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众文艺的“宁夏样本”
近几年，新大众文艺成为文化文艺界普遍关注的文艺现象。新大众文艺依托互联网媒介生长成型，无数普通大众参与其中，网络小说、短视频等文艺形态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线上公共传播语境下相对活跃的新大众文艺创作与传播往往更容易被研究者聚焦，而扎根乡土一线、由基层群众自发完成的日常书写在一定意义上更加值得关注。深入他们的生活现场，了解这些普通人在写什么、怎么写、为什么写，应该成为研究的重要内容。
就此，宁夏南部山区的“西海固文学”，提供了一个“典型样本”。它的价值，不在“农民写小说”的表象，也不在一两个获奖作者。真正值得深究的，是数以千计的基层写作者，用看似粗粝的文字，集体表达出的对精神成长和个体走向现代的内心渴求，并形成了缓慢蓄积、最终在文字中找到出口的集体精神诉求。让人动容的不仅是他们“拿起笔”的勇气，更是这一现象背后的社会文化价值。这些作品弥漫着中国基层群众追求现代化、实现自我成长的朴素愿望。说它是“典型样本”，正因为它提供了一个社会学和文学批评之外的珍贵视角。
写作是成为“现代个体”的精神仪式
西海固文学有一种朴素的创新性。当近几年许多研究者在讨论新大众文艺中出现的“素人写作”现象时，这里的农民、留守妇女、残障青年已默默写了多年。他们不是完成创作任务，而是被一种本源性内驱力推动。这驱动力究竟是什么呢？
如果只是记录生活的挑战或抒发日常的感触，不足以解释其持续性。真正让“单小花们”写了几十万字、让“马慧娟们”摁坏六七部手机还不停歇的，是更深层的东西。
读单小花的文字，一个母题反复出现：她在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医院挂号窗口前的茫然，第一次用手机在县城导航迷路的窘迫，女儿教她用微信支付按错键急出一头汗的尴尬，这类细节的分量，远超生活场景记述。她用近乎人类学观察者的目光，记录着自己与一个技术化世界的笨拙磨合。这种书写的潜意识，是对“现代个体”身份的试探。当一个农村妇女在文字中反复描摹自己学习新技能的过程，她是在用写作完成一种自我确认。这个写作的人，不再是那个将被现代化进程“抛弃”的人，而是正在参与其中的、具有现代主体性的个体。这种确认，比文学技巧重要得多。
“姆指作家”马慧娟的早期创作更能说明问题。她最初在QQ空间写作，读者是虚拟空间的陌生人。按理说，写给自己看、写给身边人看，都可以满足表达欲。但她选择了一个开放的、面向陌生人的平台。这意味着，她的书写从一开始就暗含公共性诉求。她不仅要表达，还希望远方完全陌生的人看见她的表达。她在田间地头、打零工的间歇，用手机摁下那些方块字时，精神已经走出这片土地，走向更广阔的社会网络。这是典型的现代性表征：个体的存在价值，不再局限于血缘地缘的熟人社会，而是渴望融入更大的、陌生的、未知的社会之中，并从中重新定位自我价值。由此可见，她笔下移民新村的硬化路、自来水、新楼房只是表面变化，如何实现精神层面的“走出”，才是其关注的核心。马慧娟笔下那些看似琐碎的日常——今天安了水表、明天领了土豆种、后天开了村民会——累积起来是一部个人的社会融入史。她不是在记录生活，而是在用文字一点点消化、接纳、确认自己与这个变动的社会的新关系。
与轮椅相伴的作家马骏（柳客行）的《青白石阶》提供了另一个视角。身体被限制在方寸之间，他的书写按理更容易走向内敛的自我疗愈。但这部散文集却有一种出人意料的“向外看”的广度。他的眼睛盯着从石阶上经过的所有人，卖菜的、上学的、赶集的，并从神色揣摩他们的内心世界，文字由此搭建起一个流动的“社会剧场”。身体的瘫痪，反而催生了他更强烈的参与世界的渴望。他观察别人，书写别人，通过写作把自己嵌入一个与他似有隔膜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这种“透过窄窗看世界，并把自己看到的告诉世人”的姿态，承载着一种现代知识分子式的公共关怀。
盲人诗人赵玲写道：“我用手指丈量春天的温度，春天却用一束我看不见的光，照亮了我。”这句诗常被引为“励志金句”。但细读，其底色是对“完整人格”的确认。当她写下“我看不见，但我能丈量”时，诗歌是证明自己精神世界与耳聪目明者同等丰富、同等灵敏的方式。这种对被平等看待、被完整承认的诉求，是残障写作者最深层的创作动因。对他们而言，写作不只是自我疗愈，更是一种宣告：我的灵魂，不接受“残缺”的定义。
西海固基层写作者看似“非专业”的文字，为观察中国基层社会在急剧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嬗变，提供了一份数量庞大、细节丰富的“心灵档案”。这份档案，不是社会学家用问卷能问出来的，是从当事人一笔一画中“淌”出来的。这是任何宏大叙事都无法替代的第一手精神史料，也是研究新大众文艺应该关注的鲜活样本。
