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后汉书·梁冀传》中谈及女人：“寿色美而善为妖态，作愁眉，啼妆，堕马髻，折腰步，龋齿笑，以为媚惑。”似乎被历史记录、文学书写的女性，多带着献媚的姿态。然而众所周知，现实中的女性并非如此，而是具有广博、包容、伟大、深沉等精神气质。如何在文学中恢复和展现普通生活的女性之光，不仅是文学创作的难题，也是一个社会学难题。在长篇小说创作中，女性意识是一个涉及性别视角、叙事权力和文化批判的复杂议题。相对来说，诗歌创作中的女性意识更容易辨识，比如翟永明、海男、陆忆敏等人，曾一度以“身体意识”和“黑暗意识”将女性诗学推向了一个高峰。细究起来，文学意义上的“女性”，多数仍是建立在男权社会语境下的片面书写，真正的“家族中的女性”“时代中的女性”“历史中的女性”是怎样的面貌？她们的生存与死亡，恰恰反映了历史记忆中的阴影部分。

许玲的长篇小说《桴生记》就集中展示了洞庭湖地区四代女性的精神变迁历程。从某种角度上说，许玲是以文学的形式完成了一项社会学课题。在这部小说中，湖南人的“霸蛮”精神算得上一条涌动的暗流。王志纲在《大国大民：王志纲话说中国人》中所阐释的：“霸蛮”是湖南人写在骨子里的精气神，就是一种倔强、坚韧、执着的，屡战屡败，血性义气的地域文化灵魂。许玲选择了“以弱为强”的湖南女性，以展示地域的、民族的、人性的觉醒与战栗。

我阅读许玲作品是从中短篇小说开始的。2023年夏天，我无意中在《人民文学》读到中篇小说《去远方唱歌》，内心为之一振，她进入现代生活的笔力雄健，处理日常情感又细致入微。后来，又读《在他们走之前》，具有女性独有的先天敏感，文笔细腻，将生活的细节扎实地融入故事的细枝末节。她有很强的文字驾驭能力，像是娴熟运用汉语的匠师，将揉碎的生活编织成一件针脚绵密的衣裳。与其他作家不太一样，许玲擅长描写看似“寻常亲情”，且把亲情写到人性的骨子里。这次深读《桴生记》，亲情关系依旧，相较之下，许玲短篇小说的语言更加节制，细节处理更加真实，而长篇小说的用语略显粗糙，却也做到了行文与亲情追忆的笔调高度吻合。题中的“桴生”一词，将人生的漂泊感蕴藉在人物的命运里。如《论语》中言：“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种漂木式的写意，预示着个人与命运、家族与时代的紧张关系，视野开阔而内蕴深厚。

一、时代背景

以史料为镜像，《桴生记》的创作带有鲜明的家族史诗性质。作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小说人物家庭史的溯源。小说从周国华和段凤五带着女儿小四找曾祖母借钱起笔，钱没有借到却得到一袋书籍。曾祖母谢梅花的形象，瞬时立体起来，她脸上的疤痕和身上的气度，暗示曾经沧桑的经历与不凡的精神世界。许玲在展示野马乡的人物风貌的同时，将“物质”与“精神”的对垒树立起来，展现了“文化塑魂”的创作核心，也表明早在20世纪初，湖南女性对自由精神的强烈渴慕。

谈及谢梅花的人物命运，厘清20世纪30年代湖南地区的社会政治哲学形态尤为关键。有史为证，湖南早在1903年就有“兴女学”的措施。从湖南候补知县龙绂瑞创办湖南第一所女子学校——民办湖南第一女学堂开始，至1921年湖南省省长赵恒惕批准各校男女均可报考，妇女获得受教育的平等权利。野马乡地处偏僻，思想较为保守，故小说中的女学兴起于1929年，整个湖南“兴女学”已效果显著，主要表现为女子学校数量不断增多。小说中的“成凤女子学堂”暗合了“兴女学”的历史，蒋童安、唐晓伊和柳青等人在教会学校接触到自由思想。女子教育合法化以及“男女同学”，大户人家的女子已有接受教育的平等权，这无疑对男权社会形成了冲击和挑战。

