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80年代”：反思现代性与90年代的重读思潮
重读不仅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方法，更是一种极具动态性与开放性的认知装置。动态性源于读者期待视野的调整与更新（1），每一次重读都是对前一次阅读的修正。开放性则隐含着某种解构意味，文本的意义无限延展，重读则是对意义的无限追寻。通过重读，新的历史经验与文学内涵得以敞开，文本由此获得新的生命。从意义的再生产角度来看，重读其实是一种重写，常发生在时代转型期。在90年代（2），重读带有浓厚的解构意味，是80年代文学神话衰落后的反思与重估。当研究者重新打开80年代的文学文本，他们的重读/重写行为便构成了对80年代的告别，他们迫不及待想挣脱80年代的母体，通过解构80年代的现代性叙事框架，发掘被压抑的异质声音，实现90年代的自我重构与出场。
当启蒙话语遭遇商业大潮，当“文化热”的宏大叙事话语被后现代主义理论肢解，80年代的现代性想象逐渐显露出它的单纯与局限。如何处理80年代的文学遗产，是90年代文学研究者面临的首要问题。所谓“告别80年代”，并非对历史做粗暴的断代切割，而是既延续80年代的启蒙遗产，又在批判中与之分离。例如，80年代遗留下来的“启蒙”“革命”“新时期”等遗产，进入90年代后都被加上了“后”的名号。正是孕育了80年代的土壤长出了90年代，“告别80年代”既将80年代未解决的问题接手，又将80年代作为反思对象。本文以80年代至90年代的思想转型为脉络，通过分析90年代研究者对80年代文学文本的重读，探究90年代如何通过告别与反思重构现代性叙事，如何影响“重返80年代”的文学实践。
一
思想中心：作为问题的80年代
正如蔡翔所说：“每一个时代，如果有‘时代’的话，都在于如何回应前一个时代。”（3）90年代要确立自身的合法性，自然需要与80年代对话。80年代的文学与文化实践所内含的现代性想象，不仅为90年代留下了丰富的思想资源，80年代整全化的表象下所隐含的裂隙，也为90年代的反思埋下了伏笔。当我们从思想史的角度切入80年代，启蒙与现代化无疑是轴心词，80年代也正是通过思想运动、知识译介与文学叙事等实践，建构了一套以现代化为核心的共识性话语。70年代末，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知识分子也开始从文化心理层面反思历史。在他们看来，五四运动的中断使得启蒙尚未完成，五四运动作为一种宝贵的思想资源与文化传统的载体意义便被彰显出来。80年代前期，知识分子将五四理解为“一个丰富的、高扬启蒙精神的，但又被迫中断而迫切需要接续的历史源头”（4），自然是为了凸显其反封建的意义与追求现代化的价值诉求。1986年，李泽厚发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则在描述“救亡压倒启蒙”这一过程的基础上，将其视作“回到五四”的根本动因，赋予“新启蒙”运动历史合理性与合法性。正如有研究者所说，“新启蒙主义”是在配合“思想解放”“现代化”与“改革开放”的宏伟叙述的前提下，展开自身的意识形态实践的（5）。也就是说，“新启蒙主义”背负着政治意识形态加诸的历史任务，只不过它并不满足于政治上的变革，而是在更宽泛、更具弹性的层面上进行现代化探索：一方面，“新启蒙”思潮致力于人的现代化，“人道主义”“主体性”等成为其话语建构的主要武器，呼吁文学是人学，强调尊重个体价值的独立性与独特性；另一方面，“新启蒙”思潮还将论域延伸至文化层面，追求“文化的现代化”。这些集中表现为80年代中期兴起的“文化热”。西方“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两大现代文化思潮得到大规模译介，尤其“走向未来”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对西方学术文化的全方位译介，强调在批判传统文化与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发展传统，产生了极强的思想库效应，助推了现代化的知识生产。而在80年代，现代化作为一个总体性概念，“在重新组织社会，也在重新组织文学”（6）。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以不同角度的现代化叙事，构建起80年代的现代性想象图景。
尽管80年代努力想建构起这一现代性想象的共同话语，但难免带有一种乌托邦色彩，其表面的共识下隐藏的诸多矛盾，成为90年代重读与反思的主要靶点。首先是“新启蒙”思潮内部存在矛盾与裂缝。虽说80年代因重提启蒙被视为“第二个五四”，但启蒙的组成是错综复杂的，既有国家层面的启蒙，又包括民间和知识分子层面的启蒙，他们既分享着共同的知识谱系与理念目标，也存在龃龉。故而，“新启蒙”在意识认同上并不完全统一，比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更具意识形态性。汪晖曾在谈及“新启蒙”思想时，认为它的基本立场和历史意义就在于“它是为整个国家的改革实践提供意识形态的基础的”，在具体的政治批判上则采用一种隐喻方式，“把改革前的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实践比喻为封建主义传统，从而回避了这个历史实践的现代内容”（7）。这种二元对立的运思方式深刻影响了80年代的文学观念。“新启蒙”文学为完成自身的现代化叙事，极大压缩与简化了历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容易让人忽略“新启蒙”所包含的政治性。而在80年代的文学批评话语中，不论将这一时期的文学主题概括为“文明与愚昧的冲突”，还是“反封建”，抑或“民族灵魂的重铸”（8），都未越出传统/现代的二元论。这种不自觉的二元对立思维，在80年代的文化讨论中表现得很突出。80年代中期开始，知识界就中西文化的差异比较、传统的重塑与改造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主编甘阳力倡“反传统”，他认为中国文化要走向现代文化形态，就必须挣脱旧的文化形态，继承传统的最强劲的手段就是“反传统”（9）。如果说甘阳强调对传统资源的改造还带有对传统的期待，刘再复则更决绝地否认传统存有可资借鉴的资源，而强调“转求新声于异邦”（10）。这样一种文化反思的指向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诉求相一致，在主流意识形态规定下进行的文化批判难免带有局限性。问题或许不在捍卫“传统”或提倡“现代”，在80年代，“现代”与“传统”的概念、内涵都语焉不详，且文学在征用“现代”与“传统”这些语词时，并不总是一致。对二者概念作模糊与割裂处理的做法，导源于对现代性中悖反性的忽视或掩饰。现代性孕育出对自我的反思与批评，这种内在矛盾无法彻底克服。
