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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现当代小说理论流变史既涵括小说理论观念史，也关乎小说理论的载体、体式、语体等内容。载体是指刊载小说理论的媒介，主要有报纸、杂志、书籍、书信等。报纸、杂志的创办、改刊、栏目设置，直接影响小说理论的生产。话体的体式，篇幅短小、形式灵活，更能直接、快速地体现小说理论观点及其变化。用文言文书写的小说理论，也不乏真知灼见。小说理论观念依存、受制于载体、体式、语体。因此，呈现小说理论载体、体式、语体，是客观叙述中国现当代小说理论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

小说理论编年史；载体；体式；语体

笔者于2022年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编年史”。该课题以编年体例叙述中国现代小说理论史，是文学理论史研究领域的一次尝试。曾有学者编撰过文学理论编年史，比如袁济喜编撰的《汉末三国两晋文学批评编年》。《汉末三国两晋文学批评编年》是一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文学理论编年史，它对汉末三国两晋的文学理论史进行系统梳理、考证、论述，将传统诗文评中经常关注到的重要人物与事件、活动、论著等，都纳入编年叙史的视野。该著聚焦汉末魏晋时期文学理论批评范畴与范畴之间、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以这种联系作为编年叙史的内在线索。虽然同为理论史研究范畴，但是，《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编年史》在编撰理念上与《汉末三国两晋文学批评编年》有所差异。《汉末三国两晋文学批评编年》注重“系统梳理与考证、论述”，系统性是其学术目标。而《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编年史》追求的是客观叙述中国现代小说理论流变史，其核心不仅仅是要勾勒中国现代小说理论观念的流变，还力求客观呈现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的历史原貌。

笔者担任总主编的《中国现当代小说理论编年史（1949—2019）》（武汉出版社2025年出版）的编撰实践，对于这一崭新的课题有过探索。此外，笔者在“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编年史”项目研究之中，进一步深化了对该问题的思考。笔者认为，要真正做到客观呈现中国现当代小说理论流变，必然要关注小说理论的载体、体式、语体。换而言之，中国现当代小说理论的载体、体式、语体和小说理论观念一样，都应该是中国现当代小说理论编年史所要处理的对象和编排的内容。

中国现当代小说理论流变史不仅要呈现小说理论观念流变，也关涉小说理论的载体、体式、语体。这是中国现当代小说理论发生、发展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中国现当代小说理论的发生与发展，诚然是中国小说理论自身合乎历史逻辑演变的结果，还与国内外政治与文化、经济等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国内外政治与文化、经济等对于小说理论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小说理论观念上，更为直接地体现在小说理论的载体、体式、语体上。载体，是刊载小说理论文献的媒介，有报纸、杂志、书籍、书信等。载体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毋庸置疑。报纸、杂志的创办、改刊、栏目设置，往往受制于政治、文化政策，而报纸、杂志的创办、改刊、栏目设置常常直接影响小说理论的生产。小说理论的体式指向的是中国现当代小说理论的文体形式。中国现当代小说理论的体式主要有话体、论述体两种形式。论述体是在西方影响下所产生的文体形式，体现中国现当代小说理论与西方文化之间紧密的联系。此外，还存在大量话体形式的小说理论。小说理论的话体体式是中国古代小说理论体式传承与转化的体现，其形态主要有广告、启事、编者按、编者手记、编后记、译者记、译后（前）记、译者识、卷首语、“写在前面的话”等等，也包括诗话、随笔。语体是中国现当代小说理论的语言体式，中国现当代小说理论基本上是用白话文书写的。尤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白话文成为“合法”的语体。但是，不可忽视的是，还有大量小说理论是用文言文书写的。这些用文言文书写的小说理论，不仅仅是中国现当代小说理论历史状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还仍然对今天的小说理论建设发挥着影响力。