一方面近代的社会思想日趋开放；另一方面封建思想的残余仍顽固不化。比如柳青作为自梳女的存在，与当时封建残留的“放流之刑”形成映衬，彰显了社会矛盾难以调和的一面。这是《桴生记》开篇所呈现的时代背景。当然，历史只是一面镜子，并非小说中的真实，那些被历史烟尘淹没的微尘，需要文字的救赎。许玲并未倾力写史，也没有着力刻画时代背景，而是通过更细微的笔触，将人物内心的挣扎呈现出来。例如，“阳光从桌前已经转移到了院子中间的一个石缸前。缸内的铜钱草在水中茂盛生长，像一钵长势很好的绿豆芽菜。向上是一截屋檐，它的影子刚好落在水缸的另外一边。半边院子都在黑色的影子里，它们分得那么均匀，好像天空被人裁切一刀似的，一半淡黄，一半阴暗，而她们就在那暗的世界里。”通过语言的棱镜来展示蒋童安内心的觉醒。“暗的世界”，带有明显的反叛意识。那么，蒋童安是不是“忠烈之女”呢？她的命运究竟是个人的悲剧，还是社会悲剧？我觉得许玲在小说中做了克制冷静地处理。回归家庭，蒋童安是位大家闺秀，对母亲非常孝顺；置身新旧思想交替的女子学校，她仍是羞涩内敛的少女，思想纯洁，自由思想在内心萌发。蒋家与赵家有生意来往，因而包办婚姻本来也算门当户对，蒋童安已和赵泽秋订了婚约，婚期已提上日程。可见蒋童安的内心仍相对保守，当她在成凤女子学校生活的时候，其思想的觉醒远远大于身体意识的苏醒。

为了推动蒋童安进一步觉醒，作者设计了“周木匠”这一伏笔。蒋家筹备婚礼期间，请来了一位手艺精湛、心思缜密、为人沉默的师傅周善祥，为蒋童安打制嫁妆。细心的读者，隐约可以感受到周师傅对蒋童安的好感，也为“放流之刑”中搭救蒋童安埋下了伏笔。当周善祥在洞庭湖密林中奔跑，顺江而下寻找蒋童安的踪迹而不得，故而得见“湖匪传奇”。

在时代的洪流中，个人的命运只是水上漂木。随着蒋童安和唐明庭的一次逛街导致的误解，蒋童安的女性求知之旅戛然而止。随后，当唐明庭托柳青等人致信蒋童安，相约私奔，朝向更广阔的革命世界。刚刚病愈的蒋童安其实内心仍是犹豫的，她注定是社会转型期的牺牲品——她被处于“放流之刑”。许玲在处理个人与时代的关系时颇具匠心。文学所反映的是时代的整个面貌，但文学绝对不是简单地为时代政治哲学提供证据，而是通过人物的命运走向侧面反映时代的精神内核。“必然事件”与“偶然事件”的逻辑，在《桴生记》中得到很好的印证。可以想象，在严酷的社会环境之下，类似蒋童安这样被误解的命运，又是何其之多。许玲将包办婚姻的劣性本质揭露出来，而在新思想萌动的湖南地区，赵泽秋赴日留学追求新思潮，使得蒋童安与唐明庭之间本来正常的关系，又陷入另一种似是而非。

时序推进，不得不提的是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号召的女性解放。他甚至身临其境地描述：“诸君！我们是女子。我们更沉沦在苦海！我们都是人，为甚么不许我们参政……我们要进行我们女子的联合！要扫荡一般强奸我们破坏我们身体精神的自由的恶魔！”这份宣言深入地反映了当时湖南妇女思想解放的形式，并以“联合”和“自由”等口号，引领全社会对女性命运的重视。在《桴生记》中，许玲也从侧面刻画了几个女性，比如蒋童安的同龄人晓菊，就是一个典型。她的命运揭示了当时妇女保健事业的落后，女性自我保护意识淡薄。人们对自然疾病缺少预防措施，导致了命如草芥的现实境况。

