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城市感”是城市文学的界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伴随中国社会加速转型，文学中的城市书写日益丰富，“城市文学”应运而生。然而，在“城市文学崛起”之余，“城市文学”的内核与边界却始终有些模糊。正如陈晓明所言，“城市文学”难以被他者化与历史化，只能“断断续续以破碎的形式和他者化的方式在不同的阶段显现”，成为中国文学“无法现身的他者”。①“城市文学”不等同于城市书写、城市题材的文学，换言之，仅仅指涉作为物理空间的对城市本身的书写，难以被称为“城市文学”。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现代城市深刻影响了人类的生活方式。自现代城市诞生以来，文学也以其自身特有的方式，形构着人类对城市的认知。城市与文学的共生关系，决定了城市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空间，也是文学审美内化的产物。

正如列斐伏尔所说，现代城市在自身开始成形的历史时刻，便“将自己绘入蓝图，并且通过其梦想、忏悔录、小说及传奇剧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新的身份”②。正是通过文学，城市奠定了自我神话的基石，拓宽了自身物质性之外的精神向度。查理德·利罕认为，“城市是都市生活加之于文学形式和文学形式加之于都市生活的持续不断的双重建构”③。这种“双重建构”不仅在宏观上界定了文学地图与物理空间之间的共生，更规约了个体在城市中的生存实感。因而，城市感不仅是对玻璃外墙建筑、霓虹灯影与闲逛人群的外部描摹，更指向一种崭新异质的感知模式。这正是文学之中城市感不可或缺的内核。因此，梳理“城市感”的谱系，我们必须首先回溯感官最先遭受冲击的时刻，正是在城市生活“强烈刺激的紧张之中”，人类以头脑代替心灵做出反应，“发展出一种器官来保护自己不受危险的潮流与那些会令他失去根源的外部环境的威胁”。④

一、感官的诗学：城市感的审美内化

若要追溯城市感的历史现场，西美尔的《大都会与精神生活》无疑是绕不开的经典论述。作为现代城市体验的先驱，西美尔敏锐地捕捉到了大都会与乡村、小城镇之间断裂性的生存本质，“城市在精神生活的感性基础上与小镇、乡村生活有着深刻的对比”⑤。强烈刺激而产生紧张是城市性格的心理基础。与节奏缓慢、经验重复稳定的乡村生活不同，大都市密集的人流、信息、商品，紧张的生活节奏，持续轰击着个体的感官系统。为了应对城市高频、断裂且异质的刺激，城市人必须改造自己的精神生活，用头脑代替心灵，把务实放在思虑的首位。即便如此，城市环境“刺激神经长时间地处于最强烈的反应中”，仍然让人“最终对什么都没有了反应”。⑥西美尔由此引出了他对城市个体气质的核心概念——厌世。厌世是对过度刺激的自我保护，不是冷漠，更不是简单的情感缺失，而是一套心理防御机制。

在厌世的概念基础上，西美尔并没有做过多辨析，他迅速转向城市对精神生活影响的另一面。在乡土生活中，个体的精神与行动更多受到社会礼俗的约束与规训，人的精神生活是有序的，也是被选择的。个体感受到自身被嵌套于更大的社会网络之中的下意识，便是这种规训的心理表征。与之相比，城市则意味着个体自由的扩张。流动性与匿名性让城市生活像是一场永不落幕的化装舞会。每个个体可以拥有多重社会身份，并在不同场景之中切换。乡土生活禁锢了个体意识发展，城市生活则是个体意识发育的沃土。“物质文化的异常发达而造成的个体文化的衰败”⑦，刚刚被解放出来的城市个体，尚未来得及庆祝自身的自由，就要面对空洞、碎片化与无力整合自身经验带来的精神危机。城市让“我是谁”历史性地成为可能与问题，却并不提供现成的答案。

《大都会与精神生活》从心理层面揭示了城市个体的感知结构，《陌生人》则阐述了这一感知结构的人格类型。在西美尔笔下，“既在群体之外，又在群体之中”⑧的陌生人虽然参与交换，却不被情感纽带所真正吸纳。他们冷漠、有距离，将理性化奉为行为圭臬的同时，却也承受着内心的孤独。他们渴望交往，但在城市生活之中，交往更像交换，而非心灵与精神的贴近与谐振。在崭新的陌生人之中，有一类陌生人引起了瓦尔特·本雅明的关注，即闲逛者。闲逛者并非单纯的游荡者，而是一种在城市中行走、观看、记录的人。闲逛者既属于人群，又与人群保持警惕的距离。这也是闲逛者属于陌生人的原因。对于城市急速的变奏，闲逛者并不急于跟上节拍，相反，他选择在橱窗、街道与人流之间不断流连，用一种迷惘的无功利性，对抗时刻压迫心灵的城市气质。闲逛者的特殊性在于，他们既拥有陌生人的距离，却也进化成了自觉的形态。闲逛者承认距离的存在，并开始利用它。

