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讨论任白的诗集《灵魂的债务》（1），我想从两个关键词进入，一个是时间，一个是灵魂。这和任白诗歌创作及几乎所有诗人创作的共性有关。关于时间，王德威曾有这样的解说：“世界”原本就是一个在世界语言以及文化文明流动的过程中进入中国语境的词汇。它源自梵语lokadhātu，由佛经翻译而来，由“世”（时间）和“界”（空间）组合而成，这个翻译本身的意义对于我们文学的理解至关重要。“世界”的“世”原本指的是时间，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在晚清到民国文化的剧烈变动中，“世界”这个词经由日文翻译后再度进入中文语境，有了新意：引入了全球或全球化的内涵，并涵盖国家的流通及文明交融互动的线索（2）。另一方面，历史叙述与“时间的现代性”正在发生关系。澳大利亚学者克里斯托弗·克拉克以德国为背景的研究，发现了掌权者如何理解和运用时间这一概念塑造整个国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3）。在历史学研究中，“时间”不再是一个被动承载历史之物的容器，而是“一种因循形势发生变化的文化建构，其形状、结构和质地变动不居。这种观点推动了一个如此活跃和多样化的研究领域，以至我们可以说历史研究中出现了‘时间转向’”（4）。不论学者怎样阐释时间，可以肯定的是，时间和空间不一样，空间是亘古的，时间是人类虚构的。或者说，在同一物理时间里，不同的历史叙述，都有自己的时间河床。如果没有这样的时间河床，历史将无法叙述。

但是，不同的诗人有属于自己的“时间的现代性”，他们沉浸在这一虚构的线性过程中，讲述他们和世界的关系及体会。因此，时间对任何诗人来说都重要无比。任白是诗人，他有多种才能，他喜欢画画，是那种碳素墨水画，很现代，多为人物画。任白不善言辞，不是那种口若悬河的健谈者，好像也很少看见他激动、冲动，更不要说忘形或失了分寸。多人谈话他更多的时候是在倾听，偶尔参与讨论也适可而止。但他为人的诚恳一直在流传，他是一个诗如其人的诗人。诗人的气质不是外在的“人设”，它浸透在诗人的诗歌里。任白是通过他的诗歌向我们传递了他作为诗人的气质，他的诗不那么奔放，不那么夸张，但他神色沉郁中有坚毅，他在灵魂的宇宙里观察、审视和追问那些看不见的幽灵，包括审视他自己的内宇宙。他的诗有时很具体，那是一些具体的场景和并不清晰的在场者；有时又很抽象，题目和内容更像哲学。这一趋向，和诗坛的主流诗歌大体在同一方向：诗歌不再抒情，无论婉约还是狂野。诗人们仿佛无声地达成了共识：抒情是肤浅的。这个认知似乎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新诗潮”时期已基本形成，那个背景深厚的“抒情传统”已经戛然而止。但事情是不是这样恐怕还是见仁见智。

我这里要讨论的是任白的诗集《灵魂的债务》。诗集里除了一部组诗、两首长诗，其他均为短制。表面看，这是一部语言“模糊”、面目不清的诗集，不是一目了然、一览无余的诗，它需要缓慢地阅读，有时甚至需要耐心等待那期待的诗意来临。我想今天我们可能需要诗人贡献一些并不明快的诗，需要诗人写出一些有悖常理的“不可能”和茫然。文字提供的丝滑已经漫山遍野，而奇崛、陌生，或构成对峙等气质的诗越发凤毛麟角。任白的诗无论是长诗还是短制，无论是具象还是抽象，都属凤毛麟角。他写了一些和自然有关的短诗，比如《凌晨》《光年》《入夜》《那些时光》《有一天》《深秋的故事》《时间颂歌》《冬天》《秋天》《大雨》《端午》等，这些诗或者和时间有关，或者和季节有关。米沃什的诗告诉我们，时间就意味着变化——破坏、屠杀和死亡，米沃什感到惶恐、困惑、悲伤，甚至无能为力。但他没有忘记，也不曾放弃他诗人的职责，他所要做的一切就是努力恢复过去和现在的联系。

但任白要写的不是时间的自然属性。当历史已经不再是生活的导师，就发生了时间的转向，这是“时间的现代性”。克里斯托弗·克拉克在《时间与权力》中认为：事件发生的频率加快了，与过去的距离感增加了；普遍原则让位于偶然性；过去作为智慧和指导宝库的权威性正在减弱；如“革命”“阶级”“进步”“国家”的关键概念被历史变革的势头所浸透；关于过去的故事、编年史和逸事被融合成某种过程性的、独一无二的、包罗万象的单一整体，即黑格尔提出的，在现代大学人文院系中讲授的“历史”（5）。结果时间的感觉结构和形态出现了深刻变化：前现代社会的循环式的时间景观让位于所谓的“历史”，被理解为一系列变革的、不可逆转的事件，这些事件被体验为“新事物的不断循环”。革命和拿破仑时代的中断、暴力和断裂造成“经验空间”和“期待视域”之间的冲突，这些不和谐成为现代的象征。这种时间观不仅用于宏大叙事，也体现在诗人的创作实践中。任白的诗仿佛是在旷野游走的诗魂，他或忧郁，或匆匆，或无所事事，或从容淡定，不一而足。他们的目光像后现代的鬼火，不时明灭，但仍然有迹可循。

