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陆蔚青，现居加拿大蒙特利尔。作品广泛发表于国内外文学期刊，出版有小说集《纽曼街往事》《漂泊中的温柔》，散文集《曾经有过的好时光》，长篇童话小说《帕皮昂的道路》，新诗集《魁北克玫瑰》，诗词集《洗笔·流年》等。

导 读

任何一种极端都给人痛苦，然而没有极端就不成大业，所谓不疯魔不成活，可是当你看到自己的孩子因为固执于极端而不能自拔，而影响了人生的欢乐，这种感受是痛苦而矛盾的。小说以投入的情感和准确的笔触为我们呈现了令人起敬的人生选择。

1

西蒙医学院毕业之后要去申请住院医生的位置。那是2019年，新冠疫情还没有暴发。他申请了加拿大各省癌症中心的位置。他从上大学时就认定要做一个放射肿瘤医生

。治疗癌症的方法有三种，一种是外科手术，一种是放射性治疗，一种是化疗。做一个放射肿瘤医生是他的理想。这个学科的好处是既能临床，又能做研究。加拿大医学生申请住院医师面试在每年一月份。他早早就申请了有位置的医院，然后就订机票，准备出发。我的工作很简单，给他准备西装、皮鞋，尤其是衬衫。如果面试是连续的，衬衫来不及清洗，我给他准备了五件。

这个科目曾经不那么热门。但现在非常热门。因为它在癌症治疗过程中的地位越来越显著，所以已经从原来的肿瘤科里面独立出来，单独成科，称为放射肿瘤科。

西蒙去了哈利法斯，安大略，曼尼托巴，最后到达纽芬兰。每次面试后我们视频问候，他都说很好。

很好。他说，见到许多人，了解了很多事情。

那么面试情况怎么样？我和他爸爸问。

很好，我尽了努力。

但他没有被录用。

第一轮后还有第二轮。第二轮他喜欢的科目没有位置，只有家庭医生和少量其他科目。我很希望他参加第二轮面试。

他沉默地面对我们的期待。

他没有报第二轮。这是他在截止日期的第二天清晨告诉我们的。我们正在吃早饭，我和丈夫愣了一下，什么都没有说。他说今年我还住在家里，因为我没有资格搬出去住。你高兴吗？

我很高兴。我说。

我喜欢他住家里。我知道他睡在我隔壁的房间，心里就特别踏实。

但这一次不一样。这关乎就业问题。

那么这一年你打算干什么？我问。

我准备读个研究生。他说，让背景看起来更好看些。

像你这样没被录用的人多吗？

不多，但也有。比如托尼，他决定在实验室工作一段时间，更多的人像我一样，读个研究生。

第二天，学校来信，说医学院院长约见他。

我问为什么，西蒙说所有拒绝第二轮面试的都会被约见。他们想让更多的人申请去做家庭医生。魁北克急缺家庭医生。尤其是偏远地区。

医学院院长是个金色短发的瘦小女人。我在毕业典礼上见过她。她眼睛非常明亮，让我印象深刻。毕业典礼时她给所有学生逐一拨学士帽子的穗子，从左边拨到右边，在这一瞬间，学生的身份就变成了毕业生。几乎所有学生都低下头，以减少她的工作压力。所有男孩子都弯下腰。我钦佩她的坚韧不拔。面对所有孩子，她始终保持着迷人的微笑。每个穗子都拨得一丝不苟。这一届有一百多个毕业生，毕业典礼进行了三个小时。

晚上我问西蒙，院长说什么。

她问我是否确定不参加第三轮。西蒙说。他看起来有点心神不安。我不想和你讨论这件事。他说。

我住口。自从西蒙进大学之后，我就不再坚持我的观点，他已经是成人了，他站在专业和人生的位置上，比我更能审时度势。而我也许是盲目的，我只是局外人。

但在我心中，我其实并不认可他的观点。一意孤行和坚持理想有时候是同一个词。是否正确，要看结果。但有时我们看不到结果。那句诗说，我走了这条路，就错过了那条路。

我们的一生注定只能走一条路。

三十多年前，我大学毕业。我想搞研究。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还是分配制度。我没有被分配到心仪的研究院，我去了另一个单位。我并不喜欢。但后来慢慢也产生了一些兴趣。我干了九年。其间我想去读研究生。却被单位领导拒绝了。单位不同意我就没办法申请。我丈夫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单位也是他不喜欢的。一直干到我们出国。那时候还没有人才流动。无论你是否喜欢，都要服从国家分配。我丈夫在填毕业表格是否服从分配时，犹豫过很久。他最终写了服从。那一年几百个毕业生，不服从的只有一个人。人们像看奇葩一样看他。那是大一统的时代。

