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琳：东北文艺“悬”与“玄”叙事模式的双重变奏
东北文艺一直凭借其厚重粗粝的生命力、浸染着白山黑水浩荡之气的地域特征，以及与厚重历史相关联的时代关怀，在中国文艺的壮阔图谱中书写着浓墨重彩的一章。20世纪30年代，以萧红、萧军为代表的东北作家群以文学之声参与着家国情感的构建。进入建设时期后，草明等一批作家的工业叙事，书写出“共和国长子”的豪情。但随着国企改制与大规模下岗潮的发生，东北文艺在沉静的哀伤中沉默下来。进入新世纪，新东北作家群围绕东北社会现实，以“子一代”视角展现人的生存困境。悬疑叙事模式，无论是作为入口还是方法，都以其探查与揭秘的属性，成为叩问东北历史记忆的有效方法。巨大的落差感生发出对时代的追问，“80后”东北作家在见证了下岗潮的集体阵痛后，其时代情绪亟待释放。
文学叙事是文化转型的敏感载体，而“悬”叙事为书写这种集体性历史创伤提供了完美框架。叙述者在蒙太奇式的时空环境中不断探索，在悬疑故事的荒凉空间景观中，带着读者踏上灰色地带。东北“悬”叙事只是静静地以探案为切口，剖开一个时代的症候，在通俗故事的包裹下，探析复杂的历史伤痛与社会现实的矛盾。而东北文艺内含的“悬”叙事并非只局限于工业书写中的探案追踪类，广袤的东北乡土文学叙事中也弥漫着悬而未决、萦绕不散的超自然书写。当代东北文学也不仅囊括以铁西区为代表的、遭遇现代性阵痛的工业文明，也包含以额尔古纳河为代表的、承载着古老萨满信仰的原始自然文明。而像《额尔古纳河右岸》等作品，在充满温情回望的同时也透着神秘主义气质。这种气质并非刻意营造的惊悚玄幻，而是源于黑土地所承载的古老传说与自然灵性。万物有灵与叙事者弥散在回忆空间中的抒情氛围，共谋成“玄”与“悬”叙事模式的双重变奏。
东北文艺的叙事传统中，“悬”叙事从20世纪30年代东北沦陷时期个体的精神悬浮，延伸为新世纪对社会肌理的悬疑解剖，最终深化为对乡土灵性的悬置叩问。而“玄”叙事现代性转化的起点是以萧红、端木蕻良为代表的东北作家群的启蒙阶段，通过对民间信仰的祛魅与审视，将“玄”从迷信推向现代叙事。进入新世纪后，以迟子建、班宇、郑执、老藤等为代表的创作更注重审美，他们不再简单批判“玄”，而是将其视为珍贵的地方性知识，以抵抗同质化的侵蚀，并完成对文化根脉的持续探寻。本文将从新世纪东北文艺中兼融探案叙事模式与东北现实纹理的“悬”与“玄”叙事出发，探究这两种叙事范式如何超越类型文学，成为书写东北地域经验的重要策略。
一、回答时代诘问的“悬”叙事
消费文化背景下，许多机械复制产品与商业神话正被批量生产，给予消费者丰沛的视听感知。“在现代娱乐工业与消费体系中制造着一个又一个视觉/商业神话，那么和当年施蛰存一样，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尝试融入悬疑、侦探等类型元素，并以此作为表现时代‘新感觉’的方式之一，反而有可能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准确捕捉到某种当代社会的内在感觉结构。”（1）在市场的喧哗声中，许多作品不约而同地将悬疑、侦探等元素纳入纯文学的叙事范畴，借此勘探现代生活的罅隙。这些充满张力的触角伸向东北文艺的每一个角落，这些感觉结构与20世纪新感觉派的光怪陆离遥相呼应。不同的是，剥离掉上海五光十色的现代景观和摇曳生姿的都市情感，这种强烈的感官结构在东北文艺中，更内化为一种内敛的、压抑的地域知觉，体现在文字上就是灰冷色系的场景构造与深刻的细节描绘。这样强氛围、强情节的书写，更方便其进行影视化、符号化、商品化的转化。“以‘新东北作家’的双雪涛与郑执不谋而合地都将作品序列的风格落定在犯罪悬疑上。双雪涛更是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白日焰火》的喜爱，由此创作出了《平原上的摩西》《北方化为乌有》《我的朋友安德烈》等犯罪悬疑小说——如今也受到了影视版权的邀约成为一种可供消费的历史经验。”（2）在东北文艺中，试图呈现历史与现实荒诞感的形式本身就是内容。双雪涛在《平原上的摩西》中借助双时间线与多视角的碎片化叙事，将读者纳入一场庞大的悬疑解谜游戏。在只能顺序阅读的文字版图中，读者穿梭于叙事制造的时空裂隙，拼凑被刻意打乱的因果，一步步逼近真相。