在任白这里，他的时间不是物理时间，他是在物理时间基础上，借用了人类对时间具有情感属性的理解，构成了人的情感修辞意象。比如他有两首写秋天的诗，一首名为《秋天》，一首名为《深秋的故事》。在《秋天》中他这样写道：“我碰到了秋天/碰到了他最清瘦的年华/寡言的秋天/泪水在黄叶的下面睡着了/没有惊扰任何人/连一小节哀歌都没有留下/他在一个薄霜的早晨/带着简单的行李/走了，帆布鞋浅浅的脚印/一点慌乱也没有留下/是的，这不是一个故事/连称得上情节的东西都没有/连仇恨都没有/更不用说爱情/更不用说战争/更不用说处心积虑的衰老。”他的秋天和传统的秋实、灿烂、悲伤、丰腴等都不同，他的秋天是如此地平实、淡然和从容，不为物喜，不为己悲。这时，秋天是一个季节，更是一个人的心境。一如既往，既不慌乱，亦无伤怀，和生活、和时间共处于同一时空。那“帆布鞋浅浅的脚印”，表达了时间没有因为秋天而终止，季节延长了时间，延长了前行的脚步，也演绎了旷达。但是，到了深秋，时间变化了，这个变化如果没有内心的省察是不会发现的。但诗人有职责，他负有观察事物变化和表达的义务。于是我们看到：“深夜，灰尘摆脱腥味儿的纠缠/矮小的榶槭/树冠被秋天拿走了/一顶帽子遮住日历被撕毁的脸/沉闷的屈辱裸露着/但御寒的本能已经醒来/站在星空无边的照耀之下/这仍然是个老旧的街区/整洁而又寂寞/像一位退休的教师/每天教自己体面的起居/每天傍晚出门/检查那些损坏的街灯/并且记在小本子里/作为一份地图/提醒更老的人/更贪恋生命的人/更被孤寒撕扯的人。”站在深秋里举目四望，他写的是外部事物，投射的却是内心的倒影。深秋已至，凋零已至，平凡的人生依旧，但深秋是一种提醒和告知，另一种时间开始了，另一种生存也开始了。还有《凌晨》：“凌晨是六角形的蓝色晶体/你无法躺在上面浅睡/只能和它一起下降/从对流层开始/茫然而歌/和亿万淬结了自己的晶体一起/生死浩大地下降/下降，天地间都被这种无声的坠落摄住/我的魂魄也结晶了/俨然是颗多情的星宿/怀里抱着一腔泪水/比酒还烈，比海还深/是的，我永远不会坠地/永远不会把自己摔成一滩污水/我坠落并且抵抗坠落/我要你们看见并且知道/有人醒着，愿意尊重命运/但一直抱着所有冤魂。”凌晨是深睡的时候，但心事浩茫的诗人醒着。“六角形的蓝色晶体”告诉我们这是一个雪夜，他将自己和淬结的“晶体”理想放在一起，大雪纷纷扬扬地降落，但诗人的魂魄是一颗“多情的星宿”，他发誓“永远不会坠地”，他要抵抗坠落并告知世人：“有人醒着”。这番描写触景生情，别有一番滋味。

包括米沃什、辛波斯卡等巨匠的诗歌，也都在时间的范畴里进行思考。辛波斯卡的诗集《向所有往事告别》，是诗人耄耋之年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礼物。她深情书写了对生命流逝的追忆、日常生活的戏剧、凡尘俗世的感怀，那是老诗人对这个世界的深情注视和无限热爱。切斯拉夫·米沃什，波兰当代最伟大的诗人和翻译家，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主要作品有诗集《冰封的日子》《三个季节》《冬日钟声》《白昼之光》《日出日落之处》等。看这些诗的标题就知道，米沃什的诗大多也是和时间、季节有关。思考时间就是思考人的生命，思考人的前世今生。而时间这个题目如此辽阔，思考它就意味着诗人的思考是有通约性的，是在普遍的意义上的殊途同归。辛波斯卡在《旅行前》中定义空间：“因为所有东西，都逃脱不了？”旅行可视为穿行到另一世界，正所谓天地如逆旅，人生如过客。任白对时间的敏感使他的诗不仅有了一定的情感和思想深度，也使他的诗歌创作进入了那些巨匠书写和思考的行列。

