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王彬彬是一个有童心的人，是一个坦荡荡的文学评论家。记得当初我读他的《鲁迅内外》，他在序言中详细讲了自己对胡适认识的变化，自我批评是很严厉的。他深刻反思了在早期著作《鲁迅：晚年情怀》一书中，对胡适的“粗暴批判”，并说：“这是足以令我终生羞愧的。”（1）也深情感谢了徐友渔对他的“迎头痛击”，促使他“认真地读一些关于自由主义的书”（2）。我当时就颇为惊讶。很多名人都是讳言自己的误判，王彬彬却不然，不讲自己的“过五关，斩六将”，专讲“走麦城”。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王彬彬在最新的著作《十论汪曾祺》自序中写道：“关于汪曾祺，我就发表过荒腔走板的言论。”（3）他说，自己当年写过一篇短文，认为汪曾祺的小说固然是好作品，但在任何时代，都不应该成为“主流”。他担心出现过度的“汪曾祺热”，“会让汪曾祺式的作品成为主流——这简直就是笑话了”（4）。作为一位知名学者，如此坦诚，公开致歉，是很罕见的。

2020年后，王彬彬重读汪曾祺，发现他是“作家中的作家”，对他的认识有了巨大的变化，他甚至认为，“在运用现代汉语进行文学表达方面，汪曾祺是令人惊叹的奇才、怪才、大才”（5）。于是有了《十论汪曾祺》中的10篇文章。这些文字大都写于2024年，最早是2023年，也有2025年的。只有一篇是旧作，写于2009年，于2025年修订。

仔细阅读了这10篇文章，有一种很幸福的感觉。王彬彬对汪曾祺的论述，很有水平，颇具见识。林斤澜认为，就语言来说，汪曾祺是20世纪后50年中国作家中的突出人物。这个评价，我是同意的。对王彬彬这样的评论家来说，研究对象很关键。面对有研究价值的作家作品，他的见识、眼光、文字，就都飞起来了。我曾经说，没有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就没有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

一

新世纪以来，当代文学研究的史料化、文献化倾向比较明显，很多权威杂志都有专栏发表这类文章，而真正的文学评论，尤其个案评论，发表越来越困难。这大概是文学评论走向学院化的必然结果，但对于当代文学来说，我个人觉得这种倾向为期尚早。因为古典文学已经经典化了，对它们做文献研究是必要的，甚至是研究的基础，没有文献功夫，也就没有资格研究古典文学；现代文学也已经完成了初步的经典化，对鲁迅、周作人、张爱玲、萧红、茅盾、沈从文、曹禺、巴金、老舍等做史料研究，已很必要，甚至很迫切了。但当代文学还处于进行时，尚没有大浪淘沙，现在亟需的是重新评价，从文学性角度评论它们，所以，一定要有差别意识，有审美判断能力。王彬彬一直致力于审美判断的批评，从鲁迅到高晓声、汪曾祺，大概是有他的考量的。记得在汕头召开的一次当代文学会议上，他就对当代文学研究的文献化倾向，做了含蓄而坚定的批评。

我个人一直比较重视作为审美判断的批评，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文学批评。张洁宇在一篇“文学鲁迅”的反思文章中说：“因为无论如何，鲁迅首先是一个文学家，他的思想和革命实践都是通过文学活动（包括写作、翻译、讲演、编刊、出版等）体现的。换句话说，作为文学者（写作者）的鲁迅是一切的基础。这意味着，我们的研究不仅要出自文本，而且要在一定程度上最终归于文本，即便带着新的视角，我们也还仍需讨论鲁迅文学的文体、形式、语言、意象、形象等方面，从一种有创新性的——但不脱离文学的——方式阐释鲁迅。如果说，历史上的鲁迅研究一直有‘文’‘史’‘哲’三种路径的话，那么我以为，‘文学’还是那个最基本、最核心的维度。”（6）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王彬彬也撰文批评过“政治鲁迅”等研究，也是这个道理。