在制造悬疑空间的同时，东北“悬”叙事将宏大历史创伤转化为弥漫于日常的、具身的历史悬置感。“父亲接到下岗通知那天，我在家里生炉子。对于生炉子，我是非常喜欢的，看着火苗一点点从炉坑里渗出来，钻进炉膛，好像是一颗心脏在手中诞生。”（3）小说中比直接描写痛苦更为残酷的是孩子懵懂的视角，生炉子是琐碎的家庭日常，当父亲失业下岗时，孩子却欢喜地生起一小团炉火，这样错位的视角以日常行为反衬出历史无常的悲凉图景。
“多年后，我在……时，会想起……”这样的句式，不难让人联想到《百年孤独》那个经典的开头。除了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郑执的《森中有林》也采用了这样的叙事策略，“多年后，我考摩托车绕桩时，突然想起那条小蛇”（4），直接构造了在未来回溯性地审视过去的双重叙事视角。《百年孤独》中循环的宿命感被东北文艺征用为独特的历史感，它的出现标志着叙事主体始终带着一个“后来的我”的认知。这样的句式提前预告了多年后的回想，读者便知道该瞬间具有决定性意义。悬疑焦点立即转移，人们不再仅仅追问事件本身，而是更想知道这个看似普通的瞬间为何具有如此持久的、穿越时间的力量。比起凶手是谁，更重要的是追问过去是如何像自食其身的衔尾蛇一般咬住现在，究竟是何种历史促使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东北文艺中的“悬”叙事不依赖情节的曲折和故弄玄虚，而是通过严密的叙事逻辑，将历史的重压转化为直击读者内心的苍凉回响。班宇的《枪墓》中，倒掉的烟囱、半塌的房屋，以及面包车司机的尸体，拥挤在短短几行文字里，尸体仿佛也成了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与尸体伴生的悬疑感已不再是刻意营造的氛围，而是如铁轨旁的杂草一般，成为东北断裂带的一种结构性存在。
在当下东北文艺叙事中，这股冷冽的悬疑气质在悄悄蔓延，而东北独特的工厂景观为这股悬疑气质提供了历史温床。东北叙事中遍布着庞大而沉默的工厂景观，这些景观在悬疑、探案叙事中，绝不仅仅以其衰败的、迷宫般的物理特性提供沉默的叙事后景，它更是一种历史化、人格化的集体记忆景深。新世纪东北文艺的独特之处在于，将“悬”叙事转化为一种解剖现实的隐喻工具。“悬案、侦探、受害者、凶手、真相、正义……类型化的悬疑与历史记忆相互触及，力图揭示与还原东北社会经济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隐秘而又疼痛的‘锈带’历史真相。”（5）这一叙事策略将厚重的集体记忆封装于“悬”叙事的框架之中，使其在保留历史质地的同时，仍具有媒介传播特性。而工业场景本身就以其粗砺感形成极大视觉冲击，可以成为消费符号，它与“大背头”“bb机”“舞池里的007”分享的是同一套文化语言。历史的沉重与消费主义的轻盈交缠着，在东北文艺的舞池中共生共长。
