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记：他是哪一位
我只见过一次塔里木河。2024年秋天，正值它泛滥。不知道源头何在，也不知道流往何地。它从河上一座公路桥经过，因为河面升得太高了，容易产生汽车在冲浪的错觉。不过，河岸确实模糊了。原本生长在岸边的胡杨全都被拉下水，较高的树大部分枝条还在水面上，较矮的树只露出树梢。河面浑浊而沉闷，很难想象它大多数时候清澈而欢快。见到塔里木河之前，我去看了棉花地，还摘了几个棉花球装进背包里，准备带回云南作纪念。在棉花地边，我真想过，如果浇灌大片土地，那么水源在哪儿呢？我能想到的事物太少，压根儿想不出戈壁、沙漠还会有河流。当然，最终我也没去探究棉花地的用水是否来自后来见到的这条塔里木河。同行五人，其中一位塔里木朋友带领我们，一位朋友来自上海，另一位朋友来自湖北，都是女性，除我这个云南人之外，还有一位朋友来自福建，男性。因棉花地和棉花，我想起自己的第一件棉衣，不由得聊到了童年。因棉花来源于村卫生室病床上的棉被芯，母亲缝制的那件棉衣给我带来了屈辱。上小学三年级那年冬天，我穿着那件棉衣。某天放学后，一个同学在操场附近拦住我，先命令我躺在地上，然后让跟在他身后的十多个同学一个接一个往上叠，他叠到最上面。我差不多昏过去了，不知道这个同学是怎么叠上去的，也不知道比较垫底的同学是否像我一样难受。快四十年了，我不能擅自从记忆中去掉这样的场景，但是早已将其视为一个隐喻。来自上海和湖北的两位朋友听后倒吸一口冷气。而来自福建的朋友一笑置之，毕竟孩子们使坏，是这个世界司空见惯的。这位塔里木朋友却做出了一个假设：如果把你换成包倬，会是一种什么情形呢？她与包倬很早就认识，在某些方面可能比我更了解他。
我比包倬年长四岁，童年存在时间差。在这个童年隐喻里，如果必然有人要被压在最下面，我宁愿那个人就是我，而不是其他任何人，更不用说是朋友包倬了。我们俩的故乡云南昭通和四川凉山，相隔一条金沙江。包倬的出生地，他后来小说中虚构的阿尼卡，靠近金沙江边。这个地理位置用的是凉山的“能指”而非“所指”，冬天不太冷。童年，他碰上农业种植的黄金期，烤烟能给土地宽裕、劳动力富足的家庭带来还算不错的收入。如果他也需要一件棉衣过冬的话，完全可以正当获得，理所当然地穿上它。而我的出生地，冬天更冷，人们也更穷。
我和包倬见面，后来成为好朋友，是在云南最温暖的地方之一——昆明。
具体时间现在记不清了，效仿宏大叙事口吻，可以这样说：21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某个夜晚。我2007年秋天从昭通跑到昆明，这年三十一岁。后来得知，包倬2003年就跑来昆明，那年才二十三岁。或许，昆明同时向比较冷、比较穷的昭通某地和不那么冷、不那么穷的凉山某地发出召唤，包倬心智灵敏，那召唤一传过去他就听到，且遵节令身体力行，我听闻时不是尾声，而是回声了，还行动过于迟缓。这样说不完全是矫情，昆明确实收留了我们，我们是感恩的。收留包倬的，开始是中介，然后是媒体，后来是期刊。而收留我的，开始是媒体，然后是机关，后来是协会。人生一条线，我们各自打上了一个又一个结。
具体地点我倒是记得特别清楚：大观河边某个茶室。我对茶室印象不深，但特别熟悉旁边的旧书店。此前此后，我多次到旧书店淘书。前后淘到几十本书，其中之一是《契诃夫手记》，贾植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书很薄，不到250页。读了这本书，我知道契诃夫把几乎所有手记都写成了短篇小说。契诃夫创作生涯前后二十多年，但比较集中的时间只有十年，高产时平均三天完成一篇短篇小说。过了好些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契诃夫手记》，内容有所增补，页码也增加到330页。我买了两本，送了一本给包倬。这时，包倬已经通读了汝龙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十卷本《契诃夫小说全集》，并传授给我一种阅读方法——从最后一卷开始，倒着读完，为什么呢？他秘而不宣。这是后话。