王彬彬对汪曾祺的研究，主要着力于汪曾祺的“文学性”，比如文体、形式、语言、意象、形象、叙述等方面。这是此书最大的特色，也是它的价值所在。当然，文学研究确实需要评论者本身具备审美能力。茅盾的作家论为什么写得好？除了他厚实的理论素养之外，更在于作为大作家的他，有着过人的艺术直觉。所以，他的评论文字，如今读起来，还是让人佩服。还有李健吾、李长之，都是如此。我曾经说过：“文本细读，首先需要的是评论者的艺术直觉，或者审美直觉。没有这个东西，一切免谈。我们很难相信对文学创作一点感觉都没有，对一部作品的好坏，一点感觉都没有的人，能够做好文本细读。另外，文本细读，也是一项很辛苦，需要非常用心的技术活。”（7）

王彬彬有很好的艺术直觉，所以他对汪曾祺小说的文本细读，总是言人之未言，独具只眼。《汪曾祺失去了什么》针对其早期小说（1940年代的作品），做了比较细致的分析。他说：“汪曾祺前后两个时期的小说创作，在叙述态度和叙述方式上，有显著差别，因而在艺术风格上，在美学品质上，也不属于同一层次。”“汪曾祺后期的小说，往往给人以艺术上的炉火纯青之感。”（8）这大概也是学术界一致的看法，所以大家都不怎么重视他早期的小说。王彬彬却通过细读汪曾祺早期40多篇小说，提出了新颖的观点：“可以说，汪曾祺从前期到后期的创作，总体上是一种进步的过程。但在进步的同时也在艺术上有所退让，有所妥协；在有着巨大收获的同时，也在艺术上有所放弃，有所丧失。”（9）“在前期小说中所有而在后期丧失了的美学表现，大概说来，有三种：奇崛美、繁复美与精彩的比喻。”（10）然后，他详细地论述了这三个部分。汪曾祺前期颇受废名、何其芳，以及现代主义的影响，小说多意识流手法，叙述语言欧化，有很多奇崛的句子，而且颇富繁复美。对此，王彬彬做了详细的文本分析，说服力很强。而且，汪曾祺早期小说比喻用得不少，且很精彩，而后期小说中基本少见。王彬彬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后期的汪曾祺，以简洁为最高美学原则，又以白描为基本表达方式，就有意无意地排斥比喻这种修辞方式了。”（11）这个结论是成立的。比喻更多地是烘托、渲染，是一种想象力的呈现，与白描相反；而汪曾祺后期小说推崇简洁（峻洁），句子更加口语化，所以奇崛美、繁复美也就不见了。

对汪曾祺早期小说中的比喻，王彬彬做了专节论证，认为这些比喻新鲜而贴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比如，1941年发表的《翠子》，开头一句是：“夜，像是蜷藏在墙角的青苔深处，这时偷偷地溜了出来，占据了空空的庭院。”王彬彬评论说：“把夜比拟为某种阴鸷的小动物，也很有意味。”（12）1940年6月发表的《钓》，小说结尾处有这样的叙述:“远林漏出落照的红，像藏在卷发里的被吻后的樱唇，丝丝炊烟在招手唤我回去了。”王彬彬评论说：“把透过远处林木看到的落日，比喻成藏在卷发里的樱唇，而且是刚刚被吻过的，也算得上新奇而大胆的想象；把袅袅炊烟比拟成人在‘招手’，也很新奇而妥帖。”（13）

由此可见，王彬彬的艺术感觉确实是很敏锐的，他没有武断地否定前期作品，他看出了汪曾祺后期小说丢失的东西，而这些丢失了的也是很好的。他说：“崇尚简洁、喜爱白描，并不必然构成对奇崛、繁复的拒绝，并不一定阻碍以想象的方式营造精彩的比喻。”“鲁迅也是崇尚简洁的，鲁迅也是喜爱白描的，但在鲁迅的小说里，我们在感受简洁美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奇崛美、繁复美；我们在欣赏白描的独特意味的同时，也不时与精彩的比喻相遇。”（14）由于有大量详细的文本分析，这样的结论显然是让人信服的。就像大家经常说的，阅读汪曾祺的小说，最强烈的感觉是“小而好”“好而小”。