“2019年11月30日，网络综艺节目《吐槽大会》上，音乐人董宝石在节目中提及自己与‘二手玫瑰’乐队主唱梁龙讨论‘东北文艺复兴’这一话题。这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借助娱乐节目的传播效应，自媒体开始关注作为一种文艺现象的‘东北文艺复兴’”（6）。“东北文艺复兴”的胚胎最初就孕育在通俗文化的子宫中，其本质是一个借助媒体传播率先形成的文化议题。通俗性始终是这些作品的鲜明底色，它们从大众文化中汲取养分，相关作品在影视、网络等媒介中传播，在算法的助推下最终凝练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东北文艺复兴”文化现象。这些从通俗文化和网络传播中涌现的作品能形成一种声浪，恰恰在于它们熟练地运用了悬疑、探案等大众叙事的外壳，来包裹并试图回答这片土地沉积已久的历史诘问。
二、启蒙视角下祛魅的“玄”叙事
除了与死亡现场紧密交织的工厂大机器轰鸣，一种带着玄秘气息的叙事也始终在东北文艺作品中盘桓。东北文艺中“玄”叙事的发展脉络清晰地呈现出从历史祛魅到当代复魅的轨迹。在20世纪30年代的东北书写中，“玄”叙事首先作为一种启蒙视角下的被批判物，被萧红、端木蕻良等作家书写，他们笔下的“跳大神”等民俗现象被置于现代目光审视下，成为剖析国民精神痼疾的样本。这一时期的“玄”叙事本质上是五四启蒙精神与东北地方经验结合的产物，其目的在于对借民俗之名行迷信之实的封建行为祛魅，这也构成了东北“玄”叙事现代转化的第一个历史阶段，即将封建产物从混沌的日常生活经验中剥离，将其作为等待被理性批判的旧世界符号。正是这一批判性的起点与它所力图解构的对象，为后来“玄”元素的意义反转埋下了伏笔。
在20世纪30年代，萧红多次写到“跳大神”，勾勒出生动而真实的东北民俗风情画。在呼兰河那样一个偏远的城镇，神鬼信仰如同空气一样弥漫在日常生活中，这些带着神秘色彩的民俗也体现出东北“玄”叙事的日常性。但是在《呼兰河传》的话语缝隙间，仍能见作者对“跳大神”神秘性的消解。“跳过了神之后，她把鸡拿回家去自己煮上吃了”（7），萧红没有直接批判大神的虚伪，只是平静地展示了所谓神谕、舞蹈和唱词不过是为了换取一只鸡的实质。但光是通过把鸡带回家这个行为祛魅，也只能揭示仪式的虚伪与滑稽。《呼兰河传》在后文中更详尽地展现了小团圆媳妇在洗热水澡这一酷刑中的惨状，“大缸里满是热水，是滚熟的热水。她在大缸里边，叫着、跳着，好像她要逃命似的狂喊”（8），这恐怖的场景赤裸裸地暴露出迷信仪式蒙昧而残酷的本质。
无独有偶，端木蕻良的《大江》也描绘了仙姑的做法仪式，“仙姑现在舞得更凶狂了，桌上两条红烛烧起半寸长火苗，照着她细致的脸和苗条的腰。病人在床上把贪婪的野狂的眼睛睁得发亮”（9）。在摇曳的烛光下仙姑的身体被刻意强调，这不再只是仪式场景的详尽展示，更像是一种被观看的表演。叙述者没有直接表明批判态度，反而以一种冷静疏离的视角描绘着这冷切切的舞蹈，当仙姑细致的脸和病人贪婪的眼被作者之笔同时框入画面，再美的脸庞也如同志怪故事的妖冶鬼魅，所谓通灵的神圣性便被彻底消解了。端木蕻良特意给病人贪婪的目光以特写，既拆穿了仪式的虚伪，也揭示了其背后与个体病痛连接的腐朽社会体系。
萧红、端木蕻良等东北作家，其文学创作高峰期适逢五四新文化运动，此时的启蒙精神从思潮转化为深刻的社会议题，在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先驱者所推动的国民性批判中，民间迷信被视作禁锢国民精神、等待拆解的“铁屋子”的核心部件，是前现代幽灵笼罩下的待破之咒。
三、作为美学资源复魅的“玄”叙事
然而这一曾被整体否定的事物在文学书写的漫长演进中，已然完成了一场深刻的祛魅与复魅，当下作家们不再仅仅将其视为一种被批判、被启蒙的客体，而是自觉地将其转化为一片去中心的、自由的叙事场。民间话语在文本中自在游弋，以其固有的神秘质感为抵抗同质化的现代经验提供了丰富资源。
班宇《盘锦豹子》里摔盆的脆响与系腰的红绳以粗粝的民俗肌理，延展着东北“玄”叙事对生命界限的探寻。“他从兜里拽出一条红绳，一头儿将他母亲的腰捆住，另一头儿系在暖气片上……这是我家那边的规矩，刚走一个的话，另一个也得拴住，不然也容易溜过去做伴。”（10）这段文字甚至没有一个字提到爱，只淡淡地说得拴住，不然溜去做伴。质朴的文字把生死相依说得像怕孩子走丢般自然。生与死在红绳系身、瓦片飞溅的瞬间，以一种极缓慢的姿态重了起来。民俗与强感官关联让东北的“玄”叙事长出血肉，人们用质朴的方式安顿生死、阐释聚散。
