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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5月，在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之际，笔者来到位于西藏山南的森布日高海拔生态搬迁安置点，映入眼帘的是绵延数公里的二层藏式小楼，学校、医院、饭店、茶馆、台球厅等各种配套设施齐全，这里如今已成为3万多那曲高海拔搬迁群众的家园。6岁的亚吉对笔者说：“哥哥去年从森布日考到了北京上大学，这也是我的梦想。”眼前的西藏，百姓安居乐业，充满希望，这是西藏自治区打赢脱贫攻坚战后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藏族作家吉米平阶在《幸福的旋律：西藏脱贫交响曲》中，以一线亲历者的视角呈现了西藏脱贫攻坚的壮丽征程。该作品荣获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其重要价值不仅在于对重大时代课题的回应与关切，还在于为报告文学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文体范式：以“在场”“数字叙事”“微观叙事”“去光环化”书写突破了类似文体的写作困境。

第一视角的在场诉说

“在场”是报告文学的灵魂。作为脱贫攻坚的实际参与者，2011年吉米平阶带领西藏文联的12名同仁，奔赴藏东昌都地区八宿县林卡乡，在叶巴村、尼巴村、普龙村三个行政村担任驻村干部。这一特殊经历给予了吉米平阶难能可贵的“第一视角”。作品从驻村伊始便具有强烈的“在场感”。作者记录从拉萨出发，沿318国道东行，过通麦天险，翻越海拔4468米的安久拉山，再拐入一个“不起眼的牌子标着‘林卡乡’”的岔路口……车胎在海拔近5000米处爆裂，换胎后继续颠簸，直到傍晚才抵达村庄。这段进村描写可谓扣人心弦，也构成了全书对“脱贫攻坚”四个字最初的具象注解——要带领这样一个“难于上青天”的地方摆脱贫困，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作品中的“在场感”还体现在吉米平阶对于精确数字的谙熟于心，“数字叙事”因此也成为该部作品中突出的叙事策略。如，叶巴村77户、495人、254.8亩耕地、粮食产量152.73万斤等。吉米平阶细心地记下了叶巴村、林卡乡以及第三、四章节中走过的每个地方的民生数据。这些数字不仅仅是简单的统计罗列，其背后是带着温度的用心丈量，同时也是报告文学所注重的，通过“田野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的具体文学实践。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文化的解释》一书中提出“深描”的研究方法，强调通过细节的多层描述阐释文化意义。该作中的数字叙事策略可视为“深描”的一种变体，如当作者发现乡里提供的材料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因为“过去许多数据的得来都浮皮潦草”时，这种通过亲自登门，挨家挨户摸排出来的真实数据，便显得尤为珍贵，让“脱贫”二字从抽象的政策概念真正落回到具体的生存现场。

宏大主题中的微观民生叙事

“水”是叶巴村的命脉，也是痛点。全村四个自然村坐落在一个叫“果果隆巴”的山谷里，当热村在上游，是下游三个村唯一的水源地。每到春季灌溉，为争水而起的邻里纠纷便不绝如缕。然而作者没有泛泛而谈“饮水之难”，而是聚焦于洛桑老人——这位78岁的老村主任，如何成为调节四村用水的“总阀门”。当安全饮水工程需要占用村民果园、通过村民田地时，又是洛桑老人“跑前跑后做工作”。这一“以小见大”的微观叙事手法，将基层治理的复杂性、传统水权的伦理博弈等，浓缩为一幕具有戏剧张力的人间图景。

比水更磨人的是“电”。驻村工作组刚进村时，全村没有通电，仅有几户靠着残破的山溪“曲洛”（小型水力发电机）勉强点亮灯泡，雨季来水时明灭不定，到了旱季则彻底失灵。这些民生细节在文学功能上构成了一种“反隐喻”的修辞策略，即现代文明似乎遗忘了这个地处高原边缘，“挂”在怒江边上的小村庄，其间的荒诞与真实交织，比任何抒情都更具批判力。

“路”同样是一道枷锁。叶巴村虽然距离县城不足一百公里，却要在悬崖与怒江间颠簸五六个小时车程，行至180度大拐弯处不仅需要倒车一两次，乘客还要下车抱石头准备垫车轮。在这里路的险峻不仅是一种物理阻隔，更像是一道切割村庄与现代社会的时空鸿沟。

与“水”“电”“路”的困难相比，易地搬迁则是脱贫攻坚中最具革命性的“全面突围”。吉米平阶以克制的笔调，记录了这场悄无声息却又影响深远的空间迁徙。作者并未将搬迁写成简单的“乔迁之喜”。他敏锐地捕捉到了这场空间革命背后的精神阵痛：面对全新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许多人会不适应”。但紧接着，他又以具体而细微的生活叙事消解了这种焦虑：“几十公里之外，他们的农田还在，果园还在，房屋还在”，而更重要的是，“老人们再不会因为缺医少药饱受病痛折磨，孩子们也不会为了上学少小离家”。这些民生细节，让读者瞬间理解了异地搬迁的深远意义：它不仅是住房的改善、家园的迁徙，更是代际命运的跨越。这一物理空间上的千年一跃，其背后是国家力量的庄严托举。