二

汪曾祺1940年代创作的小说大概有44篇，收入《汪曾祺全集》小说第一卷，手法很是现代，毕竟他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学界对这批小说的评价一直不是很高，相反，对他1980年代复出后的小说都是高度肯定。但是，王彬彬在《汪曾祺早期小说片论》一文中，专门对这些小说的语言做了详细的文本分析，认为“当然有的好些，有的比较差些。但总体的水准非常高”（15）。此文写于2024年7月23日，可以说代表了他最新的观点。首先，他把这些小说分为两类，一类是比较现代的小说，如《钓》《翠翠》《悒郁》等；另一类是比较传统的小说，如《灯下》《河上》《异秉》等。汪曾祺1979年复出后创作的小说基本上延续了第二类，早期的那些现代色彩浓厚的小说，几乎成为绝响。然后，王彬彬主要分析了汪曾祺这批小说的两种美学风格：平中见奇，奇中藏秀。他说：“汪曾祺一开始就是把小说当作散文诗来写。”（16）《翠翠》是一篇写法十分别致的小说，暗示手法的运用比较纯熟。文章对小说里叙述方式的奇特，以及具体的遣词造句的清奇，做了充分的细读。汪曾祺特别善于捕捉生活中的细节，《匹夫》《钓》等小说都有精彩的呈现，王彬彬对它们的分析很有意趣。

《汪曾棋小说中的省略与暗示》一文，专门讨论省略、暗示，显示了王彬彬过人的语言修辞功夫和艺术直觉。“一是汪曾祺的省略方式很特别；另一点，是汪曾祺往往在别人不可能省略的地方，进行着巧妙的省略。”（17）王彬彬通过大量的文本细读，论证了汪曾祺小说的两种省略：“汪曾祺小说叙述中的省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语言成分的省略，一是故事本身的省略。”（18）汪曾祺小说的暗示也使用得很精彩。一般来说，大家的小说多省略、暗示，这样的作品余味悠长，言外之意甚多，对读者的要求也很高。而那些通俗小说，几乎很少用暗示、省略，废话很多，不断自我解释，就怕读者看不懂。汪曾祺的小说不断有人讨论，就在于他的省略和暗示给读者很多的可解释空间。最近几年，郜元宝也在不断地讨论汪曾祺，一篇篇论文在陆续发表。不过，郜元宝做的似乎更多是“本事”研究，讨论小说里的上海，或者高邮，也有一些文章探讨小说的艺术。

《汪曾祺小说中反常而合理的心理表现》，自然也是作为审美判断的批评文章，对小说中那种反常而合理的心理表现，分析得很透彻。《何处高楼雁一声——汪曾祺小说读札》，是作者的一些比较零碎的想法，比如，对于汪式幽默、长句不是短句的相加、善人、恶人、苦人等的看法，文字不多，但所谈皆颇有意趣，可见王彬彬喜欢汪曾祺是真心的，对他的文章，是喜欢把玩的。他说：“汪曾祺写了许多世间苦人。悲悯，其实是汪曾祺创作的最大内驱力。”（19）

王彬彬非常喜欢语言分析，他对鲁迅语言的分析，就很见功力。我们都知道，汪曾祺的语言是很讲究的。《“十七年文学史”上的汪曾祺》即是一篇关于语言分析的杰作。此文主要论述对象是《羊舍一夕》（1961）。王彬彬认为，汪曾祺的文字除了受沈从文的影响，也深受鲁迅的影响。这是一般学者很少说及的。他通过详细论证，最后说：“我以为，汪曾祺受鲁迅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在情感、思想的意义上，汪曾祺无疑与沈从文更接近，然而，在‘文体’的意义上，在遣词造句的意义上，汪曾祺可谓深受鲁迅影响。”（20）作家关于自己创作的自述往往是不可靠的，总是会隐藏一些来源。汪曾祺很少说鲁迅对自己的影响，但不表明不存在。就像张爱玲，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她似乎和鲁迅相差很远，但其实不管她的小说，还是散文，都深受鲁迅的影响（21）。