随着时代的演变，蒋童安体内流淌的血脉延续到周若婷身上。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女性，周若婷对婚姻的态度，显然更加自主、开放且坚定。同时，周若婷的事业与爱情抉择呼应着新中国妇女运动成长的过程。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8月20日，党中央派遣的南下中共湖南省委，与中共湖南省工委合并，成立了以黄克诚为书记的新湖南省委，24日，湖南临时省政府成立。新政权的建立为湖南的妇女保健事业提供了强有力的领导保障。作为湖南的作家，许玲显然关注了这段历史，新中国成立之后，当地的妇女思想大解放，更多关注妇女的权益和身心健康问题。湖南省着重于建立健全保健站、接生站等基层保健机构，搭建并完善全省妇幼保健网；在城市及广大农村地区改造旧的接生方式，大力推广新法接生；在大城市提倡婚前检查，宣传避孕节育知识及方法；在工厂重视劳动保障，保护女工健康，并在全省广泛开展妇女卫生宣传教育。周若婷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成长的独立女性。她在1960年去湖北学医，学成之后在县级医院工作。抛开她的爱情观，其事业抉择与新中国的妇女保健事业的发展息息相关。她最终选择了和钢子一起，用自己的医疗所学，到北方支边，在严酷的环境之下不幸牺牲。其命运走向与《平凡的世界》中的田晓霞颇为类似，她们身上带有新中国人民的英雄情结和献身精神。作为一部女性成长小说，从蒋童安（谢梅花）到周若婷，女性的独立人格在生长。周若婷身上彰显的理想主义者的光辉，代表着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信仰一派”。

小说的第三章围绕段凤五展开。她是周楠溪的母亲、周湘南的儿媳、周善祥的孙媳妇。在她为企业打拼的岁月中，中国已经步入改革开放时期。面对经济浪潮，段凤五开始了创业历程。凤五的工厂主要是经营真空包装的麻辣小银鱼、各种笋干制品，还有辣椒酱、豆豉、干腌菜之类的农产品，进一步打造洞庭湖的地域特色美食。新时期的经济热潮正是思想开放的外显，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工人、农民、企业家的热情被充分调动，社会思想活跃至极。随着谢梅花的真实身份的再现与隔代亲情的呈现，《桴生记》中的时代与时间已经融合。周楠溪是一位深受曾祖母影响的现代女性，也是整个小说串联的关键人物。随着“楠木梳”“洞庭之魂”木雕的出现，这些传家宝式的道具承载着厚重的亲情记忆。周楠溪借此“写一篇关于从民国时期到现代，一百多年来中国女性教育与地位变迁”的论文。由此，该小说的社会意义和文学价值实现并轨。

《桴生记》中的四代女性，印证了湖南是一片“十步之内必有芳草”的红色热土。从十九世纪初的“兴女学”运动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妇女身心健康保护运动，再到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现实境况，表明历史上的湖南女性率先觉醒，并追逐属于女性群体的尊严，可以说，这是一条具有湖湘特色的妇女发展之路。

二、女性意识

著名评论家王侃在《历史·语言·欲望——1990年代中国女性小说主题与叙事》中写道：“历史是确立意义和价值的终极文化结构，历史批判构成几乎所有女性写作的起点。”如前所述，《桴生记》将湖南女性觉醒的过程建立在百年中国近现代史基础之上，让四代女性的命运交错行进在风云变幻的历史中，真正实现了“文史互证”，将个人命运与历史变迁融合行进，具有史诗般的开阔意境。