这种悖反在80年代的文学中，一是体现在寻根文学的分化上：一脉承继文化启蒙，反思国民性；另一脉则转向文化寻根，对文化传统抱有自恋式的肯定态度。二是体现在知青文学中：一方面，部分知青作家对理想主义的失落难以释怀，希望通过文学重建精神的乌托邦，从而对历史苦难持歌颂态度，背离了“新启蒙”文学的立场；另一方面，知青作家内部也存在文化立场的分化，如韩少功的《爸爸爸》与阿城的《棋王》，均诞生于80年代“文化热”的背景下，以重审传统为核心命题，却展现了文化寻根的两重面向。前者重在强调传统文化的劣根性，对传统进行批判性解构的同时，并未提供明确的现代性解决方案；后者则采取建构性重释策略，试图以传统文化救赎现代性精神危机。二者文化姿态的分裂，本质上是80年代文学场域中“传统与现代”“启蒙理性与文化乡愁”等多重现代性矛盾的表征，反映了80年代文学看似整全统一背后的龃龉与张力。80年代作为一个思想的时代，常以宏大面目现身，然而以“新启蒙”为主潮的80年代文学并非铁板一块，思潮内部不乏裂缝。80年代末，“新启蒙主义”走向分化自然受到外部经济转型的影响，但其在现代化想象的共识话语建构中存在的冲突与局限，才是导致其未完成的决定性因素。历史的链条环环相扣，90年代的“登场”伴随着对80年代的“告别”，正如张旭东所说：“九十年代学术思想不但是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发展，更包含着一个文化思想史上的未完成时代的自我赎救。”（11）
二
反思现代性：90年代的致思路径
正如前文所说，“新启蒙”内部存在裂缝，当这些裂缝在80年代末遭逢商业大潮侵袭时，其所建构的现代化整体想象便被胀破了，启蒙也逐步走向分化，洪子诚将其描述为“真实”的“西方”逐渐呈现的过程（12）。知识分子关于现代化的乌托邦理想的破灭，使得他们由乐观走向了怀疑与反省，在八九十年代的理论范式转型中，现代性作为一个重要语词凸显出来。早在80年代初，学界对现代性理论就有零星译介，不过仅限于知识学层面。如果不从知识层面谈论现代性，那么只有在意识到“后”现代性的文化—社会秩序出现，而“‘后现代’论述的扩张—再返回‘现代性’问题，触发了重新理解现代现象的需求”（13）时，现代性才得以成为一个问题。在社会转型的90年代，现代性不仅是理论方法，更是反思对象，“重估现代性”成为90年代反思80年代，乃至整个20世纪的话语形式。大体来看，90年代反思现代性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80年代末，当代文学学科进行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清理，对80年代文艺理论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反思，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与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作为80年代启蒙现代性的重要遗产首当其冲。北京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1994年的“重估现代性”讨论，可视为现代性问题讨论的首次亮相，后来关于“后现代性”“激进与保守”“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等论争，都从不同路径对此进行了反思。
对于拥有诸多面孔的现代性，国内理论批评界的反思路径主要有三种。一是后现代解构路径。80年代中期，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应邀在北京大学做了关于西方文化理论的系列专题讲座，后由唐小兵整理为演讲录《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极大地推动了后现代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80年代后期，诸如杨小滨、陈晓明等研究者已经开始用后现代主义理论阐释中国当代先锋小说（14）。如果说此时对后现代主义的引介更多是作为一种知识，那么进入90年代后，社会矛盾从政治/思想转向了经济/文化，后现代理论对宏大叙事的解构与市场对多元价值的需求不谋而合，理论指导与现实需要助推了先锋文学实验、新写实书写及个人化叙事的兴起。加上“新启蒙”退潮，知识分子需要新的理论武器捍卫自己的话语权，后现代主义作为刺激文化消费、阐释文化现象的思想武器，才算真正意义上获得了合法性。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将中国与后现代进行联结，尤其在90年代初期，有关中国后现代主义的话题引起了广泛争论。陈晓明、张颐武等人不无兴奋地宣告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出现，张颐武进一步提出“后新时期”的概念，认为90年代出现了新的话语转型（15）。而在一些研究者看来，90年代“后”话语的流行，仍属于文学进化论的思维模式，反映了理论家的文化焦虑（16）。他们否认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存在，也就连带着否定了作为后现代理论的重要概念——现代性的存在。进入90年代，后现代主义在一些研究者那里，已成为反思现代性与理论创新的资源与武器，一批更具深度的译著、专著与研究论文出现（17）。