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益民：另一种高原跋涉
我是高原老兵，业余作家。十九岁当兵踏上青藏高原，中间曾调往新疆等地工作，后来重返西藏，直到几年前退休回到内地。二十一岁那年，我在海拔五千多米的唐古拉山上的野营帐篷里，开始了文学创作。戍边几十年，我利用业余时间写过十多本书。后因工作繁忙、高寒缺氧、睡眠不好等原因，不敢在夜里加班，便停止了写作。
搁笔十年，重新拾起，因为我离开了雪域高原，不再奔波忙碌，有种不得不写的强烈冲动。回到氧气充足的内地，想起高原边关，想起戍边战友，心里便生出一丝愧疚，好像自己是个逃兵，尽管我已到了该解甲归田的最高服役年限。离开高原后，我急切地在次高原找到一处偏僻之地，一边调养身体，一边开始创作这部长篇小说，曾经考虑过好几个书名，最终定名为《天牧》。
这次写作是另一种高原跋涉，是体力和精神的双重跋涉。我不敢轻易落笔，担心对不起戍边战友，惊扰雪山上的英灵。我独自躲进偏僻陌生的民宿里，周边的人甚至民宿老板都不知道我是谁、从哪里来、整天躲在小屋里干些什么。而我感觉自己还在高原，还在熟悉的军营，该出操时起床锻炼，该熄灯时卧床休息，生活平淡而有规律。但我的内心却经历着一次次高原狂雪，我的灵魂一直行走在雪原，接受着阳光的晾晒与检阅。我感觉自己在孤军奋战，又感觉身边站满了昔日的战友。有时早上醒来，我仿佛能隐约听见从遥远的雪山传来的军号声。创作之路坎坷而漫长，比跋涉在雪线之上还要艰难，但我不敢懈怠，日复一日地写着，输入电脑里的每个字都击打着我的灵魂。我好像在躲避着什么，又好像在寻找着什么。我到底在寻找什么呢？
回望高原，怀想四十二年的军旅人生、戍边岁月的平凡与不凡，想起那些长眠在雪山上的战友，我常常会悄然落泪。在高原这么多年，我不曾落泪，可为何离开了高原，却变得如此脆弱？
当兵之初，我们部队在海拔五千多米的唐古拉上修筑青藏公路，住的是帐篷，吃的是土豆炖白菜、盐水煮黄豆，最好吃的是炸酱肉丁和雪菜罐头。唐古拉冰封雪裹，一年四季都得穿棉袄。晚上睡在帐篷里，穿着绒衣绒裤，盖两床被子，有时还得加盖一件皮大衣。早晨醒来，大头鞋冻在地上，用力摇晃几下才能拔起来。高寒缺氧，走路都气喘，更别说干重体力活了。有的战友因缺氧或其他高原疾病倒下了，再也没有醒过来。我也晕倒过，但很幸运，又醒了过来。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位同年入伍的战友，早上还在和我说话聊天，下午驾车去执行任务，连人带车翻入江中。我们当时没有找到他的遗体，后来才在下游几十公里的河滩上找到半具，掩埋了他；过了几个月，又在更下游的地方，找到了另外半具，又掩埋了一次。
有一年暑假，一位年轻的军嫂带着孩子上高原探亲，一家三口刚刚团聚，身为连队干部的丈夫，受命带队去执行任务，妻子和孩子在营区等着他回来，可是等来的却是他途中牺牲的噩耗。
有一位年轻的排长，在一次塌方中被砸碎了五脏六腑，当时我就在场，也几乎被砸中。我参与了抢救的全过程。当时县医院停电，我们手举蜡烛，给医生照亮，蜡油流在手上全然不知。我看见他的血从身体的不同部位涌出来，渗透薄薄的褥子，滴落在床下的脸盆里；我看见他急促地喘息着，一口一口吞噬掉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
他们牺牲了，我还活着。我不写他们，谁写他们？我想将这些鲜为人知的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戍边故事，告诉雪域之外的人们，以此告慰长眠在雪山上的战友们的英灵。
这些年来，我几乎走遍了西藏的所有县市，在履行戍边使命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素材。有一年，我在冈底斯主峰冈仁波齐山下的一个连队蹲点，那里海拔将近五千米。了解到几个新兵惧怕高原，思想很不稳定，我便对他们说：你们才十八九岁，我已经这么大年纪了，我去绕冈仁波齐徒步走一圈，以此证明高原并不可怕。第二天一早，我和另一名军官出发了。我们身着迷彩服，挎包里面装着一棵小白菜、两罐牛奶、四根火腿肠、五个花卷，还有应急手电，另一边挎着一个军用水壶。绕行冈仁波齐一圈，需要在海拔五六千米的高度上徒步行走五六十公里。在高寒缺氧的情况下徒步行走，相当于身上始终背着一袋面粉，而且途中还会遭遇雨雪和冰雹的袭击。当地老百姓转一圈需要两三天，可我们那天仅用了十三个半小时就走完了全程。走到黄昏时分，我已精疲力竭，身子开始摇晃，双腿麻木机械地朝前迈动着。最后一段路在悬崖峭壁上穿行，当时天很黑、很冷，应急手电没电了，我们只能凭着微弱的月光辨别崎岖的山路。后来我被脚下的石头绊了一跤，几乎摔下悬崖丢了性命。夜里十一点多，我们终于走出了山谷，看见了晃动着手电迎接我们的战友。这是我最艰难的一次行走，但这只是我遭遇过的七次劫难中的一次。