我当然也不能想象如果不服从分配，我能做什么。我不可能回到家中对父母说，我明年再申请。也不可能申请研究生，录取已经结束了。

但西蒙可以。西蒙有更大的余地。这是他的幸运。

2

那时候他还在蒙特利尔大学放射科实习。他选择这一科很长时间了。他专注这一科，势在必得，几乎没给自己余地。早晨他去得很早，在走廊换衣服时遇见了约书亚医生，一个精瘦的犹太人。他看了西蒙一眼，说我要找你谈谈。西蒙就站住，等他说话。约书亚刚当上科主任。他说你不要以为你申请了特雷莎博士的研究生，就可以走捷径。他说，你再读一个研究生，也不一定能进入这一科。我告诉你的就是这个。

特雷莎博士来工作时间不长。她35岁，毕业后做了五年住院医生，在美国安德森癌症中心做了两年博士后。她是个开朗热情的人。她对西蒙说如果你热爱这一科，就要坚持到底。我支持你。

特雷莎博士这一年招了两个学生。除西蒙外，还有弗兰克。弗兰克想进耳鼻喉科。他父母都是耳鼻喉医生，但他没进去，这让他心灰意懒。

2020年，谁也没有想到，会是如此艰难的一年。3月，疫情在北美全面暴发，蒙特利尔封城，然后隔离，宵禁。宵禁第二天，《大公报》的头版头条，是一张照片，一片空城，死寂沉默，状如荒野。每个人都惊骇不已。连83岁的老朋友威廉都说，我真没想到，在有生之年，能遇到这样的事情。

只有97岁的吉娜没说什么。我最后一次见到她，她拄着拐杖，穿灰色大衣，围着细格子围巾，两条细腿上依然是黑丝袜。灰色贝雷帽下面，枣核一样的脸上还是微笑着。

没有什么稀奇。她说。声音虽小，但平静清晰，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生，在二战时经历了恐怖的一切。这世界有时候真是太坏了。

吉娜是波兰犹太人。她曾坐在罐子车里，途经非洲，来到加拿大。车里都是孩子，他们沉默着，不敢说话。她什么都没有，怀里紧紧抱着一个布娃娃。那是临行时候妈妈给她的。她们在黑夜中分离，再没有见过面。一直到五十年之后，她重返波兰，看到了她的大哥和二姐。那时她父母都已经过世，大姐也过世了。她第一次看到妹妹，感叹世界上还有人与她的脸庞如此之像。她们是双胞胎。

不过我们没什么相同之处。吉娜摇摇头说，经历决定一切。

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蒙特利尔的一个老人院沦陷了。据说那里年费5万加元。但老人坐在轮椅中，腿被卡在里面不能拔出来，后来伤口感染一直不能痊愈。传染源是老人院的护工得了新冠。老人院的护工年薪不高，很多人做两份工。他们得了病，将病毒从一个老人院带到另一个老人院。政府开始召集退休的医疗医护人员重返战场。一些年轻的医学生开始做义工，打电话回应各种问题。西蒙也尝试做义工，但却没有被接受。他那一年已经不在医疗系统里，他只是一个科学研究生。

其实他早在大学时就开始研究癌症。那时候他是生化专业的学生。假期他申请在实验室工作。那时候他的理想是做教授。他曾想买几件高领衫，穿在西装上衣里面。他说那样子就像教授了。他这样说时笑个不停。

再别上几支钢笔。他爸爸说。

别钢笔干什么？西蒙问。他甚至不知道钢笔是什么。这个梗西蒙不懂，那是我们小时候的故事。

我知道那是对教授职业的憧憬。他用上了所有假期，泡在实验室，细胞隔几分钟就要记录一次，有时要干到后半夜。我们去接他，带着饭盒。看着他从灯光辉煌的实验楼走下来，坐在车里，开始吃饭。我说还有人没走？他说还有两个博士刚来，他们继续观察，准备干一夜。