那么，将许玲的这部长篇放置在中国女性小说史中考量，它有没有传承发扬中国近现代女性小说创作传统？答案显而易见。20世纪30年代，湖南老一辈作家丁玲在小说《田家冲》中塑造了勇敢坚毅的“三小姐”形象，直接面对男性专权的世界，许玲笔下的蒋童安的境况与其类似，虽然蒋童安的新思想被扼杀在摇篮中，但自由的精神一旦产生，就难以磨灭。所以，蒋童安以“重生”的姿态，延续“母系氏族”，改名“谢梅花”，暗示心志坚韧、冷意寒霜，韵味深长。从小说结构和笔调来看，萧红的《呼兰河传》则直接影响了《桴生记》的创作。萧红以“呼兰河”地理概念，突出呼兰河当地的风俗人情，尤其是“泥泞的沼泽”“小水坑”“四合院”“跳大神”等都有浓郁的东北特色。相较之下，《桴生记》就是一部“洞庭湖传”，许玲生活在洞庭湖畔，对湿地的生态环境非常熟悉。近代史上，洞庭湖是“血吸虫灾害”和“湖匪、商帮、漕运势力交汇”的重要据点。《桴生记》中就有精彩的呈现。相对来说，自然灾害和江湖文化的运用，让小说变得更加鲜活，情节更加离奇。

从文学地域性考量，洞庭湖地域具有深厚的传奇底色。它是中国第二大淡水湖，位于湖南北部，长江中游南岸，素有“鱼米之乡”的美誉。其水域辽阔，湿地生态丰富，景色各异。古有“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壮阔之境，今有湖区的淳朴与哀愁。许玲在《桴生记》中展现的地域特色，延续了文学意义上的洞庭之魂，也延续了萧红哀婉的精神底色与文学架构。

比如，两部小说都以“人物小传”的形式呈现“地域传”。《桴生记》中有“童安”“若婷”“凤五”；《呼兰河传》则展现了“小团圆媳妇”“冯歪嘴子”“有二伯”等命运图景。在人物关系的回环中，“隔代亲情”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桴生记》中曾祖母对“楠溪”的影响与《呼兰河传》中的“祖孙情”，都是荒寒时代的温暖妙笔。

当女性作家进入现代性书写时，我们发现女性主义已经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铁凝、王安忆、池莉、迟子建、陈染、林白等女性小说家，掀起了女性小说的创作高潮。铁凝的短篇小说《对面》《哦，香雪》，就是以女性意识觉醒为主题的典型，其长篇《玫瑰门》则讲述历史对女性的排斥，并最终令其崩溃的故事。由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中则衍生出一种“男性话语权”，这类的“叔叔的故事”在《桴生记》中得到运用——蒋童安的父亲生性比较怯懦，而母亲至爱女儿，但蒋童安的大伯蒋修庆掌握着家族的话语权。在这样的情况下，蒋童安只能被放逐。依我看，蒋修庆就是一个专权的“坏叔叔”形象，其代表着“封建男权”，许玲虽然没有把他刻画成阴冷蛮横的形象，但他存在的本身就是一种不可逾越的壁垒。

女性被历史夺去的，就应该从历史中弥补回来。蒋童安的“重生”，意味着自由意志的不灭。在现代性愈发强烈的小说中，女性视野总会得到具体的体现。许玲对亲情的书写，带有女性本质上的美感。毫无疑问，在“女性成长史”的背后，仍然站立着男权社会的模型，只是一代代女性以叛逆的步伐进一步抗争命运的茧房，她们的历史延续以自我复制的方式前进。而每个人物与历史的关系，都有文学的意义。正如法国的文学批评家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微笑》中所阐释的：“妇女作为历史的主体，总是在几个地方同时出现。妇女改变对整齐划一的、标准化的历史的看法，那种历史均匀地调和着并疏导各种势力，把矛盾冲突驱赶进唯一的战场。在妇女身上，个人的历史既与世界的历史相融合，又与所有妇女的历史相融合。”

写到这里，读者有理由相信，许玲笔下的女性，不仅是个性化的人物，更具有家国与时代交融的共通性！她们身上，流淌着一条曲折而向前的自由之河，它穿过洞庭湖的密林，流向更广阔的世界。