在高原服役期间，我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同训练，带领部队拉练演习、执行任务。我热衷于研究特战，研读了许多这方面的专业资料，也喜欢去特战队员们的训练场地，有时会跟他们比比枪法。有一次，我用“高清狙”射击两百米外的胸靶，五发子弹，只打出三个弹孔——原来后面两发子弹擦边打进了前面的弹孔里，将那两个弹孔扩成了椭圆形。我们的狙击手里有男兵，也有女兵，其中一名是从牧区入伍的藏族女兵，他们后来都成为《天牧》里的人物原型。
我认识一位边防部队的老兵，他退伍后重返高原，与当地政府联合创办了牦牛合作社，带领当地牧民发家致富。我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科学饲养牦牛的方法，了解到了许多高原牧业振兴的真实信息和合作社的运作方式。《天牧》里男主人公余木的形象，有一部分来源于他，当然也融合了其他狙击手和特战队员的经历。
我还认识一位林草局的副局长，他以前也当过兵。周末休息时，我便抽空去他那里了解一些情况，查阅有关牦牛饲养和牧业发展方面的资料。《天牧》中的牦牛、雪豹、雪狼、旱獭、鼠兔等高原动物以及十几种牧草的描述，不是我虚构臆造，都有科学依据。
我还结交了许多藏族朋友。每次路过牧场，只要时间允许，我都会拐进牧场去看一看。我走进牧民的帐篷或低矮的藏式土坯房里，喝上几杯酥油茶，跟牧民朋友拉拉家常。牧民朋友都很纯朴热情，见到我们很高兴，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我们也像走亲戚一样，将车上带的干粮罐头送给他们。我不抽烟，但我专门带了烟，拿出来让牧民朋友抽。他们非让我陪着抽，我也就胡乱抽上一根。《天牧》里对牧区生活的描述，不是凭空想象，都来源于多年积累。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转业留在西藏或退役后又重返西藏的战友，他们积极响应国家“强边”政策，有些当了边远乡镇的基层干部，有些当了小镇警察，有些留在当地开饭馆、做生意。他们基本都加入了预备役部队。这些战友，也成为《天牧》中一部分人物的原型。
这些故事和人物，在我脑袋里转悠了多年。我如何才能突破自我，写出不一样的作品？我认识到，新时代军事文学，必须从单纯诉苦式写作向塑造新型高素质军人形象转变，从传统战争向新型战争描述转换，从旧有模式向新军事革命跃升；把戍边叙事融入科技强军、民族复兴、大国博弈的时代大背景，直面戍边军人的使命担当、个体成长与家庭困境等深层次矛盾；在坚守现实主义的基础上，融入现代主义、先锋笔法、心理叙事等新型表现形式，强化军事文学的时代感和文学性。总之，我想让这部小说从单一走向多元、从内缩走向外扩、从边地走向大众。
后来，这部小说的基本构想便渐渐清晰起来：在新时代“稳定、发展、生态、强边”这一国家战略的大背景下，立足高原戍边一线，依托军旅独特经验，将强军强边、高原民生、人性救赎与生态守护融为一体，对新时代戍边军人情感结构、精神世界进行新型建构。高原军营、边境牧场、偏僻小镇与内地都市互为映衬，多种文化、新旧观念相互碰撞，多视角讲述三代高原军民鲜为人知、惊心动魄的戍边故事，塑造高原特战官兵、边境民警、乡镇干部、高原牧民等各类人物形象，对牦牛、雪豹、野狼等高原生灵进行另类描绘……
可以说，《天牧》是一部关于高原军民携手戍边卫国之书，也是一部关于使命与忠诚、成长与救赎、友情与爱情、人类与动物的解密之书。也许她还不够完美，但我已竭尽全力。
这部书，是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一百周年献礼之作，也是我致敬雪域高原和戍边战友的最后一个军礼！
（节选自《天牧》单行本后记，全书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