了一块玉石，请篆刻家刻了字，准备送给诗人，作为《人类诗篇》出版的私人贺礼。他在电话里冲我吼了起来：“别给我，我不要。”他对物质的赠与格外拒斥。
那一次，我触怒了他。
很多人跟张学梦共事几十年，也没见他发过脾气。在工厂的工友中，流传着一个杜撰的故事——
诗人在车流中被一辆自行车撞倒了，他爬起来，还来不及拍拍自己身上的土，反倒问对方：
“你的车子没事吧？”
……
他屡屡向我重申拒绝交往中的物质表达：“我们之间的交往是形而上的，是精神层面的，是双边的，不牵扯第三方。”
200年前，德国哲人康德曾经说过：“我们的责任不是制作书本，而是制作人格；我们要赢得的不是战役与疆土，而是我们行为间的秩序与安宁。真正的大师杰作是一个合宜的生活方式。”
哲理是诗歌的骨骼，哲理诗是中国传统诗歌中重要的一部分。诗歌在当今比任何时代都更加重要，因为这是一个充满末日感的时代，人们不但活得诗意殆尽，还越来越不知道如何活下去。很多诗人追求感觉、无意义、多元化，这是诗歌变得越来越无人问津的一个原因。诗人痛感到社会大转型时期人们价值观念的迷乱和缺失，从而造成生活中的种种困惑和内心痛苦。
他用诗歌论述饮食、奢侈、戒备、丢失、情爱、健康、处世、虚荣、得失、舆论、不确定性、理智、愚蠢、应对卑鄙、忠告、骄傲、逆境、音乐、奉承与阿谀、良知、希望、清醒、习惯、读书、真理等众多话题，大量的新颖意象、科学语汇、细节描述，既有中国传统民间智慧的提炼与汇集，又有现代公民社会的理念与伦理，细细咀嚼，受用无穷。
社会从来没有拒绝过诗篇，关键是在这个日益疏远诗意的世界里，诗行能否走入当代人的心灵深处。张学梦的大量哲理诗篇，寄托于心灵的专注和生存的纯洁，我曾有幸先睹为快，时时要“废书而叹”，因为读不了几行，就要停下来，遐想一阵，内心跌宕一阵，含英咀华之余，欢喜不尽，感叹不尽，叹赏诗人的睿智博敏，似乎拨开了心中多年的迷雾，不断有会心之处，清泉般汩汩涌出：“真理是在这里了，一定是这样。”他像一位禅师，却不必设坛筑寺。他像一位牧师，却不必照本宣科。思想栖居在文字里，在万丈红尘里触摸自己的源头。他把自己写下的这些东西，名之为“缪斯的酸枣”。
常感到自身完美，结构缜密
不可知的部分无限，已知的部分碧绿
种种矛盾的纠葛，似乎应有尽有
特别是还能体验到思维的欢愉
一座谷仓暗示，一只哑蝉证明
存在仅仅租赁到永恒片断的瞬息
总会有召唤传来，或瓦解的时候
难以想通，它恰恰连接着桔色的丰腴
啊，要为这样的短暂而骄傲——
我是一个独立体系。啊，大地母亲
让我暂时忘却：我原本归属于你
连宇宙也不过是花椒树上的花椒一粒
当我终于融进你的广袤 我将祈求
在你豁达的缄默中再获生计
让我再一次变成婴儿，借助那
苦涩的爱情，我将会献上新歌曲
——张学梦《中午的沉思》
不知从何时开始，学梦老师热衷于格言警句的写作。他似乎模仿富兰克林的《穷理查年鉴》和拉罗什富科《箴言集》的样子，写出大量的短句。这些短句牵扯到人生体验的方方面面，挺杂的，句子与句子也没什么逻辑联系，跳跃性极大，总之，就是无序集合。
有一天晚上，电视中播放《动物世界》《自然传奇》之类的节目，荧屏上闪动着昆虫。老师有意借机向儿子灌输关于食物链、生态平衡以及反人类中心主义方面的知识，他向儿子说：“其实，对自然界来说，所有物种都同等重要……无所谓益虫害虫，是人类根据自身利益划分的……比如，吃害虫的鸟，我们叫益鸟；传花粉的昆虫，我们叫益虫……”
这时，儿子突然冒出一句话：“益鸟也吃益虫。”
当时，正患格言过敏症的老师立刻认定这是一句格言。
“能不能把这句格言让给我？”
儿子说：“可以，送你了。”
父亲说：“等发表了，分给你稿费。”
又有一天晚上，大概是什么“世界戒毒日”，电视上报道一位女医生为体验毒品对人体的伤害而尝了一次毒品，结果，她一下子陷进去了……上瘾了，成了瘾君子……
儿子颇有感触地说：“有些事是不可尝试的。”
老师认为儿子又随口说出了一句格言。
老师的儿子上了中学后，我曾邀他到家里来玩，问起格言的事。儿子说：“我就是随便说出来的。”问他对爸爸格言的看法，他说：“他有的格言就是废话。”他们的父子关系就是这样，宽松的、随性的、坦诚的。
老师对孩子的教育不传统，甚至可以说挺现代的。不严厉，不苛求，顺从孩子的天性。他给儿子设定的目标并不高：没必要一定成龙成凤；没必要一定出类拔萃，出人头地；没必要一定成什么精英、栋梁之材……只要求儿子必须得有一技之长，能自食其力……
我听他在教导儿子时，发表了这样的实用主义观点：“……没必要子承父业，将来也当什么作家画家的……不，咱们还是学点实实在在的技术为好……靠写诗画画吃饭太难了……别想入非非。当个有手艺的工匠不丢人。一招鲜，吃遍天。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比如爸爸，如果有一天手中的圆珠笔没墨水了，我还可以靠当木匠、翻砂匠来养家糊口……”
因此，在儿子填高考志愿时，他劝儿子填了计算机应用专业。这个专业确实也让儿子步入社会后收获了一大段时代的红利。
后来，我看到老师在《人民文学》《文论报》《唐山文学》等报刊上陆续发表了大量警句，都是用的同一标题《格言与蠢话》。
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我有事去市文联，在院子里遇见了学梦老师。快晌午了，他推着自行车从后门回家，和我边走边谈。老师曾夸赞我只传递鲜花而不传递荆棘，但那一天，我却递上了一支带刺的玫瑰：“有人说您的格言集与周国平比，不占上风。”老师听后哈哈大笑，说：“这种评价很别致，我接受。我看过周国平的随笔，他写的是金刚石，凝重；我写的是石墨，分量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