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昕：短篇小说的“命定”与“机杼”
从一定意义上讲，小说家在驾驭长篇小说这一文体时，如若具备了足够的定力与耐心，就能“被允许”在充分的篇幅中将一个人的一生延展开来、延拓出去，让生命中的每一处细节都与故事情节产生深层关联。他们不必过度担心，小说的故事情节和文本当中的细部修辞最终总会汇聚、还原生命本真的原貌。同时，如果跳出整体性的叙事架构，长篇小说中相对孤立的故事片段，也难于洞见生命本相的全貌。相较而言，在短篇小说当中，虽然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们只能通过局部来窥见人性和人心所向，但往往短篇小说又能够在细部修辞的力量下，展现生命中最触动人心的吉光片羽，体察人生的精神内核与人性的绚烂“华彩”。
林斤澜和麦家，这两位生于不同时代、同为浙江籍的小说家，对于描摹生命体验和人生经历的专注与投入，往往在短篇小说中更见功力。这或许和他们对于生活的深刻体察不无关联。我们知道，林斤澜与麦家的创作风格不尽相同，前者擅长散文化、诗化的短篇小说创作，追求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含蓄内敛的东方审美形态，后者则以先锋性、宿命般的局部描绘见长，擅长透过拆解故事来直击灵魂。这两位小说家创作的短篇小说《溪鳗》与《一生世》，都以单个短篇小说的体量完整地书写了普通人充满偶然性的一生。两部小说中的主人公，都经营着一家小店，以“不变”来旁观世事之“变”。这引发了我的问题，短篇小说究竟如何承载人们的一生，在叙述中又如何让读者感到既不跳脱，又富于生命的流动感？
我曾在文章《一个人不明白的一生——林斤澜的几个短篇小说》中谈到，林斤澜的短篇小说《溪鳗》，呈现了老板娘溪鳗“不明白的一生”。实际上，这个“不明白”，是我们无法看透她，她也不必向任何人解释清楚。我们能够感受到的，唯有这个女人身上的坚韧与迷人的生命气质。
《溪鳗》只有万余字的篇幅，却几乎要写出两个人的一生。三十余年的人生，在几个情节和细节的闪回中，隐隐若现。我认为，林斤澜在这个小说里所要采用的，是一个“既是又非”的结构。这是一个由“是”与“非”虚实相生的隐性结构，令文本飘忽缭绕，含糊与明晰，许多意蕴杂陈其间。整体上看，作家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还真的无法一时判断出来。作家表达、表现得也并不清晰，他明显是有意让我们陷入一种迷惑之中。整个文本，就仿佛一个多谜底的谜面。
在小说《溪鳗》中，女主人公溪鳗在生活中的攀附或苦难、照料与失去、寂寞与坚守，被林斤澜简化为日常场景中的几个片段。她日复一日地在矮凳桥“鱼非鱼小酒家”忙着做生意，照顾瘫痪的病人，招呼往来的食客。没有人知道，这个身形妩媚，似乎与命运跌宕起伏的镇长有着不可言说暧昧瓜葛的女子，她早年究竟经历了怎样的风雨。她让我们看到一个人不明白的一生，那么，人生又有多少部分是“命定”的？有多少事情说得清楚？人性有多大比重是不变的形态？那些未经雕琢的部分，在历经时间的淘洗之后，难道就会依然保持着原初的形态吗？短篇小说又如何承载这些不明白的“命定”呢？那些存续于溪鳗背后的故事，被凝结在一处处动人的剪影之中，那些迷人而又恍惚的笑靥，做鱼丸面时勤劳而又楚楚动人的样态，在林斤澜关于南方小镇的书写之中，呈现得更为诗意。可以说，这种叙事并非残缺，而是刻意营造的“空缺”，它没有止步于情节上的省略，而是更专注于情节的留白。林斤澜放弃了对主人公生命过往的平铺直叙，用动态的生存镜像来折射溪鳗的一生。可以说，林斤澜以诗性的留白叙事，让普通人的“命定”浮沉、隐匿于虚实交错的文本缝隙里，营构了小说中独有的情愫与韵味。