决定去做医生，是后来的事。因为他发现教授最重要的工作是到处找钱，找赞助。科学实验建立在金钱之上。而找钱的事情他不想干。

开始读研究生的几个月，他很低落。他只去上过几堂课，疫情开始，就在家上网课。又禁足，也不能见人，生活只在家里。一直到半年后，他渐渐平息下来，进入学习状态。都是网课，他就猫在他的小房间里，除了吃饭很少出来。他是宅家的巨蟹宝宝。

他安静，也很消沉。但他不想倾诉时我也不问。我们都是成年人。他如今更像一个专业人员。他张嘴说的许多话，我听得似是而非。我用感性生活，而他更理性。我容易轻信网上的新闻，他只相信几个权威网站，其他的一律不信。我因为网上许多极端的事情，担心焦虑，居然得上了高血压，那是我不得已必须去看医生的一次。每天下午一点，省长乐高开新闻发布会，我都像机器一样坐在沙发上等待新消息，然而没有好消息，事情越来越坏。西蒙对我说不要再看。

你什么也不能解决，除了让你自己更焦虑。他说。

那时唯一一件让我有点振作的新闻，是圣劳伦河里来了一只小鲸鱼。那是在2020年4月的某一天。这是一只抹香鲸。没有人知道它是怎么来到这条河里的。开始微信里有人说我还不相信。想想看，一只鲸鱼怎么能游进河里。但后来，在疫情通报会之后的新闻里，一只小鲸鱼出现了，它的剪刀形尾巴出现在船只的夹缝中。新闻说还好，小鲸鱼体形很小，在河中可以游弋，但毫无疑问，圣劳伦河不适合小鲸鱼居住。但是人们也不知道怎么能帮助它回到海里。

许多人都去看鲸鱼了，冒着感染新冠病毒的危险，在河边凭栏眺望，隔两米的距离，他们希望能看到鲸鱼，并把它视为吉祥物。鲸鱼来了，在隔离时期，死气沉沉的城市。鲸鱼的到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希望和复苏吗？

我也是这么想的。刚到蒙特利尔时，我们去出海口看鲸鱼，要搭旅行团的车，走一天的路。只能远远地看到鲸鱼的脊背。后来我们到北部去，在纽芬兰见到冰山和鲸鱼。那些雪白的冰山，在阳光下泛出清冷的蓝光。据说是从南极来的，要漂很久才到达纽芬兰。而这些冰山有两亿年的历史，是真正的老冰。在纽芬兰看冰山的时候，我学会了拍远景。在某个角度，人和冰山形成奇妙的对比。你可以把冰山拍成你手心上的一捧冰，这种感觉十分奇特。在海上，巨大的可以引起海难的冰山，在岸上是如此渺小，像冰激凌一样。

那次看鲸鱼也很尽兴。远海的鲸鱼比近海的活泼很多，也很巨大。它们不仅露出小山一样的脊背，还在潜水时炫耀剪刀尾巴。那尾巴，像一对巨大的燕子翅膀。还有加拿大著名的巴芬鸟，它们喜欢跟着鲸鱼飞，在鲸鱼的头顶，像风轮一样扇动翅膀。而更多的时候，它们停在岩石上，那些岩石形成一道道沟壑，好像一层层楼，巴芬鸟就住在公寓里，形成自己的社区。

我想我们为什么一次次去看鲸鱼？它实在是太庞大了，是自然界的奇观。我看到它们时，会想到自己。如果我是一条鲸鱼会怎么样。我想自己会有更辽阔的生命，在深海中自由遨游。这样想的时候，好像对下一生很期待。

误入圣劳伦河的鲸鱼，是一只小鲸鱼。没有人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在庚子年的4月，我们在看完省长的疫情报告之后，去看新闻追踪的小鲸鱼。小鲸鱼可爱的样子，像一股清风，驱散了人们心中沉重的阴云。但同时，我的心中隐隐不安，一个海中的骄子，在狭窄的河道里，它会存活多久呢？