载体、体式、语体对于现当代小说理论史而言有何意义呢？小说理论观念是抽象的，是附着在一定物质基础之上的，离开了物质基础，作为观念形态的小说理论将不复存在。这个物质基础就是小说理论的载体、体式、语体。这是在编撰《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编年史》时必须要考虑的因素，也是笔者编撰《中国现当代小说理论编年史（1949—2019）》时的体会。中国现当代小说理论编年史把载体、体式、语体纳入叙述的视野有何价值？其必要性在哪里？虽然笔者曾就上述问题有过粗浅的论析，但是，这一论题仍然有值得探讨的空间，故笔者再次撰文，尝试就上述问题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一

中国现当代小说理论的载体主要有报纸、杂志、书籍、书信等，其中报纸和杂志是最为主要的。中国现当代小说理论区别于古代小说理论之处，固然有多方面的“显相”。但是，载体上的差异性，一定是最为突出的标识。古代小说理论的载体，有依赖书籍的，更多的则是石刻、竹简等。但是，中国现当代小说理论的载体更多的是印刷数量大、传播便捷的杂志、报纸。回顾中国现当代小说理论史，我们可以发现，小说理论观念的提出往往与报刊的创办紧密相依相存。这种现象在晚清表现得最为集中。为了推广小说新观念，梁启超等创办《新小说》等杂志，广泛刊登小说理论。所刊载的小说理论大多着眼于提升小说的功能与价值，体现出与古典小说理论不一样的内涵。梁启超认为：“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梁启超这一凸显小说理论重要社会价值和功能的观点出自《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这篇文献就刊登在《新小说》杂志创刊号上。紧随《新小说》之后，《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也是为传播崭新的小说理论观点而创办的期刊。鉴于“欧美化民，多由小说”，《绣像小说》创刊目的在于“远摭泰西之良规，近挹海东之余韵。”《月月小说》创刊目的在于“注意于改良社会、开通民智。”《小说林发刊词》《小说林缘起》所体现的小说理论观点，被阿英称之为“比之过去时代，是大大地迈进了一步。”“小说界革命”掀起的革新小说的观点，基本上与此时创办的小说刊物紧密联系在一起。此后，小说理论观念的革新，也基本与报刊的创办紧密结合在一起。民国时期《新青年》《小说月报》等杂志，四大报纸副刊《学灯》《晨报副镌》《觉悟》《京报副刊》，都是小说理论刊载最为集中的载体。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政治稳定，社会安定，杂志、报纸的创办和出版呈现出欣欣向荣之势。这种情形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现当代小说理论的繁荣与发展。《文艺报》《人民文学》《火花》《文汇报》《光明日报》《文论报》《中国文化报》《钟山》《北京文学》《上海文学》《小说评论》《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当代文坛》等，成为中国现当代小说理论的主要载体，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现当代小说理论的发展。

当然，这只是从小说理论生产的外在角度来考虑报纸、期刊与现当代小说理论之间的关联。事实上，载体与小说理论之间的关系可能更加复杂。即使是相同的小说理论观念，由于刊登的载体不同，其历史状貌也有所差异。这是载体与小说理论之间深层次联系的体现。下文拟讨论这一话题。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二日（1895年5月25日），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在上海《申报》上刊载了一则《求著时新小说启》，这篇启事被认为是中国现当代小说理论史的开端，其内容如下：“窃以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推行广速，传之不久，辄能家喻户晓，气习不难为之一变。今中华积弊最重大者，计有三端：一鸦片，一时文，一缠足。若不设法更改，终非富强之兆。兹欲请中华人士愿本国兴盛者，撰著新趣小说，合显此三事之大害，并祛各弊之妙法，立案演说，结构成编，贯穿为部，使人阅之心为感动，力为革除。辞句以浅明为要，语意以趣雅为宗。虽妇人幼子，皆能得而明之。述事务取近今易有，切莫抄袭旧套。立意毋尚希奇古怪，免使骇目惊心。限七月底满期收齐，细心评取。首名酬洋五十元，次名三十元，三名二十元，四名十六元，五名十四元，六名十二元，七名八元。果有嘉作，足劝人心，亦当印行问世，并拟请其常撰同类之书，以为恒业。凡撰成者，包好弥封，外填名姓，送至上海三马路格致书室，收入发给收条。出案发洋，亦在斯处。英国儒士傅兰雅谨启。”