这种将民俗深度融入生命体验的叙事方式，在郑执的《仙症》中体现为对东北“出马仙”的书写。“直到多年后赵老师给我看事儿时，我才听说过出马仙的名号，家里开堂口，身上有东西，能走阴过阳。”（11）这种“玄”叙事细致展现了东北民间自发形成的一套处理生死议题的框架。它通过具象的传说与仪式将生死转化为在大炕中、灶膛里、街角边可供理解的日常经验。顺着文本奇异的描写，《仙症》也呼应了巴赫金对怪诞的界定，“巴赫金相反，不说这是对范式的偏离，而说是两种地位平等和彼此补充的审美规范（经典）许多个世纪以来同时共存于文化中”（12）。东北充斥着“仙”与“玄”的叙事并非对规范的偏离或破坏，而是与之地位平等且互补的另一种审美范式。
这一美学范式同样体现在对历史建设的书写中，老藤的《北地》以“呓语”的形式写了白河的建设过程。“呓语”作为一种叙事方法，将东北地域文化气质以荒诞、神秘、变形的方式显影出来。东北官方的宏大叙事与民间充满想象的个体感知共同构成了完整的现实。“我们村有个妇女到讷谟尔河边洗衣服，被一条水蛇吓掉了魂儿，回家恍恍惚惚总是睡不醒。丈夫找人去河边给她叫魂，误叫在一个黄鼠狼洞前，结果妇女病情加重，整天胡言乱语，喝酒吃肉。”（13）黄鼠狼本就是东北地域玄秘气质的具象化体现，它的出现揭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地方性资源，而这套民间文化资源，正是通过“呓语”被富有张力地呈现出来。小说中的“狍塚”更是万物有灵的展现，“这狍子反常呀，好像想跟我们走一样”“狍子换命的事老人不是第一次讲”（14）。人类与狍子、狼和白山黑水，共同成为这个悲壮故事的一部分，共享着同一段被鲜血与恩情浸透的记忆。正因为狍子的牺牲被理解为一种有灵性的恩义行为，人们将其当作恩人给其立冢，营造北地万物有灵的玄秘氛围。
东北叙事中的“玄”经历了一个从被理性祛魅的迷信对象，到被审美复魅的诗学资源的蜕变。而从更宏观的纵向上看，“玄”作为东北叙事的核心模式，实则根植于一个更久远的历史谱系。“玄”的内涵随时代变迁而流转，却始终守护着超越理性的精神维度。在魏晋时期，“玄”是士人探求宇宙人生根本的哲学思辨。至20世纪的“科玄论战”，“玄”的论域从形而上思辨转向现代性批判。“玄”作为中国思想与审美的重要概念，自魏晋思辨出世的“玄”，到科玄论战捍卫的自主性的“玄”，再到通过梦境、征兆、万物有灵等意象，书写生命经验、历史记忆与地域灵性的审美的“玄”，“玄”的内涵虽然发生着巨大变化，但其中都蕴含着理性框架的某种补充、抵抗或超越，始终致力于为那些无法被系统化的生命体验与神秘感知，争取存在的空间与言说的权力。
从哲学思辨到思想论争，再到文学叙事，“玄”完成了从书斋到旷野、从论辩到审美、从精英到民间的落地与重生。正是基于这种文学传统作为基本语境的整体观，东北叙事中的“玄”才得以与志怪传统等更广阔的文学经验建立起深层的互文，成为整个文学传统在回应现代性经验时必然生长出的不可或缺的一环。
四、黑土地上“悬”与“玄”的叙事交响
黑土地上“悬”的叙事张力与“玄”的叙事风格并不是二者取一，而是协作的复调。在东北文艺创作中，“玄”与“悬”的叙事传统始终保持着蓬勃的生命力，这种独特的叙事基因既源自萨满文化，又融合了民间智慧，更连接着黑土地的时代记忆。“悬”与“玄”的交互构成了独特的交响，呈现出三种基本模式。第一，“玄”为“悬”铺染了底色，它不只是背景，更是弥漫的氛围。第二，“悬”为“玄”搭建骨架。悬念用紧密的结构为“玄”铺设轨道，让关乎灵性、土地与记忆的诗性感知得以沿着故事线索显形。第三，这种交响体现为祛魅与复魅的循环，科学理性在破解表层之悬的同时，触发对大地与历史之玄奥的敬畏。这三种模式交织在一起，让“悬”与“玄”汇聚于同一条根脉，它既深刻写实，又始终向神秘玄境敞开。