小鲸鱼在老港盘桓了十几天。媒体说要开始制订营救它的计划，就是把它引领回海里。我不知道他们用什么方法能做到这一点。但在一个清晨，网上说小鲸鱼从河里消失了。于是人们悄悄松了一口气。人们猜测小鲸鱼玩够了，原路返回了。从身形上看，它只是一个未成年的娃娃，不知怎么离开了家，出去游了一圈。它出来后，妈妈会不会着急？会急成什么样？现在它是不是听到了妈妈的呼唤？听说鲸鱼会放射出超声波，在很远的地方都能互相交流。我想小鲸鱼的妈妈一定在等待它，小鲸鱼回家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一直没有小鲸鱼的消息。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我们依然在隔离中，每天每家只能出去一个人买食物，在街上不能三人行，两个人要有两米距离。有的孩子两个人拿着一个长杆，一人拿一端，以保证他们中间有两米距离。学校不上课，少年们都憋坏了。有一天我出门，看见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躺在马路中间，一排车停下来，等着他起来。旁边公园里有几个孩子在大叫，跳脚，欢呼，原来是一场赌博。马路中间的孩子躺够了时间，终于赢了。

恶作剧！司机气愤地大声说。

可是我们能做什么呢？距离上次西班牙大流感，已经近百年了。习惯了和平安逸的生活，人们完全不能接受这样的现实。

有一天傍晚，我在厨房做饭，先生在看电视。过了一会儿，他走到厨房，站在我身后，不说话。我觉得他沉默得奇怪，就问怎么了。

小鲸鱼死了。他说。

我停下手，怎么可能？

它走错了路。先生懊恼地说，它本来应该回大海，可是它游进了另一条河。

我记得那时蒙特利尔的树还没有绿，雪已经融化了。窗外是灰蒙蒙的大地，树干也是灰蒙蒙的。

小鲸鱼曾经来过这里。无论如何，它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3

封城时期，我开始研究如何做饭，菜的制作和搭配。我还炸过一次油条。西蒙学的课程我一无所知。我们交流不多。我们像两条铁轨，平行前进，结伴同行，沿着各自的道路，自己走自己的路。

转眼到了12月。新一轮医学生毕业，又一轮录用开始。西蒙又开始申请，排日期，买机票，而我照旧熨烫衣服，擦亮皮鞋，准备送他去面试。

他申请的还是那几个医院，放射肿瘤科的位置不多。它们始终保持着匀速运动，几乎每个医院只招一个人。魁北克医院去年没招，今年加一个位置。只有这些。

这一年他没有只是等待，他依然在做着准备。8月的时候，疫情一度有些回缓，西蒙申请去安大略省的金斯顿医院观察一周。因为去年医院认为他在外省实习时间很少。他在旅店里遇到了一个棕色头发的小伙子，是来实习的应届医学生。他是个身长肩宽活力四射的人。他听说西蒙是第二年申请，很惊讶。他说我如果申请不到，就去做其他科的医生。医生就是医生，无论什么医生。

西蒙去观察，与实习的医学生不同。医学生是实习，他们可以看病人，问诊，然后请示医生。西蒙不能。他只是从旁观察医生如何处置。西蒙说这是一个尴尬的处境。我没有说话，我能听出他的不甘心，不如意。但如果我说你自讨苦吃又如何，他就是要自讨苦吃。

2020年冬天，西蒙再一次踏上求职之路。他从一个城市飞到另一个城市，从一家医院到另一家医院。我们在蒙特利尔等着他的消息。每次面试之后，他都会说还好还好。然后我们接他回家。每次在机场接到他，都感到心中升起希望。每次看到那件长长的灰色羽绒服出现，他挺直的身材，飘逸的头发，我都感到安慰。他的笑容越来越内敛，越来越深沉，他安静地坐在我身边时，我不知道他想什么。他胃口很坏，吃得很少，筷子在碗里很犹豫。他变得越来越多地思考，而他对于我，也变得越来越不可了解。

在金斯顿观察后，他去了伦敦，不是英国伦敦，而是安大略省的一个小镇。他的女朋友在那里学习听力康复。她叫雅迪，是中学乐队成员。他们在乐队遇见后，才意识到他们是七只鸟小学的同学，只是不在一个班里。西蒙朦胧地记得有一个大眼睛姑娘，几乎不说话，是淡淡的棕色，像一个巧克力娃娃。后来知道，雅迪的妈妈来自南美，爸爸是法裔。

