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我的脑海中，有两个童年时期的物件时常回闪。

一个是启蒙班主任的紫铜粉笔盒，锃光瓦亮，跟其他老师皱巴巴的纸粉笔盒完全不同。我们下课后，就凑到讲台前，一堆脑袋瓜对着它做鬼脸。那盒子就如同一面哈哈镜，照出来的人脸全是歪的斜的塌的，我们笑得前俯后仰。多年后回想起来，这个粉笔盒就像是灰扑扑的教室里的一束星光。

一个是数学老师拉的乐器。周末在单身宿舍休息的老师，衣着潦草，手里抱着一把酒红色的手风琴，旁若无人地演奏着。手风琴巨大而又温暖的琴声，似乎把老师本人变成了一把人形扩音器，让整栋宿舍楼都可以听得见、感受得到，而沐浴在琴声中的老师本人也变得光彩熠熠了。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到音乐的神奇魅力。

这两个物件一直存留在脑海里很多年，我一直没想好该怎么归置。直到有一天，我在整理旧物时，翻出父亲制酒时用过的土酒坛子，那股混合着猪板油、冰糖和酒香的味道，瞬间让这些记忆碎片开始向着一个中心点坍塌。我意识到，那不是某位老师、某位父亲的味道，而是一整个时代的味道。

创作的冲动就是这么迸发出来的。它不是在作者头脑中已经有的一个完整形象、一个完美结构、一个完备思想，有的可能只是一些画面、味道、声响在不停地刺激着脑垂体，在一个突然的爆冲之下，它们就会自行拼接起来，产生出奇妙的反应。

一直到小学四年级，我都在一个叫革勒车的小镇生活。这是全国唯一一个以土家族语命名的地名。革勒车，在土家语里，就是两条汹涌河流交汇之处。同时，“革勒革勒革勒”，也是水车咯吱咯吱作响的声音。正因为这个极具动态的名称，在我当时看来，小镇生活的一切都应该是流行的、运动的。一个人的时候，是蹦蹦跳跳，多个人的时候，只要有一阵风吹来，一群人就马上变身跑不死的小鬼头，从头到尾地疯跑。大河、小河的河水从来没有停息过，小伙伴们也一直在奔跑着。

长久以来，我以为只是乡野孩子的野性如是，根本没有在意。直到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奔跑就是人的本质，就是人的宿命，它和吃饭、睡觉一样，是我们人性的一部分。就像很多年前的那一群野孩子一样，奔跑在野地里，那都是天性使然，是最自然的流淌。这构成了我的创作基本理念，一切都是变动弗居，一切都是处于运动之中。而唯一没有变化的，就是变化本身。

正因为世事都处于流动之中，时间对于我来说，是那么的陌生，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都无比的陌生，我唯一能够把时间的格栅填满的是那无比繁复的细节。咯咯吱吱的水车里可以藏进去一个人的三个月，熊老师的粉笔盒里可以盛得下五十个人的一天，而方形煤油炉可以盛得下整个乡村一整年的密语。除了这些相对静谧的格栅，还有那些溢动的格栅，“凉油下锅”“用蒜瓣观察火候”“撒盐而不是撒糖”，存满了时间发酵之后的光芒。

在常人的眼中，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有到过，而当下正在光速流逝，时间如同一枚箭矢，一去而绝不回头。长久以来，时间就这样自自然然地在我们身边流淌，存在于我们的身边，其实它根本就不存在。受制于热力学第二定律，个体无法逆转时光，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这些时光格栅里的细节一格一格地保存好。日常工作中我会每天记工作日志，但是在创作中，我更喜欢把时间的格栅乱堆乱放。而在时间的格栅里，我存放着一件件时间的刻度。

烹制鹅卵石，炒黄豆做咖啡，其实是一个隐喻。河中的石头子，是乡野最平常的东西，但杨老师却把它做成了下酒菜。黄豆长得像咖啡豆，炒得略微带煳，就是现磨手冲土咖啡。他们没有像样的下酒菜，也没有真正的咖啡豆，但他们在不经意的俯仰之间完成了自己的创造。这种“创造”，不是自欺欺人，而是一种生活的态度。鹅卵石再怎么炒，它终究是石头，黄豆再怎么有焦糊味，它终究只是黄豆。但正是这种看似无意义的“创造”，却实打实地承载起了友谊，承载了那个午后的滋味，这就够了。而这些细节的背后，藏着的是他们对于生活绝不对付、绝不妥协的态度。在那个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这些细微的点滴却是可以守住个体尊严的最后底线，虽朴素却深沉。

从时间线上看，开学换老师，认识杨老师，去他宿舍，看他做菜、喝酒、喝咖啡、拉手风琴，回家。从情感的变化角度看，也有递进，开头是失落和好奇，中间是惊讶和不解，到做咖啡那一段，苦涩达到了顶点，而随着手风琴响起，父亲唱起俄文歌，情感之门突然就打开了，从一个狭小的房间走到了广袤的旷野。

开头和结尾对此也进行了呼应。开头是“天崩了”，结尾是“那一夜，我人生第一次失眠了”。从震惊到失眠，这个孩子经历了一场精神上的启蒙，而中间所有的细节，粉笔、假领子、油炸花生米、鹅卵石、咖啡，都是这场启蒙的一部分。等我躺在床上看星空的时候，我已经不是开学第一天那个只会对着粉笔盒做鬼脸的孩子了。

自记事起，父母在我们耳边唠叨，走出大山，翻过野三关，去看看汉口的江汉关。从小，我们便被这份执念裹挟，也从小被灌输了这样的焦虑。常常在夕阳西下之时，西北望，层层叠叠，真是苍山似海残阳血，无数大山无数愁。不管平日里多内敛的人，看到这样的景致，都会忍不住幽愁暗恨油然而生。

所谓的日出乡关，应该就是这样的心怀吧。可能我们的祖先们看到这些，也会无限惆怅。年轻时，趁着一股子犟劲，可以单枪匹马去闯荡，总认为世界是来为我而准备的。等到自己在他们当时希望的地方落下脚之后，发现这里也不是自己的故乡。

而每次兴冲冲地回到老家，三五天之后又会发现，那个自己视为襁褓的故乡，其实已经回不去了。忒修斯之船一旦启航，再回首已是百年。而像我们这样的，早早就离乡背井的游子，可能这辈子再也回不到精神的故乡了，又无法完全融入现实生活里，于是始终在两地，生活的张力始终存在。然后，正是这样在生活中无法释怀的张力，倒是可以成为创作的源动力。所有的压力都可以在这样的张力之中释放出来，归乡与返乡成为持久对抗的节拍。

但是无论走到哪里，大山是永远的依靠，或许我们永远无法融入大城市之中，因为山的气质与血脉在我们的内心永远流淌。而等到两鬓斑白之后，回到老家，却发现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胖子哪里来。”这不是戏谑调侃、笑谈，而是残酷的现实。曾经踩着风火轮一般的伙伴，如今只能各自吃着降压药。这就是武陵山脉的答案：山，永远在那里。