茶室离我家较近，离我儿子上学的中学更近，考虑到我是路盲，生活中完全没有方向感，我的兄长、前同事、小说家胡性能指定了这个见面地点。此前，胡性能说起，他一位外省朋友介绍了包倬其人，他告诉了我，我读了包倬在《山花》发表的小说《401》，而我最初几篇小说也是在《山花》发表的，这偶然中的巧合让我顿生与包倬同路之感。
我先到茶室。从茶室窗口看出去，大观河面夜色越来越深沉。深沉到某种程度时，胡性能和一个青年走了进来。我猜到青年就是包倬。他身高和我差不多，一头长发，一张大脸。仿佛比我年轻十岁，一副有钱有闲的样子。他背一个横向黑色皮包，穿一双大头棕色皮鞋。最初的印象差不多就是这些。我忍不住笑了。几年以后，故乡鲁甸发生地震，我去采访，用40多天时间跑遍所有受灾村子。临行前，包倬提醒我，买一双具有保护功能的皮靴吧，他推荐CAT，他有好多双。经过灾区滚石、泥泞、流沙等险境，一双CAT皮靴确实保护了我双脚免受损伤。包倬穿过好多鞋，就得走过好多路吧？我偶尔也会替他感到累。
见面之前我还读了包倬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小说《狮子山》。见面时聊起，我大概说起他出手不凡、起点很高。包倬大概说了没完全写好之类的话。他的意思其实是，等着瞧吧，以后会写得更好的。这种骄傲，我后知后觉，现场并没有察觉。胡性能当场捕捉到包倬的骄傲，但他不讨厌，相反很喜欢。后来就下雨了，雨点打在大观河面上，听来惆怅，三人没必要冒雨回家，就一直待到凌晨。深夜，胡性能为包倬和我点了夜宵：一人一份酸辣面（他自己保持进食自律，夜间不吃东西）。
和包倬成为朋友，特别是好朋友之后，我们也会聊到文学之外的话题。可能是因为软弱、脆弱，我们对现实人生和世俗生活总会装出不怎么在乎的样子，总是以讲述他人故事的方式说起自己的过去和现在，而且有意忽视对方所遭遇和承受的，最好什么都不记住。我给包倬讲过自己第一件棉衣的事情吗？清醒时倒是没讲过，大醉时就不知道了。我这个人酒聚时，我无论喝得多醉，别人看不出醉，往往将看起来醉了的朋友一一送回家，而事后，自己梳理不清任何时间线，也追忆不起任何细微处。包倬还向我保证，我即使大醉，仍然可以和他继续聊文学，事实上也不止一次这样聊过。包倬给我讲过他的事情，我没法忘掉的，至少有两个场景。一个场景是，昆明正式收留包倬之前，他在某地挖过树池。树池，种树的土坑，一米见方，挖至半米深，就得置身池内，换一把短柄锄头继续开挖，遇上坚硬土质或土中夹杂石块，还得换十字镐。他一天能挖多少个树池呢？具体数字忘了。另一个场景是，他在小菜园立交桥，以及昆明其他地方向路人分发过传单。那都是商业传单。会有某个人监工看传单确实分发出去了还是丢弃了。他一天能分发多少张传单呢？具体数字忘了。这两个没法忘掉的场景，过分独特地左右了我对包倬的理解。大多时候，包倬在我心目中，是一位挖掘者的形象。这个形象在于挖掘本身，至于他的长发、大脸，是否装模作样挎个腰包（用来装烟和火机），吊儿郎当穿什么鞋，我已经不在意了。就像对待我自己的场景一样，我也将包倬的挖掘视为某个隐喻。包倬几乎不向朋友推荐书（而我则是这方面的“惯犯”），如果例外，那本书一定值得读。他不再分发传单，只传递他绝对信赖的东西。包倬给我推荐过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太古和其他的时间》，我记得他说得非常清楚：这部长篇小说好到足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如果他是个文学赌徒的话，就中了博彩。