从小说理论观念来看，这篇启事的确算是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的先声。它把流传于街头巷议、勾栏瓦肆、难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提升到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启事认为小说具有“感动人心，变易风俗”的功能，也揭示出小说便于流传、 “家喻户晓”的特性。在文体上，启事强调小说要有贯穿的结构，“结构成编，贯穿为部”。这种对于结构的要求显然不同于中国古典小说观念。语言上也有特别要求：“辞句以浅明为要，语意以趣雅为宗”。可以说，此则征文启事，从功能、特性、文体、语言等方面对小说做了全方位的、不同于古典小说的界定。

鲜有学者注意到，与《求著时新小说启》观念相同的启事，傅兰雅也刊发在《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上。这则名为“有奖中文小说（Chinese Prize Stories）”的启事写道：“总金额一百五十元，分为七等奖，由鄙人提供给创作最好的道德小说的中国人。小说必须对鸦片、时文、缠足的弊端有生动地描绘，并提出革除这些弊病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希望学生、教师和在华各个传教士机构的牧师多能看到附带的广告，踊跃参加这次比赛；由此，一些真正有趣和有价值的、文理通顺易懂的、用基督教语气而不是单单用伦理语气写作的小说将会产生，它们将会满足长期的需求，成为风行帝国受欢迎的读物。收据会寄给所有在农历七月末之前寄送到汉口路四百零七号格致书室傅兰雅密封好的手稿。约翰·傅兰雅。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傅兰雅所撰《求著时新小说启》、“有奖中文小说”启事所呈现的小说理论观点一致，都强调小说关乎革新社会大业之功能。但是，由于载体不同，二者所关乎的历史面貌、细节差别较大。首先，《申报》所刊的启事，是直接言明小说的功能是“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而《教会杂志》则言明，小说要提出革除弊政的方法。前者强调小说入“心”上的教育作用，通过影响“心”来实现“变异风俗”的社会功能；而后者则把小说当作社会变革的直接工具。其次，《教务杂志》上的启事说明小说的类型是“道德小说”。而《申报》所刊登启事则对小说的类型没有做进一步的要求，只要求应征的文学体裁是小说。第三，《申报》对于小说的具体性质、文体、语言做了一番具体的规定，而《教务杂志》则只是在风格层面提出要求，要求通顺易懂，要用基督教语气而非伦理语气来书写。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也和《申报》《教务杂志》的阅读对象有关。《申报》的对象是中国广大市民，而小说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样式，还不为中国人所熟悉，所以，在《申报》的启事里，对小说的功能、特性、文体等，都做了具体说明和界定，便于中国读者提供征文作品。事实上，傅兰雅所收到的征文之中还有不少作品不是小说。由此看来，《申报》所刊载启事对于小说这种新兴文体做出明确界定还是有必要的。《教务杂志》的阅读对象是基督教徒，以西方的传教士为主，他们对于小说这种文学样式比较熟悉，所以，可以进一步提出所要征求的作品的类型为西方道德小说这种具体类型。第四，两则启事语气上的差异也很有意思。《申报》启事充满温和的语气，有一种为了革除“中华积弊”苦口婆心的耐心在其中。而《教务杂志》则语气傲慢，倡导小说的目的在于使小说长期风行，进而使《申报》成为中华帝国长盛不衰的读物。所以，它傲慢的语气，显示了它在意的不是真正为了中华帝国革除弊政的情怀，而是商业利益。