然后，王彬彬从五个方面做了详细论证：第一，特短单句的运用，尤其是奇特的句号使用法；第二，冒号、破折号、括号等的使用；第三，将单句省略到只剩单词或短语；第四，繁复和口语化情境；第五，虚拟对话。最后得出结论：“实际上，不仅是句号的使用，汪曾祺深受鲁迅影响，在冒号、破折号、括号等的使用上，也可看出汪曾祺明显地借鉴着鲁迅。”（22）在繁复和口语化情境、虚拟对话等方面，汪曾祺也受鲁迅影响很大。鲁迅是真正的文体家，不但遣词造句，而且每个标点符号，都有突出的修辞作用，颇多别出心裁的用法。对于同样很在意文体的汪曾祺，得益于鲁迅，也是情理中的事。可惜，大多学者由于自己的学养和成见等原因，很难看到这一点。沈从文的语言柔和自然，是典型的白话文，而汪曾祺的文字，是有文言文的骨头的，这点大概也有鲁迅的烙印。

汪曾祺本质上还是一位颇富士大夫色彩的文人。他的家庭是典型的耕读之家，家境殷实，祖父是拔贡，父亲属于新旧交替之间的一代人，不仅心灵手巧，而且文化修养也很好，他的祖母、二伯母，都是有文化之人，他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传统教育。作为长子，父亲专门为他延请两位老先生讲授《史记》和桐城派古文，学校还有一位国文老师，讲授明代散文。这种古典文学的滋养，培养了汪曾祺不错的语言感觉，使他可以写作文言文，这也是他能够成为当代文坛少有的文体家的原因。他不仅对中国传统精英文化有很深的造诣，而且由于家庭开店铺，父辈有多方面的艺术修养，他对书画、刻石、戏曲等，都有较深的造诣。所以，他虽然写了故乡的很多手艺人，作品充满着“鄙俗知识”（这部分王彬彬有专文论述），但其小说的整体风格、腔调，还是士大夫的、高雅的，完全不同于“文摊作家”赵树理那类比较民间化的写作。王彬彬的《汪曾祺小说的三种语言形态》一文，对此有很好的论证。他认为，汪曾祺的小说使用的语言还是书面语言，甚至文白夹杂，其中的口语也仍然算书面语。他说：

如果从口语化实现的程度来考量汪曾祺的小说，汪曾祺小说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口语化程度特别高、离书面语相对来说最远的小说，《受戒》可以作为这一类小说的代表;一类是在书面语与口语之间实现了和谐、平衡，在以书面语为基调的同时，也保留着口语的韵味，《大淖记事》可以作为这一类的代表;一类是书面化的程度特别高，离口语相对来说最远，这一类小说可以《徙》为代表。口语化程度特别高如《受戒》这样的小说，书面化程度特别高如《徙》这样的小说，都只是少数。汪曾祺的大部分小说，是像《大淖记事》这样在书面语与口语之间实现了和谐、平衡的作品。（23）

这个结论是符合汪曾祺小说实际情况的。他本人也多次谈论小说语言，比如在《语言是艺术》一文中，他就说：“写小说用的语言，文学的语言，不是口头语言，而是书面语言。是视觉的语言，不是听觉的语言。有的作家的语言离开口语较远，比如鲁迅；有的作家的语言比较接近口语，比如老舍。即使是老舍，可以说他的语言接近口语，甚至是口语化，但不能说他用口语写作，他用的是经过加工的口语。”（24）可见，对汪曾祺来说，照搬口语是不可能的，一定会对口语做一番洗练的功夫，就像炼钢、淘米一样。