一些研究者立足于本土文化语境与文学发展实况，对后现代主义理论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与实践。一方面，研究者借用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等的解构话语，消解启蒙主体，颠覆线性史观。如王宁在阐述后结构主义批评话语时，揭示其所隐含的东方主义视角，力在“将西方的理论经过改造后运用于中国文化和文学研究，最后达到与西方学术界进行对话的目的”（18）；陈晓明则援引利奥塔的“元叙事”理论，阐释80年代后期的先锋小说创作。另一方面，研究者关注后现代主义与中国语境的关系，进行文化研究的实践探索。如王一川对日常生活重要性的强调，戴锦华对中国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的解析，都以后现代主义作为剖析大众文化浪潮、反思现代性的理论武器。
二是“新左派”（19）批判路径。在《启蒙的自我瓦解》中，研究者将“新左派”定义为“各种左翼批判思潮的混合体”（20），其理论资源的复杂化决定了其内部思想的相异性。虽然在主要价值取向上都是反思现代性，但侧重点又各有不同。因此，自由主义在与“新左派”论战时针对的是具体观点。一方面，“新左派”作为一种思潮，对“新启蒙”的质疑显露出鲜明的现代性反思倾向，在他们看来，“新启蒙”吁求的现代化道路最终成就的是“少数人的自由”，更应该关注的是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不平等、阶级分化等问题，以及中国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格局中“被殖民”的现实。汪晖批评“新启蒙”将现代性与现代化混为一谈，回避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困境也是整个“现代性危机”的一部分，提出“反现代的现代性”（21）。汪丁丁则不认同汪晖对发展主义的批评，他认为启蒙精神是长存的，是“一种对待传统的永恒的批判态度”，而传统的概念又是广义与开放的，即便“启蒙死了，但是作为个人自由与普遍主义原则的启蒙精神活着”（22）。另一方面，“新左派”提出反思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并在此基础上重审社会主义传统。受此启发，作为对80年代的反思，50—70年代重新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不过正像赵刚所批评的，汪晖对现代主义计划的价值批判太过笼统，自由主义者正是以此为靶点，将现代性细分为“文化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前者是自由主义者所重点强调的，包括广义的启蒙在内，文化现代性本身“必须设法提供一套对于‘现代情境’里人的道德生活的诠释”（23）。“自由主义”者认为“新左派”对他们以西方政治规范为话语霸权的批评是片面的，他们的立场显现了现代性的批判性。从轰动一时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论争来看现代性的反思路径，“新左派”对现代性的重审源自90年代中国思想界“左右”杂糅的复杂性，也凸显了80年代“新启蒙主义”的思想限度。
三是文化保守主义路径。如果说“新左派”是回到50—70年代的社会主义经验中寻找资源，那么90年代的文化保守主义步子迈得更大：重回现代“新儒家”与文化传统。“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陈明就曾批评“新左派”注重的更多是思想的传播而不是思想的深化（24）。相比之下，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性反思似乎更为“深刻”，他们对启蒙、革命的重审，主要源于“发现了激进的革命立场与僵化的全能主义之间的同构关系”（25）。于是，90年代初，曾为80年代“新启蒙主义”主要倡导者的李泽厚，率先提出“告别革命”，触及了革命背后的诸多思想预设与理论资源，如历史决定论、二元对立等都得到了一定的反省（26）。萧功秦则在此基础上提出“新保守主义”（27）。有学者将这一思潮的主要表征概括为两点：其一，“表现在对80年代文化热的忏悔自罪心情……对80年代文化精神高扬的清算是新保守主义的一个共同倾向”；其二，“回归传统文化”（28）。简言之，“新保守主义”不仅要消解80年代的神圣性，还要重估五四的反传统，严家炎、袁伟时等人基本延续了80年代对五四反传统的肯定态度，而余英时、王元化等学者则强调传统与现代绝非简单的对立，全盘否定传统会导致严重的道德失范与无根化，不利于新的开放、自由、民主社会的形成（29）。通过激烈的论争，后者的观点逐渐得到学界承认，过去文化保守主义所遭受的恶谥也得到了正名，这一转变与当时的“国学热”一起构成了90年代的主要文化氛围。事实上，无论是“新儒家”对激进主义的批判，还是“国学热”的兴起，不同派别的学术主张的核心追求都是要重估中国文化的价值，进而重建新的文化价值观，对以西方文化为样本的全球性现代化运动起到治弊补偏的作用。正如德里克所描述的：“1980年代以来的儒学复兴是全球后殖民话语在东亚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为‘替代性现代性’的论点服务的”（30）。
三
重读实践：90年代的告别
80年代的“文化热”在沸沸扬扬地生产符号的同时，也暗含着利益与立场分化的风险，这一风险在90年代变为现实，有学者将其称为重读80年代的绝佳背景，80年代由此变成了90年代的感伤主义序幕（31）。从重读的旨归来看，一方面，当80年代尚处于“未完成”状态，90年代便马不停蹄地强行进入人们的视野，90年代为建立自身的合法性，需要以清理、反思80年代为前提；另一方面，80年代中后期以来文学视点下沉，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不断侵袭，文学渐趋边缘化，无论是作为一种文学创作风向标，还是批评的尺度，“现代性”越来越显出阐释的单一与无力。90年代欲突破这一文学困局，则需要重审80年代的“现代性”叙事。从具体径路来看，文学史层面的重估，以及文学批评层面的文本再解读，共同促生了90年代“告别80年代”的重读思潮。