二

中国现当代小说理论的体式主要是“论述体”，例如论文、论著、小说评论等等。论述体表达的观点比较集中，并且常常通过理论、史料等来充分演绎观点。自中国现当代小说理论诞生伊始，一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小说理论观点，都是通过论述体的形式来体现小说理论观点的“科学性”与“必要性”。例如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等，都是论述体。论述体是外来的文学理论体式，它们构成中国现当代小说理论体式的“主流”。除了论述体，还有大量小说理论以话体形式出现。姑且不谈“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小说话和小说评点是基本的理论体式。即使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小说话仍然是重要的理论体式。例如，黄霖主编的《历代小说话》、朱泽宝主编的《现代（1912—1949）话体文学批评文献丛刊·小说话卷》，都搜集、整理了大量的现代小说话。另外，小说话的变体形式是海量级的存在。例如，译者识、译序、译跋、译注、补白、编者按、编者手记、卷首语、授奖辞、获奖感言等等，都是小说话的变体形式。即使是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最为典型的形式——小说评点，也并未绝迹。中国工人出版社于2010、2020年两度集中推出当代长篇小说评点本，使小说评点这一古老的小说理论形式焕发新的生机。由此可见，虽然“论述体”构成小说理论体式的主流，但是，作为“支流”的小说话、小说评点也顽强地生存下来了。

其实，话体小说理论的文学史价值不菲。类似《求著时新小说启》之类的启事、广告的价值和意义，多有研究，此处不再赘述。本文尝试以“译者识”“编者按”“卷首语”等为例，探讨话体小说理论的理论史价值和意义。

首先来看“译者识”之类的文学史价值、意义。外来文学的译介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翻译外来文学作品、理论的同时，译者往往会附上译者识、译者记、译前（附）记、译（附）后等，交代翻译小说（理论）的缘由、内容，评判其价值。上述诸种内容往往是小说理论观念变迁的新声，极具小说理论史价值和意义。我们可以以周作人《〈晚间的来客〉译后附记》为例来做具体分析。该篇附记的具体内容如下：“我译这一篇，除却介绍Kuprin的思想之外，还有别的一种意思，——就是要表明在现代文学里，有这一种形式的短篇小说。小说不仅是叙事写景，还可以抒情；因为文学的特质，是在感情的传染，便是那纯自然所描写，如Zola说，也仍然是‘通过了著者的性情的自然’，所以这抒情诗的小说，虽然形式有点特别，但如果具备了文学的特质，也就是真实的小说。内容上必要有悲欢离合，结构上必要有葛藤，极点与收场，才得谓之小说：这种意见，正如十七世纪的戏曲的三一律，已经是过去的东西了。一九二零年二月二十九日记（《新青年》7卷5号，1920年4月）”

这篇“译后记”属于典范的话体批评，主要内容是质疑胡适的短篇小说观念。短篇小说本是外来的概念，中国本来没有“短篇小说”这样一个专有名词，自然也缺乏短篇小说的“规定性”。胡适接受西方短篇小说理论观念的影响，是中国提出短篇小说理论规范的第一人。何为短篇小说，胡适说道，“短篇小说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采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而要实现这一目的，短篇小说必须“有结构局势”。这里所讲的“结构局势”，就是把事件叙述为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历时过程。胡适的短篇小说观聚焦外在社会生活，侧重呈现事件展开的基本过程，偏重运用叙述的方法。不过，周作人并不赞同胡适的观点。他以翻译《晚间的来客》为契机，提出短篇小说不仅仅可以叙事，还可以“写景”和“抒情”的主张。周作人认为，短篇小说“内容上必要有悲欢离合，结构上必要有葛藤，极点与收场，才得谓之小说，这种意见，正如十七世纪的戏曲的三一律，已经是过去的东西了。”与胡适的观点不同，周作人关于短篇小说的理论观点，充分吸收了中国古代笔记、传奇的文体资源。虽然胡适的短篇小说理论观点影响深远，但是，周作人在这篇附记中提出的观点并没有被历史的尘埃彻底覆盖。1980年代周作人的声音有了“回响”，那种注重“结构局势”的短篇小说规范终于出现松动。传奇的文体资源被广泛吸收，抒情性、诗性因素植于短篇小说，松绑了短篇小说僵化的文体规范。此后，笔记传统也被短篇小说所接受，散体结构成为短篇小说最为重要的结构形式。胡适所主张的“有结构局势”的短篇小说观，终于成为“过去的东西了”。