汪曾祺有较好的古典文学素养，这是当代作家里比较少见的。很多“50后”“60后”作家做不到对文言的化用，像莫言，他更多的写作资源来自民间，他说自己是用耳朵读书。相对于鲁迅等一代作家，汪曾祺当然算不上有多深的古典文学素养，但相比于“青年”一代，他明显有着优势。这也是他的小说、散文，文字那么吸引人的地方。在《关于小说语言（札记）》中，汪曾祺说：“文言和白话的界限是不好画的。”又说：“只要我们说的是中国话，恐怕就摆脱不了一定的文言的句子。”（25）他自己就很喜欢对仗、四字句，这种对文言的喜欢和化用，其实也是一种美学追求。在《小说技巧常谈》一文中，汪曾祺还强调了用四字句的必要：“我是主张适当地用一点四字句的。理由是：一，可以使文章有点中国味儿。二，经过锤炼的四字句往往比自然状态的口语更为简洁，更能传神。”（26）王彬彬对这个问题，有详细的文本细读。通过精细的分析，汪曾祺对语言的使用和他的语言形态，就栩栩如生了。《汪曾祺的三种语言形态》里，王彬彬还谈论了小说的这种文言叙述似乎与所描写的手艺人身份不符合的问题。他说：“修辞方式与对象没有什么关系，而与作品整体的腔调有关系。”（27）这个结论是让人信服的。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写刘姥姥，也有高雅的文言句子。汪曾祺小说的整体风格、腔调是士大夫的，不是下里巴人的，所以清通的白话中，夹杂一些文言词汇、句子，或者化用《庄子》等经典的句子，给读者的感觉是自然的，不突兀。通过王彬彬对汪曾祺语言形态的分析，凸显了汪曾祺小说语言的腔调和美学追求。

三

汪曾祺是江苏高邮人，他的家在当时的高邮县城内东大街。他的小说，关于故乡的有90多篇，100多万字，其中一大半是以东大街为背景的。王彬彬的《汪曾祺的1980：重写旧作与故乡记忆的复活》一文，主要讨论了1980年代作家对旧作的重写，以及关于故乡记忆的复活。他说：“汪曾祺对故乡高邮有丰富多彩的记忆，而对东大街的记忆最充盛、最细致、最清晰，也最深刻。”（28）尤其在《鄙俗知识与汪曾祺小说创作资源》一文中，王彬彬深入讨论了汪曾祺小说为什么那么迷人。他从“鄙俗知识”入手（他说，这里的“鄙俗”并无道德上的贬义，仅仅指那种社会上极普通极凡俗的层面），针对汪曾祺的故乡题材小说，做了深入而精细的解读。黄裳在《故人书简——忆汪曾祺》中说，汪曾祺的小说总让人想起《清明上河图》。这个说法很准确。因为汪曾祺的小说不太在意故事情节，他更在意的是那种氛围。他的故乡题材小说，几乎写的都是他少年时代的故乡记忆，尤其是东大街的记忆。这条街上的保全堂药店就是他们家的，他常到店里去玩。附近还有烟店、熏烧店、布店、酱园、炮仗店、烧饼店、染坊等，对他了解故乡的“鄙俗”之人、“鄙俗”之事，是有很大帮助的。这些在朱延庆的《汪曾祺与东大街》一文中有详细的叙述。汪曾祺能够塑造那么多下层社会手工业者、民间工匠、江湖艺人，都与此有关。比如，《受戒》写了农家生活和寺庙生活，《大淖记事》主要写了锡匠和挑夫两种人，都可以看出汪曾祺“对普通社会的诸多方面都有超出常识范围的了解，对诸多行当、诸多职业，都有比较系统、颇为精深的认识”（29）。他对餐饮、木匠、瓦匠等的了解都很深刻，甚至对一些早就不为人所知的行当，所谓的“贱业”，他都描写得很到位。王彬彬根据汪曾祺的小说，比如早期的《最响的炮仗》《鸡鸭名家》《戴车匠》《异秉》《锁匠之死》，及复出后的《岁寒三友》《大淖记事》《王四海的黄昏》《故里三陈》《露水》等分析发现，其中涉及“做炮仗者、炕房里专事孵鸡鸭者、制作木制器具的车匠、制贩熏烧者、制贩烟丝者、制贩中药者、修锁配锁配钥匙者、做各种锡制用具的锡匠、玩杂耍者、卖唱者等”多类职业。他说，写了这许多从事“贱业”者，“这绝对是汪曾祺的一大特色，在古今中外的作家中，可能都少有可比肩者”（30）。王彬彬真是心细如发，发挥了新批评“细读”的功夫，不仅看到了别人没有看到的角度，而且还做了很精细的分析，令人叹为观止。