因此，闲逛者的出现，意味着人对城市经验的处理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感知。面对持续而过剩的刺激，最初的城市个体为了避免感官崩溃，只能以防御姿态抵抗。但在本雅明这里，这种过剩的刺激经过闲逛者的重新组织，转化为一种观看与游览的方式。既然城市经验瞬息万变，充满断裂，将其重新整合已然不可能，倒不如转变自身的感知结构，把这些瞬间的景观、偶然的相遇、意义可疑的细节，统统纳入断续而依旧敏锐的心灵之中。接受碎片化的现实，并在碎片与碎片之间，尝试建立意义的联结。这种感知的方式，已经有某种审美的内化在萌发，其内部蕴藏着迫不及待要发言的文学性。

另一方面，伴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与人口流动频繁，闲逛者不再是个别的观察者，而是某种群体性的存在。这些在城市之中闲逛游移的个体不断擦肩而过，互相观看，他们彼此可见，却互不相识；共享城市的空间，却未必拥有相同的经验，更遑论开启对话。这是现代城市最具张力的经典景观。在这一景观之中，城市个体内心的孤独变得可见，充满疏离、偶然性与瞬间性的内在体验与外部空间形成了某种同调的谐振。

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闲逛者经验与城市文学开始发生内在关联。一方面，闲逛者以其自身断续而放任的观看方式，为城市文学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叙述视角，成为“城市感”的重要来源。在这里，叙事不再全知，甚至难以连贯，能够被捕捉的，只能是那些偶然性的经验碎片。另一方面，闲逛者自身的孤独感、人际距离感，也为城市文学提供了情感基调与文学母题。换言之，城市文学不仅仅书写城市空间，更书写一种由陌生人关系与闲逛者经验所塑造的精神状态。因而，西美尔的“陌生人”与本雅明的“闲逛者”，是从城市社会结构到个体感知形式的转换。这一转换，使城市精神生活不再停留于抽象分析，而进入被经验、被叙述、被再现的层面，也为后续城市文学展开、城市感审美内化提供了必要的介质。

问题不仅仅在于城市如何被人感知，更在于感知如何通过语言并在叙述中获得形式。闲逛者的游荡与观看是其游历城市的基本方式，但显然闲逛的经验并不必然转化为意义。假若未能寻获合适的叙述形式，这一经验便只能在断裂的未完成形态之中不断漂流。因而，城市文学的出现，是对城市感知经验的再加工。但与传统方式不同的是，它并不一定试图恢复经验的整体性，而是在承认其破碎性的前提之下重建叙述的可能。

城市文学产生的一系列形式异变，恰恰可以被视为对闲逛者经验的回应。在城市经验面前，传统叙事仰赖的线性叙事及因果逻辑都在逐步失效。以偶然性为圭臬的碎片与瞬间，成为新的叙事特征。叙事不再围绕着情节展开，叙述者的所见所感成了新的叙事焦点。从事件到感知的转移，使文学逐渐脱离情节中心，转向经验的表层。叙事视角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城市文学中的叙述者往往呈现出某种不稳定的状态：他既不是全知的叙述者，也不是全然沉浸的参与者。相反，在有限接近与无限抽离之间来回摆荡，才是其叙事视角的常态。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使得叙事文本往往呈现出一种松散而敏感的结构，犹如一片轻盈的海绵，一块薄薄的磁铁，能够轻易吸附包容那些难以被整合的经验碎片。这些经验碎片沾染的孤独与距离感，也转化为城市文学特有的语气。不同于乡土叙事的亲密与温情，也不同于传统悲剧的强烈冲突，这是一种更为低频却持续的疏离感。它像是城市文学的背景，是人在城市面前经历变异之后难以触摸的心灵底色。

二、形式的编织：城市感的日常实践

在《空间与政治》中，我们不难发现列斐伏尔对于城市的隐忧与批判。他用作品（oeuvre）与产品（produits）的概念，将古代城邑与现代城市相对立，前者“是一件作品”⑨，后者则是产品。这是对现代城市观的某种对抗。在列斐伏尔看来，城市既可能作为一种被规划与复制的“产品”存在，也可能作为一种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生成的“作品”存在。前者强调功能与效率，后者则依赖记忆、行动与情感的积累。城市文学的书写，恰恰位于这两者之间：它将原本属于功能体系的城市空间，转化为可以被经验与叙述的文学形式。在创造主体与城市空间的永恒对话之中，形式的编织始终是难以回避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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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陈晓明：《城市文学：无法现身的“他者”》，《文艺研究》2006年第1期。

②[法]昂利·列斐伏尔著， 雷月梅译：《城市神话与意识形态》，《城市文化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90页。

③[美]查理德·利罕著，吴子枫译：《文学中的城市》，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页。

④[德]齐奥尔格·西美尔著，费勇译：《大都会与精神生活》，《城市文化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3页。

⑤[德]齐奥尔格·西美尔著，费勇译：《大都会与精神生活》，《城市文化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2页。

⑥[德]齐奥尔格·西美尔，费勇译：《大都会与精神生活》，《城市文化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5页。

⑦[德]齐奥尔格·西美尔，费勇译：《大都会与精神生活》，《城市文化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40页。

⑧[德]齐奥尔格·西美尔著，费勇译：《陌生人》，《时尚的哲学》，广州：花城出版社，2017年，第148页。

⑨[法]亨利·列斐伏尔著，李春译：《空间与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2页。

（以下略）

本文为节选，全文刊于《青年文学》2026年第8期“城市·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