西蒙乘火车来到伦敦小镇。雅迪有三个室友，但他都没看见。除了吃饭，他们就在雅迪的小房间里。雅迪的房间很小，大部分是床。雅迪喜欢躺在床上看书和电脑，这也是她爸爸的习惯。他们在附近的小餐馆吃饭，然后步行回家。西蒙在第三天早上回到蒙特利尔。出门时他看到厨房中一个女孩的身影，她在做饭。雅迪与那个女孩相互问了早安。

4

这一年，除了放射肿瘤科，西蒙还报了内科。当然是因为化疗属于内科，他还可以治疗癌症。但给他面试机会的只有两个医院，一个是他的母校，一个是纽芬兰。

内科不会要我。他自嘲说，因为实习时我做的时间不够多。内科最重要的就是知识，内科医生需要知道许多古怪的知识，他们也陶醉于那种丰富的知识。

而我的知识明显不够。他说。他把大部分实习时间放在放射肿瘤学上。

清晨起来他西装革履，打理头发，然后去面试。他走过我身边，与我拥抱，我祝他好运，像曾经的他在我怀里一样，现在，他拥抱我时，我的脸埋在他胸前。每次我们都会说好运，然后我看着他出门。我站在窗前看他出现在门外，向公交车站走去。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我唯一的愿望是他成功，因为只有成功才能让他快乐。

纽芬兰医院没有去成。因为大雪阻挡了道路，机场关闭，面试改为网上。这是网上面试的第一次。这一次轻松很多，不必去机场，甚至不用熨烫西裤。他打理了一下头发，穿上衬衫，打好领带，腿上是家居运动裤。他关上门。我们坐在沙发上，不说话，保持安静。半小时的面试，很快就结束了。

他真不走运。我记得公布的那一天，我们坐在厅里等待。3月12日，中午12点。他推开门走出来，我们望着他。

Non。他说。然后关上门。

我开始烫衣服。我们都很沉默。他知道我的意思。我也明白他的意思。这一年第二轮很奇怪，除了家庭医生位置，居然还剩下外科，基因学，病理，这些是往年早就一抢而光的位置。当然，放射肿瘤科依然没有位置。

西蒙开始考虑外科和基因学。当医学生的时候，他在外科实习时，有的医生很喜欢他。

你不想做外科医生吗？他们说。你的手很灵巧。西蒙学过九年钢琴，还得过金奖。。

他没想。他想的都是癌症。

但是如果放射肿瘤科进不去，外科也是不错的选择。想想看，神经外科那些大神，他们在一堆灰色和红色的纤维中切掉一块，人的大脑就好了很多。

而外科也是治疗癌症的重要部分。

或者基因科学。但基因医生对他说，如果你干基因，最好的比例是百分之六十做研究，最好是百分之八十。总之，研究越多，临床越少，越好。

西蒙不知道这是不是自己喜欢的。他喜欢研究，也喜欢临床。如果只是研究，而触碰不到病人的身体，感受不到人类的温暖和疼痛，他不知道这样的处方权是不是浪费。

当然余下最多的位置是家庭医生。魁北克永远缺家庭医生。医疗系统想让更多的医学生去当家庭医生。我记得《大公报》上有一个漫画，病人奄奄一息躺在床上，护士对他说，别着急，你的医生就要进医学院了。

还有那些偏远地区。很多地区只有一个家庭医生，他们解决一切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就去咨询专科医生，或者用小飞机，将病人运到大城市去。大城市永远占有更多的医疗资源。

这是一个集体与个人意志的关系。西蒙有的当地同学不喜欢在大城市里，甚至偶尔来一次蒙特利尔，他们都会头疼，感到喧嚣。他们更喜欢小镇生活。他们喜欢在小镇上有一幢房子，走到哪里都有人向他们脱帽致敬，对他说嗨某某医生，您好。他们喜欢小镇边上有一片森林或者山脉，站在平台上，可以眺望远山。他们喜欢打猎，划船，登山。他们大多数是出生在小镇的孩子。

微微的男朋友就是这样一个孩子。他毕业就回了小镇。而微微留在了蒙城。他们取消了婚约。男朋友有几十个亲戚在小镇上，他们等着他回去建立一个更大的家族树。

而这些由父母从中国带到魁北克的孩子们，他们称自己是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他们又称自己是城里的老鼠，不是乡下的老鼠。他们更喜欢城里的生活。西蒙说他就喜欢走到哪里人们都不认识他，这样他可以隐身在城里，去酒吧喝酒，去餐馆吃饭，过无拘无束的生活。

