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随着传统出版业利润空间的压缩，插画师单纯依靠版税和稿费生存面临巨大挑战。打造个人IP（Intellectual Property）并进行衍生品开发，或将成为插画师实现商业闭环、提升抗风险能力的关键路径。此次专题，我们约访了8位活跃在出版圈的插画师、绘本从业者，从他们的角度一窥插画师在转型过程中的心路历程与实战经验。

插画师们的前世今生：从一张画到一本书，再到一个世界

从业路径并不只有一条。有人先在微博上画小故事，有人从报刊美编的版面里走出来；有人在孩子出生后重新理解“为儿童创作”，也有人先在互联网行业做了8年，才把夜晚和周末留给一部部绘本……从受访人的回答中找规律，不难看出：插画师进入出版，并不只是找到了一份“画图”类的工作，而是在图像、故事、读者和现实生计之间，慢慢搭建自己的表达方式。

大绵羊BOBO的起点在微博。2014年，他在微博上画“有意思的小画”，陆续有出版社找来。早期读者积累之外，在猫小乐工作室参与《阿衰online》创作的一段经历，也让他接受了团队创意和漫画编创的训练。后来，他沿着原创漫画一路向前：2022年，“我是你的小狗”系列漫画由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这个小狗在书中继续生长，成为蒲蒲兰无字绘本《成为朋友的那天》、磨铁图书《风来自你的方向》的共同线索。他说，正是在这一连串出版物之后，“我是你的小狗”这个系列的IP才慢慢成型。

“从一开始在微博画一些小故事，积累了一些读者……后面才真正走上原创漫画编创这条路，出版了自己的图书。”BOBO把自己定义为“漫画绘本创作者或艺术从业者”。这一定义不急于把漫画、绘本和艺术切割开：在他的经验里，一则持续更新的小故事可以抵达图书，一本书又可以把角色带往新的媒介。图书出版并非终点，而是让创意获得更长生命的一个节点。

大吴的“前世”则更接近一个长期压在心里的愿望。他小时候想当画家，后来喜欢阅读，又幻想成为作家；虽然求学专业和最早从事的工作都与出版无关，但他知道自己的兴趣始终在创作。进入互联网行业8年间，他在业余时间做绘本，直到获得出版机会，才“顺理成章地进入这个行业”。如今，他自称是“绘本作家和绘本画家”。但这并不是一句简单的职业名称的转换。大吴在全职创作后，几乎放弃了“插画师”这一身份，不再接受委托性创作。他后来才逐渐明白自己当时的不适感：自主创作的本质是版权交易，委托创作更接近劳动力交易。对他而言，自己写、自己画，不只是工作方法，也是在重新获得内容的主动权。他把《散步》《游河》《露营》做成“散步”三部曲，又将相同人物角色延续至“不要”系列；人物在新书里再次出现，读者一眼认出，创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才有了跨越一本书的积累。

刘佩佩的入行带着一点“机缘巧合”。她最早称自己为“自由插画师”，画插画后又开始画绘本、做绘本，个人简介里便多了一行“绘本作者”。2016年，广州美术学院硕士毕业、完成7年插画专业学习的她，开始以自由插画师身份工作。工作室不大，西面有一扇很大的窗，傍晚能看到不同形态的夕阳。此后几年，商业插画的订单很多。2019年，她为果麦《伊索寓言》画40张纯手绘插图，前后近半年，几乎没有从时间与回报上计算得失，只想把它画好。

真正推开绘本之门的是2020年。那一年难以外出，反而有了安静创作的时间。刘佩佩和她的先生，与文字作者一起完成《恐龙先生流鼻涕以后》，该书最初名为《打喷嚏的恐龙先生》，获得信谊图画书奖首奖，上市第10天即加印。她回看这段经历，称之为“特别顺利、也很幸运的开始”。如今她的身份再次增加：去年年底进入出版社，负责文创产品策划与开发、参与部分美编工作。创作者、绘本作者与出版从业者，并不是彼此取代的身份。她的解释很平静——以前更多站在创作者角度，现在也开始从出版和产品角度看作品。