“玄”为“悬”提供氛围与深度，在现象级影视剧《漫长的季节》中案件的“悬”是探入命运“玄”境的分岔小径。全剧弥漫的悲凉感远非个体悲剧的简单叠加，而是一种如空气般存在的集体性氛围。在人力无法僭越之处，命运得以现身。王响的追寻似乎解答了凶手是谁，却无法回答受害者是谁，悬念的消解恰恰使命运之“玄”显形。其中工厂景观的变迁更是在悬疑脉络的牵引下逐渐显影为命运的符码，它从给予工人身份象征的荣誉空间，衰变为废旧破败、用于毁灭与藏匿罪证的犯罪工具。至此，悬疑不再是外来的元素，而是从工厂衰败的肌体中自然生长出来的叙事逻辑，工厂景观与悬疑叙事在肉身毁灭时完成了最深刻的融合。《漫长的季节》让观众与角色共同行走在解谜之路上，最终抵达的却是对时代与命运之“玄”的领悟，当“往前看，别回头”的呼喊与火车轰鸣交织，在那列火车上的人既无法下车，也永远无法抵达终点。“悬”成为了通向“玄”的小道，而带着悲凉色彩的“玄”才是笼罩在黑土地上空真正的谜底。
“悬”也为“玄”提供了结构与动力。“悬”叙事的“悬”也并非单一地指向工业题材中的罪案谜题，而是根植于黑土地的文化悬置，一种由古老传说、自然灵性与萨满泛灵论共同构筑的文化纵深感。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作为“悬”“玄”交织的叙事传统的代表，其诗意的语调与充斥着万物有灵的诗性书写，成为“玄”与“悬”得以共振的语言载体。《额尔古纳河右岸》不再将民间信仰置于批判视野之下，而是通过形式邀请读者先行接纳并栖居于这个“玄”的叙事场域，从而使“悬”的结构与“玄”的内核交织为一体。小说开篇就用不一致的字体标注形成副文本，为读者设置下谁是叙事者的悬念，特殊的字体延宕了故事的平滑，却放大了对讲述这一行为本身的凝视。副文本的设计邀请读者先进入这个通灵的、跨越生死的讲述场域。文本一开始就交代了叙述者是一位90岁的老人。老人的回忆成了容纳奇幻寓言、玄幻巫术的载体，在她的讲述中，没有绝对的善恶，没有非黑即白的定论，每个人的选择与命运、是与非、对与错都被悬置。《额尔古纳河右岸》以其浓郁的神秘主义叙事风格，拓展了“悬”与“玄”叙事的边界。
从《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悬”与“玄”的诗性交融，回溯萧红、端木蕻良那一代作家对民间信仰的启蒙式祛魅，可以发现其中叙事立场的位移。如果说早期的批判是将“玄”从生活中剥离出来进行审视，那么迟子建等当代东北作家，则是让“玄”重新落回生活的泥土中。这种立场的转变提示了当这些民间话语不再是被批判的客体，而是内在于故事呼吸的主体性存在时，写作者究竟应持何种立场，这一叙事伦理问题。《生吞》中殷鹏被骗，养蛇当“保家仙”，骗子称供奉蛇可保发达。“保家仙”这类玄秘元素的出现，或许并非作者的刻意设置，而是黑土地文化在文本内部自发生长的必然产物。当故事深入这片土地的肌理，“仙儿”作为东北萨满文化的遗存基因，如同血脉一般自然流淌于文本之中，成为小说构建人物行为逻辑与地域真实感的关键符号。在此情况下，“保家仙”一类玄秘元素正可被视为一种地方性知识。郑执深刻地揭示了这一地方性知识被转译的过程：地方性知识从其原初的、敬畏自然的语境中被剥离，转译为服务于个人贪婪欲望的工具。郑执也延续了自萧红以来东北作家群的批判性，当一位少女的鲜活生命最终被如此愚昧的观念吞噬，其所呈现的已不仅是一桩悬疑罪案，而是被迷信思想所裹挟的残忍人性。