医生是人，不是怪物，我只要普通的生活。他说。

我给他熨衣服的时候，西蒙很生气。

你干什么。他说。

我能干什么。我说，你想好了，医生就是医生，任何一科都能救死扶伤。

我下定决心，不能让步。如果今年没进去，明年也可能是这样。这是一个不知道底的黑洞。

他很不甘心。但谁会甘心？我也不甘心过。但三十年之后，我已经释怀。人是社会的，我们渺小而愚笨，常常只能服从命运。

5

家庭医生他只报了两个地方。一个是卡迪拉克小镇，一个是加迪诺。卡迪拉克小镇在魁北克北部很偏远的地方，离家很远，他报的时候，怀着自我放逐的决绝。如果他去了那里，他准备两年不再回蒙特利尔。加迪诺是麦吉尔大学分校，与渥太华一河之隔，是所有家庭医生位置的好选择。卡迪拉克小镇的面试先到，是一个年轻的医生，与他年龄相仿，他们像老朋友一样聊了一会儿天，医生自我介绍说他是那里长大的孩子，毕业回到家乡。这里风景优美，只是没有大城市的娱乐。又说那里只有四个医生，不过如果你来，我们可以搞一点活动，找点乐子。然后说你也可以集中干几个月，休息一段时间。小镇生活压力不大。他们这样聊了一会，医生说如果你想来，那咱们就7月见。西蒙没想到面试就这样结束了，好像不是他求职，而是如果他想就可以去，像预约餐馆一样简单。他兀自笑一笑，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他走出来，换掉衬衫，套上半旧的圆领衫。他看一眼衬衫，感到有些过于正式了。

相比之下，加迪诺就正规多了。当然与专科还是不同，面试官只有一个，是一个严肃的女士，语气生硬而刻板，问了他很多问题。他不敢疏忽，一一作答。

第二轮结果公布的时候，西蒙打开门说，加迪诺。

我们坐在沙发上，两个等待宣布结果的人，舒出一口气。他关上门，缩了回去。我知道他不开心，但我认为我们的意见是对的。因为他必须向前走进一步。如果今年不去，明年能不能进放射肿瘤科，没有人知道，没有人敢冒险。

曾经有个医学生，连着三年没有进他喜欢的科目。他自杀了。他留下遗嘱说，既然不能做喜欢的工作，他不知道自己学习医学的目的是什么，也不知道生命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案例是西蒙在上医学院二年级时告诉我的，那时候他只是在讲一件曾发生的事情，而现在，我们正经历这样的事。想想看，我内心有多么紧张。

西蒙自己也去问过。第一年他没有进科时，他去问了为什么他没被选中。如果是个性上的问题，他们会给他插一面小红旗。还好，他说。他没有红旗。他一切都好，没有个性问题，只是运气问题。

这无疑给了他鼓励。既然评语都还好，排名也很靠前，他还有希望。

我们开始给他准备去上班。加迪诺与渥太华相隔一条河，离蒙特利尔一小时多的路途。那是2020年6月，疫情正如火如荼。我们从3月开始停业，一直到6月。医院要求他隔离十四天。蒙特利尔当时是红区，而加迪诺是橙区。

一直租不到房子。所有房子都从7月1日开始出租。西蒙在网上预订了一个。我们清晨从蒙特利尔出发，抱有很大希望。从网上看，那房子不错，有两个房间，西蒙说小的一间可以做书房。

去之前我给他理了发，理得很短，有点太短了。理发之前我给他照相，看着他忧郁的眼睛，我很心疼。那段时间他睡眠不太好。我给他准备被褥，他站在我身边看，一声不响。我说人不可能一直停在原地，要一直向前走。他说我这不是在走嘛。说完就转身离开了。