任白的短诗虽然不是抒情的形式，但都有抒情性。比如《于是我开始给你写信》，这封信几乎是写给所有人的，他要把信寄到“世界上最孤寂的地方”“世界上最空旷的地方”“世界上最无措的地方”“世界上最癫狂的地方”“世界上最恐慌的地方”“世界上最倔强的地方”“所有你在的地方”。可能没有人收到这封信，但也可能所有的读者都收到了。还比如他的《理由》，是一首面对生死的诗歌，也是文学艺术要永远面对的主题。欧阳江河曾提出诗歌要写“万古愁”。什么是“万古愁”？我的理解就是人不能超越的“大限”。李白要“与尔同销万古愁”，不止是人生失意或怀才不遇，李白的“万古愁”应该是对这个“大限”的态度，他是把生死看淡了。任白说“现在我们将死未死/很快找到一个复活的理由/然后在钟声敲响时/优雅而又从容”。这是对“与尔同销万古愁”的当代回应，于是关于生死，关于“万古愁”，任白的思考也就有了“谱系”意义。当然，诗就是诗，它是诗人面对人间万象的情感表达，这个表达存在于语言中，诗的语言未必具有实践性，但语言是有力量的，维特根斯坦的“语言的界限即意味着我们世界的界限”，我们的思考难以超越语言，尽管有时语言也会词不达意。但在通常情况下，语言规约着我们，也必将给我们以巨大的影响。

任白这部诗集里还有两首长诗：《情诗与备忘录》《耳语》。《耳语》用任白的方式表达了他对生活和诗的认知，既是和20世纪80年代诗歌的一种对话，也是一种告别。我们知道，20世纪80年代的诗歌，无论表达哪一个领域，无论是公共事务，还是个人领域，“告诉你”是基本语法。即便爱情，也是一种宣喻、告白。“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大众文化里也有了“将军拔剑南天起，我愿做长风绕战旗”。只要是坚贞、无畏、一往无前的爱情，都可以大声讲述。这个私密的个人领域可以没有隐秘，当然也不必羞涩。但是到了任白这里，事情发生了变化：爱情是灵魂事件，是私密事件。一如帕斯捷尔纳克的《屋子里不会再有人来了》：“你步量着寂静走来，/好像是未来的幻影。/你会出现在门前，/穿着是那样素雅，/好像织就你这身衣料的，/真个就是这白色的雪花。”这是作为恋人的帕斯捷尔纳克的目光所及，又像是喃喃自语，这私密的场景只为一人开放。即便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领域，爱情的述说也仍然含蓄或浅吟低唱：“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走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歌曲《听闻远方有你》）因此，包括大众文化在内的当下诗歌，并非走在一条越来越粗鄙的道路上，这条道路不要说在知识界走不通，即使在文化市场上也已惨遭淘汰。任白的《情诗与备忘录》《耳语》从另一方面作出了回答：“你进门的时候外面阳光炽烈/丝丝缕缕像你闪亮的羽翼/喧嚣的羽翼/刀子和碎玻璃的羽翼/你就这么走进来/无意间溅起了一串慌乱的响动/好像房间里一直空无一人/毫无疑问，你的美丽带着一种闯入者的寒意……”这是多种元素混杂在一起的描摹，有场景，有体验，由衷的赞美也压低了声音。爱情总会和慌乱有联系，但这仅仅是开始。在任白那里，他借用贝娄的话说，爱情是“灵魂的债务”，这是任白对爱情的认知。他有一首《诗歌》：“我写了很多/在我之前，更多的人写了更多/那些手稿像黄昏里拥挤的翅膀/像秋天残旧的档案/我怀疑这一切有什么意义/但总是容不得我怀疑/疼痛就来了/我忍不住喊叫/恐惧就来了/我忍不住呵斥/快乐就来了/我忍不住笑出声来/空虚就来了/我忍不住去摸自己的胸口/对面就有人撩开夜幕站在面前/像失散多年的老友/我忍不住语塞流泪/默然半晌/说/我们去喝一杯”。在任白的时间里，我们经常会读到诸如茫然、怀疑、疼痛、恐惧、空虚等感受性的词语，这当然不是修辞的需要，而是诗人面对现实的人与事的心理体验。这既是语言的变化，更是对现实深切的感怀。语言就这样和现实的变化形成了同构关系。