其次，“编者按”“编者手记”在小说理论史的价值和意义也值得重视。“编者按”“编者手记”等一般具有引导功能、阐释功能和催化功能。“编者按”是当代小说理论的重要形式，在当代小说理论发展过程之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例如，《文艺报》常常就重要的小说理论问题，以“编者按”的方式呈现出来。例如：1961年《文艺报》第10期的“编者按”号召文艺工作者参与对《达吉和她的父亲》的讨论；1955年《文艺报》第1、2期以“编者按语”推出对《洼地上的“战役”》的批评与反批评；1959年《文艺报》在第2期刊登两篇读者评论《青春之歌》文章之前，刊发关于《青春之歌》的“编者按”。

塑造新英雄人物问题是“十七年”小说理论要着力解决的主要理论问题之一。除了理论文章探讨和具体小说批评加以贯彻之外，“编者按”起到引领塑造新英雄人物问题的讨论走向深入的作用。1952年5月10日的《文艺报》专门开辟“关于创造新英雄人物问题的讨论”栏目。为了突出新英雄人物塑造讨论的方向，编辑特加上“编辑部的话”，提出新英雄人物塑造的基本原则：“关于创造新英雄人物的问题，前一时期在一部分文艺刊物上曾经进行过讨论。同时这也是许多文艺批评中所普遍涉及的主要的问题。某些文艺刊物还向文艺工作者提出了‘创造新英雄人物是我们的创作方向’的号召。这一问题，主要是针对目前文艺创作中的落后状况——缺乏新的人物、新的事件、新的感情、新的主题；歪曲劳动人民的形象——而提出来的。对于这样的创作上的重要问题进行讨论，显然很有意义，很有必要。”“创造新英雄人物”是当时非常重要的小说理论问题，此后，围绕这一问题展开过持续的讨论。

《欧阳海之歌》的发表为深化“创造新英雄人物”问题的讨论提供了契机，而引导这一问题深化的则是两则重要的“编者按”。1966年1月9日《人民日报》和1966年1月27日《文艺报》都以“编者按”的形式强调《欧阳海之歌》在塑造共产主义文学新人形象上的突出贡献，继续深化了“创造新英雄人物”的理论探讨。如果说1952年5月10日的《文艺报》上刊发的“编者按”，更多的是对创造新英雄人物提出基本原则，那么，1966年1月分别发表在《人民日报》《文艺报》上的“编者按”则提出“新英雄人物”的具体内涵和塑造新英雄人物的基本艺术法则。

1966年1月9日《人民日报》刊“编者按”写道：《欧阳海之歌》“是一本好小说。它是近年来我国文学工作者进一步革命化、贯彻执行毛泽东文艺路线所取得的新成果之一。这本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一个雷锋式的共产主义新人的典型。通过欧阳海这个英雄人物的成长过程，小说生动地展现了我国人民，特别是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龙腾虎跃的生活面貌和精神面貌，较深刻地概括了我们时代的千百万革命战士的思想品质和性格特征。”《人民日报》这一则“编者按”具体指出了“新英雄人物”的基本内涵——“雷锋式的共产主义新人的典型”。而1966年1月27日《文艺报》刊发《推荐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文前有“编者按”。这一则“编者按”同样认为欧阳海是共产主义新人形象。不仅如此，“编者按”还指出了“共产主义新人”的塑造方法——“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

由1952年5月10日《文艺报》关于塑造新英雄人物的“编辑部的话”到1966年1月9日《人民日报》、1966年1月27日《文艺报》“编者按”，完整构成关于塑造新英雄人物的基本方向、基本内涵和塑造方法上的倡导。“编者按”所体现出来的小说理论史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再次，“卷首语”“编者的话”“编者手记”“编后记”等体现了栏目设置对小说理论的直接影响。一些重要的文学刊物，如《人民文学》《北京文学》《钟山》《收获》《十月》《山花》等，都刊有“卷首语”“编者的话”。“卷首语”“编者的话”等对于小说作品的介绍、评价、引导，有重要的理论史价值。例如，《钟山》1989年第3期“新写实小说”大联展的“卷首语”，率先提出“新写实小说”的概念，揭示出了“新写实小说”的基本内涵。