即便在新世纪以现实主义为基调的文学创作中，这种神秘叙事的血脉依然在文本深处静静流淌，形成了一种既扎根于黑土地又超越日常经验的审美特质。这种双重叙事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作家们既在梦境、预兆、超自然现象中延续着“玄”的脉络，又通过层层递进的悬念设置、环环相扣的谜题设计，让作品始终保持着“悬”的吸引力。而科学理性在破解表层之谜的同时往往并非终结，而是构成了祛魅与复魅的往复循环。《战国红》中杏儿预示丰收的杏花梦与预警灾厄的喇嘛眼之梦，连同笼罩村庄的喇嘛咒悬念，共同演绎着“玄”与“悬”的叙事传统。杏儿的梦境与东北乡村根深蒂固的神秘主义传统和民间信仰形成了呼应。与此同时，作者通过一个困扰村庄多年的喇嘛咒，巧妙地构建起贯穿全文的悬疑脉络，“柳城十年九旱，有喇嘛咒压着”（15）。村中女性接连患上怪病又纷纷投井的悲剧，与“喇嘛眼发红必有不祥”的古老传说相印证。这些悬疑元素的设置并非故弄玄虚，而是深深植根于乡土中国的民间信仰土壤，那些口耳相传的预言和鬼魂显灵的传说，真实反映了乡村中国长期存在的思想观念。最终，小说通过科学的介入完成了对这个百年诅咒的祛魅。水中氟超标这一诊断，不仅揭开了女人们集体患病的真相，更将所谓的超自然诅咒还原为科学问题。
当下东北文艺中的悬疑叙事与玄秘叙事在继承东北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不同于传统悬疑叙事一味追求猎奇与感官刺激，而是来自黑土地的、扎扎实实地让现实无法言喻创痛显形的叙事范式。东北文艺的叙事内核是高度现实主义的，其悬疑与玄秘并非目的，而是手法。悬疑叙事以工厂废墟、城市边缘等典型空间为背景，通过案件侦破与记忆追溯的双重线索，实现对东北社会历史变迁的深度剖析。玄秘叙事则延续了萨满文化中的万物有灵观念，将民间信仰中的超自然元素转化为观照现代生活的独特视角。这两种叙事手法在文本中相互交织，既保持着对历史创伤的持续追问，又开拓了地域书写的新的可能，最终构建出一个既植根于东北大地又具有深度现代性价值的东北文学世界。
注释：
（1）战玉冰：《把悬疑作为方法——兼谈当代中国青年写作中的类型问题》，《扬子江文学评论》2023年第4期。
（2）李莎、黄敏：《东北文艺复兴视域下新东北电影突围的三重路径》，《电影新作》2023年第3期。
（3）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第23页，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2021。
（4）（11）郑执：《仙症》，第164、11页，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
（5）范志忠、胡育文：《东北悬疑影视剧的“锈带”叙事与类型话语》，《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5年第2期。
（6）黄平、刘天宇：《东北·文艺·复兴——“东北文艺复兴”话语考辨》，《当代作家评论》2022年第5期。
（7）（8）萧红：《呼兰河传》，第39-40、153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
（9）端木蕻良：《大江》，《端木蕻良文集》第2卷，第361-362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10）班宇：《冬泳》，第29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
（12）〔俄〕纳·达·塔马尔钦科、凌建侯：《怪诞美学与小说诗学——论巴赫金的思想与概念体系对当代科学的意义》，《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13）（14）老藤：《北地》，第8、17、1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
（15）滕贞甫：《战国红》，第13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