或许，短篇小说的叙事关窍就在于，它会透过一个个充满张力的故事情节，打破原有线性叙事的枯燥和冗长，让我们沉浸在故事和人物命运的波折之中。于是，情绪也随着意象所带来的感官刺激，一同沉浸到作者为我们设置的场域里。同样是书写“命定”人生，麦家则跳出了散文化的诗意叙事范式，在小说《一生世》中抓住了“北方佬”的“在地”诉说，他以先锋冷峻的笔触、直白质朴的叙事逻辑，解构了普通人命运的漂泊与求索。小说中，漫布着生命的无常与怪诞，也不乏思辨的意味。主人公“我”本是人品极好的人，在河边做竹排运输大米的工作，却没能躲过洪水的灾难。“我”虽然在洪灾中幸存下来，但依然难逃命运的捉弄。可以说，“我”一生都在逃离苦难，却一生都在被外力裹挟，始终无法摆脱命运的掌控，几乎所有的苦难都是在被动中承受的。最终，“我”沦为了一个无名无姓、连家乡都记不清的老者。“我”难道就要终身被打上庸常和悲惨的标签吗？它是否会随着“我”的选择和遭际迎来转机，“我”的一生也会迎来所谓的幸福吗？在小说后续的情节中，麦家设置了一道谜题。在一个深夜，“我”在家门口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可以说，作家们笔下每一处精妙的细部描摹，都可以视作窥探人物内心与世道人性的窗口，他们是在用细碎的情节肌理拼凑出一个个完整的生命画像。小说《一生世》中，“我”这个频频落难的“北方佬”，也在恍惚之间自认为早已和那些曾毫无同情心的“看客”村民一样，面对深夜求“我”给口饭吃的女子，对她报以最大程度的冷漠，甚至是羞辱。在一定程度上，这里的“麻木”为后来的故事冲突埋下了一处伏笔——麦家在小说中抛出了“看客”为“我”带来的道德困惑。然而，故事又旋即出现反转，小说中有一处细节，即“我”注意到这个落难女子即便十分饥饿，也没有狼吞虎咽，而是有条不紊、十分斯文地吃饭、喝水：
（她）虽然饥饿得不行，但吃相一点不难看，不是猴急巴火地一把把往嘴里塞，囫囵着吞下去，而是一根根捻在手上，从容不迫地往嘴里送，到了嘴里又细嚼慢咽的，不时还拧开水壶喝口水。水壶是部队上的水壶，她的挎包也是部队上的，好像脚上的胶鞋也是部队上的。
小说中，麦家对落难女子吃饭细节的描绘，令我想起了阿城在他的短篇小说《棋王》里对王一生的吃相的描述。那个瘦得仿佛一根木棍的王一生，吃起东西来却极其投入，他的仔细并非因为馋，而是过于饥饿导致的对于粮食的珍惜，以及对于吃饭过程的珍视：
拿到饭后，马上就开始吃，吃得很快，喉结一缩一缩的，脸上绷满了筋。常常突然停下来，很小心地将嘴边或下巴上的饭粒儿和汤水油花儿用整个食指抹进嘴里。吃完以后，他把两根筷子舔了，拿水把饭盒充满，先将上面一层油花吸净，然后就带着安全抵岸的神色小口小口地呷……喉结慢慢地移下来，眼睛里有了泪花。
我们可以看到，《棋王》中的王一生即便吃完了饭，也还是不舍得冲刷掉饭盒里面的油花，而是要再泡一遍热水，带着珍惜的神色缓缓地咽下油花。最为精妙的便是油花和泪花之间产生的关于“为食为生”的奇妙张力。由麦家《一生世》中的“她”和阿城《棋王》中的王一生进食的细节可以看出，两位作家都精准把握了短篇小说以细部见生命样态的创作共性，文本细节成为凸显生命质感的突破口。《一生世》中落难女子的从容吃相，是困顿境遇中未曾放弃的体面，她随身佩戴的军旅器物的细节伏笔，也实则暗藏她身世的秘密。小说《棋王》中的王一生爱惜吃食的模样，则是“文人落难”之后，对生存的敬畏。可以说，两位人物在苦难与匮乏之中，都守住了生命的本真姿态。通过这些观察，“我”对救人给出的理由是，“我”担心她不是“虫”，而是“蛇”或“龙”。事实上，这份急功近利的思想，在麦家后来的叙述中，迅速被消解掉了，“我”其实从未真正变得麻木。事实上，这是一个受难的人向另一个受难的人施以援手，“我”看似封闭冷漠的内心，依旧充盈着温情和悲悯，只是连“我”自己都未曾发觉。于是，尘封已久的渴望温暖的内心，最终以给予他人温暖的形式显现出来。在这个充满了对命运的不可抗力的苦难人生中，传递出来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助精神。同样地，落难女子走后，“我”的生活依旧不如意，充满困苦。然而，“我”也依然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照顾着阿木老师，和他相依为命，心中也同样惦念着那个曾经被“我”给过帮助的女子。当“我”在电视上看到她过得十分幸福的时候，“我”潸然泪下。小说中的主人公从未渴望去找她回报自己，只求心中有一份牵挂和情感寄托，这份指望也许就是交代给自己的“明白”和“答案”。小说的尾声，“幸福”接踵而来——终于有一天，在阿木老师家中的电视上，“我”看到了童年记忆中的那棵老树，由此，“我”推断出自己可能的家乡所在，这或许就是命运带给“我”的馈赠，让“我”终于找到了自己来时的路。我曾说麦家在小说《人生海海》中对人物“剥洋葱”，与其说这是一种修辞方式，毋宁说这是基于深刻生命体悟的诉说样式。就像麦家曾回忆，他读书的时候，住在下铺的室友生活不如意时，总是会用闽南语唱起那首《欢喜就好》，其中的唱词便是：“人生海海，甘需要拢了解。人生如海，何必全都看透。人生短暂，就像在玩耍。其实无撇步，欢喜就好。”世事无常，但它一定有我们可以把握的“机杼”，从中体悟到人性的肌理。