《钟山》编辑部的“‘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卷首语”刊发于《钟山》1989年第3期。这一则“卷首语”指出“新写实小说”的基本特征：“所谓新写实小说，简单地说，就是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而是近几年小说创作低谷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倾向。这些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方法仍是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卷首语”提出“新写实小说”以“写实为主”，吸收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注重还原“现实生活原生态”。这些关于“新写实小说”内涵和特征的概括，也被后来的批评家所认同和接受。

总之，译后记、译者识基本上体现了外来文学对于中国现当代小说理论的影响。“编者按”体现了国家文艺政策对于小说理论发展的推动作用。而杂志所刊登“卷首语”“编者的话”则体现了编辑思想对于小说理论构建上的作用。综上所述，中国现当代小说理论成功转化古典话体批评的形式，其体现出来的现当代小说理论史价值和意义是非常明显的。

此外，小说话的现代变体还有篇幅比较长的随笔体、创作谈。随笔体的小说理论往往有比较强的文学性，体现了作者的鲜明文体风格，和普遍流行的论说体之间差别非常明显。比如黄秋耘的小说批评和大多数小说评论不一样。它并不遵循严格的逻辑阐释观点，而是用文学性的语言描述阅读的感受。但是，这些主观性的感受却包含着非常丰富且深刻的小说理论观点。

例如，这一段黄秋耘关于孙犁小说的评论：“当我在一个明净的秋日黄昏，从苍茫的田畴上默默地缓步走回家去的时候，当我在一个幽静的月夜里，独个儿凭栏远眺，看着银灰色的山峰在云端浮动的时候，当我在江阔云低的客舟中，忽然听到一支熟悉的深情的乐曲的时候，当我在炎热而尘土飞扬的旅途上遇到一位热情的农村姑娘，她亲切地请我喝一碗清凉而略带甜味的井水的时候，当我蹲在炕头上跟我那位老房东挑灯夜话，听着他恳切而和悦的声音，看着他的善良、正直而又有点严肃的面容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会自然而然地联想起孙犁同志的作品中的某些人物和景象，某些气氛和情调，而这一刹那间，我就感到反复有一股暖流灌入我的心。”这段话并没有去论证孙犁小说具有的抒情情调，而是用主观感受去描绘阅读的体会。这段话虽然是黄秋耘以文学性的语言来描述阅读孙犁小说的主观感受，但是，精准描绘出孙犁小说注重情调、氛围的特点。而黄秋耘对孙犁小说创作特点的“诗性”概括，凸显抒情小说传统的当代传承，其价值和意义自然难以抹杀。

除了随笔体的小说评论之外，作家的创作谈也是小说话的现代变体。鲁迅、茅盾等小说巨匠，都有关于谈论小说创作的文字。这些文字的价值也毋庸置疑，当代文学史上也有很多作家撰写了不少有价值的创作谈。例如王蒙的《漫谈小说创作》、王安忆的《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余华的《我能否相信自己》、张炜的《小说坊八讲》、韩少功的《阅读的年龄》、残雪的《趋光运动：回溯童年的精神图景》、毕飞宇的《小说课》等等。这些创作谈的价值和意义也值得重视。

例如，王蒙在1980年发表了许多关于讨论小说创作的文字。这些创作谈具有重要意义，极大地推动了小说理论的变革。下面这段关于人物的理论，就很有价值和意义。王蒙谈道：“我们可以着重写人的命运、遭遇——故事；也可以着重写人的感情、心理；可以写人的幻想、奇想，还可以着重写人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环境——风景；可以写人的环境氛围、生活节奏；也可以着重写人物——性格。……过去曾把恩格斯的命题译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后改译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译法虽然改了，但观念并没有改。即一般仍认为人物即性格。认为塑造典型性格乃是文学的最高要求。”人物理论是小说理论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前一个历史时期人物理论等于性格理论，呈现出比较偏狭的特征。而王蒙关于人物的理论则显得要开放得多，举凡人物的性格、命运、幻想、环境等都纳入到考察人物理论的视野，而不再局限于人物性格本身。王蒙的观点充分体现了改革开放时期小说理论发展的崭新态势，其价值、意义自然值得充分重视。