赵婉琦走向绘本，始于一次旅行中的阅读。她最初学国画，2019年去日本旅行时，在图书馆读到《活了100万次的猫》，从此对儿童图画书产生浓厚兴趣。之后约3年，她一直自学如何做绘本；2022年看到有图画书奖征稿，才开始第一次绘本创作。她早期接过图书插画，也作为图画作者参与绘本；现在更愿意称自己为“图画书创作者”——不仅要画，还要求自己能写出绘本故事。这背后有一种对“完整表达”的向往。“自己写故事、自己画出来，是一件很快乐、很自由的事情，而且版税收益也更高。”她说。最初的《天生我材》《小晴养蚕》是出版社约稿，文字和题材并非出自她手，出版社更看重她的绘画能力。转入原创之后，重点从“画得出彩”移向选题、儿童观、趣味性，以及能给孩子带来什么。一个绘画的作者，开始试着成为整部作品的作者。

卷儿（王婧）的转折发生在成为母亲之后。在此之前，她长期在动画、漫画领域从事创作和教学，图文叙事的积累成为后来绘本创作的底子。“成为母亲，唤醒了我为儿童创作的觉知，我也顺理成章地成了一位绘本创作者。”她如今将自己定义为一位兼具文字与绘画能力的绘本创作者。自2016年以来，她每年推出一至两本新绘本；《小粽子，小粽子》《该洗澡啦，小山药》里的童真趣味，后来延展到《妈妈要上班》《爸爸更爱谁》《老仙女的魔咒》所关照的职场母亲、二孩家庭和隔代亲情。

卷儿的经验更多在表达，儿童内容并不只通往儿童。一本本书面世后，她遇见“读者背后的读者”——孩子身后的家长与家庭。于是，创作的镜头从孩子的世界慢慢拉远，照见共同生活的人。“创作者的力量，在于善于观察、懂得共情，再把人间温暖与真善美，悄悄藏进每一个绘本故事里。”她说。

李星明的故事更像一个关于“慢”的样本。他3岁开始画画，从小喜欢一边画一边想故事，后来进入中央美术学院学习绘本。本科毕业创作《水獭先生的新邻居》获一等奖，毕业后又修改约两年，2018年才正式出版。在成为自由创作者前，他也经历过年轻插画师常见的一段过渡：先解决生活问题，进入摄影广告公司做全职插画师，白天工作、晚上画绘本；有一段时间早上6点去央美代课，中午再回公司工作到夜晚。后来他意识到，这样下去真正想完成的作品会永远没有完整时间，便离开全职工作，重新回到创作。

“喜欢画画和以画画为职业完全是两件事情。”李星明说，前者只要面对自己，后者还要面对时间、收入、出版社、客户、市场和生活。如今他对身份的看法已更加开放：一个想法适合成为绘本，就成为绘本；适合成为一幅大画，就成为绘画；适合成为角色或物件，也可以继续发展。对这位仍在东京艺术大学读研的创作者来说，媒介的边界不必先行，重要的是让想法找到合适的形式。

李卓颖的第一份出版相关工作，是毕业不久担任美编兼插画师——为报纸杂志设计面向小读者的版面，也为故事画插图。画了大量插图后，她开始想独立做一本绘本，于是投稿信谊图画书奖。《公主怎么挖鼻屎》获奖，打开了她的职业绘本创作之门。该书出版至今10年，累计销量70余万册，并被改编为同名儿童音乐舞台剧。她此后与多位作家合作创作30多本绘本，近两年又从绘本创作者有意识地向儿童文学创作者转型，独立完成《妙奇奇事务所》前4册，并售出韩文版与繁体版。“童书创作者”是她为这一阶段选择的新定位。与此同时，她也在围绕“妙奇奇事务所”拓展IP，并向当代艺术方向延伸。出版给她的并不只是一个稳定的职业标签，而是一套持续扩容的工作方法：先从图文叙事出发，再向系列叙事、角色世界与不同艺术形态前行。