当90年代将80年代作为重读对象，一个重要的径路即文学史写作，通过文学史的阐释将80年代文学重新组织进新的叙事。在80年代前期，文学史写作基本还是依附于政治史，诸如“新时期文学”等概念带有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烙印。到了80年代中后期，学界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等文学史观念，强调文学的世界视野与审美本体，关注文学史自身发展的内在机制，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以政治史分期来结构文学史的反拨。此二者及其论争无疑为后来的“重写文学史”提供了理论与实践上的方向指导。“重写文学史”以审美史观作为文学评价的新尺度，是对以往过分强调政治标准的反拨。不过由于其仍处于启蒙主义文化思潮与现代化社会思潮的延长线上，“纯文学”与“文学现代化”依旧是其重评所倚靠的主要价值尺度，这一标准将“十七年”作为80年代文学的反衬，不免带有矫枉过正之嫌。90年代以后才真正实现了“重写文学史”的整体实践。与文学史著作高产的80年代相比，90年代文学史的编写与出版更是达到了全盛期（32），其中包括在当代文学史上极具影响力的两部史著：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与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洪著以历史化的叙史方式解构80年代的文学神话，通过将问题放回到历史情境中考察，把整个当代文学描述为“一体化”（33）的文学。这样做一是打破断裂论，强化了80年代文学与上一时代的联系；二是借由体制分析，揭示80年代文学的建构性与复杂性。陈著则通过对“民间”的发现，在共时性文学创作的研究中打捞“潜在写作”（34），发掘80年代文学的“前史”，以“复线历史”的建构突破主流叙事的单一遮蔽。二者共同揭示了80年代作为转型期文学的复杂面貌。
综观这一时期当代文学史的重写思潮，主要呈现三大特点。第一，90年代文学史书写与出版热潮实践了“重写文学史”的思想观念，表现为多种以“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命名的史著的出版（35），整体观照20世纪中国文学，并以“80年代文学”“90年代文学”这样较为中性的概念替代“新时期文学”，打破了以往文学史编写的政治分期。第二，90年代文学史重估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个人写史的出现。所谓的个人写史是相对集体编写而言，编写者拥有相对自由的表达空间，在文学史的观念、架构、评价标准等方面能更好地发挥主体性。此外，还表现在对知识分子个人经验、历史细节的倚重。第三，在重写文学史时，重新评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这可以说是对80年代末重写文学史的纠偏。通过对文学史的重估，修正了50—70年代文学被妖魔化的现象，揭示出更为复杂的面向。这种“揭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对80年代文学的“祛魅”。
如果说对文学史的重估是从整体的历史链条中重新定位80年代文学，建构起一个有关80年代文学的模糊影像，那么对80年代文学文本的重读，则是填充这一影像的一帧帧画面。早在1991年，谢冕、孟繁华、张颐武等人就展开了关于“文学走向九十年代”的笔谈，谢冕直言作为一个文学阶段的“新时期文学”已告终结，急流勇退后需要的是冷静的回望与总结（36）。此后掀起了一波对80年代文学作品重读的热潮（37）。一些研究者纷纷在文学期刊上开设重读专栏（38），更有季红真《众神的肖像》、李洁非《袖手清谈》（39）等重读80年代文学的评论集，显示出不同于80年代的批评视角。
具体而言，90年代的重读主要是针对现代性叙事的反思，大致循着前文所述的三重理论路径展开。一是借后现代主义理论解构启蒙主体，重审启蒙现代性的中心神话。陈晓明将20世纪下半叶的精神流向概括为深度模式从建立到拆除（40），并借助后结构主义理论分析80年代先锋小说的叙事策略与语言风格，强调这种后现代性并非对西方理论的简单模仿，而是中国文学对“启蒙现代性”的本土化解构，是80年代后期年轻一代作家对新时期构造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一次逃离（41）。二是持“新左派”的批判视野，主要借助意识形态批评揭露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结构性暴力，或重释50—70年代文学的现代性。蔡翔从80年代后期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入手，反思90年代市场化对日常生活的侵蚀。现代性的侵入在带来多元价值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知识分子价值判断的失语。而以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李扬的《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为代表的重读实践，则是借助当代西方文化理论重新进入50—70年代的经典文本，在文学市场化的背景下对大众文艺作历史化的文本解构，以揭示文学的时代转型所面临的困境。三是借鉴文化守成主义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重构，重审传统文化价值。尤其寻根文学对待传统的暧昧态度在90年代“国学热”的氛围中逐渐显露出来。南帆在重读寻根文学时直言不讳道：“‘寻根’不过是借助了某些传统文化构思出一幅幅寄寓理想人格与理想生存方式的图景而已。”（42）这样近乎“自恋”（43）的传统认同，带有文化本质主义的意味，将传统视为静止而纯粹的历史存在物，标举“东方故事”的神秘。