我和包倬最多相隔两个月约见一次。
通常是这样，包倬端坐在烧烤摊一张劣质不锈钢桌子旁，面容投射到油腻的桌面上，有些模糊。我们一起聊小说，好几次聊到凌晨。聊到那个份儿上，两人一致认为小说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最重要的还是在黎明前好好睡上一觉。是时候重新理解骄傲了。小说家包倬是骄傲的，我这样的小说读者也是骄傲的。两个骄傲的人，总是用99%的时间去聊心目中的经典，世界上的好小说。比如，包倬说他读过7遍《百年孤独》，我谎称自己读了3遍《罪与罚》。再比如，包倬和我聊过与我们差不多同龄的，印度作家阿迪加的长篇小说《白老虎》、美国作家杰西·鲍尔的中篇小说《为何，以及如何谋划一场火灾》。又比如，包倬和我聊过身边作家的小说，范稳长篇小说《水乳大地》，张庆国中篇小说《黑暗的火车》，胡性能短篇小说《乌鸦》。然后，再用剩下1%的时间，聊各自正在写的小说。两个一直向大师讨教并将继续向大师讨教的小说穷鬼（包倬显然比我宽余、富裕一些），瞬间把自己打扮成小说富人，慷慨解囊，将所有的小说智慧交给对方。
包倬写小说、出版小说集，篇名取得好，书名也取得好。他有一篇小说叫《风吹白云飘》，后来也用作了书名。我知道风不吹白云也会飘，但将风吹白云飘这个事实写成小说就太重要了。更重要的是《十寻》，只有寻找才能找见，这几乎是一个小说信徒的见识和信念。这部小说集收录了10篇短篇小说，我读了两遍，为他归纳出十种寻找：寻找美、陪伴、共渡，寻找温暖、未来，寻找“此时”（它比过去和未来都更重要），寻找保护、宽宥，寻找安慰，寻找“阿尼卡”（它什么都不是，同时它又是一切），寻找对应之物（以此进行质疑或者完成确认），寻找“我”（在每个人当中寻找，因为“我不是每个人”），寻找“小偷”（小偷是可怜的，而“谁都可怜”），寻找可能性（阿尼卡和世界的可能性，每个人和所有人的可能性）。
那么，包倬是一位什么样的小说家呢？从小说集《十寻》来观察，包倬是这样一位小说家：身上打着地域性、民族性鲜明印记，写作又具有世界性和现代性。《十寻》故事的发生地，或者说故事的回溯之地、指向之地，都是一个彝语地名汉译为阿尼卡的地方。阿尼卡这个地方，在小说中承载着生养、记忆、归宿，以及由之而来的逃离、怀念、返回等多重功能，明显大于实际意义上的地理概念。无论在这部小说集哪一篇小说中，也不管它具体承载着什么功能，阿尼卡从来就不是一个被孤立地描绘、被封闭地展示的地方，而是一个被安放在偌大世界，并且始终处于开放结构之中的地方。
某一天，我收到自己订阅的《世界文学》，读完发表在这期刊物上的托卡尔丘克受奖演讲《温柔是爱最谦逊的形式》（也译为《温柔的讲述者》），立即全文拍照片发微信给包倬。他读完，用微信回给我这样一段话：“是的，爱，宽容，温柔，温暖……一切指向美好的词，都应该是文学的准则。某次，评论家谢有顺在微信朋友圈晒他一幅手札，‘好久没有去电影院看电影了，不由想起李安导演的一句话说，电影不是要把大家带到黑暗里，而是把大家带过黑暗，在黑暗里检验一通，再回到阳光底下，你就会明白该如何面对生活。’我看了，顿时觉得这短短几句话道出了文学的意义。我向他讨之，他送了我。这幅手札至今仍挂在我书架上。”
我受到触动，用了足够时间，将我的藏书在心里过了一遍。这时，我的记忆还相当准确，迅速从书架上找出李劼的读书随笔《给大师定位》。这本书出版于1998年。那时，包倬十八岁，可能还没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写作。我欣赏李劼的敏锐，喜欢他的率性。作为读者，我也想成为李劼那样的人。那么，包倬用作品说话，我将如何定位他？他是哪一位？对此，就像包倬在我面前谈起契诃夫时那样，我也将秘而不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