最后，除了上述种种散体小说理论体式，韵文体式也是现代小说理论不可或缺的部分。中国古代的诗话、词话大都是韵文体式，本身就是一首诗词。以韵文体式呈现的小说理论，是现代小说理论不可或缺的形式。例如，1915年11月16日《小说丛报》第16期刊发《红楼梦传奇题词》三则，就是典型的诗体批评。《红楼梦传奇题词》三则虽然体式上是韵文，但是，揭示出《红楼梦》的内容、艺术特征和价值。例如，其中一首诗歌“红楼梦传奇题词（铅山蒋知让藕船）”就很有理论价值。这首诗歌写道：“传奇演义竞排场，琐碎荒唐两不妨。十斛珠穿丝一缕，难将此事付高王。童憨穉戏了无猜，富贵家儿才不才。天遣口中衔石阙，情场红翠合生埋。黛痕眉影可怜生，钏响钗光别有情。娇鸟一群声万种，不同名士悦倾城。文章佳处付云烟，竟有文鳞续断弦。恩怨分明仙佛幻，人心只要月常圆。各样聪明各种痴，一人情态一花枝。亏他五色生花笔，写到尖叉合拍时。”这首诗歌认为，从小说类型上看《红楼梦》兼顾到“传奇”“演义”两种小说类型，是所谓“传奇演义竞排场”。这种观点指出了《红楼梦》“写实”与“虚构”兼顾的特点，指出《红楼梦》具备现代小说的“虚构”性，自然不是历史演义，更不是一家之事的“索隐”。

综上，除了论述体，还存在多种多样的话体小说理论。话体小说理论在小说理论观念之外呈现了中国现当代小说理论史的丰富历史细节，自是中国现当代小说理论编年史应该关注的对象。

三

已有中国现代小说理论史研究著作叙述现代小说理论流变史时，基本上只从白话文文献中提炼理论观点。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相关论著主要叙述的是现代小说理论的现代性进程史。由于文言文被看作是死去的文字，其所书写的小说理论文献，自然不具备现代性，中国现代小说理论史叙述也就自然不会考察文言文书写的小说理论史料。

事实上，很多以文言文书写的小说理论文章，不乏真知灼见。例如，小凤的《小说杂论》、胡寄尘的《小说管见》、李定夷的《小说学讲义》、宋春舫的《中国之小说》、张毅汉的《小说范作》、蔡鹤卿的《蔡鹤卿答林琴南书》、林琴南的《林琴南致蔡鹤卿原函》、吴宓的《论写实小说之流弊》《论今日文学创造之正法》《评杨振声玉君》、范烟桥的《醒世姻缘考证》、俞平伯的《小说随笔》、钱钟书的《小说识小》，等等。我们来对张毅汉的《小说范作》、吴宓的《论写实小说之流弊》展开具体分析，以管中窥豹。

张毅汉的《小说范作》是一组有价值的用文言文书写的小说理论文献。《小说范作》一共有5篇，分别刊登在1919年《小说月报》第10卷的第1、2、5、10、12期的“说丛”栏目。《小说范作》分别分析小说的主意、结构、辞藻，不乏真知灼见。张毅汉认为，小说的要素应该包括主意、结构、辞藻：“主意者，小说之精灵也。结构者，小说之躯干也。描写辞藻者，小说之衣冠容态也。”张毅汉关于小说要素的分析，显然不同于来自西方的“三要素”说，更偏重传统的辞章学视野，丰富了中国现代小说要素理论。