此外，在90年代的重读浪潮中，还有一个重要成果是王蒙主编的《全国小说奖获奖落选代表作及批评》系列（44）。该书系收录了1978—1988年全国优秀小说奖获奖与落选的作品及其评论。作为一次再阐释的集合，这套书既导源于“新时期复杂的文学表征”，又倚靠巨大文化转型提供的“知识”前提（45）。细翻其中的重读文章，不难发现它们的共性：其一，强调文本细读，重读文章大量篇幅用在对作品的构思、情节、艺术手法、思想内容的细致分析上。其二，由于拉开了一定的时间与心理距离，研究者对80年代的作品有了新的历史认识，得奖的、被拔高的作品被还原，落选的、被忽视的作品被重新定义。在重评所借用的多重方法中，福柯的话语理论、詹姆逊的“第三世界的民族寓言”理论等后现代主义理论备受青睐。无论采取何种路径，研究者在重评中始终持有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正如陈晓明在重评文章中所说：“不仅仅是重新认定某些作品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它提示了一种历史的趋势和不可拒绝的变化，一种对历史的追悼、忏悔和祭祀。”（46）
四
未完成性：重读思潮的余响
“重读80年代”的文学思潮从90年代蔓延至新世纪，依旧是学界热点话题，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的重要分支。新世纪以来，像《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文艺理论与批评》等刊物仍在开设类似“重返80年代”“旧作重读”等专栏。一批有关80年代回忆的著作在内地的出版与重版（47），更是掀起了80年代的“怀旧热”。2005年，程光炜在《山花》《当代作家评论》发表80年代文学研究系列文章，明确提出“重返80年代”这一概念。他还与多位研究者合作，在《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等刊物主持“重返80年代”相关栏目。2009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八十年代研究丛书”，更是在学界引起广泛关注与讨论。应该注意的是，“重读80年代”与“重返80年代”并不能简单画等号，二者在学术出发点、方法论导向与最终效果等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对于90年代的重读思潮来说，一个最为重要的背景与诉求即“告别80年代”，同时为90年代文学鸣锣开道。故在重读过程中，对80年代形象的塑造很大程度上关系着对90年代面目的展现，反思的结果并非通向被还原的80年代的面目，而是被建构的80年代的真身。经由后现代话语的解码，80年代的单调浅薄、二元对立等弊端暴露无遗。如此一来，90年代一方面确立起自身合法地位，另一方面又重新打捞起50—70年代文学。可以说，90年代将50—70年代文学重新推进研究视野这一壮举，是以塑造“有罪”的80年代为前提的。
新世纪以来，“重返80年代”系列研究旗帜鲜明地提出将80年代作为方法。具体而言，是要借助知识考古学的方式，考察部分知识和思想“被遗忘或被改写”（48）的缘由。“重返”也就意味着他们对90年代的“重读”实践不甚满意，试图回到历史现场，将从神坛跌入谷底的80年代重新拉回地平线。在方法上，90年代的重读实践更倾向于一种主观、细碎的感受，思想史层面的重审则呈现出多重路径的分裂与论争。“重返80年代”则不同，在各专栏的主持人语中可以发现，他们反复强调历史化，试图通过史家批评的方式，将原本平行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路径加以融合，更为集中地反思80年代。此外，虽然两者都强调文本细读，但90年代的重读除了借助后现代主义理论方法，主要还是趋向于“新批评”所强调的“文本中心主义”；而“重返80年代”则将“细读与历史”拼合，强调“并不仅仅拘囿于作品文本的修辞、结构和故事，而是把这些敞开为一个更大的文本”（49），在文本解读中，寻找社会实践和作家心灵的契合点。不过，预设的宏大目标与实际效果总是存在距离，“重返80年代”能在多大程度上“重返”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顽固缠绕在80年代研究的二元对立范式与“断裂论”也没能被完全摒弃。李杨在批评洪子诚的“一体化”概念没有超越等级制，而是重新回到“断裂论”（50）的同时，得出了“没有什么‘好的文学’，只有‘何种文学’‘谁的文学’”（51）的结论，最终走向了一种价值判断上的“抹平论”。这样高度抽象的概括，实际是以牺牲历史感为代价的。
不过，以“重返80年代”为镜子，也能映照出90年代重读思潮的种种不足，在当下重审90年代的重读实践，不难发现其中的偏颇与局限。虽然我们从文学史角度将80年代与90年代区分开来，但时代的敞开意味着他们之间并非泾渭分明，80年代初见端倪的文学问题与文化论争并未同80年代俱逝，而是流落到经济、文化大转型的90年代被重新讨论。90年代文化市场的繁荣以及文化资本与权力的重新分配，对80年代知识分子文化英雄的身份与社会地位造成了极大冲击。同时，被边缘化的知识分子因选择的不同而走向分化，在争论中新的价值取向与观念的涌入使得80年代遗留下来的种种问题变得愈加复杂。一是在90年代“历史的终结”与“告别革命”的呼声中，某种带有反思与反抗意味的“个人”被炮制出来，但这样一种个人主体力量，在远离80年代意识形态规约的同时，作为一个新“他者”仍会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个体的自由，使得90年代看似多元与繁荣的思想论争，更多只是一种姿态，是戴着镣铐的舞蹈，80年代留下的很多问题并没能得到根本解决。后现代主义的解构路径通过对现代性的追问建立起自己的霸权地位，将80年代连带着五四送上了批判席，并给他们扣上了一顶激进主义的帽子。然而这一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移植本身就存在错位，即“后现代主义的西方的批判性、革命性平面移植到中国后的保守性的错位，以及中华民族现代化历史目标和后现代的先锋性、超前性之间的错位”（52）。