三、语言特质

前两部分关注到《桴生记》的时代背景和文学中的女性意识。那么，作品如何呈现人物命运的纵深度呢？语言无疑是考量标尺之一，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许玲的创作，充分运用了自身长处，在小说语言的处理上，甚至带有浓重的性别意识。

语言究竟存在性别差异吗？有的，比如法语就有性别之分。而汉语长久地置身在男权语境之中，女性语言始终作为附庸面貌出现，带有鲜明的表演性。前文所述的女性诗歌中的“黑暗意识”，仍是男权话语中的另一面，那么《桴生记》的语言是不是符合女性语言的特点呢？

至少，许玲用语言呈现出的“漂泊感”，有种“花自飘零水自流”的无奈与感伤。《桴生记》中的女性，像是水上漂木，既是中心，也是边缘。比如在写到20世纪30年代的思想时，她引用了秋瑾的《勉女权歌》——“吾辈爱自由，勉力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借着蒋童安的心理感受，反映女性对自由强烈渴望。“羞怯”“矜持”“激昂而又酣畅淋漓”，这正是一种富有女性特质的语言。

显然，许玲在呈现家族史的部分偏向于内在心灵的展示，有意规避男权话语中的战争、地域、改革等宏大主题，而是侧重女性世界中的爱情、婚姻、生育等细节。这样的选择至少有两点理由：其一是文学应该尽量书写自己熟悉的领域，至于陌生的环境，可以想象，也可以侧面映照，却很难真正呈现；其二是小说的叙事方向和主题选择应该符合小说的内部气息。由此，许玲在《桴生记》中呈现的是女性世界所重点关注的日常部分，而那些看似琐碎的生活，恰恰是更为真实的历史。归根结底，文学是直觉的艺术。即使是长篇小说，需要宏大的叙事，在着笔书写的时候，仍然依靠直觉推进。许玲是直觉很好的作家，她有着女性特有的敏感，观察世界的角度也贴近生活。

限于《桴生记》的取材与主题，其创作有对中国乡土写作的接续和发展。20世纪90年代，拉美文学曾经影响了一大批先锋作家，莫言、余华、阎连科、贾平凹、陈忠实、刘震云、王安忆等人，都受到过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深入骨髓，基本控制着叙事的节奏和语言风格。当然，莫言、陈忠实等人都有觉醒的意识，也就是要把“先锋”后撤，退到中国文学的场域中来。于是，逐渐形成了另一种与“先锋小说”并行的“新写实主义小说”。80后新生代作家许玲就是属于写实主义风格，因此其小说并没有过于离奇的想象，也没有过于玄奥的命运感，而是选择了家族史的回望。

那么，许玲的《桴生记》会不会因为题材的选择而显得陈旧呢？这个问题关涉到小说观念的问题。

据我所知，《桴生记》曾参加《收获》杂志APP的长篇小说擂台赛，并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当时，许玲只提供了第一部分作为样章。组委会评委读完样章之后，认为家族史叙事底蕴深厚、内部空间和力量巨大，同时也提出了“题材是否陈旧”的疑问。判定一部小说的“新”与“旧”，不应该停留在题材和内容方面，更应该考量小说的技法。《桴生记》具有史诗般的浩荡，同时，也具备揭示普通人生活的细腻与真实。从朴实的生命感受出发，心灵及人性的探究始终是衡量小说创作的准绳。许玲自述，她见证了一个家族的三代女性觉醒，家族之中的女性记忆像是《桴生记》的创作源泉，日夜涌出。在阅读这样的小说时，确实能感受到时代与个人的交融，更能在打开时代之门之后，感受到生活在身边的人物的血肉。于是，许玲选择了贴近自己家族记忆的题材。显然，前两章作为家族记忆而存在，也是小说写得最饱满的部分。

四、山乡巨变

书写山乡巨变，湖南文学有着优秀的传统。湖南现当代主题创作先行者周立波曾以《山乡巨变》为名，反映湖南省益阳市清溪乡在农业合作运动中的变革精神。这部作品延续了周立波的写作特色，将浓郁的方言特色融入小说叙事，确为主题创作的优秀之作。