王彬彬得出的结论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我想强调的是，对故乡鄙俗之人、鄙俗之事的记忆，才是汪曾祺重要的小说创作资源。”（31）“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对于家乡那些鄙俗之人、鄙俗之事的温暖感、亲切感，才是他小说创作的重要资源。”（32）王彬彬不仅是评论家，也是散文家，有散文集行世。他的散文也大多聚焦少年时光和故乡世象，与汪曾祺是有许多相似之处的。这大概是他能发现后者小说中的“鄙俗知识”的一个原因吧。真正优秀的文学评论，其实也是评论家自身的呈现，是有他个人的人生体验在里面的，不然，既看不见，也写不出。

汪曾祺在《细节的真实——习剧札记》（1985）一文中说：“情节可以虚构，细节则只有从生活中来。细节是虚构不出来的。”“细节，或者也可叫作闲文。然而传神阿堵，正在这些闲中着色之处。善写闲文，斯为作手。”（33）可以说是小说创作的至理名言。优秀的小说家都是生活的观察者、体验者、经历者，并且是记忆者。王彬彬发现了这些细节，看出了它们的不同凡俗之处，也找到了它们的源头。这就像探案高手，能从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发现蛛丝马迹，最后破了别人破不了的大案、疑案，这是难得的功力。

《汪曾祺小说与民间匠艺》可以说是《鄙俗知识与汪曾祺小说创作资源》的外篇，主要针对汪曾祺小说与民间匠艺的关系，做了深入的文本分析。汪曾祺喜欢世俗人生，善于感受民间匠艺的真善美，更擅长以文学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是此文的核心观点。

总之，《十论汪曾祺》是一册清新可读的评论集，是基于审美判断的评论。通过对汪曾祺小说的语言、修辞、心理描写、故乡记忆等的深入分析，讨论汪曾祺独特的美学风格和艺术魅力，对他前后期小说的变化，也做了独辟蹊径的论述，显示了王彬彬过人的审美直觉和对文学性的敏感。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文学评论，让人读了可以更加懂得汪曾祺的小说，懂得它好在何处。要做到这一点，大概需要作家的直觉——对文字的直觉，对创作的直觉。10篇论文，文字的清通、雅洁，也证明着王彬彬的才华，以及他有能力对杰出作家的语言、文学性，做深度解读和分析。

注释：

（1）（2）王彬彬：《鲁迅内外》，第1、1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

（3）（4）（5）（15）（16）王彬彬：《自序》，《十论汪曾祺》，第1、2、3、1、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6。

（6）张洁宇：《“文学鲁迅”的反思与重释——兼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文学性”问题》，《南方文坛》2026年第2期。

（7）杨光祖：《王彬彬的文学评论》，《南方文坛》2020年第2期。

（8）（9）（10）（11）（12）（13）（14）王彬彬：《汪曾祺失去了什么》，《十论汪曾祺》，第29、30、33、54、51、51、55页。

（17）（18）王彬彬：《汪曾祺小说中的省略与暗示》，《十论汪曾祺》，第243、244页。

（19）王彬彬：《何处高楼雁一声——汪曾祺小说读札》，《十论汪曾祺》，第294页。

（20）（22）王彬彬：《“十七年文学史”上的汪曾祺》，《十论汪曾祺》，第61-62、70页。

（21）见杨光祖：《张爱玲散文论》，《南方文坛》2022年第6期。

（23）（27）王彬彬：《汪曾祺小说的三种语言形态》，《十论汪曾祺》，第192、215页。

（24）汪曾祺：《语言是艺术》，《汪曾祺全集》第9卷，第23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25）汪曾祺：《关于小说语言（札记）)》，《汪曾祺全集》第9卷，第36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26）汪曾祺：《小说技巧常谈》，《汪曾祺全集》第9卷，第25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28）王彬彬：《汪曾祺的1980：重写旧作与故乡记忆的复活》，《十论汪曾祺》，第91页。

（29）（30）（31）（32）王彬彬：《鄙俗知识与汪曾祺小说创作资源》，《十论汪曾祺》，第128、155、127、158页。

（33）汪曾祺：《细节的真实——习剧札记》，《汪曾祺全集》第9卷，第33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