张颐武等人对80年代带有世纪末情绪的告别与超越，也没能真正澄清现代性的诸多问题，反而在渲染后现代精神的同时，割裂了后现代性与现代性母体的联系，重铸了新的乌托邦。相比之下，“新左派”似乎更切近本土的社会现实，将重读上溯至50—70年代文学，重审现代化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但这其中也存在明显局限，“再解读”意图打碎对50—70年代文学单一的体制化叙述，但在借助具体的理论工具时，没能有效地处理好理论的历史性与时代的本土特殊性之间的张力，持一种“非/超历史”（53）的态度。而新的研究启示的获得并不总能推进我们对历史整体的认识，在丰富细部的同时，或许还要进一步思考如何“归还整体的历史”。同样，“新保守主义”的反思与重审也存在问题，他们论争的基本逻辑是以西方发展进程为参照，揭露西方现代性的危机，从而说明中国文化对现代性缺陷的救补作用带有鲜明的文化民族主义色彩。然而“中华性”理念的背后仍是以西方为样本的现代性诉求，难怪陶东风评价“新保守主义”在根本宗旨上，“并没有违背或放弃80年代知识分子的民主化政治诉求，它对90年代以市场经济为标志的社会转型也持积极支持的态度”（54）。
二是从重读的批评、文学史维度来说，90年代的重读带有一定的试验性质，这也是由上述思想论争所造成的。进入90年代，80年代中后期以文学性为中心的审美批评受到市场经济大潮的无情冲击，审美—政治的二元模式受到挑战，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在文本重读中又有抬头的趋势。不同的是，文学在90年代已不再能引起轰动效应，文化批评的出现，将文学泛化为文化现象，使得文学性问题被淡化，文本重读习惯以意识形态分析来揭露80年代文学的政治性，或者挖掘50—70年代文学的审美性，其背后仍然有着审美—政治二元对立思维作支撑。重读的意义在于彰显文学与不同时代对话的结果，允许研究者站在不同角度重新进入文本，但无论如何，研究者都不能丢弃历史意识，这对于文学史家来说尤为重要。历史意识作为勾连文学史家个人生命体验与社会意识的桥梁，既是研究者个人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限制其个人主体性的发挥，不过此种“限制”绝非被动，而是导源于研究者的社会责任与历史担当，如洪子诚在90年代修著时始终持“价值中立”（55）态度。可以说，研究者无法回避其所处时代，也难以剥离其所经历的时代。将价值判断暂时搁置并不是说历史叙述可以完全离开价值标准，而是警醒我们要以科学的、历史的态度审慎地反思。“告别80年代”绝不是不加分析地否定或者歪曲，只有处理好与80年代的关系，才能使90年代在历史的延长线上现身，重新进入我们的视野，“‘重写’不该导致重复以往那种穷尽真理的幻想”（56）。同样的，重读与重写都不应该是否定式的，而是包含着批判与继承的多元认同。历史如一条不息的河流奔涌向前，仍有许多空白等待填充，有许多既定事实等待改写，重读也应是动态发展的。
注释:
（1）见〔德〕汉斯·罗伯特·姚斯：《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第31-33页，周宁、金元浦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2）本文所述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等，皆指20世纪范围内，不另注。
（3）蔡翔、罗岗、倪文尖：《八十年代文学的神话与历史》，《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2月16日。
（4）贺桂梅：《80-90年代对“五四”的重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4期。
（5）见刘复生：《“新启蒙主义”文学态度及其文学实践》，《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年第1期。
（6）蔡翔：《工业化，还是去工业化——现代化在1980》，《文艺理论与批评》2024年第2期。
（7）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死火重温》，第55、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8）关于新时期文学主题论说，见季红真：《文明与愚昧的冲突——论新时期小说的基本主题》，《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3、4期；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雷达：《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新时期文学主潮论纲》，《文学评论》1987年第1期等。
（9）见甘阳：《80年代文化讨论中的几个问题》，甘阳主编：《文化：中国与世界》第1辑，第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10）刘再复、林岗：《论中国文化对人的设计》，第108-109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11）（31）张旭东：《重访八十年代》，《读书》1998年第2期。
（12）洪子诚将此过程描述为“尤其是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负面效应，使他们意识到现代化发展本身具有的矛盾。最重要的是，随着市场调节机制的形成和消费文化的成熟，知识分子在整个社会中的作用和位置趋向‘边缘化’”。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38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3）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第3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14）见杨小滨：《意义熵：拼贴术与叙述之舞——马原小说中的后现代主义》，《文艺争鸣》1987年第6期；王宁、陈晓明：《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人民文学》1989第6期等。