《桴生记》的前两部分，属于家族史的写作，其语调偏向于写实主义的《呼兰河传》《白鹿原》《平凡的世界》之类，其女性主义又与众不同，角度和内容都别具一格。当小说行进到第三部分，凤五的洞庭特色食品厂开发和经营的部分，就把湖南“山乡巨变”的文学传统续上了。在这一点上，《桴生记》的现实意义得到进一步拓宽。普通百姓如何成为时代的主角，又如何反映个体从家族史走向宏阔的时代舞台？值得当代作家深思。

在处理主题创作与文学性交融的问题上，许玲的技艺比较娴熟。她没有一味地追求“政治性”书写，而是借助凤五在改革开放期间的创业历程，侧面反映山乡巨变。小说的开篇就写野马乡的变迁，周国华与凤五夫妻带着楠溪去曾祖母那里借钱，反映了创业之初的艰难。依我判断，开篇之笔不仅引出了“谢梅花”这个源头性的人物，还为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石——文化才是时代之魂。许玲抓住了“洞庭之魂”的关键，以根雕为载体，融入了文化传承的艺术本质。在人物与时代关系方面，凤五身上带有20世纪60年代的印记。她只读了三年书，十一岁就在工地上给人做饭，十三岁去隔壁农场赚公分。作为家庭融入时代的苦难典型，凤五身上有一股湖南人特有的“霸蛮”气质，她艰苦创业的历程更是时代赋予人民的使命担当。

当然，《桴生记》的行文到了凤五这里，除了反映女性的独立精神之外，又多了“生态文学”方面的意义。曾有一段时间，“人多力量大”“人定胜天”的思想引导中国人的行动。湖南、江西等地兴起了“围湖造田”的运动，尤其以洞庭湖、鄱阳湖两大淡水湖为主阵地，政府组织百姓集体劳作，以肩挑担扛的原始力量，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大干特干，在湖水退却之时围湖造田。依据史料，围湖垦荒确实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解决了部分农业生产的问题，且湖底淤泥干涸成田，肥沃至极，农业产量极高。同时，围湖造田运动也带来了巨大的生态破坏，“洪水倒垸”和“血吸虫病”是两大自然灾害。小说以“凤五讲成长故事”的方式，侧面完成了这段历史的叙述。从叙述的角度上看，这段历史源于许玲父辈的经验，采用“口述史”的方式无可厚非，也呈现了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的况味，但从文学性的角度考量，凤五这一部分的细节不够，张力难以打开。

许玲有意传承湖南“山乡巨变”的书写传统，小说从一开始就着眼于恢复原本的生活，擅长表现家族史中的人性变迁。以楠溪溯源的方式形成闭环，所以有“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的原旨，然后借助充实的史料，反映女性生活的“真善美”，即使处在最艰苦的创业阶段，亦未能泯灭人性的光辉。

五、结语

作为80后作家，许玲的《桴生记》彰显出她的天赋与笔力。成长于新时期、成熟于新时代的中国作家对社会的观察，容易陷入外部统一而内里裂变的局面。许玲擅长以微小的日常生活切面，探讨亲情的内部结构，在中短篇小说创作中已经取得不俗的成绩。然而创作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还需广阔的视野和鞭辟入里的人性拷问。在这一点上，许玲的家族弥补了她个人的不足，口口相传的时代变迁史又弥补了叙述经验和耐力的不足。总体来说，许玲顺着时代的节奏和人物的命运，展示了湖南近百年来的女性思想解放历程。她用真诚的笔触记录了野马乡的变迁，描绘了洞庭湖水域的灵秀与深厚。这兼容陈腐与现代的文明变迁史，孕育了许玲笔下的“家族女性”走向“时代女性”的坚韧、勇敢、激奋、自由精神，更激活了许玲创作“山乡巨变”的雄心与斗志。展望未来，许玲需要继续植根洞庭湖这片丰饶的土地，同时拥有更开阔的视野和更创新的勇气，努力创作出既有泥土芬芳、又有时代高度、更能震撼人心的伟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