水、电、路、家、医、学这些看似琐碎的生活切片，共同拼贴出一幅高原乡村努力摆脱贫困的艰难生存图景。作者在这些“涓涓细流”般的民生小事中，让读者得以理解“大河”奔涌的来之不易。

“去光环化”的干部群像描写

驻村工作队是全书最动人的叙事线索之一。吉米平阶带领的12人团队与最基层的藏族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作者毫不避讳地写下了驻村干部的脆弱与窘迫：两名女队员在驻村伊始，因艰苦环境而流泪，甚至生出“回去的念头”；队员小廖在拉萨时是“有名的爱干净”，驻村当晚却只能在昏暗的烛光里坐在地铺上，“左看右看，最后下了很大决心似的盖着自己的外套躺下”；通讯不便，队员们需要在村委会门口的一个小土坡上寻找手机信号，时常一个多星期无法与外界联系“饱受煎熬”。这些对于驻村干部日常生活的“去光环化”描写，恰恰构成了报告文学中最珍贵的“生活质感”。然而，正是在这种极限环境中，驻村干部完成了从“外来人”到“自家人”的身份蜕变。驻村工作队尽己所能为村民们办事解难，村民们络绎不绝地送来苹果、藏梨干、核桃、花椒等，工作队又以带来的糖果点心还礼，村委会的大屋子渐渐成了“土特产展览馆”。这些细节并没有刻意煽情，却在“给予”与“回馈”的循环中，呈现了干群关系最本真的样貌——双向奔赴、认同接纳、彼此信任。

书中还格外关注到西藏脱贫攻坚战的另一主力军——援藏干部。此部分书写颇具“自我民族志”色彩，因为吉米平阶本人就是一部微缩的援藏干部史，从援藏、续期到留藏的二十余载光阴，他选择了从“路过”到“扎根”雪域高原。在离开叶巴村后，吉米平阶“前后回去了好多次”，村民们时不时来拉萨寻医问药、探亲访友也都会去看看他，他听到村里的消息“也心有所动”，这些与村民间“你来我往的相互走动”更像是一种出于本能的亲情牵挂。作者擅长通过这些行为的白描表现暗涌的深情，驻村经历让他把生命中的一部分永远留在了高原的褶皱里，也道出了所有援藏干部的心境：一次援藏行，一生援藏情！

笔者在西藏调研期间，走访了多位援藏干部，他们中的许多人一待就是近十年，有的还从最初的援藏选择自愿留藏，将服务边疆建设视为一种生命的自觉。据统计，自1994年中央作出对口援藏重大决策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派出11批共计约1.3万名援藏干部进藏工作，他们一批批地奔赴一线，带来的不仅是资源与技术，更是观念与方法的更新。他们如同一座座桥梁，连接着中央政策与边疆高原，也连接着现代文明与古老村落。通过这些干部群像描写，吉米平阶揭示了一个深刻的事实：脱贫攻坚不仅是物质层面的战役，更是人的战役。驻村干部、援藏干部、留藏干部共同诠释了“中流砥柱”的真正含义——他们不是站在高处的指挥者，而是听党指挥、深入群众、扎根高原的拓荒者与顶梁柱。

文学史价值与文体范式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吉米平阶将亲自踏勘获得的大量第一手材料记录在书中，这些文字将成为研究西藏当代社会变迁的珍贵文献。更为重要的是，这部作品为当代报告文学书写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文体范式：以“在场”的生动叙事对抗历史的缄默，以精确的“数字叙事”赋予作品确凿力量，以微观的“民生细节”充盈宏大主题，以“去光环化”的干部群像描写突出高尚精神。

《幸福的旋律》以“西藏脱贫交响曲”为副标题，全书以“交响乐”结构分为四大乐章。作者从昌都的驻村故事开始叙述，在后续乐章中还将视野延伸至日喀则的珠峰脚下、阿里的极西之地、噶尔的边境新城，记录了达曼人入籍、边境小康村建设、高原生态移民等多个具有时代标志性的事件。这种“点面结合”的叙事结构，既丰富了主题的广度，也拓展了叙事内容的深度，使作品真正成为一部展现西藏脱贫攻坚雪域高原奇迹的“全景图”。

山路的险峻、物资的匮乏、身体的疲惫……当这些细微的声音被真诚记录、被文学照亮，它们便汇聚成了雪域高原上最壮阔的交响——那是一个民族告别绝对贫困的历史回响，也是新时代中国报告文学扎根人民、书写时代的铿锵足音。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该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创新项目“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视域下的边疆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