（15）张颐武强调这种转型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是“大众文化与传播媒介间的裂痕被迅速弥合的过程”，其次是“在高级文化和纯文学领域中出现了对传统的规范性话语的‘回返’，出现了对‘新时期’文学的激进性探索和实的逆向运作”。见张颐武：《论“后乌托邦”话语——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的一种趋向》，《文艺争鸣》1993年第2期。
（16）陈美兰就强调这是“一种人为的‘错位’”。见陈美兰：《文学新时期的意味——对行进中的中国文学几个问题的思考》，《文学评论》1994年第6期。
（17）90年代，国内对于后现代主义的译介与研究成果颇丰，重要的译著、编著有〔荷兰〕杜威·佛克马、〔荷兰〕汉斯·伯顿斯编：《走向后现代主义》，王宁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王岳川、尚永编译：《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美〕伊哈布·哈桑：《后现代转向：后现代理论与文化论文集》，刘象愚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重要著作有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陈晓明：《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张颐武：《在边缘处追索：第三世界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学》，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研究论文有千余篇。
（18）王宁：《自序》，《后现代主义之后》，第3页，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
（19）所谓“新左派”也只是一个具有相对一致性的派别划分，有学者认为，人文学界并不存在“新左派”，只有“重新思考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这样一种研究思路。见贺桂梅：《人文学的想象力》，第32页，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
（20）许纪霖、罗岗等：《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第196页，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7。
（21）汪晖：《当代中国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文艺争鸣》1998年第6期。
（22）汪丁丁：《启蒙死了，启蒙万岁！——评汪晖关于“中国问题”的叙说》，《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3期。
（23）钱永祥：《现代性业已耗尽了批判意义吗?——汪晖论现代性读后有感》，贺照田主编：《后发展国家的现代性问题》，第3-15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24）（25）许纪霖等：《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第240、47页，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7。
（26）见刘再复：《序：用理性的眼睛看中国——李泽厚和他对中国的思考》，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第21-31页，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5。
（27）萧功秦所谓的“新保守主义”，是“在尊重传统秩序的历史延续性的基础上的、渐进现代化的思想理论”。见萧功秦：《历史拒绝浪漫：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崛起》，《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第55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28）赵毅衡：《“后学”与中国新保守主义》，《礼教下延之后：中国文化批评诸问题》，第132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29）见余英时：《中国近代研究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王元化：《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文艺理论与研究》2000年第1期。
（30）〔美〕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时代的中国》，第101页，董一格、李冠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32）据相关数据统计，1990-2010年公开出版的当代文学史著作达136部，这相当于1949-2019年公开出版的210部当代文学史著作总量的三分之二。见曾令存：《中国当代文学史编写史》，第153-154页，北京，北京出版社，2023。这一数据只指当代文学通史，不包括小说史等其他专题史，且不同研究者与专著在统计时存在检索与统计标准的差异。