温艾凝的起点是绘画与写作两项从小擅长的能力。为了把它们合在一起，她赴英国剑桥艺术学院儿童绘本系学习；2014年起陆续出版插图书和绘本，成为绘本创作者。2017年，《音乐森林》在蒲蒲兰出版。一次签售巡讲中，一个孩子问她：“小艾姐姐，如果‘音乐森林’真的可以听到音乐，就太好了。”此后的7年，她都在回应这个问题：把每一本绘本与音乐结合，走向音乐制作人这一复合身份。有意思的是，她还做过9年的童书编辑，熟悉从选题立项到上市的整个链条。而《音乐小森林》把故事、插画和原创音乐放进同一套体验里，这个完整规划20册、目前已出版9册的系列，背后不只是画笔：她需要组织儿童旁白录制，与作曲、编曲、演奏和录音环节逐一对接。温艾凝说，编辑经历让她知道市场和孩子需要什么，而这正是她想坚持的事。

看似不同的路径，终点却逐渐交汇。从画一张插图，到完成一本书；从完成一本书，到让人物、故事和读者关系持续生长。插画师的“前世今生”并非一条直线。有人从平台走进书店，有人从工作室走进出版社，有人从父母身份找到儿童视角，也有人从一页纸出发，继续向声音、戏剧、展览和角色世界走去。

插画师的日常：在灵感、截止期与琐事之间

如果将“插画师的一天”想象成安静作画的长镜头，此次受访者的回答会迅速将这一想象打散。画画当然仍是核心，但它被切成许多时间碎片：邮件、编辑沟通、分镜、找资料、工厂对接、签售、孩子睡后的夜晚，以及一段看起来“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构思期。创作日常的共同底色，是对完整时间的争夺。

大绵羊BOBO最不愿将创作日过成打卡日。他的日常围绕吃饭、睡觉、遛狗、画画展开，偶尔旅行，“空了就画画，累了就歇歇”。没有固定工作计划，却有一条清晰的底线：保证书稿在截止日期交稿，几乎没有拖过稿。漫画小故事与绘本是他当前两条创作线，平台更新也嵌在其中。看起来松弛的节奏，并不意味着对职业承诺的松动；自由与交稿之间，恰好构成了他的自我管理。

大吴则是将创作绘本拆成了几个很长的阶段：从故事构思到文字稿，约半年；从故事到具体分镜，再约半年；终稿约3个月。分镜是关键节点。这样的节奏允许多个项目错位并行——构思新故事时，可以同时做另一部已经确定的分镜，像在不同频道之间切换。但工作日的状态会随阶段彻底改变：画正稿时，除吃饭睡觉外大部分时间都在画；构思阶段则可能一整天没有进展，看看手机、上上网、散步，一天过去。对于依赖想象力的劳动，散步和停顿不是工作的反面。

刘佩佩的日常在进入出版社后被重新编排。没有全职工作时，她早上送孩子上学便去工作室，一个人画到晚上7点左右回家；现在白天处理出版社事务，自己的创作只能放进夜里——等孩子睡着后，再起来画一会儿，周末继续补上。她形容如今的创作是“见缝插针”。时间不再完整、集中，但“只要还能画一点，我就会觉得这一天没有完全离开创作”。

这句话道出了不少兼具多重身份的创作者的心理结构：创作未必总能占据一天的主时段，却需要被保留为不能轻易放弃的部分。刘佩佩白天参与文创策划与开发，晚上才回到自己的绘本世界。以前独自面对画纸的工作，已被出版社、家庭和产品工作作了分割，但画画仍是让她确认自身没有偏离的方式。

赵婉琦的日常则更接近一条不断被灵感打断、又不断重新接上的流水线：分镜、线稿、成稿，同时随时记录有趣的点子。一旦灵感出现，她会停下画画，先把故事写出来。她把自己的节奏总结得很诚实：“基本上属于前松后紧的状态，跟小朋友一样，马上开学了，会突击写作业。”出版周期和编辑老师的督促，是她外部的时间标尺。这种“前松后紧”并不只是习惯问题，也牵涉到创作性劳动的现实选择。她曾在几年前接了不少插画业务，虽然结算周期较短，但工作占据了大量时间，长远看不如舍弃，转而将重心留给原创绘本。绘本版税是长线收益，短期并不多，如何在眼前收入和更长的作品周期之间取舍，藏在她每天停下画笔、切换故事与分镜的动作里。

卷儿的日常则是被高校教学、家庭琐事与绘本创作共同占满。作为教师、绘本创作者和母亲，她没有提供一张按小时切分的作息表，却给了创作一个很准确的心理位置。“绘本创作，是我独有的快乐孤岛。”在这里，她不必扮演任何角色，只听内心最真实的声音，再把所思所感化成孩子能读懂的故事。自2016年起，她每年推出1—2本新绘本；稳定出版节奏的背后，是在三重身份之间持续争取一座小岛。