可以说，短篇小说对生命个体漫长一生的记述方式，或许更贴合生命历程本身。如若将我们的人生放置到线性时间的维度来观照，会发觉这是多么漫长没有尽头，没有人能够预判自己的生死大限，也不会预判出命运会在何时给自己一个惊喜或是玩笑。如果生命是一曲乐章，那么，这段乐谱中的“华章”和“休止符”往往伴随着大量的间奏、序章存在。再激荡的音乐，都无法保证全程处于高昂的状态，否则就会变成一场难捱的啸叫。同样地，纵使人生大起大落，更多的也依然是要和自我在漫长的日复一日中相对而立。由此，人生中总要有一段“曲谱”来彰显其最富表现力的片段。一直以来，我非常欣赏茨威格的一部中篇小说的题目——《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写在腰封的那句“命运在她毫无防备之处紧紧攫住她”，这句话简直是对短篇小说承载人生的最佳表达。在生存个体毫无防备的时候，命运突然“选中”了这个灵魂。同样，小说情节和叙述选择了最为突出的“感觉”，生命之中最为鲜明的“气质”，以及情感中最为浓厚的“味道”，从而传递出关于生命和小说、生命和道德伦理的思考与顿悟。
一个人一辈子只死死地盯着看一生中惟一的一点，只盯着看其中惟一的一天，实在无法忍受。因为我要告诉您的事情，只发生在我这六十七年生命中的二十四小时之内而已。我经常自我宽慰，甚至达到发疯的地步，我对自己说：要是一生中有那么一个瞬间干了点荒唐的事情，那也算不了什么，但是你摆脱不了我们用把握不定的概念称之为良心的东西。
正是终身的执着回望，让短短一日的行为落地为贯穿一生的生命质感。作家无需描写数十年的悲欢离合，仅凭“终身困于一日”的精神状态，便写透了主人公完整的灵魂模样。在一定程度上，茨威格在文本中的表述，也向我们暗示了自己在酝酿短篇小说时，对于选材的主动取舍。短篇小说有别于长篇小说的特质，正在于其敢于放弃对描摹人一生岁月的平铺直叙，摒弃庸常琐碎的“无效时间”，选取生命中最为精彩的个性“切片”，抵达生命质感的内核。同时，短篇小说的情节也对人物的性格、心理的层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就如同“剥洋葱”一般，将人物的选择和选择背后的动机及人格立体化。正如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小公务员之死》中，谁能预料，这个异常自卑的小公务员竟然会命丧于自己一次次“挑衅般”的道歉之中？在短篇小说精巧的叙述中，人生中的种种偶然性被最大限度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当然，这些世界画廊中的精粹，并非外国文学的“专利”，同样深植于中国现当代短篇小说的创作肌理之中。
不同作家依托各自的审美禀赋与写作志趣，在短篇小说中对“命定”的书写生发出截然不同的表达路径。如果说林斤澜《溪鳗》中的“命定”是朦胧隐晦、藏而不露的生命谜题，那么，麦家《一生世》中的“命定”，则是清晰真切、带着烟火苦难气息的人生辙印。两位作家以迥异的叙事手法，共同诠释了生命的韧性和善良，也彰显出短篇小说以小见大的文体魅力。他们都无比熟稔短篇的文体特性，能够不拘泥于故事闭环的完整度，以精巧的创作“机杼”，捕捉命运的偶然与必然，挖掘平凡生命背后的人性本质与生存真谛。于是，连缀的细节构成了绵延的生命，彰显了人生中最为关键的时刻，灵魂里最为生动的音符。那些细碎的动作、物件、日常片段不再是叙事的“边角料”，而是串联人物命运、诠释生命本质的“灯绳”，是文本打通叙事形式与生命内核的关键“机杼”，我们需要做的便是寻找“灯绳”。
（为方便阅读，本次推送注释省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