那天阳光灿烂，但车里气氛不太好。西蒙一直在看手机。

我们到了加迪诺，是个极其安静的小镇，街上几乎没有人，偶尔有人走过，也不戴口罩，我们三个戴口罩的人，好像是外星人。房屋管理员也不戴。听说我们从蒙特利尔来，理解地点点头。我们先到了房屋中介办公室，他们听说西蒙是住院医生，觉得可以信任，就说想把他们楼下的一间半地下室租给他。我先生认为阳光不好，潮湿，拒绝了。然后我们去看预定的楼。楼是米色铁板的外墙，进去，楼梯很窄，一人过，一人就贴墙等着。进了房间，墙与地板中间都是疙疙瘩瘩的水泥渣，地面刚涂过铁灰色油漆，怎么看怎么像是车间。我说这个不行。西蒙说已经交了一百块钱押金。

我们站在阳光灿烂的大楼中间，商量怎么办。草地上堆着一些破旧的什物，轮胎，小孩的玩具车，破椅子。一个胖女人穿着破背心，叉着两条粗腿，坐在阳台上吸烟。隔着不远，一个男人头发蓬松，喝着啤酒。他突然大叫起来，声音尖厉可怕，然后傻笑。他已经醉了。

我不愿意让西蒙独自一人住在这样的街区。

西蒙一时拿不定主意，我们就站着。不远处一个工人在铲草。他把自己武装得只剩下一张脸。厚帆布工作服和一双厚雨靴。他把铲草机弄得震天响。

他爸爸说我们再看看周围的房子。

我们开着车，在医院附近转。方圆几公里以内。我的朋友曾经给他找了一个新楼的二楼，他嫌贵，不要。我朋友说你不能贴补一些吗？我说我儿子从读大学就不要我的钱了。我朋友很惊讶，那他怎么生活呢？

他贷款。我说，他从银行借钱。

我还记得他第一次拒绝我给他钱。那时他还住在家里。他认为自己已经住在家里，没有资格再花家里的钱。我把钱递给他，他送回的时候，我们双方都感到尴尬。然后我把钱放在桌子上。他一直没有拿。门口的茶几上有一个小圆盘，里边有一些钢镚，他有时拿一点坐公交车。这就是他花家里的钱了。

我朋友是个百万富翁，或者千万，总之是个有钱人。他听了半晌没说话。然后说，我们女儿可不这样。也许我们太溺爱她了。

既然6月房子没租成，只好等7月。但7月1日他就要上班。上班前必须有两周的隔离。后来他在网上找了一个短租房，有炉头冰箱，可以自己做饭。

于是我们开始搬家，好像蚂蚁搬家。西蒙不是第一次搬家，医学院头两年，他在三河住过。现在我们把那些家当翻出来，运到加迪诺去。

西蒙短租的房子是一个看着十分单薄的小二楼。看到它，有一种错觉，觉得这种房子不应该在寒冷的魁北克，而应当在热带，至少在亚热带。房主是一个与我们年纪相仿的男人，个子不高，十分健壮。西蒙从他手中拿过钥匙，我们就进到地下室。一卧一厅，厨房门很小，连着地库。我们运来他两周用的东西。我们尽量多带些，反正7月1日还要搬到新家。

卧室非常简单。除了一张大床，就是一张摇摇欲坠的桌子，一把木椅子。西蒙说他可以在这里用电脑，但他马上站了起来。因为椅子也不稳当。我见到桌子上还放了一个画着抽象画的瓷盘子，马上将它拿下来，放在厅里的茶几上。我不想看着它粉碎。床上的被褥枕头都雪白的很干净，我还是将家里的床罩换上去。长沙发上的斑点有些可疑，我用布罩起来。我看房东是个正常人，但不能肯定前租户。看看屋里可卧可坐之处都是我家的味道，方才放心。

用蔬菜水果将冰箱塞了半满，将西蒙一个人留在地下室里。我们就返程了。离开时阳光还好，马路那一边是一片芦苇荡，寂静而安适。阳光照在芦苇上，金黄的一片，让人心生安静，竟忘了我们此时动荡的时局。车一直开，爬上一个陡坡。如果是冬天，如果地上满是积雪和冰，着实考验司机的驾驶能力。我们沿途一路开回来，想着将儿子一个人放在那里。临走时我说你可以在外面走一走，地广人稀，来回都见不到一个人，很安全。他说我会的。

6

我们并没有想到西蒙因此而不快乐。在我看来，当一个医生已经很好，是多少人一生的梦想。我记得有一个白人母亲，对获得了博士学位的儿子说，我有了一个博士，但不是真正的博士。这话着实尖酸刻薄，深深伤害了她儿子的心，以至在几十年过后，他还耿耿于怀。在他母亲看来，只有医生才是真正的博士。对我这样一个年近40才移民的家长，我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西蒙其实也是一个移民，一个小移民。因为他是7岁来的。他也有他的移民梦想。