这时我想起钱理群在《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中的论述，钱理群详细描述了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这两个文学幽灵如何从西方走到东方，成为世界文学中的不朽典型，分析东西方作家如何在各自的文化背景下，接受并丰富前人的思想与艺术的过程。他分析的作家包括英国的莎士比亚、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德国的海涅、俄国的屠格涅夫，以及中国的鲁迅。他特别关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及其与世界知识分子的内在精神联系。通过这部作品，我们可以深入了解东西方文化交融下的人类精神历程。堂吉诃德的性格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他是神志不清的，疯狂而可笑的；另一方面，他又代表着高度的道德原则、无畏的精神、英雄的行为、对正义的坚信及对爱情的忠贞等。他越疯疯癫癫，造成的灾难也越大，几乎谁碰上他都会遭遇一场灾难，但他的优秀品德也越鲜明。桑丘·潘沙本来为当总督而追随堂吉诃德，后来念想无望，仍不舍离去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堂吉诃德是可笑的，但又始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化身。他对于被压迫者和弱小者寄予无限的同情。从许多章节中我们都可以找到他以热情的语言歌颂自由，反对人压迫人、人奴役人的内容。也正是通过这一典型，塞万提斯怀着悲哀的心情宣告了信仰主义的终结。这一点恰恰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旧的信仰解体、新的信仰尚未建立这一断裂时期的社会心态。

任白也曾用过哈姆雷特“生存还是毁灭”的独白，塑造了这个忧郁王子的形象，他犹豫不决的自我矛盾、自我叩问，也成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精神现象。在一次访谈中，访谈者问任白：请写出你认为最重要的三个诗歌写作要素。任白这样回答：“米沃什的同胞诗人扎加耶夫斯基有篇文章，叫《捍卫热情》，重点讨论了在现代诗歌身陷怀疑论的泥沼后，如何保持或重新唤醒热情。我非常认同，‘热情’是我心目中今天从事诗歌创作的第一要素。当然这个‘热情’既指生活热情，更指诗学热情。我之所谓诗学热情是指面对存在的虚无和荒诞，人所展示的勇气与优雅。它类似西绪弗斯推石上山，也像肖斯塔科维奇在‘每天准备被枪毙’的恐惧中不断写出澎湃的乐曲。这种热情是终极的，也是原初的，是所有热情的基础。只有这种热情才能驱动诗人们面对存在的重重围困，坚持思考与言说，坚持为人类据守和拓展精神空间，从而照亮现实，使所有物理空间成为人的家园、故乡和祖国。”（6）任白借米沃什的“热情”，表达了他对诗歌第一要义的理解。“怀疑是热情的怨偶与诤友。没有怀疑的陪伴，热情可能流于轻率，甚至滥情。真正的热情必须经由怀疑的锻造，所以，今天的诗学一定是二元论的，它不能在一个支点上下注，不能在单一向度上倾其所有。一个多元世界上的单极诗学是可笑的、荒谬的，甚至是危险的。”（7）

在我对艺术的认知里，我对那些言之凿凿、一言九鼎的狂妄大话，既无好感，更无信任。恰恰是那些隐含着“丰富的痛苦”的灵魂，给予我们亲切和信任。我们是人而不是上帝，我们所知甚少，体验有限，这决定了我们对世界认知的有限性。新中国的诗歌，从何其芳的《回答》、郭小川的《望星空》，到北岛的《回答》，都是因为怀疑、质询，甚至否定，确认了诗的价值，诗人的迷惘和彷徨犹如石破天惊，犹如晴空响雷。当惊魂未定的我们试图和诗人一起思考时，才猛然发现愚昧的是我们自己。因此，面对世界，是那些有现实感的、充满矛盾和怀疑的，包括怀疑诗人自身的那些作品，才是有力量的当代好诗。任白的诗和他与诗歌有关的告白，不是因其谦虚而给人好感，而是因他的诚恳，包括他袒露内心矛盾的述说，获得了我们的信任。他仿佛骑着一匹老马，在时间的旷野踽踽独行，没有风车，也没有长矛，但他充满了热情。同时，他仿佛也是舞台上的丹麦王子，热情中也充满了怀疑和矛盾。任白就是这样一个复合体的诗人，在时间的旷野里，他是一个游荡的诗魂。这里无须进行价值判断，我相信任白诗歌的诚恳和纯粹，他对诗歌锲而不舍的思考和创造，是他不可替代的执念，而他对个人有限的认知表现出来的迷茫和犹疑，是如此地真实和诚恳。在这样的时代，他的存在已属凤毛麟角。

注释：

（1）任白：《灵魂的债务》，长春，长春出版社，2025。本文所引该作品皆出自此版本，不另注。

（2）见王德威：《世界从眼前开始——中国文学的当代性》，《中国当代文学批评》2025年第1期。

（3）见〔澳大利亚〕克里斯托弗·克拉克：《时间与权力》，吴雪映、刘显松、彭韵筑译，王涛译校，北京，中信出版社，2022。

（4）（6）（7）《任白：诗歌用飞行呈现生命与生活的另一种可能》，中国作家网，2024年5月15日。

（5）见〔澳大利亚〕克里斯托弗·克拉克：《时间与权力》，吴雪映、刘显松、彭韵筑译，王涛译校，北京，中信出版社，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