中国现代小说理论萌芽于晚清小说的救世功能。但是，在不同的理论家那里，小说如何实现救世功能，出发点不同，路径也有所差异。例如，梁启超是把小说作为实现“群治”的有效手段。王国维是把小说当作审美对象，通过审美提升国人的美学素养，以此来达到救世的目的。总之，小说救世功能的实现，按照张毅汉的说法，无非是三条路径：“劝世教化”“导人德性”“讽刺隐寓”。但是，张毅汉认为，此三种都不是小说的真正的“主意”。张毅汉首先强调，小说是“文艺著作”，“盖小说者，乃一种文艺之著作，以叙事曲折动人与趣味为贵。”张毅汉认为，“小说者，一种纪事体之文，而又别乎寻常纪事文者。其差别之点则能动读者观感兴趣是也”。小说“勿背美术之旨，在在动人”与小说是“文艺著作”的观点相适应的是，张毅汉认为，小说的审美标准建立在“叙事曲折动人与趣味”上。《小说范作》重视小说的艺术性、审美性，把小说看作是独立的艺术样式，是“五四”时期小说理论的突出贡献。由此，《小说范作》汇入了“五四”小说理论的主潮。

与《小说范作》汇入历史主潮不同，吴宓的《论写实小说之流弊》则对历史大潮以冷眼旁观，体现出文言文书写的小说理论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论写实小说之流弊》以反思“五四”时期写实小说创作、理论为核心内容。该文发表后，茅盾曾撰文《写实小说之流弊？》以回击吴宓。茅盾的反击更多的是从何为真正的写实小说来入手，指出吴宓关于写实小说的理解不周全之处。无疑，从文学知识层面来看，吴宓对于写实小说的理解，的确有不太准确的地方。例如，他把黑幕大观之类的小说、一些不重要杂志上的男女恋爱之类的小说，都看作是写实小说。如此定义写实小说，的确不甚准确。

但是，从现代小说理论史的角度来看，吴宓的许多观点仍富有真知灼见。例如，吴宓认为，写实小说最大的问题是专注于写实而丢掉作为小说应该有的虚构功能。吴宓说，小说所叙写的人生应该有三个层面：实境、真境、幻境。实境是真实存在的境况。真境是揭示事物规律、人物行事的规律。幻境是“虚构”的，但是“又入情入理，而逼肖真境”，是艺术所要表达的境界。在吴宓看来，“小说Novel为稗史Fiction之一种。凡稗史所载，事皆虚构，但求其入情入理，尽善尽美，固不问其确符于某时某地之情形否也。纵能尽合，亦不为工。”基于小说对于实境、真境的超越而迈向幻境的创作过程，吴宓做出了如下解释：“凡作小说者，皆必首先观察人情之实境。或凭经历，或由读书。所得既多，乃悟人生之真理。是即真境也。然此真境虚空渺茫，欲以晓示于人，则必假设一种幻境，以显明之，而予人以己之观察理解之所得。故幻境虽幻而最真，与所有之实境皆不同。以其由凝练陶冶而出者也。凡小说家皆必遍经此三种之步骤。又其所造之幻境必圆满无缺，否则人将不之信。故小说中所写之人生，必情真理真，而不求其时真地真也。徒钞一种实境，不能为小说。”因此，吴宓认为，写实小说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过于拘泥于实境，描摹现实，以致丧失了艺术基本的品格。

虽然吴宓关于写实小说的含义和范围的观点或许有异议，但是不得不说，吴宓关于艺术幻境的倡导，的确富有真知灼见。写实小说一般比较重视细节、场景描写的真实性，依赖社会观念的演绎，然而，也会缺乏艺术想象力。如此说来，吴宓的观点，自然有其重要价值。

中国现当代小说理论编年史编撰需要呈现小说理论观点的变迁以及复杂的历史场景、细节，而不是仅仅叙录历史事实。鉴于小说理论的载体、体式、语体的重要性，除了小说理论观念，还应将小说理论的载体、体式、语体纳入研究与编年叙史的对象。如何选定进入编年叙史的史料？如何在方法论上客观呈现小说理论观点和载体、体式、语体？笔者充分借鉴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源流批评、选本批评、摘句批评等方法。具体展开方法笔者拟专文讨论，在此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