家庭医生又称全科医生，是医疗战线的第一线。家庭医生管理他的病人，接待一些常规病人。一旦病情复杂，会转到专科医生那里。魁北克一直缺乏家庭医生，这也是专科医生位置少的原因。西蒙到了加迪诺，就在医院和门诊中间奔波。开始他的病人并不多。有三个月他都没有回家。那时蒙特利尔是红区，他又在疫情第一线。我们严格遵守规则。我们也不敢去，因为如果我们得病，就必须关闭我们的店，它是我们赖以为生的基础。

我们大概两三天会视频一次。他极不快乐。我常常不知道说什么。如果他想说话时，他会说他的梦想破碎了，因为他的梦想就是做一个放射肿瘤医生，去治疗癌症，搞研究，带学生，而不是每天看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感冒和常规开药。我感到他很抑郁，我问他是不是得了抑郁症，他说抑郁是肯定的。我建议他去看医生，他说这会有记录。也许因为这个，他不能正常完成住院医阶段。他不知道。

或者可以去看家庭医生。我说。

那就更糟糕。你能对你的家庭医生说是因为我不想当家庭医生吗？他说。按照规则，如果此时他不是住院医，他可以第三次申请去做放射肿瘤科。但如果他已经是住院医，他就只能在第二轮申请。从前几年的情形看，第二轮根本不可能有位置。这也就是说，他进肿瘤科的梦想几乎不可能实现。

但他依然不想放弃。这一年他想了很多，开始自闭，甚至与许多朋友少有来往。他开始思索事业与生活的关系。他说他再也不会快乐。

我说以后你还会有别的快乐。比如以后有了家庭，有了可爱的孩子。

那是另一件事情。他说，我的使命结束了。

过了三个月，他第一次回来，我惊奇地发现他的脸变了。原来温和可爱的圆脸变窄了，两道眉毛竖了起来，眼睛出现了悲伤甚至是绝望的表情。当我走上前拥抱他时，他突然跳了一下，离开了我。那一刻，我眼中含了眼泪。他保持着与我的距离。我能看出，这绝不仅仅是因为疫情隔离的需要，因为在他洗澡清洗之后，他脸上的表情依然是冷峻的，我的温和可爱阳光开朗的孩子不见了。

在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也许我不应该让他去做家庭医生。但是如果第三次再不成功——谁知道呢——那时他是否能承担这样的压力？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手中好像拿着一个烫手山芋，虽然我不知道山芋是什么，但这个比喻或者能表明我的处境，我不敢为他做决定，但我有责任和义务为他考虑人生。

我陷入两难。我不知如何是好。我想起自己大学毕业，一心做研究，从留校到分配，一路失败，最终去了研究所，却与文学无关。丈夫的经历与我大致相仿。一个学核潜艇的人，后来做了销售。而那时如果分配他去葫芦岛基地，他也会去的。我们都是热爱自己专业的人。

我突然认识到青春的残忍。从学校毕业之后，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是多么不容易。人在20岁的时候，无论是情感，还是职业，都面临着严酷的考验。 20岁是人生战争，毫不留情。我想起自己曾有过的压力和屈从。我曾想过考研究生，再回到学校去，但单位领导坚决不同意。那是怎样不自由的时代。

从内心讲，我之所以推动让他去做家庭医生，是因为畏惧。在过去的五十多年里，我已经学会顺从命运的安排。我已经相信制度对人的束缚。我向一切不能抗拒的因素低头。回顾自己的道路，在某个生命的节点，我们其实无力挣扎，除了服从，无能为力。

有一次西蒙问我当年为什么不坚持。我说怎么坚持，难道我父母会让我住在家里待业？大学毕业，父母已经尽了义务，剩下的就是去工作，成家，走社会规则中应走的路。即使有梦想，只能藏在心中，或者慢慢地消融。梦想照进现实，是一句励志的话。

但是，你们不是一直鼓励我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吗？他说。

是的。我说。然后我们沉默，不知说什么才好。

我们必须承认，有时梦想，很难实现。我艰难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