李星明的一天更能说明，画原画之前的“无事发生”有多重要。上午，他通常处理邮件、和出版社沟通、完成学校或项目事务，查资料、整理草图；下午到晚上，才是相对完整的创作时间。他的画面细节多，材料也复杂，一张原画要叠加水彩、颜彩、粉笔、岩彩等，不能简单规定“今天一定完成几张”。因此，他的工作有明显的两段式：前期很长时间查资料、写故事、做分镜、试材料，外人看起来像没有产出；真正进入原画阶段后，又会极度集中，尽量减少其他事务。他不喜欢“画一张、停几天，再回来继续画”，因为绘本需要连续的情绪。传统材料和长篇叙事，都在要求创作者守住一段不被切碎的时间。

李卓颖的一天则几乎是另一种极端：早上7点起，照前一天定下的To Do List一项项完成；除了吃饭，全天都在处理琐碎任务；直到午夜前，再为第2天列清单。她以《妙奇奇事务所》举例，原计划每年出版3本新书，但文创产品的经营拖慢了出版进度。外出推广也占据大量时间。有时一天讲2场故事会，中间还要签许多书。她说，面对每一位来签书的小朋友，都要保持饱满精神，“不辜负每一位到现场支持我、喜欢我的小朋友”。从清晨列清单到午夜再列清单，IP主理人的日常似乎已超出了画桌。创作、产品、推广和面对读者的劳动交叠在一起。李卓颖把这种状态称为琐碎，却没有把签售现场视为额外负担；书页之外的相遇，也成了作品延续的一部分。

温艾凝很难用“某一天”概括自己的工作，因为《音乐小森林》本身是一项跨年度工程。先要为20册做内容架构，逐册落实主题，完成故事与文字；再逐页画分镜、手工制作小样书、正式绘制插画；图文制作完成后，扫描、调色、用InDesign排版并导出文件。另一条并行线是声音：寻找30位儿童分角色录制故事，完成基础音频，与作曲家和编曲家衔接，输出乐谱，再安排演奏家排练、进棚录制，进入后续混音与修音。她说，除出版社编辑、美编对书本的帮助外，其他环节都是自己对接和制作，音乐制作费用也由自己承担。这里的“日常”不再是一个人伏案画画，而是一位创作者在视觉、声音、出版和协作之间来回穿梭。她愿意不计成本投入时间、金钱与精力，因为那是“真正想做的事”，也让她每天开心。

还有一种看不见的日常，是不断在“做书”与“做自己”之间校准。大吴在正稿期长时间伏案，但不将构思期的散步和停顿视作无效；赵婉琦会在画分镜、线稿、成稿的途中，为一个突然出现的点子暂停，转去写故事；李星明则将试材料、查资料和调整草图作为进入原画前不可省略的准备。它们的共同之处不是效率，而是对作品内部节奏的服从。一本书从文字到分镜，再从分镜到最终画面，常常要求创作者接受那些无法被即时展示和量化的工作。而职业身份的叠加，又使日常不断出现新的交接面。刘佩佩下班后才有相对安静的创作时间，白天却已在出版社的文创策划与开发中学习产品逻辑；李卓颖要在故事分享、签书与产品经营之间保持状态；温艾凝需要把儿童录音、作曲编曲、演奏排练与出版编辑环节逐一衔接。画画从未离开她们的日常，却不再是全部日常。创作人的一天，正逐渐变成一张由内容生产、沟通协作、读者相遇和自我恢复共同编织的时间表。

把这些日常放在一起，会发现插画师的劳动有两种相反的时间感：一面是BOBO的遛狗、散步与“累了就歇歇”，是大吴构思期看似空白的一天；另一面是李卓颖早7点到午夜的任务清单，刘佩佩孩子睡后的深夜作画，李星明进入原画期后不愿被打断的连续情绪。它们都不是“空闲”，而是不同创作机制所需要的时间。真正稀缺的，也许不是灵感本身，而是允许灵感发酵、允许作品完成的那一整段不被轻易夺走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