非功利的激励机制是精神成长的“隐形孵化器”
西海固能涌现成百上千人的创作队伍且持续数十年，背后的支撑体系显然不能只理解为“发表平台”“培训机制”。这个体系的深层功能，是给那些尚不明确自己在表达什么的精神诉求，提供一个温和、宽容、有引导的安放地。
《葫芦河》《六盘山》等本土刊物，表面是为写作者提供发表园地，实际起到了为他们确立书写“合法性”的作用。一个农民，当他的几百字短文在县级或省级刊物上变成铅字，他得到的不只是鼓励，更是一种来自社会的“确认”。单小花第一次拿到样刊时的哭泣，与其说是感动，不如说是“被看见了”的精神释放。那一刻，她从一个默默生活的农村妇女，变成一个可以表达并被社会看见的个体。这种身份转变，才是“发表”真正的意义。
但仅有“合法性确认”还不够。未经引导的表达，可能停留在情绪宣泄，也可能走向偏狭。西海固的“分层培养”机制，是一种“温和的启蒙”。请作家、编辑来授课，面对面改稿，重点不是传授“怎样把文章写漂亮”，而是传递一种更基础的能力，即将自己的生命经验，转化为能与人交流、能引发共鸣的公共文本的能力。单小花参加培训后才意识到自己写的东西“有个名称”、可以“往深里走”。她开始从无意识的倾诉走向有意识的创作，从写给自己看走向面向读者。这种转变，正是现代个体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空间的关键一步。
西海固批评实践中“肯定价值—指出路径”的模式，更有意味。它不满足于简单的肯定与批评，它的落脚点在于对正在发生的具有现代性的创作实践的敏锐辨识与谨慎引导。当评论者不去评价一位农民作者技巧上是否粗粝，而是捕捉到“甘草根是大地的手指头”这个句子的价值时，是在帮助作者发现并确认自我与土地之间的独特联结。这样培育起来的文化主体，不需要模仿别人，因为他们的根原本就深扎在自己的生活里，如此建立的自我认知，才具有最稳固、最有力量的主体性。
同时，这种批评模式通过不同层次的要求，隐性地建构了一个阶梯。对自己的生活有真实感受，是第一层；能从中提炼出与人共鸣的普遍经验，是第二层；能在普遍经验中注入对社会的思考，是第三层。这一切不由明确的硬性标准指引，全仰赖一种情怀的自然邀约，邀请作者一步步从“记录者”走向“思考者”。整个过程没有宏大理论说教，却在实实在在地推动基层写作者完成精神成长。指导老师在创作者心中种下的不只是“写好文章”的种子，更是“关注生活、思考生活”的习惯，这是现代公民素养的基础训练。
这个不动声色的支撑体系，久而久之，悄悄变成了精神成长的“隐性孵化器”。它通过发表、培训、批评三个环节，朴素而有效地将现代社会所需的个体素质——自我表达、公共交流、理性思考——糅进了最基层的文化土壤里。
新大众文艺必须回到“人的现代化”现场
当前新大众文艺讨论中存在一种微妙的视角偏向，当大量研究的目光不自觉投向流量、产业等更外显的表征时，遍布基层的、缓慢的、非商业化的书写，势必遭遇新一轮的忽略。这种现象很大程度受流量逻辑影响。在这一逻辑中，三十秒爆款视频值得研究，一个农妇写了十年的几十万字的日记，似乎不够“新”，因此不够有代表性。西海固文学现象的启示，不是拔高基层创作的文学地位，而是期待文艺研究视角向基层普通个体创作实践及其所具有的社会价值意义聚焦。
研究中存在的“话语悬浮”的根源或许也在这里。如果研究者只在书斋里操作理论，自然不会知道单小花为什么要写“学用手机”这种“不文学”的题材，不会理解马慧娟在QQ空间写作的公共性诉求。西海固的创作者之所以能提供如此丰富的分析可能，恰恰因为他们的写作是接地气的——不是说他们在主题上刻意配合什么，而是他们在精神上紧紧咬合着日常生活的每一次变动。这种咬合，使他们的文字天然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微观变迁的“精神底稿”。要读懂这份底稿，需要研究者走出概念，走进现场，走到那些刊物与手写稿中去。
评论与创作的“良性互动”，在西海固表现为一种“相互成全”。评论者从底层作者粗糙的文字中，看到未经学院理论训练的原生生命体验，分析因此有了鲜活的质感；底层作者从评论者的点拨中，逐渐获得反观自身、提炼经验的能力。这种互动，本质是在最基层、最“不专业”的层面，一点一滴地培育现代审美意识和公共表达理性。推动新大众文艺健康发展，这方面尤为重要。
就此而言，西海固文学作为新大众文艺的“宁夏样本”的价值，正在于其始终立足普通民众的精神成长与主体确证诉求，丰富着既有文学格局，推动着文学观念的革新与迭代。这份价值，体现在单小花对“被人看见”的渴求里，体现在马慧娟向陌生人讲述自己生活的冲动里，体现在马骏用残疾的身躯构建公共文本的努力里。当基层大众的现代性精神向往与文艺表达诉求被一个低门槛、有引导、重成长的文艺生态稳稳接住并悉心培育时，它所释放的能量，远比几个获奖作品更持久、更深刻，这也是新大众文艺获得持久生命力的根基所在。
（作者系宁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