（33）在洪子诚看来，“一体化”内涵复杂，首先指的是文学的演化过程，其次是指这一时期文学组织方式、生产方式的特征，另外还是这一时期文学形态的趋向特征。见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第18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34）陈思和：《前言》，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7-8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35）据统计，1990-2010年间中国内地出版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著作共有7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共有23部，还出现了一些相关命名的研究丛书或论文集。见曾令存：《中国当代文学史编写史》，第154页，北京，北京出版社，2023。
（36）谢冕等：《“文学走向九十年代”笔谈》，《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5期。
（37）据数据库检索的不完全统计，1990-1999年与“重读”相关的期刊论文有200余篇，其中重读80年代的有40余篇，约占总数的五分之一，足见研究界对80年代文学重读与反思的重视。
（38）如孟繁华在《小说评论》1995年第2-6期开设的“名作重读”专栏，戴锦华在1994-1995年间发表于《文艺争鸣》《文学评论》等处有关女作家的重读文章等。
（39）见季红真：《众神的肖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李洁非：《袖手清谈》，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40）陈晓明：《拆除深度模式——二十世纪创作与理论的嬗变流向》，《文艺研究》1989年第2期。
（41）陈晓明：《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第11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42）南帆：《札记：关于“寻根文学”》，《小说评论》1991年第3期。
（43）见孟繁华：《启蒙角色再定位——重读“寻根文学”》，《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丁帆：《乡土——寻找与逃离》，《文艺评论》1992年第3期；贺仲明：《“归去来”的困惑与彷徨——论八十年代知青作家的情感与文化困境》，《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等。
（44）见王蒙主编：《全国小说奖获奖落选代表作及批评》系列，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5。
（45）见张颐武：《个人主体：新时期文化发展的关键——〈全国小说奖获奖、落选代表作及批评·短篇卷〉序》，王蒙主编：《全国小说奖获奖落选代表作及批评》，第1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5。
（46）陈晓明：《重评1987-1989年部分获奖及落选中篇小说》，王蒙主编：《全国小说奖获奖落选代表作及批评》（中篇下），第1631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5。
（47）如旷晨、潘良主编：《我们的八十年代》，桂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王晓梅主编：《记忆长河·怀旧八十年代》，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査建英主编：《八十年代访谈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甘阳主编：《八十年代文化意识》，原为在香港出版的《中国文化意识》“反叛篇”和“彷徨篇”的合订本，2006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
（48）程光炜、李杨：《重返八十年代 主持人的话》，《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1期。
（49）程光炜、黄平：《重返八十年代·细读与历史 主持人的话》，《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5期。
（50）见李杨、洪子诚：《当代文学史写作及其相关问题的通信》，《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
（51）李杨：《“好的文学”与“何种文学”、“谁的文学”》，《南方文坛》2003年第1期。
（52）徐友渔：《后现代思潮与当代中国》，《开放时代》1997年第4期。
（53）见唐小兵等：《文化理论与经典重读——以〈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为个案》，《文艺争鸣》2007年第8期。
（54）陶东风：《90年代文化论争的回顾与反思》，《学术月刊》1996年第4期。
（55）洪子诚说：“对于启蒙主义的‘信仰’和对它在现实中的意义，不愿轻易放弃；即使在启蒙理性从为问题提供解答，到转化为问题本身的90年代，也是如此。”见李杨、洪子诚：《当代文学史写作及其相关问题的通信》，《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
（56）刘再复：《“重写”历史的神话与现实》，《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第3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